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会议（2）

“小白宫”里的杜鲁门和丘吉尔愉快交谈的同时，8850公里之外的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试验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爆试验进入了最后阶段。7月15日19时，“曼哈顿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少将在临时委员会成员瓦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的陪同下，赶到位于洛斯阿拉莫斯以南210公里的试验场。这片荒漠的名字叫“霍尔纳多-德尔穆埃托”，西班牙语原意是“死者之旅”，很多人经过这里时会因干渴而丧命。核爆试验代号“三位一体”属于基督教中的概念，大意是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唯一的神。格罗夫斯就这一命名特意问了奥本海默，他回答说：“我不确定为什么选用了这个名字，当时我的脑海中突然想起了约翰·多恩《神圣十四行诗》中的一句：‘三位一体’的神呀，请击碎我的心脏！”

核爆试验现场一片混乱，过去几天接连发生的意外事件让奥本海默脑袋都要爆炸了。康奈尔大学年轻爆破专家肯尼思·格雷森博士携带的200套原子弹引爆器差点没能送达现场，他因驾车超速被警察扣留，幸好行李箱里的引爆器没被发现，军方出面协调才安全过关。13日从汉福德运来的13.5磅钚被做成两个表面光滑的半球。由于电镀技术不过关，两个半球相接面鼓起了许多气泡，一大群科学家开始用牙科医生使用的器械修补表面的瑕疵。冶金专家西里尔·史密斯博士提出，最后时刻可以在球面相接处插入一片金箔，包括他在内的现场所有人都不知道这种办法是否管用。14日发生的一次意外把现场所有人吓死了，原子弹在被绞上测试塔顶小铁皮屋的过程中，一根钢缆忽然松了，原子弹差点掉落到15米下方的一堆垫子上。还好偏差很快得到纠正，它最后被摆正吊了上去。

最令奥本海默揪心的是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一个电话。由物理学家爱德华·库洛伊兹组织的一次为确认围绕原子弹核心的高爆炸药组能否正常工作的测试完全失败。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未装原子弹核心的精确复制品未能被引爆。精神濒临崩溃的奥本海默将所有愤怒都发泄到内爆室主任、爆炸专家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战后他出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的身上，怒斥他的失误丢了所有人的脸。这位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负责研制原子弹的一个关键部分，即通过内爆炸药产生的聚焦作用均匀压缩钚或铀，以达到原子弹爆炸的链式反应所需要的临界质量。“喂，奥比，”这个曾在西伯利亚与苏联红军打过仗的乌克兰人不服气，他不是那种面对批评就轻易屈服的人，“我愿意拿一个月工资和你的10美元打赌，”基斯塔科夫斯基说，“赌炸弹肯定能够爆炸！”奥本海默急得快哭了：如果原子弹不爆炸，我要你一个月工资何用？但他居然接受了这个赌局，可见当时他的精神状态有多糟糕。幸好理论物理部主任汉斯·贝特——196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很快从洛斯阿拉莫斯打来电话说，那次测试的计算有误，因为测量试验结果的仪器一开始就设置错了。测试本身谈不上失败，也算不上成功。这意味着试验现场的真原子弹可能会爆炸，也可能不会。

对原子弹是否能被引爆，以及爆炸后会产生多大威力，奥本海默和他的同事明显信心不足。洛斯阿拉莫斯到处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从制造臭子的实验室里，

一只只脖子朝杜鲁门的板斧伸去。

哦，胸有成竹的大科学家，

用一颗哑弹闻名全世界。

多达103名科学家将不同数量的美元扔进了奥本海默那顶卷边平顶帽里，就炸弹威力的大小打赌。设计爆炸力为2万吨TNT炸药当量，只有狂热的“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预测的4.5万吨超过了设计数字。伊西多·拉比预测1.8万吨，汉斯·贝特预测8000吨，基斯塔科夫斯基预测1400吨，奥本海默自己预测300吨，负责组装原子弹核心部件的加拿大年轻物理学家路易斯·斯洛汀预测200吨——1946年5月21日，斯洛汀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次临界实验中遭受大剂量辐射，5月30日不幸身亡。最可气的是炸弹投掷组组长诺曼·拉姆齐，他和莱希上将一样，赌炸弹根本就不会爆炸。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英国的近亲和美国的近邻，一些加拿大科学家也参加了“曼哈顿工程”。

7月15日，早上天气看上去还不错，但下午风云突变。乌云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离爆炸中心16千米的基地上空雷声阵阵。傍晚时分，格罗夫斯等人到达现场时，天气状况已成为人们焦虑的核心。格罗夫斯看到原子弹已组装成功，被安放在一个高31.4米的铁塔顶上。格罗夫斯不接受将试爆推迟的任何借口，他知道杜鲁门为了给试验留出足够时间，特意推迟了会议日期。现在总统正眼巴巴地在波茨坦等着呢。科学家在试验场没日没夜地工作。傍晚时沙漠的气温达到37.8℃，他们挥汗如雨，在调试原子弹铸造模具以及测量核爆效果的众多仪器，很多人直接睡在办公桌上或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里。

格罗夫斯看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奥本海默。陆军工程兵少将绝对称得上彪形大汉，军服被他的大肚子撑得圆鼓鼓的。他的黄金搭档奥本海默弱不禁风，身高1.82米，体重只有61千克，66厘米的腰围称得上杨柳细腰了。格罗夫斯烟酒不沾，酷爱巧克力，保险柜里只存放着两种东西，有关原子弹的机密文件和重达几磅的巧克力。他抽空打网球来减轻体重，效果不佳。奥本海默动辄狂饮马提尼酒，每天至少抽5包雪茄。奇怪的是，如此大的性格差别并不影响两人一起密切共事。现在出现在格罗夫斯面前的奥本海默因焦虑和劳累几乎变了形，皱巴巴的西装松松垮垮地挂在皮包骨头的瘦长身体上，他的体重从61千克下降到52千克，41岁的他看上去比70岁的人还苍老。虽然在不断服用西可巴比妥，但最近几天奥本海默几乎没有合眼，大部分时间都在猛灌黑咖啡和抽雪茄。他不停地咳嗽，还是那种发自胸腔的深度咳嗽。格罗夫斯知道奥本海默随时有可能倒下去，心中物色好了一个接班人，就是前一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伊西多·拉比，他后来被称作核磁共振之父。这位经常戴着一顶汉堡帽的物理学家外表就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颇具戏剧性的是，拉比能够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进而被吸纳进“曼哈顿工程”，还是德国原子弹项目的负责人海森堡博士推荐的。

现场气氛紧张到令人窒息，只有大物理学家费米没心没肺地四处找人开玩笑。他让大家猜原子弹会不会点燃大气层，若点燃了，新墨西哥州乃至全世界会不会毁于一旦，进而毁灭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命。没人愿意和他对赌，如果真是那样，赢的钱谁都拿不走。费米的话让格罗夫斯非常恼火，但现在明显不是发飙的时候。在和提前几天赶到这里签收原子弹的法雷尔准将沟通之后，格罗夫斯认为，自己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尽可能稳定现场的情绪，而发怒无疑会增加紧张气氛。在巡视了周围的环境之后，格罗夫斯指出放置原子弹的塔顶必须有专人看守，日本人很可能会实施空降破坏——到底是没在前线打过一天仗的人，竟然会有这种可笑的想法。

21时，24岁的爆破专家唐纳德·霍尼格博士奉命爬上塔顶陪伴原子弹。引爆炸弹的电触发器就是这位小伙子设计的。梯子很高且湿滑，好在年轻人的身体足够强壮，霍尼格在没系安全带的情况下一级一级地向上爬。途中他停下来喘了一两次气，低头向下俯视，塔底那5名卫兵也正抬头看着他，他们看上去就像沙地上的小蚂蚁。塔顶一个简易波纹马口铁小屋坐落在方形平台上，这间单薄的廉价建筑显然不是为了长期使用而建造的。霍尼格在小屋旁走下梯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屋内卧着一个模糊不清的巨大物体，在屋顶那盏60瓦电灯的照射下反射出诡异的亮光。托架上的庞然大物是一只4吨重的灰色钢桶，大到几乎占据了小屋的大部分空间。一堆奇形怪状的电缆像肠子或血管一样从桶体上伸出来，看上去它像一个有机的活物，一个正在等待诞生的胚胎。即使在白天，它看起来也怪吓人的。外边雷声大作，狂风不停地拍打着铁皮墙，昏暗的灯泡在屋顶晃来晃去。开阔沙漠地带上的钢塔就像一根巨型避雷针，如果被闪电击中会发生什么情况，霍尼格连想都不愿去想。

霍尼格从“怪胎”边上侧身挤过去。他知道几小时后，另一名科学家乔·麦吉本将启动倒计时45秒的爆炸按钮。房间里除了自己和原子弹，还有一部电话，它是霍尼格与外界交流的唯一工具。爆炸前基斯塔科夫斯基会通知他，自己有30分钟时间逃离到安全区域，至少理论上如此。实际上如果真的出现差错，他也许连接通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只要雷雨能停下来，试验就会马上进行。与身在地球另一边的杜鲁门一样，霍尼格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

霍尼格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优秀年轻化学家，战争初期在新英格兰研究水下爆破。1943年，他和20岁的新婚妻子莉莉一起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霍尼格是引爆原子弹的电触发器的设计者，现在由他来陪伴原子弹的最后一程也算说得过去。他随身带着《荒岛十日谈》一书，他记得这本艾伦·史密斯写的幽默故事集并不好看。和即将爆炸的原子弹挤在一个小空间里还能看书，小伙子的定力果然惊人。他不知道在洛斯阿拉莫斯以南160千米的桑迪亚峰，他的妻子莉莉——她也是一名化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负责提取纯化钚——也在等待观摩原子弹的爆炸。她绝对想不到丈夫被指派去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此刻离那颗即将被引爆的炸弹只有几十厘米远。

试爆原定在16日凌晨4时举行。确定这一时间基于以下想法：彼时附近地区的居民几乎还在睡梦之中，不太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虽然预料到爆炸会产生强烈的闪光，但科学家认为它不至于亮到让几十千米甚至上百千米之外的人惊醒。此外，为了更好地将全部过程拍摄下来，爆炸最好能在黑暗中进行。

此刻，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站在营地餐厅外面，看着来到的暴风雨发愁。费米冲过来要求将试验延期举行，他固有的冷静消失无踪。旁边有人随声附和，主张应该至少向后推迟24小时。时间已近午夜，从那群焦灼不安的科学家中抽身出来，两人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取消凌晨4时的起爆计划，凌晨2时与首席气象学家杰克·哈伯德碰头后再做决定。实验现场总指挥、哈佛大学实验物理学家肯尼恩·班布里奇博士坚决反对试验推迟，他手下所有人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精神处在崩溃边缘，他们一旦躺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格罗夫斯叫奥本海默去休息一会儿，奥本海默顺从地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但他没有睡觉，现在哪里能睡得着？他只能在那里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咳嗽。格罗夫斯带着布什和康南特钻进了一座被大风吹得噼啪乱响的帐篷。后来两位科学家告诉格罗夫斯，他们根本就睡不着，也不理解格罗夫斯为什么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将呼噜打得震天响——只有没心没肺的人才能这样。

2时将重新做出决定，留给哈伯德博士的时间非常有限。这位31岁的首席气象学家缩在原爆点附近的一所移动小屋里，正忙着记录最新的读数。小屋里到处塞满了最先进的气象设备，简易办公桌上还摆着新墨西哥州近50年来的气象报告。哈伯德有14位经验丰富的气象学家担任助手，甚至包括为诺曼底登陆准确选择日期的人。这些训练有素的人以及尖端设备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天气非常恶劣。

当哈伯德赶到营地参加凌晨2时的碰头会时，迟到了8分钟，大雨将他淋成了落汤鸡。哈伯德刚下吉普车就挨了格罗夫斯一顿训斥。“这鬼天气到底是怎么了？”好像下雨是哈伯德有意安排的。格罗夫斯每一分钟都比前一分钟更加生气，他将恶劣天气归咎气象预报员，并要求哈伯德给出一个可以进行试爆的准确时间。哈伯德刚开始解释形成暴风雨的气象过程就被格罗夫斯打断，“我不要任何解释，我只要一个确切的时间”。哈伯德辩解说，他正在努力把气象过程和具体时间讲清楚。他接着说，暴风雨会在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来时消散，黎明时分天应该会放晴。连奥本海默都过来劝暴跳如雷的格罗夫斯，这位陆军工程兵少将对哈伯德和他的团队怒吼道：“你最好给我预报准了，不然我会吊死你。”

格罗夫斯现场宣布解散气象团队，“从那以后，气象预测这个我难以胜任的领域也得靠我自己了”。这一情景让老酒想起了从马夫韩枢手中夺过缰绳亲自执鞭的齐景公。不过在回忆录中，格罗夫斯这样写道：“我们召来几个气象学家，他们显然对这一次远期天气预报的失败而心情沮丧，我也立刻原谅了他们。此后，我只得亲自来做天气预报，而我对这一领域所知道的不过是些最普通的常识。”从格罗夫斯的性格判断，前一种说法真实的可能性更大。

在2时15分的会议上，格罗夫斯取消了4时的引爆计划。哈伯德当然不会真的撂挑子，他预测5时至6时会有一场暴风雨。2时30分，暴雨袭击了原爆点，主观察灯被毁坏，试验塔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3时刚过，奇迹突然出现，暴雨竟然停了。4时前后，空中云层逐渐散开，风力变弱。4时45分，格罗夫斯在征求了奥本海默的意见后咬牙做出决定：5时30分准时引爆！

在塔顶陪伴原子弹的霍尼格终于接到了组长基斯塔科夫斯基打来的电话，“快速撤离”。霍尼格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大家伙，它依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小伙子转身快速离开，带着那本没看完的小说，像猴子一样从塔顶溜了下来。5时整，他和塔底的5名士兵会合，乘坐早已准备好的吉普车快速驶开。塔底给他们预备的吉普车有好几辆，即使所有车都出现故障，30分钟时间也足以保证他们跑到足够远的安全地带。

在原爆点西北约32千米的坎帕尼亚山上，《纽约时报》资深科技记者威廉·劳伦斯正哭丧着脸生闷气。这位立陶宛难民本名叫莱布·西韦，参加过1905年反对沙皇的暴动，他的塌鼻子就是当时警察用枪托砸伤后留下的后遗症。为了不让儿子被军警逮捕，母亲将他装在一个大腌菜桶里从俄国偷运到德国，最后辗转来到美国，用新名字开始了新生活。一贫如洗的劳伦斯通过给富人的孩子做家教读完了哈佛法学院的课程，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终于成为美国最具才华、最有影响力的科学记者。他是共同赢得1937年普利策科学报道奖的跨报社报道团队的一员。作为一名科幻小说的狂热爱好者，他对物理学和宇宙有着天然的好奇心。1940年9月，劳伦斯对核物理领域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主动去旁听奥本海默的物理学课程，还利用职务便利采访过费米和玻尔等大科学家。他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核问题的文章一度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高度关注。

格罗夫斯认为，劳伦斯在原子方面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把他留在“曼哈顿工程”之外是非常危险的。他知道到某个时候，政府肯定要向公众披露原子弹的细节，索性将这个人拉进“组织”，为我所用，免得生出不必要的事端。在派出情报人员对劳伦斯的背景进行详细调查之后，1945年4月，格罗夫斯带着自己的律师，来到《纽约时报》的办公大楼，找到了总编埃德温·詹姆斯。他直接向总编辑提出，自己负责的一个重要项目需要借用劳伦斯一段时间，而且在项目完成之前不能发表任何内容。《纽约时报》并不能因此获得独家报道权，劳伦斯的文章必须共享给其他新闻机构。格罗夫斯还说，出于保密需要，劳伦斯将继续留作《纽约时报》雇员，埃德温还要安排其他人撰写文章以劳伦斯的名字发表，以表明这人还在从事原来的工作。格罗夫斯最后说，这不是提议，而是命令，你同不同意我都要把人领走，薪水还得你们来开。

除了遵命，埃德温确实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派人把劳伦斯叫过来，格罗夫斯把刚才的话对记者重复了一遍：“你会从地球上消失几个月，不仅将在政府的许可下工作，还要在政府的管控下工作。不许有一篇文章、一个句子甚至一个单词泄露出去，除非我本人亲自点头同意。如有需要，你还要起草媒体通稿和其他官方通信稿。”劳伦斯很讨厌这些条件，但他从格罗夫斯的话中嗅出了一个大新闻的味道，即将从事的工作很可能与原子弹有关。他向格罗夫斯提出了唯一一个条件：他要有完整的通行权，可以采访想采访的任何地方和任何人。格罗夫斯同意了，劳伦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喜欢就是最大的动力——就像老酒写战争史，同样因为喜欢，熬眼磨屁股到天快亮也不觉得太累一样——被强行征调走的劳伦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工作之中，快乐得简直无以复加。他先后参观了橡树岭庞大的铀分离车间、汉福德的钚生产环节、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等与“曼哈顿工程”相关的单位，最后来到了它的神经中枢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短短两个月，他采访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到两位数，至少和三位数的科学家混成了脸熟。劳伦斯竭尽全力去收集尽可能多的背景和辅助资料，没日没夜地拼命写作，从中享受报道历史上最重大新闻带来的独特快感。离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还有好几十天，劳伦斯已经凭想象写好了28篇文章，其中甚至包括投弹之后总统向媒体发布的声明草稿，唯一的空白处是那座被轰炸城市的名字。劳伦斯忘我的工作热情让格罗夫斯非常满意——能从这位老兄处得到认可的人十根手指都数得过来——他慨然允诺，让记者参加一次对日本的原子弹投掷任务，亲眼见证梦想中的核力量究竟会给一座城市带来多么大的破坏。劳伦斯清楚，又一个普利策奖正在向自己健步走来。

劳伦斯是7月14日赶到试验场的。他在这里给总编辑写了一封信：“这个新闻，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发表后将成为第八日奇迹，某种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故事。发表那天，请提前给我留下大约20个专栏的篇幅。”《圣经》中耶稣用七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劳伦斯用“第八日奇迹”来形容原子弹爆炸可能在大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他提前写好的28篇文章中，第二十三篇的题目就叫“第一次原子弹测试目击者描述”。他甚至给自己写了一份讣告，交代如果自己在测试中不幸“阵亡”，就由其他人代为发表。但是此刻，他被安排在如此远的山岭上，根本看不到现场的任何情况。一想到自己很有可能就此错过职业生涯最大的独家新闻，劳伦斯简直目眦欲裂。身边的一位科学家安慰他说：“别担心，你会看到全部要你看的东西，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记录人能够活下来而已。”

原爆点以南8800米的一个混凝土掩体里，试爆总指挥班布里奇博士将钥匙插入了一只上了挂锁的金属盒。现在是清晨5时10分，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萨姆·艾利逊最后一次对了表，他负责最后20分钟的倒计时。艾利逊夫人几天前刚刚从圣达菲的一家修理店把表取回来，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修好这块表，艾利逊没有告诉她。

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选择从两个不同的位置观看试爆。这样如果两人死掉一个，项目还可以继续下去。如果两个人都死了，项目也就没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格罗夫斯的不远处站着菲利普·莫里森博士，正是他将装在吸震箱里的钚核从洛斯阿拉莫斯一路运到现场来的。莫里森伸手将袜子往上拉，将裤脚尽量往下放，以确保皮肤不会直接暴露在外面。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这位奥本海默的得意门生当然知道这种方法完全无用，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他知道今晚不过是原子弹的一次测试，但也许很快会用于实战，那就会杀死无数的人。莫里森有点希望试爆失败，像他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如果西拉德、弗兰克等人在此，他们一定也会这样想的。此刻的莫里森陷入欲望和恐惧的夹缝之中。作为亲自参与其中的科学家，他当然希望试爆成功，但他人性的一面则希望试验最终失败。

很多人都在往事先挖好的堑壕或掩体里钻。一名陆军中士借着手电筒的微弱灯光，向众人宣读了现场须知：当两分钟倒计时开始时，所有人员都要卧倒，头不能朝向铁塔方向，“像这样低伏在地面上可以降低爆炸带来的危险，飞石、玻璃和其他东西可能从爆点直接飞到你们这里”。爆炸之后，人们可以转过头来看铁塔上方的云层，但不要直接凝视火球，以防强光刺伤甚至灼瞎眼睛。

闪光肯定会非常耀眼，但到底有多亮谁也不知道。那些不要命也要观摩爆炸的人都被发放了焊工使用的护目镜或黑色玻璃，他们被要求把它挡在眼前观看。所有人都要穿上长衣长裤以遮盖皮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一瓶瓶防晒油发了下去，人们把它抹在暴露的脸上和手上。所有汽车的窗户都要打开，到了能安全站起来的时候会有警报提示。格罗夫斯趴在布什和科南特中间，他看到爱德华·泰勒正在往胳膊和脸上涂防晒油，很多人在执行同样的操作。过去两年里，泰勒一直在研究氢弹。

只有一个人完全无视禁令。费米躲在一辆卡车的挡风玻璃后边，他要站着看到自己的杰作最后产生的效果。只见他快速地撕着纸片，还在计算尺上飞快地计算着。他笑着对离他最近的28岁的物理学家赫伯特·安德森说：“看着吧，年轻人，我会比其他所有人都先计算出爆炸当量。在这么远的距离上，眼睛肯定坏不了。”

核爆试验即将进入倒计时，远方飞来了2架B-29观察机。在透过舷窗向外凝视的观察员中，就有“曼哈顿工程”的总军械师威廉·帕森斯海军上校。一天前，他刚刚把用于实战的那颗叫“小男孩”的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送上一艘叫“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重巡洋舰。这艘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前旗舰，将全速驶向提尼安岛，把运载的东西——包括舰长在内的所有水兵并不知道运载的是什么——交给第五〇九大队。3周之后，帕森斯将搭乘另一架B-29，亲自飞往日本上空执行投掷任务。现在他迫切需要了解从7600米高空看到的原子弹爆炸究竟是什么样子，然后提前讲给第五〇九大队的飞行员听。5时23分，轰炸机在空中拖着一道美丽的蓝光缓缓飞向东北。试爆前5分钟，一阵短促的警报声在寂寥的沙漠上响起。几秒钟后，一颗绿色信号弹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最后5分钟！”艾利逊拖长声音高喊道。引爆前2分钟，警报再次响起，引爆前1分钟升入空中的是1颗红色信号弹。7月16日5时29分15秒，原子能时代到来前的45秒，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家乔·麦吉本轻轻拨动了主发射器，原子弹的所有电路都接通了。气氛异常紧张，时间仿佛凝滞了，科南特博士说自己“从来没想到过一秒钟会这么长”。无论人们怎么看待作为武器的这颗炸弹，这些科学家都已把数年宝贵光阴投入其研发和制造中，为此赌上了现代物理学的全部声誉。现场有人评论：“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宗教信仰或无信仰，可以肯定地说，在场大部分人都在祈祷，比以往任何一次祈祷都更加虔诚，更加努力。”格罗夫斯相信，此时爆点附近已不会有破坏人员，谁现在去那里，简直就是活腻了想找死。

5点29分50秒，还差10秒试爆时，最后一颗绿色信号弹升起，艾利逊的声音变得越发清晰：“倒数10秒！”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倒数计时。每个人都在默数着——51秒，52秒，53秒，54秒，55秒，56秒，57秒，58秒，59秒——5时30分！人类根本无法辨别出百万分之一秒，所以没有人见识到原子弹发出的第一道闪光，但他们的确看见了远处山坡上耀眼的反光。所有人都为之震惊，法雷尔准将注意到奥本海默似乎是为了稳住身体，突然抱住了一根柱子。有人听到他在喃喃自语：“上帝，这些真让人心脏受不了。”

一个炽热、光彩夺目、不断膨胀的火球冲天而起！在最初1毫秒里，它像个可怕的怪物喷吐着烈焰，天空好像突然被它撕裂开了，耀眼的光芒将黎明前的黑暗驱赶得无影无踪。地平线以内的整个沙漠都被照得如同白昼，接着大部分光芒被吸回到爆炸的旋涡之中，至少在观察者眼中是如此。巨大的火球升入天空，变成一根烟火交错的巨柱，升腾到1万英尺、2万英尺、3万英尺，最高到达4.1万英尺的高空，烟柱顶端出现了一朵巨型蘑菇云，方圆65公里内的新墨西哥荒原被笼罩在蓝紫色的光芒之下，山丘、沙坡和沟壑纤毫毕现。几秒钟内，它就吞噬了周围的所有物体：成千上万吨沙子、尘土、灌木蒿、刺柏、响尾蛇、长耳兔、青蛙以及化为齑粉的铁塔。

坎帕尼亚山上，科南特看到的那道白光是如此明亮，如此持久，以至于让他产生了一种“全世界都陷入一片火海”的错觉。爱德华·特勒惊讶地说，爆炸就像“撕开暗室中厚厚的窗帘，让强烈的日光突然照射进来”。科技记者劳伦斯飞速记下了看到的那惊人一幕：

这是人类前所未见的日出！眨眼间，一轮绿色巨日爬上了8000英尺高空，越来越高，直到触及云端，炫目的光辉点亮了大地和天空。这个直径有1英里长的巨大火球不断上升，颜色渐渐发生变化，从深紫色到橘黄。球体不断上升，也不断变大，如同某种自然力挣脱了千万年的困顿。转眼间，颜色变得异常幽绿，如同日全食时的日冕一样。似乎地球已被打开，天空像被撕裂。如同创世之时上帝说：“让世界有光！”

原子时代的最初几秒在近乎诡异的寂静中悄然而去，紧跟在光之后的是声音。法雷尔准将永远忘不了它呼啸而来的情形，“就像上百万只铁锤砸到了我站立的山峰上一样，把人的感觉震得完全麻木了”。190千米范围内大部分建筑的窗玻璃被震碎。1万米外的一处混凝土掩体里，包括基斯塔科夫斯基在内的几名科学家被震倒在地，事实证明，他的聚爆式钚弹起爆装置的设计是信得过的。

基斯塔科夫斯基从地上跳起来，兴奋地猛拍奥本海默的后背：“喂，奥皮，你欠我10美元！”奥本海默茫然地掏出钱包翻开让他看：“里面没钱，看来你得等等了。”这笔账一直欠到日本投降日那天，那天奥本海默不仅将10美元给了基斯塔科夫斯基，还奖赏他一个亲吻。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约40秒后到达山丘。费米将右手举到约1.8米的高度，扔下了一直攥在手中的碎纸片。风已停息，碎纸片在冲击波的作用下飘出了大约2.5米远。他事先计算过不同爆炸力碎纸片飘走的不同距离，所以当他量过地面距离之后，很快说出了本次爆炸的强度——1万吨TNT炸药，后来核实的实际值为2万吨TNT炸药。拉比的预测1.8万吨最接近实际值，他拿走了投在奥本海默帽子里的所有赌金。军方观察员完全被原子弹展示出的强大力量惊呆了。在那一刻，格罗夫斯明白今后战争的性质完全改变了：“以前我曾骄傲地宣称，五角大楼对所有炸弹免疫，现在我收回这句话。”

B-29观察机上，帕森斯上校在爆炸前的最后一刻戴上了护目镜，仍然感到一阵强光突然笼罩了整个天空。轰炸机距原爆点约40千米，正在朝东北方向飞行。升腾而起的蘑菇云很快超过了轰炸机所在的7600米高空。帕森斯开始记笔记，48小时后，他将飞往中太平洋的提尼安岛，向蒂贝茨上校和他的飞行员讲述舷窗外可怕的景象。下次再看到这种景象时，他应该在某座日本城市的上空了。不过彼时原子弹将被装在一架B-29的弹舱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放置在地面上。在主、副驾驶员中间，跪在那里的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196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看到了眼前的惊人一幕。他想把这难忘的景象拍下来，却忽然意识到自己没带相机。凭借出色的机械制图本领，科学家迅速在一张白纸上绘出了蘑菇云的粗略模样。

科南特和布什站起身来，走上去和格罗夫斯握手，布什说爆炸的闪光比一颗星星还亮。希望能借此晋升中将的格罗夫斯指着自己肩上的两颗星说，“比两颗星星还亮”。他和法雷尔乘吉普车回到营地。

“我为你们全体人员感到骄傲！”格罗夫斯对奥本海默说。

“谢谢。”一向口若悬河的奥本海默此次的回答异常简洁。

法雷尔告诉格罗夫斯：“战争结束了。”

“对，”格罗夫斯回答道，“等我们把两颗这样的炸弹投到日本之后。”

在发出最初的胜利欢呼之后，观看者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思考爆炸之外的更多东西。欧内斯特·劳伦斯记得，“自己是带着一种敬畏之心，招呼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记者劳伦斯在咖啡厅的角落里截住了基斯塔科夫斯基，请他谈谈对试爆成功的感想。这位桀骜不驯的乌克兰人嘴里吐出的话让劳伦斯异常震惊：“核爆炸是最接近人们所能想象的审判日的事情。我确信在世界终结之时——地球存在的最后几毫秒——最后一个人类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当众人上车准备离开时，太阳从东方地平线悄悄探出了头。菲利普·莫里森发现它照在脸上的热感和此前爆炸时如出一辙，“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两次日出”。在许多人眼中，它更像刚才那个人造太阳的拙劣复制品。

“一开始我非常激动，”拉比很快陷入了沉思，“一切都像在做梦似的。几分钟后，当我意识到爆炸对人类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时，鸡皮疙瘩立即遍布了我的全身”。此时他看到奥本海默大步流星地穿过营地，之前的萎靡不振完全消失无踪，他步态里显示出的气宇轩昂让拉比不寒而栗，“因为现在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应该感到恐惧，而不是他这个样子。我永远忘不了他当时走路的样子，那是一种意欲毁灭世界者的阔步，绝不是普通人的脚步。毫无疑问，他成功了”。

核物理学界老前辈查尔斯·克里奇菲尔德对自己反应之强烈感到震惊，以至于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看到暴风雨中的闪电就浑身哆嗦。试爆总指挥班布里奇博士此刻显得疲惫而麻木。奥本海默伸手向他表示祝贺，班布里奇的话就像一大盆冷水兜头而下：“奥皮，现在我们都成狗娘养的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试爆成功之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的那些人完全没有了以往的工作热情。

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情景让他想到了印度教经典《薄伽梵谭》——他称这是塑造他生命哲理的最重要典籍——中的一句话：“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广岛核爆两个多月后，10月25日，奥本海默应邀前往白宫。他告诉首次见面的杜鲁门：“总统先生，我感觉我的手上沾满了血。”杜鲁门怒气冲冲地记下了自己的回答：“我告诉他，血是沾在我手上的——我担心就行了。”奥本海默离开之后，杜鲁门告诉身边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我不想再在办公室里见到这个浑蛋。”

原子弹在试爆和实战中的成功使奥本海默突然发现，自己瞬间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他的照片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那个平顶卷边圆帽就此举世闻名。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奥本海默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但最终获奖的是美籍奥地利裔科学家沃尔夫冈·泡利博士。1951年和1967年，他又两次获得提名，均告败北。在飞机上手工绘制草图的阿尔瓦雷斯认为，如果奥本海默能活到他的预测经试验证实，他很有可能因为在引力坍缩上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最具先见之明的警告也许出自他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时的讲话：“如果原子弹加入这个好战世界的武器库，那么终有一天，人类将诅咒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这两个名字。”

至少有两个应邀前往观摩的人因为没去而感到庆幸。哲学家大卫·霍金斯博士受奥本海默之托负责撰写“曼哈顿工程”的历史，他觉得自己很难正视这个毁灭性的事件，婉言谢绝到现场参观。在听到试爆成功的消息后，故意缺席的“内向爆炸之父”塞思·内德迈耶博士——奥本海默答应试验成功就奖励他一瓶威士忌——对自己的发明感到恐惧：“我多么希望那个该死的东西不会爆炸！”

在原爆点以北80千米处，18岁的女孩乔治娅·格林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姐夫乔·威利斯正开车送她去阿尔伯克基上早间音乐课。当汽车沿着空旷的85号公路通过莱米塔镇时，一道耀眼的闪光突然笼罩了天地。格林猛地一把抓住了姐夫的胳膊，大声叫喊道：“那是什么？”威利斯惊讶地扭头看着妹妹，因为她是一个盲姑娘。在原爆点以北的阿尔伯克基，早起的市民纷纷停下了脚步，想要知道南方地平线上的那道闪光究竟来自哪里。整个新墨西哥州南部、得克萨斯州西部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大部分地区都听到了爆炸的巨响。约瑟夫·希斯菲尔德博士在爆点40千米外发现了一头瘫痪的骡子，它永远不会再站起来了。在65千米外的卡里索索，很多人认为刚刚经历了一场地震。在新墨西哥州的另一边，原爆点以西200千米的银城附近，一名护林员也认为发生了地震。巴罗山上的史密森天文台记录到了这次震动，但有些数据看上去不太对劲，它们与以往任何地震的记录都截然不同，令人费解。圣达菲铁路公司工程师埃德·莱恩看到了闪光，当时他正前往原爆点以南110千米的埃尔帕索，那情景就像太阳突然从大地上升起，不过方向完全不对。卡里索索居民刘易斯·费里斯吓得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高声叫喊：“日本佬打过来了！”随后几个月里，新墨西哥州的很多农场主报告说，牛羊开始脱毛，身上长出了灰色的斑点。

强光和巨响引起了基地附近居民的不安，很多人给军方打来了电话。美联社记者告诉基地负责人，他再也压不住这些消息了。如果陆军再不出面，他就要拍发电报自行报道。当天上午，格罗夫斯的情报军官托马斯·琼斯上校以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司令官威廉斯少将的名义对外发布了早已拟好的公告：

关于今天上午在空军基地发生的一次大爆炸，接到了几次询问。有一所位于远处的装有大量烈性炸药和烟火的军火库发生了爆炸。未发生任何人员伤亡，军火库以外的财产所受损失轻微。恶劣的天气使爆炸造成的毒气有所扩散，可能使陆军当局认为，把少数居民暂时遣离他们的住所，是适宜的。

上午7时，物理学家赫伯特·安德森乘坐一辆衬铅的谢尔曼坦克缓缓驶向原爆点，车上携带的测量放射量的便携式盖革计数器当场爆表。坦克只好停了下来，安德森通过一个严密防护的潜望镜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四周一种略带绿色的奇怪物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上去好像是玻璃。这是一种奇怪化学反应的结果，被吸入火球的沙子在落回地面前熔化成了玻璃，这种物质后来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核融玻璃”——在玻璃企业有着20多年工作经历的老酒可知道，将沙子变成玻璃是需要很高温度的。安德森旋转潜望镜扫视四周，那座31.4米高的铁塔消失得无影无踪，塔底几座巨大的水泥墩被压进地下2.1米。800米之外，另一座32吨重、6层楼高的钢塔像玩具一样倒在地面上。原爆点出现了一个直径370米、深7.6米的巨型弹坑。1600米范围内，兽虫草木无一幸免。尽管提前衬了铅，但坦克里面的辐射量也在快速上升。安德森不敢停留，在弹坑边缘用一只特别设计的抓钩铲起一些土样和核融玻璃样本后，命令坦克手掉头返航。

可能是为了寻找安全感，现场大部分人在试爆之前都下意识地选择和同伴待在一起，黄泉路上至少有个做伴的，唯独有一个人例外。就在众人趴在坎帕尼亚山脊上惴惴不安等待试爆开始时，不远处一座小山丘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个人。他戴着眼镜，面庞瘦削，前额凸出。这个一脸严肃的人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开口时话里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真有人看到他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他在洛斯阿拉莫斯非常出名，是项目中一名杰出的数学家。他没有像别人那样趴在地上，首先因为他想看到更多的东西，其次那些数据大部分都经过了他的计算，他知道在这样的距离上是绝对安全的。这个人名叫克劳斯·福克斯，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苏联间谍。

作为一项投资如此巨大、意义如此重大的跨时代军工项目，“曼哈顿工程”的保密工作做到了极致，之前贵为副总统的杜鲁门长时间毫不知情就是最佳例证，因为项目遵循的是“非必要不告知原则”。只是因为需要他为运载原子弹的B-29提供基地，尼米兹才在2月中旬“必须被告知”的情况下知道了这个秘密。其他诸如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哈尔西等高级将领知情时，原子弹的投放已进入倒计时。作为项目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当然知道安保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他利用项目的最高优先等级编织了一个无处不在的供他专用的情报网，连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都无权干预他的行动，连前副总统华莱士的电话他们都敢窃听。

“我是一场耗资20亿美元的宏大歌剧的经理，管理着几千个脾气很大的大明星。”格罗夫斯经常这样自嘲，实际上那几千个人的脾气加起来都不一定有他大。这位陆军工程兵少将专横跋扈，好发号施令，不会变通且不近人情，他的助手肯尼思·尼科尔斯上校都说他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浑蛋”。他以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别人为乐。格罗夫斯曾当着众多下属的面儿把衬衣脱下来扔到盆子里，让尼科尔斯拿去洗。在这样残酷无情的人的管理之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家人只知道他们的地址——美国陆军邮政信箱1663号。所有人的邮件必须经过检查后才能寄出，他们的电话遭到监听，其中自然包括奥本海默。洛斯阿拉莫斯到处张贴着这样的警示标语：“在此地的所见、所作、所闻，你离开时请留在这里！”

情报小组负责人就是前文提到的四处抓捕德国科学家的帕什中校——后晋上校。项目刚刚启动时，将安保工作的重点放在防备德国间谍方面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只有纳粹才有利用美国技术或情报的科技水平和工业能力，日本和意大利没有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原材料和工业基础设施。另一个不能明说的潜在对手是苏联，它同样具备所有要素，虽然是盟友，却不值得信任。在格罗夫斯出任项目负责人的第一周，加利福尼亚州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就发现了苏联特工，他们试图利用同情共产主义的人来获取宝贵资料。格罗夫斯立即制定了自己的安保目标：避免美国核计划的所有信息落入德国或苏联之手，确保原子弹首次投放的绝对突然性。

细致的背景调查是反间谍行动关键且有效的一环。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事情都会引起格罗夫斯的高度警觉。他知道很多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都了解这种意识形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到处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自由思想者，其中不乏知识渊博的大教授和大科学家。最受关照的当数奥本海默，帕什中校和约翰·兰斯代尔中校相继出马跟踪他。奥本海默的过往言行表明，他受到特别关注不冤枉。虽然从未有确切证据表明他加入过共产党，但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通过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朋友向自由主义事业积极捐款。他不但订阅过共产党机关报《人民的世界》，还对外公开声称在一次出差的途中用3天时间读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全三卷。

1936年，奥本海默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文学教授的女儿迷住了。共产党员琼·塔特洛克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曾积极为共产党报纸《西部工人》撰文，她以投身共产主义为由花奥本海默的钱。患有抑郁症的琼多次去精神病院治疗，很多人认为奥本海默也患有抑郁症。其间有两次，两人差不多要结婚了，每次都是琼出尔反尔，还拿自己与其他男人相好的事情来刺激他，两人于1939年正式宣布分手。

在当年8月的一次游园会上，奥本海默认识了曾经的共产党员凯瑟琳·普宁。这个女人有过三任丈夫，第二任丈夫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作为亚伯拉罕·林肯营的骨干成员在西班牙内战中阵亡。她的第三任丈夫当时还在，凯瑟琳和奥本海默的交往一度被传为丑闻。1940年11月1日，她以怀孕为由逼第三任医生丈夫理查德·哈里森离婚，并于当天与奥本海默举办婚礼，奥本海默就此成为她的第四任丈夫。值得一提的是，凯瑟琳的叔叔就是希特勒的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很多人不理解奥本海默为什么要和这个嗜酒如命、满嘴脏话的三婚泼妇结婚。凯瑟琳在洛斯阿拉莫斯臭名昭著，她会闯入邻居家中拿走冰箱里的鸡，理由仅仅是自己请的客人看上去比邻居的客人更有身份。那里没几个人喜欢她。出乎大部分人意料，两人最终白头到老。凯瑟琳在1941年5月生下两人的第一个儿子彼得，1944年12月7日在洛斯阿拉莫斯生下了女儿小凯瑟琳。

前情人和现夫人都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的亲弟弟、物理学家弗兰克·奥本海默同样也是，他因此被明尼苏达大学解除了物理学教授职位，到一所普通中学当了老师。奥本海默的弟媳、房东及在伯克利分校带的几名研究生也都是共产党员。

有充分证据表明，苏联人曾经对奥本海默产生过浓厚兴趣。在伯克利分校任教时，奥本海默参加过一个讨论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法语文学教授哈康·谢瓦利埃、戈尔顿·格里菲斯后来都承认，那是员工中一个共产党的秘密分部。调查显示，奥本海默于1940年12月在谢瓦利埃家中参加过一个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加州共产党书记威廉·施奈德曼和财务负责人伊萨克·沃尔科夫。苏联职业间谍、驻旧金山副领事彼得·伊万诺夫通过英国工程师乔治·埃尔坦顿找到了谢瓦利埃，请他出面说服奥本海默为苏联提供情报。奥本海默对此一口回绝，他认为同苏联人共享原子情报只能通过官方渠道。但这至少表明，他曾经和苏联人或他们的代理人接触过。几年之后，奥本海默向格罗夫斯承认了这一点。奥本海默的传记作者、南汉普顿大学哲学教授雷·蒙克历时11年完成的《中心之内：奥本海默传》一书中描述：“他从实际意义上就是一名共产党的支持者。而且从他在共产党的活动上所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看，他是一个十分坚定的支持者。”

虽然和凯瑟琳正式结婚，但奥本海默和琼依然藕断丝连。1943年6月，奥本海默来到琼的住处，接她出去吃饭，当晚在她的家中过夜。他说自己要出去工作一段时间，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能见面，工作内容和地点都不能告知，随后奥本海默神秘失踪。由于一直得不到他的消息，1944年1月4日，激进的琼在绝望中吞服了大量安眠药，把脑袋深深地浸入放满了水的浴盆里窒息而死。两人约会时帕什就在不远处盯着，他完全误解了两人的会面，认为奥本海默是在悄悄地给共产党传递情报。他告诉上司自己识破了奥本海默的鬼把戏，建议将他“从这项工程中彻底开除，从政府部门中解雇”。格罗夫斯不会那么做，首先他需要奥本海默，其次这个人知道得太多了。他亲自出面为奥本海默的“忠诚”担保，“不管你搜集到关于他的什么消息，他在这个计划中都必不可少”。话虽如此，格罗夫斯仍要求帕什等人一刻都不能放松对奥本海默的监视，以防万一。

在奥本海默那里碰了钉子，但苏联不会就此收手，格罗夫斯表面称得上“百密”的安保工作出现了“不止一疏”。针对美国的“曼哈顿工程”，苏联驻纽约副领事阿纳托利·雅科夫列夫构建了极其专业的间谍网。雅科夫列夫主要通过哈里·戈尔德活动，这个邋邋遢遢、一脸苦相的生物化学家出生于瑞典，是一名专业的工业间谍。通过纽约的同行朱利叶斯·罗森堡——他的公开身份是新泽西州陆军信号兵工程实验室研究员——的牵线，戈尔德买通了他的夫人艾瑟尔·罗森堡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这个1922年3月2日出生的年轻人大学没读完就参军入伍，军衔仅仅是陆军中士，凭借拥有的机械师技能和纯粹的运气，格林格拉斯于1944年受命来到洛斯阿拉莫斯，被指派加入用于引爆核心的高爆透镜制作精确模具的团队。

戈尔德买通格林格拉斯使用的手段非常简单。当年轻人看到戈尔德拿出来的美金时，他什么都答应了。格林格拉斯能够接触到大量有价值的图纸和文件，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足够精明，能够看出哪些文件是苏联人最需要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搜集，1945年中，格林格拉斯交给姐夫一份引爆原子弹使用的扁平透镜模型实验图解及12页的技术细节资料。苏联人有了这些东西，就能省去昂贵且耗时的实验阶段。戈尔德为此付给格林格拉斯500美元。这个年轻人显然不是戈尔德的终极目标，格林格拉斯层次太低，无法弄到更有价值的情报，戈尔德经常安排手下人和他接头而非亲自出马就是最佳证明。

苏联人眼中真正的重量级人物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博士。1941年春，英国核物理学家奥托·弗里希、鲁道夫·皮尔斯在从事“合金管项目”——两人曾在1940年共同设计出原子弹爆炸的理论架构——研究时，需要有人在复杂的计算上助一臂之力。皮尔斯想到了自己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认识的29岁的德国难民，他看上去是从事这项年薪275英镑的精细又烦琐的工作的最佳人选。这个人在1937年获得数学物理博士学位，似乎没有政治倾向，希特勒一上台他就逃难到了英国，他对希特勒的憎恨以及对英国的忠诚从未受到质疑。作为一名英国自然归化公民，他得到了官方的绝对信任。这个人正是福克斯。

福克斯的工作让皮尔斯博士非常满意。他谨慎细致，一丝不苟，撰写的文章条理清晰，文字流畅。更难得的是他的工作态度：每天上班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还主动承担繁重的加班任务，常常工作到深夜也没有一句怨言，而且平时说话极少。老酒年轻时，工作态度和福克斯一样，唯一的不同是爱发牢骚，经常有怨言，还不止一句。皮尔斯甚至让年轻人住到自己的家中长达两年多，皮尔斯夫人还亲手为他缝补衣服。

皮尔斯万万没有想到，福克斯是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0年至1932年，福克斯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基尔大学学习，其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成为所在大学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家人因批判第三帝国的暴政遭到迫害，父亲被送入集中营，母亲自杀。福克斯加入共产党的原因是，他觉得只有它才有能力对抗纳粹。一次，他被盖世太保毒打一顿后扔进河里，差点丧命。福克斯无奈逃离了德国，最后辗转流亡到英国。“我坚信苏联的政策，我相信西方联盟是在故意让苏联和德国拼个你死我活，而他们则渔翁得利，”很多年后，福克斯这样说，“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我能搞到的任何情报。”

1942年，福克斯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得到批准，正式成为一名英国公民。一名熟悉的共产党人给他引荐了一个叫“亚历山大”的男人，此人的真实身份和名字是苏联驻伦敦使馆武官秘书西蒙·克列维尔上校。截至1942年6月，福克斯至少向“亚历山大”提供了4次英国“合金管项目”约200页的秘密资料。后来“亚历山大”被调走了，从1942年7月开始，与他接头的变成了一个叫“索菲亚”的中年妇女。这个美女间谍的真名叫乌尔苏拉·库钦斯基，是1932年在中国被苏联天才特工理查德·佐尔格吸收进组织的。

事情在1943年12月出现重大转机。按照英、美领导人1943年8月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查德威克（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皮尔斯等38位英国科学家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加入了奥本海默的研发团队，福克斯就是其中的一员。由于被英国当局认为是完全可信赖的成员，美国方面没有对福克斯做进一步深入调查。起初他被分配到哥伦比亚大学从事铀分离工作。1944年1月，根据“索菲亚”给他的新指示，福克斯与一个叫“雷蒙德”的人重新接上了头，把搞到的最新材料交给他，这个人就是戈尔德。

1944年3月到7月，福克斯和戈尔德共接头4次，他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绝非小小的陆军中士格林格拉斯能比。这些情报包括铀弹的设计方案、橡树岭的生产计划、整个项目的进度时间表和规模，还逐一回答了雅科夫列夫通过戈尔德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当戈尔德拿出1500美元给他作为报酬时，福克斯拒绝了。他是为理想中的伟大事业献身，不是为了金钱。他不能被金钱收买，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境界显然比格林格拉斯高太多了。与福克斯有着同样理想的人不在少数。1945年2月，苏联驻纽约情报机构专事科学技术情报的二号人物列昂尼德·克瓦斯尼科夫在提交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进入我们情报网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具有相当工作能力的，技术水平很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我们工作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基于对我国的友好态度。”福克斯提供的资料技术性很强，远远超出了戈尔德的理解范围。莫斯科在得到这些资料后非常高兴，雅科夫列夫向戈尔德转达了来自国内的指示：“两方面的情报都非常优秀，价值极高。”

新变故很快出现。连续几次前往接头落空之后，惴惴不安的戈尔德找到福克斯租住的公寓打听，房东说他突然搬走了，去向不明。戈尔德辗转打听到福克斯有个姐姐叫克里斯泰尔，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便以她弟弟好朋友的名义去拜访她。间谍找人的水平一般不低，戈尔德还真找到了。克里斯泰尔也不知道弟弟的准确去向，只知道他去了东南的某个地方，地名不详。一直到1945年初，戈尔德才知道那个地方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名字叫洛斯阿拉莫斯。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乔迁洛斯阿拉莫斯102号单身宿舍新居的福克斯，很快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信任和好感。那里的女人都喜欢他，因为他是那么乐于助人。这个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是她们舞场上的最佳舞伴，尽管他只会跳华尔兹，而且容易手心出汗。小孩子们也都喜欢他，因为他是那么富有耐心，一些年轻妈妈有事情时都会把孩子送给他看管。福克斯平时沉默寡言，比尔斯太太称他为“自动售货机”，因为只有当别人问他话时他才会开口。福克斯讨厌抛头露面，最不愿意让人拍照，走路时不走路中央而是紧贴墙边，好像随时准备找个地方藏起来。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受到了几乎所有美国科学家的欢迎，但他是一名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忠于苏联，而不忠于美国。

到“三位一体”实验结束时，福克斯向苏联人提供了7次重要情报，诸如钚的生产过程、钚弹和使其爆炸的爆聚透镜情况等。6月2日16时，就在格罗夫斯安保人员的眼皮底下，他和戈尔德竟然在圣达菲卡斯蒂鲁桥上进行了第七次接头。福克斯在他的蓝色“毕克”车——这辆车少了一个示速器，还经常需要修补轮胎——里打开公文包，将一个信封递给戈尔德，里面是关于“胖子”的详细信息，包括它的钚核、启动器和高爆炸药引爆系统，还有一张他亲手绘制的原子弹草图。福克斯告诉戈尔德，美国将在7月初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如果成功的话，另一颗将很快投入实战。

福克斯最终身份暴露纯属偶然。1949年上半年，联邦调查局特工兰菲尔破译了一份苏联领事馆发出的关于气体扩散理论的电报，这篇论文的作者正是福克斯。美国调查人员不清楚福克斯的动机是什么，况且这时他已回到英国。联邦调查局只好请英国军情五处协助，希望能暂时稳住福克斯。1949年9月苏联原子弹试爆成功，当年12月21日，军情五处最富审讯经验的资深特工威廉·斯卡登约见了时任英国哈鲁艾尔原子能科研中心理论物理组组长的福克斯。出乎意料，福克斯直率地承认，正是自己向苏联人提供了有关原子弹的绝密情报。更令英方震惊的是，他们原以为福克斯只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向苏联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情报，而实际上福克斯的间谍活动持续了七年之久。福克斯后来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并被取消英国国籍。他在服刑九年后得到赦免，之后到东德担任核物理中心研究所所长。

福克斯的暴露牵出了戈尔德。1950年5月22日，联邦调查局对戈尔德实施抓捕，并在其藏身之处搜出了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戈尔德供述他还与一名美军的年轻士兵联系拿过资料。他不知道此人的名字，只知道他25岁，体格健壮，身高约5英尺7英寸，长着一头黑发，他的妻子可能叫露丝。联邦调查局根据上述条件提供了20个人的照片，戈尔德从中认出了格林格拉斯。戈尔德本人于1950年12月被判处三十年监禁。

朱利叶斯的警惕性显然很高。1950年5月24日，他拿着登有头一天戈尔德被捕消息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找到了小舅子，希望他尽快逃走，还分两次为他提供了5000美元费用。他为格林格拉斯夫妇设计的逃亡路线是，先出境到墨西哥城，飞往瑞典，经捷克斯洛伐克前往苏联。朱利叶斯不厌其烦地劝说：一路上都有我们的同志接应，抢在联邦调查局特工动手之前溜出去就万事大吉。格林格拉斯没有立即走，理由是露丝病了，直到7月16日特工上门把他抓走。

格林格拉斯告诉警方，自己只是被人利用，幕后主谋是他的姐夫朱利叶斯，但没牵连他的姐姐艾瑟尔。7月17日，格林格拉斯的妻子露丝供出了艾瑟尔，说朱利叶斯在餐桌上让她说服格林格拉斯为苏联提供情报，当时艾瑟尔一直在场，就是说她也参与了间谍活动。两天后，为进一步证明自己被蒙骗，格林格拉斯指控了姐姐，并向警方表示愿意在法庭上作为证人指证。当天朱利叶斯被捕，8月11日，艾瑟尔也进去了。格林格拉斯向法官揭发：在戈尔德间谍案发生后，朱利叶斯多次怂恿他逃亡苏联，都被自己坚决拒绝。朱利叶斯给的用于逃跑的钱被他用胶带粘好藏在壁炉的烟道里，特工果然在那里找到了那些钱。格林格拉斯还说自己1945年秋天准备退伍时，朱利叶斯力劝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找一份文职工作，留在那里继续为他提供情报。

1951年3月6日，纽约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格林格拉斯作为证人出庭。4月9日，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被判处死刑。上诉被驳回，两人于1953年6月19日被以叛国罪遭电椅处决。案件基础大部分维系于格林格拉斯的证词。他在法庭上说，一次他同朱利叶斯见面，姐姐艾瑟尔做了打字记录。

由于同控方合作良好，格林格拉斯只获判十五年监禁，服刑九年半后于1960年获释出狱。《纽约时报》记者萨姆·罗伯茨对他进行了50个小时的采访，出版了《解密罗森堡案》一书。格林格拉斯承认，为了让妻子露丝免遭起诉，他做证说是姐姐做了打字记录，实际上他记不清是谁打字了。格林格拉斯说：“我根本不记得，说实话，我认为打字的是我妻子，但我记不清楚了。”他称自己不后悔，“对我来说，妻子比姐姐更重要，比我的母亲或父亲都重要，不行吗？因为她是我孩子的母亲。”他活到2014年7月1日，在纽约去世，终年92岁。在很多美国人眼里，格林格拉斯的名字就是“无耻”的代名词。后来苏联解密的档案表明，他姐夫是间谍毫无争议，但他姐姐是无辜的。

简单认为打入“曼哈顿工程”的间谍只有福克斯和格林格拉斯两人，那未免太小看苏联人了。出生于1925年10月20日的西奥多·霍尔，被称为洛斯阿拉莫斯最年轻的物理学家，20世纪50年代被联邦调查局审讯后移居英国。1997年，霍尔承认自己从1944年10月就开始将核情报泄露给苏联人，因为“苏联获得核武器将带来力量的平衡和相互威慑，而美国的垄断将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此外，为苏联人提供情报的还有英国核物理学家阿伦·梅博士，苏联驻加拿大使馆武官处密码员伊戈尔·古津科叛逃西方后将他供认了出来。梅博士被判处十年监禁，服刑六年八个月后提前出狱，后到非洲被聘为加纳大学物理学教授。还有具体行为不为外界所知，连年龄都存在不同说法的乔治·科瓦尔，他死后被普京总统追授英雄勋章。这些人提供的情报究竟给了苏联多大帮助，科学家也说不清楚。情报只是让苏联缩短了制造原子弹的时间，他们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技术人才，研制出原子弹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说过：“我们原子弹的成功，一半功劳应该归功于情报人员。”

书归正传。7月16日清晨5时55分，在办公室留守的执行助手琼·奥利里夫人苦苦等待了2个小时，终于收到了格罗夫斯从试爆现场发回的绝密电报。将电报译完，奥利里立即前往五角大楼乔治·哈里森——他被指定为史汀生外出时有关原子弹事务的唯一代表，与奥利里夫人在格罗夫斯那里的角色类似——的办公室，将格罗夫斯的电报拿给他看。两人迅速起草了给陆军部长的第一封电报并立即发出。

当天下午，格罗夫斯与布什、康南特、劳伦斯等人飞回华盛顿。格罗夫斯第一时间找到了哈里森，两人一起给史汀生发出了第二封电报。17日中午，哈里森找到格罗夫斯，提出如果出具一份更加详细的书面报告派人直接送给在波茨坦的陆军部长，是适宜的。格罗夫斯也意识到之前发出的电报内容过于简单，不能给史汀生和总统提供足够的信息，哈里森的提醒非常必要且及时。

时间紧迫，格罗夫斯和法雷尔进行了分工，各自完成需要撰写的部分。奥利里夫人和一名经过严格政审的助手边啃三明治边反复打印送来的文稿。35岁的奥利里自1941年起就给格罗夫斯当行政助手，已经成为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漂亮的小寡妇是陆军部打字组里唯一敢公开对抗格罗夫斯的人。格罗夫斯对她态度粗野时，她采取的方法是直接顶回去，或干脆不予理睬。这种做法反而赢得了格罗夫斯的绝对信任，并为她自己赢得了“奥利里少校”的美名。到1945年夏天，奥利里对原子弹计划的了解程度远远超出格罗夫斯本人以外的任何人。深夜时分，12页纸的报告终于打印出来，由专人携带登上18日凌晨2时飞往波茨坦的一架运输机，这架飞机应格罗夫斯请求特意推迟了起飞时间。

就在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参观柏林废墟的同时，在“小白宫”对面的临时住所，陆军部长史汀生正在起草一份备忘录。在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刻，史汀生决定进行一次困难的尝试，阻止由自己主持开发的原子弹被用于实战，这正是他冒违抗命令的风险来到波茨坦的原因。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备忘录里，他建议总统立即发出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对日本人采取一项重大外交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看来，他们很愿意进行谈判。如果最后通牒能使日本人相信天皇可以被接受为国家宪法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份通牒将更加有效。”当天下午，他前往“小白宫”，亲手将备忘录交给刚刚从柏林回来的贝尔纳斯。

19时30分，吃完晚饭的史汀生收到了哈里森和奥利里夫人发来的第一封电报《绝密战字第32887号》，陆军部长副官凯尔上校亲启：“今晨手术，诊断未完，结果似可满意，且已超过预期。因招来远方的关切，有必要在当地媒体发布。格罗夫斯博士非常满意。他明天返回。我会保持与你通信。”

史汀生知道试爆已经获得成功，立即给哈里森回电：“向博士和他的助手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史汀生立即起身前往“小白宫”。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正在客厅里四处打蚊子，看到陆军部长后一起坐了下来。“我感觉非常不错，”杜鲁门浏览了史汀生递上的电报，“心头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对杜鲁门说来，这个时机再好不过。现在他不再怀疑，自己将是本次峰会的第一主角，他有了制约苏联人的最佳底牌。美中不足的是，电报的内容过于简单，含义模糊，无法从中读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杜鲁门要史汀生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丘吉尔。

在环形街二十三号，丘吉尔仔细阅读了史汀生递来的字条，上面写着：“孩子满意地生下来了。”看史汀生的神色，丘吉尔知道有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史汀生解释说：“这意味着我们在新墨西哥州沙漠进行的试验获得了成功，现在原子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了。”丘吉尔闻听，大喜过望，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并不知道关于这个决定性试验的准确日期，我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现在我们知道，‘孩子’满意地生下来了。然而还没有人能衡量这种发明在军事上的直接后果，也没有人估计到关于原子弹的其他一切。”

向丘吉尔汇报完，史汀生回到自己的寓所，看到当天早些时候读过的“魔术”系统截获的电报还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上。现在局势又有了新的发展，美国人有了原子弹，这种可怕的武器不再是一种想象中的威胁，而是实实在在的无情实体。史汀生认为，如果能在这种武器投入使用前促使日本人投降，才不失为万全之策，目前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已将报告递交了贝尔纳斯，希望以保留天皇为条件促使日本人尽快投降。

但次日上午，国务卿的单独约见给史汀生兜头泼下一盆冷水。贝尔纳斯告诉他，目前向日本人发出最后通牒不适宜，对他们的任何警告都要暂缓。无论怎样，对在偷袭珍珠港事件中起着令人憎恨作用的天皇，应该采取缄默的态度。贝尔纳斯强调，前国务卿赫尔告诫说，允许日本人保留天皇就等于在搞绥靖。如果通牒无效，将会在国会和新闻界引起可怕的政治反响。最后贝尔纳斯说，杜鲁门也是这么想的。

苏联疆域辽阔，斯大林的世界却很小。战争时期，这位苏联领导人很少离开莫斯科，他克服万难到德黑兰和雅尔塔去，算给足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子了。他只在1943年8月到过一次前线，为了向红军战士表明他正在前线指挥战斗。当地那处领袖住了一晚的农舍后来挂上了牌匾，成为一处红色旅游景点。斯大林对冒险离开由苏联掌管的土地一直持否定态度。这次他选择还不算太远的波茨坦，是因为它位于柏林西南50公里的苏占区内，未受轰炸的影响。1949年拍摄的影片《攻克柏林》描述他的出场，斯大林搭乘一架大型民航班机，在一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前往德国首都。飞机飞越柏林，无数红军战士冲上街头向空中欢呼，很多德国人也纷纷加入，挥舞着手中的红色条幅来到机场。斯大林最喜欢的格鲁吉亚演员米哈伊尔·格洛瓦尼扮演的“斯大林”，身穿白色军服，缓缓走下舷梯，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向迎接他的人群频频挥手。

电影上的那一幕实际并不存在。斯大林对坐飞机出行有一种天生的恐惧，他唯一一次坐飞机是从巴库乘美国人赠送的C-47运输机前往德黑兰。途中飞机遭遇强烈气流，有人传说他当时不停地流鼻血，耳朵疼了两个星期。随后政治局做出规定，禁止领袖战争期间外出时再乘坐飞机。7月16日中午，一列由11节车厢组成的列车将苏联代表团直接送到了波茨坦火车站。车厢中有4节是沙皇御用列车的一部分，是特地从博物馆里拉出来重新装饰后供代表团使用的，斯大林乘坐的那节编号是FD3878。为了给斯大林省去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换乘的不便，波兰和德国境内的830千米铁路全部被改成与苏联轨距相同的宽轨铁路。从莫斯科到波茨坦的1924千米铁路沿途，有1.7万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精锐部队负责警卫。专列前后各有4辆装甲列车在不停地来回巡逻，驱逐所有可疑的人。

16日中午，斯大林的专列缓缓驶入了波茨坦车站。据说他特意晚到一天，是为了凸显重要性，苏联人显然明白贵客晚到的道理。在火车站迎接领袖的只有以朱可夫元帅为首的寥寥数人，其他还有副外交人民委员安德烈·维辛斯基、陆军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大将、海军上将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等人。朱可夫这么做，是因为斯大林亲自下达了不能有“伴随军乐队的仪仗队”的命令。斯大林很少与部下握手，只对几个人挥挥手就登上了装有厚厚防弹玻璃的帕卡德豪华轿车，直奔巴伯尔斯贝格恺撒大街二十七号的住所。这座房子比杜鲁门的“小白宫”和丘吉尔的别墅都要小一些。斯大林问这里原来的主人是谁，有人回答是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与那两位领导人不同，斯大林显然更加务实，对参观已被苏联人占领的德国首都丝毫不感兴趣。

杜鲁门和丘吉尔已在柏林高调亮相，离波茨坦最近的斯大林迟迟没有露面，不能不引起猜疑。当天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这里的官方一直没有证实斯大林大元帅的消息，因为他的行踪属于高级机密。可以设想，他很可能今天已到达。”报纸的另一则消息披露，“除了杜鲁门和丘吉尔突然从波茨坦的院子里出去参观被破坏的柏林，昨天‘三巨头’会议外表上没有显示出有活动的迹象”。

斯大林抵达波茨坦丘吉尔不知道，但杜鲁门是清楚的。随杜鲁门一起来参会的戴维斯于1936年11月至1938年6月曾担任美国第二任驻苏大使，是众所周知的亲苏派，他一度对外宣称“大清洗”运动是非常合理的。他在回忆录《莫斯科使命》中这样描述斯大林，“小孩子会满心欢喜地坐在他的膝盖上，小狗们则会小心翼翼地从他身边侧身走过”。这本书1943年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当它在克里姆林宫放映时，连苏联领导人都觉得不好意思。在出任大使的20个月里，戴维斯的夫人玛乔里·波斯特收集了大量价值不菲的俄国瓷器和艺术品，其中很多是从国家博物馆中“低价”购入的。1945年初，戴维斯被授予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对“苏美友好”做出的“杰出贡献”。

杜鲁门对戴维斯非常信任，称他是当时美国最杰出的三位外交家之一，其余两位分别是霍普金斯和前国务卿赫尔。但在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眼里，“戴维斯是个自负的门外汉，天生的绥靖者，抱着和张伯伦一样的错误和幻想，只是把德国换成了苏联”。上次戴维斯奉杜鲁门之命出使伦敦，丘吉尔在他离开后告诉手下，“我得赶紧去冲个澡，把这个美国人喷出来的污泥和黏液洗掉”。斯大林抵达波茨坦当天下午，有“克里姆林宫万能外交纠纷调解员”之称的维辛斯基就找到了戴维斯，提出斯大林想于当晚会见杜鲁门。戴维斯自信地告诉维辛斯基，“总统将非常乐意与大元帅提前会见”，自己只需确认一下即可。当他向刚刚会见完史汀生的杜鲁门提出这一要求时，总统却对当晚会见苏联人毫无兴趣。杜鲁门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他认为以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好消息作为这一天的结尾很完美。他告诉戴维斯，可以把与斯大林的会见推迟到第二天早上。

戴维斯目瞪口呆，只好驱车前往仅3分钟车程的苏联人住所。以往对他非常友好的维辛斯基在听完他的话，“脸瞬间变得像冰一样”。时间过了22时，看到维辛斯基失望的样子，戴维斯答应回去再做做总统的工作。戴维斯回到“小白宫”告诉杜鲁门，总统这种推迟会见的做法让苏联人很没面子，很可能会给下次会见带来不良影响。杜鲁门让步了，同意立刻与斯大林见面。但当戴维斯再次找到维辛斯基时，苏联人却告诉他“大元帅忽然改变了主意，认为第二天见面也不错”。感觉没意思极了的戴维斯又回到“小白宫”，将苏联人的意思告诉了总统。看到杜鲁门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戴维斯自嘲说：“如果您已经失去了对我的信任，我可以一句话不说就回国，保证您连我的影子都看不到。”“我正在尽力挽救和平，”杜鲁门说，“我还希望在会议桌旁有你陪伴在我的身边。”

美国现任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一向主张对苏强硬，与戴维斯正好相反。此前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晚宴上，哈里曼告诉苏联领导人自己非常喜欢骑马，并对一次庆典活动中苏军总参谋长骑的那匹纯种棕马赞不绝口。第二天，那匹马就送到了美国大使馆，附带送给大使女儿凯瑟琳另一匹好马。千万身家的哈里曼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礼物，但对苏强硬的立场丝毫未变，“因为这些马不过是苏联人给我们的反向租借物资而已”。哈里曼对戴维斯跑前跑后的越俎代庖行为非常不满，他认为这应该是现任大使而不是前大使干的事情。

17日将近12时，伴随着一阵阵警卫摩托车的轰鸣声，一辆帕卡德防弹轿车在“小白宫”的门口停住。总统军事助理沃恩准将一溜小跑迎上前去，其殷勤程度让苏联警卫人员吓了一跳。杜鲁门正在能看到湖面美景的办公室里恭候贵客到来。当沃恩领着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翻译巴甫洛夫进入他的房间时，杜鲁门从雕刻精致的木质书桌前起身迎了上去，不知道他此时有没有想起两个多月前在华盛顿和莫洛托夫闹的那次不愉快。

在贝尔纳斯、莫洛托夫、波伦和巴甫洛夫的环绕之下，美、苏最高领导人双双落座。在杜鲁门眼里，出现在面前的苏联领导人“像个小毛孩”。斯大林为自己迟到道歉，说自己有心脏病，医生建议不要坐飞机。两人交谈的亲密程度赶不上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那样，但看上去还算友好。杜鲁门说自己期盼这次会面很久了，斯大林表示“我也一样”，同时说明“这种私人接触是非常必要的”。为了缓和现场气氛，杜鲁门试着效仿罗斯福的做法讲了个“乔大叔”的笑话，但斯大林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贝尔纳斯又用斯大林晚起的习惯打趣，这让斯大林身后的莫洛托夫明显感到不安。杜鲁门告诉斯大林，自己不喜欢在外交场上玩游戏，一般是先听完所有观点，然后直接说行或不行。斯大林似乎很喜欢这一点，他的表情显得轻松了一些。

两人谈到了战败后的德国。斯大林忽然语出惊人，“我确信希特勒还活着，他很可能就躲在西班牙或阿根廷的某个地方”。一个月前霍普金斯出访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这样说过。还没等杜鲁门醒过神来，斯大林就抛出了第二颗重磅炸弹：苏联人将严格遵守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8月15日对日宣战。杜鲁门对此非常惊讶，同时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正是他来波茨坦的重要目的之一。本来他想还需要费一番周折，没想到会还没开，自己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杜鲁门在当晚给贝丝的信中写道：“我已经得到了我此行想要的东西，斯大林将在8月15日对日作战，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到时候日本就能被一举拿下。”

斯大林继而指出，日本人想请苏联出面调停，他还未做出明确答复，因为东京不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对日本人的态度一清二楚——东乡与佐藤的来往电报就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但两人还是假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露出一脸惊讶的样子。

沃恩走了进来，趴在杜鲁门的耳边小声说：“是否请客人留下吃饭？”杜鲁门低声问中午准备了什么菜。沃恩说有鹅肝和培根。“鹅肝和培根我们能吃，”杜鲁门说，“客人应该也能接受。”

杜鲁门盛情邀请客人留下来一起吃饭，前一天来访的丘吉尔可没享受这种待遇。斯大林说“万万不可”。“只要您肯赏光，有什么不可以呢？”杜鲁门诚恳地说：“就请留下来吧。”看到美国人真不是说客气话，斯大林半推半就，答应留下来吃饭。没时间准备更多菜肴了，白宫“御膳房”“急急忙忙增加了鹅肝和培根的数量”和不少精致的菜品。菲律宾侍者端上来的第一道菜是奶油菠菜汤配全麦黑面包，之后还有烤火腿、洋芋、青豆、果酱、水果切片、糖果等。

杜鲁门本来担心这些菜品不能让客人满意，但斯大林吃鹅肝和培根时满意地摸着小胡子，看上去非常开心。他对美国人端上来的美酒赞不绝口，特地问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一称赞正合时宜，一名侍者正把毛巾从酒瓶上移开，露出了加利福尼亚的商标。杜鲁门心领神会，苏联人走后，他立即挑选30瓶尼尔施泰因白葡萄酒和摩泽尔白葡萄酒，派人送往他们的住地。用餐过程中，斯大林再次提到希特勒可能没死的话题，却只字没提苏联的那份验尸报告。

用完餐，众人在“小白宫”合影留念。双方握手告别时，斯大林说今天的会见非常惬意，并请杜鲁门回访他，后者答应说一定会去。苏联人离开之后，杜鲁门很快对斯大林的特点做出了总结，他觉得身高1.65米的斯大林虽然看上去很矮小，但这个1.8亿人的统治者实际上“有点妄自尊大”。他在当晚写给贝丝的信中说，“我觉得自己能和斯大林打交道。他很坦诚，但精明得很。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包括礼貌、幽默感以及同你讲话时看着你眼睛的做法”。

7月17日17时10分，“三巨头”最后一次会晤在塞琪琳霍夫宫召开。这座建于1917年的宫殿是德皇为威廉皇储及其妻子塞西莉娅建造的。宫殿分为4个区域，共有176个房间。大门口飘扬着三国的国旗——星条旗、米字旗和镰刀锤子旗。在开阔的庭院里，苏联人用数千株天竺葵——也有说是秋海棠——摆成了一个巨大的红星形状。红军战士手持装着刺刀的步枪，列队站在长长的车道两旁。三国代表团都有临时下榻处和各自的入场口。杜鲁门从前厅进入，丘吉尔从有宽阔环形车道的庭院进入，斯大林则从后门进入。英国官员竭力想说服苏联人，允许丘吉尔使用一道双扇大门，这样首相就不必绕行一段昏暗的走廊直接到达会场。苏联人的答复是“不可以”，因为三国领导人使用的门必须大小一样。

会议在宫殿的迎宾厅举行。厅中央摆着一张直径3.65米的大圆桌，上边铺的呢子桌布是从莫斯科卢克斯工厂紧急定做的。桌子中间插着小号的三国国旗，还为与会者提供了烟灰缸。苏联人为这张桌子费了不少心思。有人向斯大林建议说，会议应该用圆桌而不应用有棱角的方桌，棱角意味着争吵，圆桌则象征着和谐。况且大家坐在一个圆桌周围就会处于平等地位，不会有上下席之分。斯大林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满目疮痍的柏林找不到这么大的圆桌。贝利亚立即向卢克斯工厂紧急订货，工厂全部停工也必须把这张桌子做出来，然后紧急运到柏林。

每个代表团在圆桌前都有五张座椅，领导人用的三把扶手椅一模一样，都带有小丘比特的图案。杜鲁门坐在美国代表团的中央，他右边是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海军上将莱希，左边是前大使戴维斯和翻译波伦。杜鲁门让戴维斯而不是哈里曼坐在前排，一定程度上是在向苏联人示好。美国总统对会场的安排非常满意，这让他想到了一张大牌桌。英国代表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艾德礼，一个被丘吉尔称为“披着羊皮的羊”的人，美、苏代表团中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他。

40名摄影记者用闪光灯对会场进行了10分钟密集“扫射”后退场，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始。以东道主身份自居的斯大林率先发言，提名由杜鲁门担任会议主席，因为他是在场唯一的国家元首。丘吉尔欣然同意，他的翻译阿瑟·伯斯少校也说，“美国新总统看上去就像个文质彬彬且很有决心的董事会主席”。

杜鲁门是第一次登上如此大的舞台，他对两人推举自己担任主席表示感谢。接下来他提出了美国的第一个议案，成立一个外长会议，由英、苏、中、法、美五国外长组成。斯大林同意这个办法，但不知道为什么讨论欧洲问题还需要让中国来参加。杜鲁门说，让中国参加是考虑到他们是联合国五大安全理事国之一。丘吉尔也承认外长会议非常必要，但他指出让中国参会只会使事情复杂化，“我怀疑，让世界另一边的那个国家参加会议是否明智，况且这个国家在击败欧洲的敌人时没有任何贡献”。

在一口气抛出德国管制、承担对被解放欧洲人民的某些义务以及改变对意大利政策三大问题之后，杜鲁门说：“能够出席本次会议，我十分愉快。我是抱着惶恐的心情前来参加会议的。因为我知道我必须继承一个人的工作，而这个人的确是他人无法代替的。我知道，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大元帅都极为友好，我也希望能够获得同样的友谊和善意。”

丘吉尔立即接过话头，说他愿意代表英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对杜鲁门总统能前来参加这个重要会议并清楚地表达美国人民的心声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他确信自己和斯大林都愿意和杜鲁门先生继续他们与罗斯福总统那种彼此关怀的感情。他极其希望且坚信，“我们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必将日益增进，而且掌握的问题越关键，彼此的往来就越紧密”。

斯大林发言异常简洁：“苏联代表团和丘吉尔先生有着同样的感受和心情。”

丘吉尔建议对议事日程中简单的问题直接讨论，下次会议议程应该留给外长们去决定。

斯大林发言声调极低，句子很短，句子与句子间隔很长，就像等着巴甫洛夫翻译似的。他一口气提出了八项议题。

在第一次会议休会之前，杜鲁门问大家是否还有其他建议。斯大林再次提出苏联不赞成中国参加外长会议。丘吉尔附议，“因为在日本人被打败之前，中国在处理欧洲的问题上很难起到重要作用”。杜鲁门说，他不反对在对日战争结束前中国暂不参加会议，“如果外长们决定将中国排除在外，我也不反对”。

听到这里，斯大林开玩笑说：“既然一切问题都由外长们来讨论，那我们无事可做了。”全场哄堂大笑。

丘吉尔提出，外长们每天必须提出三四个要点，供“三巨头”研究：“这样一来，就够咱们忙活的了。”

“我不想只是单纯讨论，”杜鲁门亮明观点，“我希望每天都能有结论。如果我们不能这么做，我就打算回去。”

“你希望每天都能有确定的结果？”经验老到的丘吉尔清楚，一些问题讨论多久都不会有结论的。

“当然。我还希望今后会议能提前1个小时，也就是在16时开始。”杜鲁门习惯早睡早起，而那两位都是出名的夜猫子。

“悉听尊便。”身穿上校军服的丘吉尔回答道。1895年初，丘吉尔以少尉军衔进入英军第四轻骑兵团服役，并于1941年成为该团荣誉团长，授上校军衔。和史汀生一样，他本人对此深以为荣。

斯大林立即将脸转向了英国首相：“如果丘吉尔先生今天这么好说话，那我真该趁机问问，您是否愿意和我们分享德国人的舰队？” j3zNuIp4MOrwlRdzVyCclq3B6mf1NB3FHwECndv/BvIl5fHXGg2cIi7eMdPXo4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