波茨坦会议（3）

丘吉尔说那些船要么平分，要么销毁，战争武器都是可怕的东西。目前德国海军残存的3艘巡洋舰、15艘驱逐舰、12艘鱼雷艇全在英国人手中。美、英都属于海军强国，根本看不上德国人的这些东西，他们自己的很多舰船战后都会直接拆解或送给一些小国使用。苏联的陆军强大，但海军相对弱小，斯大林很看重德国人的舰艇。他在许多场合都这样讲过，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而现在苏联海军与陆军相比简直就是侏儒。

“那就平分好了，”斯大林说，“如果丘吉尔先生愿意，可以大方地沉掉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可我没打算沉掉属于我的这部分。”

第一次会议仅用时1小时45分钟，18时55分，杜鲁门宣布休会。回到寓所的丘吉尔告诉莫兰勋爵，“斯大林和蔼可亲，但他的嘴巴张得很大”。他注意到这位苏联领导人改抽雪茄了，可能是心脏病发作后做出的改变。“他说他喜欢雪茄，不愿抽香烟。假如他抽着雪茄跟我一起照相，大家肯定会说那是受了我的影响，我这样对他说了。”莫兰问首相，是否认为杜鲁门有真才实学。“我认为他有。不管如何，他是个有着巨大决心的人。他不顾地面松软，坚定地把脚踩上去。”为了说明这一点，丘吉尔光着双脚在地板上重重地踩了几下。

就第一天的会议来说，杜鲁门的表现还算不错。他的讲话言简意赅，直奔主题，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丘吉尔冗长且华而不实的发言连自己人都很不满意。贾德干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自从离开伦敦，首相就不愿意做任何事或阅读任何东西，这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这样他就没有变通的余地了。如果他对所要讨论的问题一无所知时，就应该免开尊口或由外交大臣替他发言。可是他没有那么做，而是动不动就插嘴，说了很多不相干的废话，把我们在每个问题上的意图都暴露了。”贾德干对杜鲁门印象很好：“美国总统的反应最快，也最有条理。他在首次会议上只是在努力建立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清单。每提及一个问题，丘吉尔都要发一次脾气，杜鲁门和安东尼（艾登）两个人合起来都拦不住他。”

当天表现最出色的当数斯大林。“他讲话沉着简练，语句有点断断续续。而他的年轻译员巴甫洛夫立即把它翻译成铿锵有力的语言，”贾德干说，“他在讨论中常常表现得很幽默，从不冒犯别人，直率而不妥协。”“他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谈判大师，”坐在第一排的戴维斯这样评价自己的偶像，“他坐在椅子里，几乎是闭着眼睛倾听。他发言时简明扼要，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所有修饰辞藻。他的见解犹如机关枪一样发射出来，他的记性真好。在陈述反对意见时，他总是先分析和叙述对方的要点，然后再逐一用反面论据进行反驳。”戴维斯最后也没忘记评价自己的领导，“杜鲁门的主要优点是谦逊和果断，他警觉、敏锐、头脑清醒、积极而坦诚”。

尽管第一次会议的气氛还算融洽，但在多次会议上充当总统翻译的波伦仍然对未来的前途感到担忧，“罗斯福对丘吉尔和斯大林友善热情，杜鲁门则保持着礼貌的距离。虽然大家表面上很友好，但三方明显都有所保留，而这就意味着根本上的不信任”。

当晚，斯大林在无忧宫设下豪宴，盛情款待来自远方的朋友。一张长9米、宽6米的大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精美的食物——鹅肝、鱼子酱、干酪、鸡、火鸡、鸭和数不清的其他肉类，还有品种繁多的葡萄酒、香槟和伏特加。宴会大厨戈伯里奇是特意从莫斯科请过来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雅尔塔掌管过罗斯福的厨房。那些在德黑兰、雅尔塔认识的老朋友开始叙旧，互相敬酒。杜鲁门似乎不太喜欢这种场面，刚过19时他就要回“小白宫”了。回程10分钟路必须经过苏管区，杜鲁门、莱希和贝尔纳斯同乘一辆车。他们的车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一名苏军中尉拦住。几分钟后，几位赶过来的苏军高级军官呵斥了那名中尉，向杜鲁门敬礼后放行了美国人的车。坐在前排的莱希转身小声告诉总统：“我敢打赌，这个中尉绝对活不到明天上午。”

杜鲁门对第一天会议的情况感到满意，在当晚写给贝丝的信中说：“我害怕极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按照套路出牌。不管怎么说，会谈已经开始，而且我达到了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斯大林答应在8月15日参战，不会有差错。要我说的话，我们会提前一年结束战争。想想那些免于被杀命运的孩子吧，这可是件大事。”

18日上午，陆军部长旋风一般冲进了“小白宫”，递给杜鲁门一封哈里森刚发来的电报：“医生刚刚回来，心情振奋，信心百倍。自信弟弟会和他的哥哥一样健壮。他眼中的光亮从这里到海霍尔德都能听见，他的啼哭声从这里一直传到了我的农场。”美国代表团通信中心的译电员禁不住浮想联翩：难道78岁的史汀生又当了父亲？如果能休会一天以示庆祝，那就更好了。

史汀生为总统解释了电文中的暗语：“弟弟”是指刚刚在新墨西哥州试爆成功的钚弹，“哥哥”则指将要投放在日本的未经试验的铀弹。“医生”指格罗夫斯，他相信两天前试验的钚弹与尚未试验的铀弹威力一样强大。海霍尔德是史汀生位于长岛亨廷顿附近的一处庄园，距华盛顿250英里，而哈里森在弗吉尼亚州上威尔的农场距华盛顿50英里。

杜鲁门原定与丘吉尔共进午餐，现在为电报展示的新内容激动不已。13时15分，他把电报揣进口袋，徒步6分钟去了英国人的别墅。总统和首相单独吃饭时，杜鲁门给丘吉尔看了史汀生的电报。“曼哈顿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合作，双方将共同分享项目成果，对英国人根本无须隐瞒。前一天下午，史汀生已奉总统之命来到这里，与首相分享了哈里森的第一封电文，现在杜鲁门又带来了更多细节。

看完电报，丘吉尔和杜鲁门一样兴奋。在此之前，美、英原计划用可怕的轰炸和大军登陆来攻占日本。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消灭日本人的抵抗，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征服那个国家，我们很可能会丧失100万名美国人和50万名英国人的生命。现在这个恐怖的梦境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两次剧烈震动后整个战争结束的景象——似乎真是光明而美丽。我立即想到素以勇敢使我敬服的日本人，自从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武器出现以后，或许会从中找到一种借口来挽回他们的面子，并且推卸他们战至最后一人的责任。此外，我们不再需要苏联人了，无须乞求他们的恩惠。因此那一连串的欧洲问题，可以就他们本身的利害并且按照联合国的规则来处理。我们似乎突然得到了上帝恩赐的良机，可以减轻东方的杀戮，并且在欧洲得到了幸福得多的前途。”丘吉尔将上述意思表达出来，杜鲁门当即表示赞同。

现在两人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该不该把这个大秘密透露给斯大林？如果需要，什么时间合适？杜鲁门觉得，最好等会议结束后再说。丘吉尔则认为越早越好：一是可以让苏联人在会议上变得听话；二是表明我们心地坦荡，根本无意对苏联人隐瞒。如果斯大林问“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们”，就解释说一直在等待试验的结果。杜鲁门同意上述说法。丘吉尔进一步提醒说，应该只告诉斯大林“原子弹存在的基本事实”，但“具体细节”不要说：“最好是在某一次会议之后告诉他，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炸弹。这种炸弹超乎常规，我们认为它对日本继续把仗打下去的想法会产生决定性影响。”丘吉尔再次强调，原子弹让苏联参战的承诺变得无关紧要，估计早在苏联进军中国东北之前，战争就结束了。杜鲁门再次深表赞同。

丘吉尔还提出了一条建议，“无条件投降”这句话一直使他感到不安，它可能使美国人和英国人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丘吉尔说，能不能换一种表达方法，以便使盟国得到“未来和平和安全不可缺少的所有条件，又向日本人表明他们可以保住军事上的某种名誉，给他们一些民族生存的保证。不过他们必须遵守征服者必需的所有保证条款”。看来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希望适当放宽“无条件投降”，以最小代价换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认为，日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名誉可言了！”杜鲁门说，“总而言之，他们有某种目的，为此他们必须准备面对必然要遭受的大量死亡。这个目的对于我们，也许不像对他们那样重要。”说完上述一番话，杜鲁门起身向丘吉尔告别。两人走到门口时，杜鲁门发现旁边摆着一架钢琴，便兴致盎然地坐下来弹了一会儿，随后与丘吉尔寒暄几句，急匆匆地出了门。

杜鲁门原计划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礼节性回访斯大林，因为前一天苏联领导人访问“小白宫”时诚恳地邀请过他。总统车队——杜鲁门徒步离开“小白宫”时，他们一直跟在后边，领导坐不坐是一回事，车队跟不跟上去是另一回事——从丘吉尔的别墅出发，2分钟后就停在了苏联代表团住所门口。杜鲁门沮丧地发现，面前又一桌丰盛的酒宴在等着他，尽管他刚刚在丘吉尔那里吃饱了饭。主人盛情邀请尊贵的客人入席，杜鲁门只好又吃了一些。接下来是无休止的敬酒。杜鲁门饶有兴致地看到，斯大林用白葡萄酒换掉了杯子里的伏特加。

两位领导人离开众人，私下找个地方聊天。“我得把这样一个消息告诉你，”当两人站在可以俯瞰湖面美景的窗前时，斯大林说。他递给杜鲁门一页纸，是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几天前提交洛佐夫斯基的备忘录，敦促苏联尽快同意派特使近卫文麿访问莫斯科。美国的“魔术”系统早已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杜鲁门早知这些消息。但在斯大林面前，他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斯大林问杜鲁门要不要答复这封信。杜鲁门谨慎地回答“不相信日本人的诚意”。斯大林说，也许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对这封电报“做一个一般性模糊答复”，“哄日本人入睡”，因为苏联“最终要对日本宣战”。他准备指示莫斯科回复日本说，日方需要进一步解释清楚特使访苏的具体使命，“让日本人放松警惕”也许不失为一个良策。杜鲁门点点头说：“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令人满意的答复一定要语意模糊。”

波伦后来回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对斯大林竟然如此大方地向他们透露日本有意求和，还讨论了应对方略一事，感到非常欣慰，这表明苏联或许有意与盟国开诚布公地会谈。杜鲁门诚恳地邀请斯大林访问美国，“如果您愿意来，我会派‘密苏里’号来接您，它是我们最大、最新的战列舰”。会谈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在阳台上拍了几张照片。两位领导人笑得非常开心，尤其是杜鲁门，一副充满信心的慈父模样。他的确有很多事值得开心：原子弹试爆成功，战争也已胜券在握。他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相信日本人会在苏联入局前屈服。我确信，当原子弹来到日本上空时，他们一定会屈服的。”

在莫斯科苦苦等待了5天的佐藤终于在18日夜间收到了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正式答复：“本官确已收到尊函及日本天皇之通电。兹奉苏联政府之命，本官荣幸地提请贵大使注意，关于日本天皇通电中所述仅具一般形式，而无任何具体提议，苏联政府对派遣特使之使命所在亦不明了。根据上述理由，苏联政府觉得，无法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肯定答复。谨向贵大使表示敬意。”

佐藤立即将苏联的回复向东京做了汇报。在后来发给东乡的电报中，佐藤劝政府应该认识到战争已经输掉，日本别无选择，“只剩下无条件投降或以近似于此的形式投降”。佐藤判断，日本唯一可以和盟军商谈的条件是保留国体，保证让裕仁继续留在皇位上，“本人深知这种提法是弥天大罪，因为我知道这与政府的见解完全相反。但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认为这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做法”。

东乡知道佐藤是对的，但他只能反复重申此前的指示，即请求克里姆林宫尽快协助安排议和。他在电报中这样说：“此时确实急需和平。但另外，国内很难立刻确定可实施的和平条款。”佐藤能读懂东乡的言外之意：政府内部的分歧无望化解，强硬的军国主义分子憎恨类似“无条件投降”的任何字眼。他知道东乡现在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但还不够彻底。在战争最后几周里，那些公开谈论和平的人随时面临着死亡威胁。东乡的双手是被束缚着的，他的反战倾向已使自己成为那些狂热的少壮派军官仇恨的对象。他每走一步都须极为谨慎，在言语上尽量模棱两可或旁敲侧击，而不敢直白地表达观点。佐藤知道自己也一样，但他远在莫斯科，受到的生命威胁比在东京的东乡要小得多。

18日16时，“三巨头”重新回到了会议桌前，现场气氛骤然为之一变，刚才还在推杯换盏的亲兄弟瞬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杜鲁门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他的发言干净利落，切中要害。英国首相的讲话依然啰唆，跳跃性极强，往往从一个话题突然转到另一个话题，让人无所适从。丘吉尔好像事先没有进行准备，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认为凭自己的雄才大略根本不需要那么做。在谈到战后德国的处置时，英国人和苏联人发生了激烈争执。

“我们说的德国究竟指的是什么？”丘吉尔问。

占有德国东部大片领土的斯大林答复：“德国就是今天的德国，没有别的德国。”

杜鲁门对斯大林的直言不讳表示钦佩，写了一张字条偷偷传给戴维斯：“乔，我干得怎样？”

戴维斯在字条上写了字传回来：“百分之一千好。整张桌上就你表现最好。”

18时，杜鲁门宣布散会。会议刚刚开了两天，美国总统就对大国外交蜗牛般的节奏感到灰心丧气。“丘吉尔总是说个不停，斯大林只在那里小声嘟囔，但你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杜鲁门在当晚的日记中抱怨道，“我可不想整个夏天都待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听他们没完没了地演讲。要是想听，我回国去参议院听就可以了。”

7月19日的会场辩论更加尖锐，当天涉及的德国、西班牙、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问题统统陷入僵局，几乎每个问题都是在前一个问题讨论无法进行时被迫转移的。脾气还算不错的杜鲁门第一次发了火，他说自己是以一个美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讨论世界大事的，并不是来设立法庭去审理“一件已经解决了的事件或者终究将为联合国所解决的事件”。他坦承自己不愿浪费时间来听别人诉苦，而是想讨论必须由三国首脑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会议不接触到主要问题，我就要收拾行囊回家去了”。斯大林听完，哈哈大笑，说自己不责怪总统想回家，他自己也想回家。大家一致同意将上述事项交给外长们先议，再做出最后结论，总算结束了当天的会议。

仅仅在波茨坦待了三天，杜鲁门就厌透了。他在当晚写给贝丝的信中说：“每天我至少得向他们非常明白地讲一次，只要我还是美国总统，就别老想着有圣诞老人的好事，美国的利益在我这里始终是第一位的。我想赢得对日战争，还想他们都参与进来，然后我想要和平——世界和平，我会尽我所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当然，我不会在这里再成立一个欧洲政府，赔付赔款，养活世界，最后除了遭到嘲弄，什么都得不到。”

当天会议结束之后，杜鲁门在“小白宫”设下酒会，宴请斯大林、丘吉尔和他们的重要幕僚。大家围绕饭桌坐定，仇人瞬间又变成了亲兄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的嗓门明显提高了许多。斯大林和丘吉尔展开了一场赞扬普通人的竞赛。苏联领导人称，胜利应该归功于劳苦大众，他们包括“普通的士兵和水手”。欧洲战争已经打赢，斯大林开始用隐晦的方式贬低朱可夫等主要将领的贡献。丘吉尔举起双手，做出一副投降的样子：“向劳苦大众敬酒，不管他们是士兵、水手还是工人，黑人还是白人，保守党还是自由党，抑或共产党。”两人互相看着，咧开嘴大笑。

当天宴会的亮点是两名美军的年轻士兵。陆军中士尤金·李斯特用钢琴弹奏了肖邦的《降A大调圆舞曲》《华尔兹变奏曲第四十二号》和几首小夜曲，另一名不知军衔的士兵图尔特·肯尼则演奏小提琴，他们是杜鲁门下令从巴黎紧急空运过来的。由于波茨坦找不到肖邦圆舞曲的曲谱，飞机又专门回巴黎跑了一趟。斯大林和杜鲁门一样喜欢音乐，他被李斯特的精彩表演深深打动。他起身提议大家共同为陆军中士的出色演奏干杯。李斯特自小就很有音乐天赋，1934年16岁时就赢得了费城钢琴大赛的年度总冠军。1942年3月加入美国陆军之后，他经常和其他音乐家在欧洲各战场慰问演出。杜鲁门在他演奏时亲自上前为他翻乐谱，李斯特因此赢得了“总统钢琴家”和“波茨坦钢琴家”的美誉——今后再演出，肯定身价倍增。

受音乐家的演奏感染，老当益壮的杜鲁门赤膊上阵，亲自弹奏了帕德列夫斯基的《G大调小步舞曲》，将宴会气氛推向了高潮。看到斯大林欣赏音乐时那如醉如痴的神态，杜鲁门感到格外满足。但他私下里认为钢琴质量不好，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高超技艺。当晚他写信对贝丝说：“那个老家伙竟然也喜欢音乐。他告诉我，明天他会替我将苏联最伟大的钢琴家请来。我们哥儿几个相处得很好！我们的战士真了不起，他们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多才多艺。”美国人的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1时才宣告结束。

谈判桌上鲜有进展，关于日本尚有多个重大议题需要决断。“小白宫”里酷热难耐，蚊子又不时结队前来袭扰，这些都使杜鲁门觉得冷静正在逐渐远离自己。7月20日上午，杜鲁门前往柏林美军管制区委员会司令部，参加升国旗仪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除了一支军乐队和第四十一步兵师仪仗队，陪他一起参加典礼的人还有陆军部长史汀生、助理部长麦克洛伊，美军驻德占领军司令官艾森豪威尔上将、副司令官克莱中将，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布莱德雷上将等人。

当天中午，杜鲁门请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共进午餐。布莱德雷的名气比艾森豪威尔稍小，但同样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杰出将领，他还是杜鲁门密苏里州的老乡。布莱德雷是第一次见到新总统，他眼中的杜鲁门“直率、不做作、头脑清晰、富有力量”。艾森豪威尔将一个地球仪送给总统作为纪念，这是他在欧洲指挥作战时经常使用的工具。三人在餐桌上讨论了欧洲局势和太平洋战略，总统提到了原子弹。他给布莱德雷留下的印象是，总统决心要使用这种超级武器。

总统并没有征求两人的意见，但艾森豪威尔还是决定主动进谏。他三天前从陆军部长口中得知美国有了这种新武器，“当时我陷入了一种消沉的感觉之中”。现在他将自己的“深切忧虑”向总统做了汇报：首先，日本已经战败，动用如此可怕的炸弹毫无必要；其次，美国应该避免成为第一个动用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从而让战争性质大大升级，“美国应该避免由于使用这样一种在我看来对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必不可少的武器而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艾森豪威尔还建议说，美国不应该邀请苏联人参加对日作战，这会使他们重提对远东领土的要求。不过他也认为，“除非胜利在红军加入前降临，否则没有谁能阻止苏联人参战”。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杜鲁门一条都没有采纳。

回程路上，杜鲁门忽然来了兴致，告诉身边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你想做的事，只要能帮得上忙，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这当然包括1948年的总统大选。”布莱德雷努力保持面无表情，艾森豪威尔却大惊失色。“总统先生，”他慌不迭地辩解说，“我不知道您下任总统大选时的对手是谁，但那个人绝对不是我！”

说几句题外话。1945年11月20日，杜鲁门接受了马歇尔的辞呈，随后任命艾森豪威尔接替他出任陆军参谋长。两人表面上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朋友。这种完全称不上牢固的个人关系在1952年彻底破裂。艾森豪威尔认为，杜鲁门喜欢拉帮结派，缺乏判断力，趣味低下，行为有失尊严，最糟糕的是他降低了美国总统的声誉。杜鲁门则称“艾森豪威尔对政治的了解就像猪一样稀里糊涂”。1952年11月18日两人的交接过程仅用时20分钟，杜鲁门毫不客气地将艾森豪威尔在波茨坦送他的那个地球仪还给了对方。

就在杜鲁门和两位高级将领一起用餐的差不多时间，回到寓所的史汀生收到了副官凯尔上校送来的格罗夫斯和法雷尔共同撰写的那份关于原子弹试爆结果的详细报告。因为内容太过重要，用密码电报又不够安全，这份报告是格罗夫斯派专人乘运输机从华盛顿一路越过大西洋送到波茨坦来的。史汀生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这份12页纸的报告，他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份威力无比的文件。”过去三年多，他一直监管原子弹研发工作。是他哺育了原子弹，看着它长大，小心守护它的秘密，他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史汀生将报告放进公文包，迈着矫健的步伐绕过门前的那片湖。他准备从头至尾再读一遍报告，这次是读给杜鲁门听。在收到哈里森发来的前两封电报之后，杜鲁门一直想了解更进一步的详情。

不巧总统不在，他在贝尔纳斯的陪同下上街购物去了。15时之后，史汀生才进入杜鲁门的房间，他身旁还坐着贝尔纳斯。史汀生开始读报告。因为激动，他读得磕磕巴巴，用了近1个小时才读完。格罗夫斯在报告中说，试验完全超出预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核爆炸。何其伟哉！据我估计，爆炸当量达到了1.5万吨至2万吨TNT。”报告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是对爆炸的物理描述，“短时间内，在20英里范围内出现了相当于多个正午太阳之和的光亮；一个巨大的火球形成，持续了数秒。爆炸产生的亮光在阿尔伯克基、圣达菲、银城、埃尔帕索等180英里外的多处地点都清晰可见。一个巨大的云团带着巨大的力量升起，直达41000英尺高空”。法雷尔准将在报告结尾处写道，“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真正的目的还没达到，战斗试验将是我们对日本交战中使用的那次了。我们知道凯尔上校将会按照他以往的好习惯，小心地保存这份文件”。

史汀生朗读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认真聆听。杜鲁门忍不住击节赞叹：“这真是一份出色的报告，让人百听不厌。”总统好像突然不恨自己当初投身政界了。“他极为满意，”史汀生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总统听到后精神振奋，一次又一次和我谈到它。他说原子弹给了他一种全新的自信感。他还感谢我特地赶到此地来，给予他如此大的协助。”杜鲁门当晚也写了日记：“格罗夫斯的报告令人震惊，让我想起了《旧约全书》中的洪水。这也许是诺亚及其大方舟之后，幼发拉底河谷时代预见到的毁灭之火。”

向总统汇报完，史汀生回到湖对面自己的寓所。他很快收到了哈里森发来的又一封电报：“病人情况迅速好转，待做最后手术，8月初最佳。”这个时间比史汀生预计的要早一些。再次前往“小白宫”与总统商量之后，史汀生给哈里森回电说：“闻病情迅速好转，甚感欣慰。”史汀生没有忘记格罗夫斯是个倔强之人，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京都，于是他在电报的末尾处强调，“需要再次明确目标城市，我已决定不准轰炸的城市必须排除在外，我的决定已由最高当局批准。”

史汀生走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乘车前往塞琪琳霍夫宫开会。突然间变得意气风发的杜鲁门一上来就主导了会议，语言变得铿锵有力。莫洛托夫介绍会议议程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丘吉尔惊讶地看到杜鲁门直接向斯大林发起了猛烈攻势：“现在的他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人物：犀利、自信、固执、坚定，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他直接告诉苏联人，哪里归他们，哪里不归他们。他基本上掌控了整个会议。”

“我们明确察觉到总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国务院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说，“他看上去自信多了，更倾向于进行激烈的讨论，挑战斯大林的一些主张。可以肯定，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得知事情的原委，陆军助理部长麦克洛伊的评论更加精准：“毫无疑问，原子弹给总统撑了腰。得到格罗夫斯的报告之后，他像身上藏了一只大红苹果的小男孩一样赶往下一场会议。”

杜鲁门对苏联人的强硬态度让坐在他身边的戴维斯非常难受，他匆忙写了一张字条塞给总统：“我觉得斯大林先生的感情受到了伤害，请对他友善一点儿。”同样坐在第一排的艾登凑近莱希的耳朵说：“这是迄今为止总统表现最好的一天。”莱希点头表示认同，但他认为不管杜鲁门怎么说，斯大林都不会改变他们控制东欧的既定目标。

7月21日早晨，史汀生将那份详细报告拿给丘吉尔看。大英帝国首相手中挥舞着雪茄，抑扬顿挫的话语中带有他那无法模仿的历史情怀与戏剧色彩：“史汀生，火药算什么？根本不值一提。电力又算什么？毫无意义。原子弹才是‘愤怒的基督第二次降临’。”丘吉尔确定新武器将完全改变目前的外交均势，他梦想能与斯大林这样谈条件：“如果你坚持要做这做那，我们可以直接抹平莫斯科，接下来是斯大林格勒，然后是基辅，再然后是古比雪夫。”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我现在终于明白，昨天的杜鲁门是怎么回事了。那时我还不懂。读了这份报告后去参加会议时，他完全变了。他以最引人注目和果断的方式与苏联人对抗。他对苏联人指指点点，把整个会议都垄断了。读完这份报告，连我都觉得腰杆突然硬朗了不少。”

7月21日的第五次会议结束后，斯大林在苏联人的住地举行晚宴。杜鲁门显得格外兴奋，而丘吉尔非常苦恼，因为宴会又增添了许多音乐元素。美国人的宴会上请来了一位钢琴家和一位小提琴家助兴，斯大林不甘示弱，有意提高宴会文娱节目的规格，叫来了比美国多一倍的人。“斯大林专门派人回莫斯科带来了他们最优秀的两位钢琴家和两位女提琴手，他们的演奏非常精彩，演奏了肖邦、李斯特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我向艺术家祝贺，尽管他们脸上不太干净，而那两位姑娘显得胖了点儿，估计每个人的体重都能有200磅重。”莱希承认两位女提琴手的演奏技艺高超，但相貌差了点儿，穿着打扮也一般，“他们表演的节目让杜鲁门非常开心，乐曲一首接着一首，好像永远都不会结束似的”。

坐在斯大林身边的杜鲁门看到，苏联领导人用一个小玻璃杯饮酒，每次都是一饮而尽，然后顺手拿过瓶子再斟满一杯。杜鲁门以为那是伏特加，就问斯大林怎么能喝那么多烈性酒。斯大林大笑，斜着身子对巴甫洛夫说：“请告诉总统，这是法国葡萄酒。自从我患上心脏病，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量喝烈性酒了。”

时间已到了凌晨1时，躲在一边的首相和莱希实在坚持不住了。丘吉尔起身走到杜鲁门身旁，低声在他耳边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正在兴头上的杜鲁门哪会轻易离开，他回答说：“有什么问题吗？这么美妙的音乐，我正听得开心呢。我想继续留下来，一直到主人宣布演出结束。”

“好吧，”丘吉尔一脸沮丧地说，“我快累哭了，我不喜欢这里的音乐，我要回家去了。”话虽这样说，丘吉尔并没有立即就走，那对主人来说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丘吉尔继续回到角落里和莱希抽烟、聊天。他一边聊，一边皱眉头，并不时发出大声抱怨。杜鲁门后来告诉波伦，“躲在角落里的那两个人一会儿怒目而视，一会儿低声骂人，一会儿嘟嘟囔囔，彼此尽力互相安慰”。

苏联顶尖艺术家的表演结束之后，杜鲁门起身演奏了一支肖邦的曲子。英方翻译伯斯少校回忆说：“斯大林起身带头热情鼓掌，并说自己是三位领导人中唯一没有任何天赋的人。他说他知道首相擅长绘画，而现在总统又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伯斯少校鼓起勇气，大胆赞扬了美国总统的高超技艺。这回杜鲁门可算找到了知音：“小伙子，我对音乐一向非常感兴趣。我恨不得当初不搞政治，而把音乐作为终身职业。”

凌晨1时30分，晚会散场。丘吉尔怒气冲冲地告诉莱希，接连几天听了这么多音乐，他一定要和斯大林、杜鲁门较量一番。回到驻地，他立即叫来了空军参谋长，命令他马上派专机将皇家空军军乐团的全部人员一个不落地连夜空运柏林。这应该是波特尔元帅下达的最搞笑的命令。

回到“小白宫”的杜鲁门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破天荒没有早睡，而是铺开纸张给母亲和妹妹写信：“斯大林的国宴非常成功。开始是鱼子酱和伏特加酒，结束时是西瓜和香槟酒，中间还有熏鱼、鲜鱼、鹿肉、鸡、鸭和各种各样的蔬菜。每隔5分钟敬一次酒，一直敬到第二十五次。我吃得很少，喝酒也不多，这真是一次丰富多彩和愉快的宴会。”

特殊时期的柏林到处兵荒马乱，各占领军之间不时有冲突发生，甚至升级成流血事件。7月31日下午，美军宪兵接到报警，几名苏联士兵正在柏林格尔利茨火车站打劫从西里西亚逃来的难民。他们对难民强制搜身，拿走了所有值钱和有用的东西。火车站位于柏林美占区之内，美国人对这种“越界”抢劫行为异常愤慨，觉得保护这些难民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当美军宪兵17时赶到现场时，苏联人已经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里占据了一个房间。苏联军官拒绝美军宪兵搜查，声称正在休息。应宪兵召唤而来的美军装甲车立即将宾馆团团包围起来。三名苏联士兵试图离开，毫不理会美国人发出的命令。“站住！”一名美军宪兵高声喊道，三名苏联士兵中的两人停下脚步，米哈伊尔·科洛梅茨少校继续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美国人再次高喊“站住”，试图伸手抓住少校的肩膀。他看到少校把手伸进了衣兜并“用滑稽的眼神看着我”。“住手！”美国人在叫喊的同时开枪了。科洛梅茨少校腹部中枪，倒在血泊之中，两天后不治身亡。

柏林一家夜总会因为全副武装的美军和苏军发生流血冲突而被迫关闭。双方大打出手时，早将100天前在易北河畔说出的那些要世代友好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大部分冲突都会以高层军官的相互指责而告终。苏联人一直抱怨说，美国人来到苏管区时，他们就不会轻易开枪。而美国人恰恰相反，动辄就开枪射击，甚至不发出任何警告。美国人解释说：“率先开枪是我们多年养成的习惯。在开拓边疆时代，只有先开枪的人才有可能活下来。”类似事件不仅仅发生在美、苏之间。一名英军上校是位音乐发烧友，他邀请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家列夫·博尔夏德参加晚宴，深夜开车送他回家，上校没有发现前方有处美军哨所。那名被车灯闪花了眼的美军士兵误以为有人驾车闯卡，就朝汽车的轮胎开枪。可能由于枪法太臭，子弹误中博尔夏德的头部，音乐家不幸当场身亡。

美国人在类似冲突中占尽便宜。在各国占领军进驻柏林的前5个月里，苏军被射杀10人、受伤7人，美军无一伤亡。美国驻柏林军管政府一名叫豪尔的上校军官总结出以下原因：苏联人只是将武器当作武力胁迫的工具，他们大部分时间并不想真正开枪，即使开枪也只朝天，而不对人；苏联的小型手枪只有巴掌大，威力太小，射击精度太低；在大部分冲突中，苏军士兵都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法实施精准射击。

昔日被公园和林荫道环绕的蒂尔加滕已成为柏林著名的黑市。美国《生活》杂志报道说：“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各国军人聚在这里做买卖，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美国商品在黑市里最抢手，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卖，小到口香糖和香烟，大到军用吉普车，不过没人买卖飞机、坦克和航空母舰。一条价格仅1美元的美国香烟在这里可以卖出100美元的高价。美国军管政府的一名官员说，如果有能力运输，几条香烟换来的钱就能买到一架质量上乘的钢琴。军人服务社里标价3.95美元的米老鼠手表，被苏军士兵以500美元的价格抢购一空。一部照相机可以卖出1000美元天价甚至更高，回国后简直可以买一辆二手小汽车了。因为美军士兵领取的马克回国后可以兑换成美元，但苏联人回国后不能兑换成卢布，只能在离开前把钱全部花光。

克里姆林宫侍卫长尼古拉·弗拉西克中将对斯大林一直忠心耿耿。从1927年开始，他就负责斯大林的安保工作，一直到1952年。在三国首脑三次会晤中的出色表现，为他赢得了三枚勋章：在德黑兰会议荣获一枚列宁勋章，在雅尔塔会议荣获一枚库图佐夫一级勋章，在波茨坦会议再度荣获一枚列宁勋章。会议期间，他亲自“收集”了一些战利品，回国时带走了一套100件装的瓷器，还有几十个水晶瓶和酒杯，甚至包括一匹马、两头母牛和一头公牛。1952年被贝利亚抓起来之后，他声称参加会议的安全部门高级官员都收到了瓷器礼品，水晶器皿是别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塞进行李箱里的。

大规模黑市活动的触角伸到了巴伯尔斯贝格。杜鲁门的军事助理沃恩准将用自己的军服和苏军士兵交换了上千美元现金。杜鲁门并不是每天都会上天，总统专机“圣牛”号的机组成员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自然不会放弃如此好的发财机会。陪同总统出行的大型C-54运输机里，到处塞满了从黑市购买的物资，光摩托车就有好几辆。美军一名机组成员骄傲地宣称，他仅靠出售手表和其他货物就净赚了6500美元，这在当时可不算一个小数目。连杜鲁门本人都被军人服务社里那些物资的价格吸引，他在写给贝丝的一封信中说：“你最喜欢的香奈儿5号香水卖光了，但我想办法搞到了另外一种，价格是每盎司6美元。这个和香奈儿5号一样好，在国内至少要卖35美元。即使你不喜欢它，也可以卖掉赚点儿钱。”上次人家史汀生一溜小跑过来向领导汇报，杜鲁门却在贝尔纳斯的陪同下上街购物去了，真可谓工作生活两不误。

黑市中少不了皮肉生意。一天会议结束，杜鲁门准备乘车回去时，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冲到车窗前，问能不能搭个便车，一向随和的杜鲁门慨然允诺。当时负责开车的白宫特工弗洛伊德·鲍林竖起耳朵，想听听年轻人究竟和总统说了些什么。只听那名军官对杜鲁门说：“您有任何方面的需要，只管开口。你知道，任何需要，比如说女人。”当车最后在“小白宫”门口停下时，杜鲁门告诉年轻人：“听着，孩子，我是个结了婚的人。我太太对我非常忠诚，我也对她忠诚，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以后千万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这种事。”鲍林看到总统连“再见”都没说，就气呼呼地转身离去。

美国总统的心里有点烦，英国首相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7月21日清晨史汀生告退之后，丘吉尔驱车前往柏林，参加了驻德英军的阅兵仪式。当受检阅部队向他发出欢呼时，丘吉尔回敬以他惯常使用的“V”字手势。但当听到之后明显高出许多的欢呼声送给了艾德礼时，丘吉尔把手放了下来，怒气冲冲地直视远方。他身边的人显然也受到了意外打击，大家认为，要不是这位伟大的战时领袖，英国人不可能来到柏林，而现在他得到的欢呼竟然明显少于之前毫不起眼的艾德礼。但鉴于艾德礼本人也在现场，谁都没把这种不满情绪明显表露出来。

回到住处的丘吉尔一度把不满发泄到卫兵头上。他抱怨他们在自己居住的房间周围巡逻时的脚步声太重，钉靴底踩踏地面时发出的刺耳声音让他无法入睡。卫兵因此全都换上了胶底鞋子，并撤离到足够远的地方。福无双至，祸不单行，22日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光临波茨坦，大街上到处都是倾倒的树木。首相房外的一棵百年老菩提树被连根拔起，顺便带出了树下面的一根水管，丘吉尔因为泡不上热水澡而大发雷霆——首相的三大爱好，除了雪茄和威士忌，就是泡澡。“这难道预示着首相将在两天后的大选中败北吗？”丘吉尔的一名随从在日记里写道，“他说这是上帝最无礼的行为。” NkS514v/RO71+HJ74nE82MV7psiXjphVwGYcqrTecx/TA4YW2sAtdZGd1ss8GOW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