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会议（1）

7月上旬，比哈尔西稍晚出海的还有另一支美军舰队。它并不是奉谁的命令，因为名义上的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就在舰队中的一艘船上。它驶入的不是仍有战事发生的太平洋，而是已经“太平”的大西洋。它出海的目的不是作战，而是开会，由海军少将阿兰·麦凯恩指挥的这支舰队临时编号为第六十八特混舰队。

7月7日清晨6时，杜鲁门率领由53名重要官员、众多顾问和新闻记者组成的庞大队伍，乘专列抵达纽波特纽斯港，美国海军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已在六号码头等候多时。

“奥古斯塔”号完全称得上美国海军的一艘名舰。首任舰长是开战前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第二、第三任舰长分别是战时的大西洋舰队、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罗亚尔·英格索尔海军上将和尼米兹海军上将。作为美国亚洲舰队前旗舰，“奥古斯塔”号曾在远东服役长达8年，在诸多港口如上海、青岛、香港、马尼拉、广州、厦门、秦皇岛、泗水等地频频亮相，还访问过东京、横滨、神户，甚至连悉尼、墨尔本等港口也出现过它的身影。尼米兹担任上校舰长时，夫人凯瑟琳和小女儿玛丽就居住在上海，二女儿南希也在那里的美国学校上学。他们一家多次到北京、哈尔滨等地游览，也算与中国颇有缘分。“奥古斯塔”号还是一艘外交名舰，见证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1941年8月，罗斯福乘这艘船去和丘吉尔约会，共同签署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奇怪的是，战争时期它竟然没有在太平洋上参加过任何一次战斗，仅有的3颗“战斗之星”全部在欧洲获得——美国海军舰艇每参加一次战斗就能换来1颗“战斗之星”，获得最多的是拥有20颗星的功勋战舰“企业”号。

詹姆斯·福斯克特海军上校率众水兵在舷侧列队迎接，将总统领到腾出来的舰长舱室。1个小时后，轻巡洋舰“弗拉德尔菲亚”号率先启航，“奥古斯塔”号紧随其后驶入大海。这支仅由2艘巡洋舰组成的舰队一点儿都不“特混”，唯一“混”的地方不过是2艘巡洋舰一重一轻而已。欧洲战事结束2个月有余，大西洋上早就没了德国潜艇的身影，日本人又跑不了这么远——据说他们没有几艘船了——护送杜鲁门及一众要员前往欧洲的这支舰队竟然没有一艘驱逐舰护航。谁能料到，这竟然是1919年4月9日参加完一战的杜鲁门乘“齐柏林”号邮轮回国后26年来第一次离开美国。

出发前的几天里，杜鲁门恶补了大量国际知识，内容包括三国首脑将要探讨的一系列议题：苏联在东欧令人警惕的主宰地位，德国破碎后的管理，犹太复国主义，打赢对日战争的最后战略等。最后一项议题是杜鲁门最关心的，因为斯大林尚未履行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对日作战的承诺，杜鲁门想要取得苏联参战的绝对保证，尽管目前他们参战的重要性已大大减弱。杜鲁门还有一层担心，自己能不能和那两个人合得来。罗斯福和丘吉尔关系好得跟双胞胎似的，两人在战争时期多次见面。他们会彻夜畅谈军事和政治问题，也会分享漫长人生中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罗斯福似乎也和斯大林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尽管他们只在德黑兰和雅尔塔有过两次亲密接触。杜鲁门有点惧怕这次会晤，认为自己比不上丘吉尔和斯大林这样的世界级领导人，声望与他们相距甚远，自己只是因为罗斯福突然病逝才坐上总统宝座的。但他对自己与人打交道的能力还是很有信心，认为那些复杂的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大家坐下来当面讨论，分歧终究会消除。话虽这样说，但他登上的毕竟是全世界最宏大的历史舞台，之前自己从来没登上过，更别提要扮演第一男主角了，这不免让他心中惴惴。总统的一些随行人员觉得，他们这位上任不久的总司令还没有为新岗位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经历也不够多，缺乏前任那样的专业性、自信心和灵活手腕。

要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坐在一起博弈的想法，让杜鲁门发愁了好几周。在出发前一天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他说：“我准备好去见斯大林和丘吉尔了。我必须带着我的燕尾服、黑色大外套以及各种各样的帽子，我的手提箱里装满了过去会议的资料，以及提醒我该怎么做、怎么说的建议文件。我真希望我不用跑这一趟。”就在出发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天和前天晚上都跟贝丝聊过，她不高兴我去见俄先生和英先生——我也不高兴。我真痛恨这趟旅程，但我必须去——要么赢，要么输，要么和——我们一定要赢！”

“奥古斯塔”号以20节以上高速在大西洋上破浪前进，整个航程需要花费大约9天。航途中的第三天，福斯克特上校特意组织了一次实弹演习，供总统和众大腕解闷儿。“奥古斯塔”号以“弗拉德尔菲亚”号为目标进行炮击，炮弹在同伴身后500米处激起了一道道冲天水柱。舰桥上的杜鲁门大开眼界，举起望远镜眼都不眨地看着，陆军炮兵出身的他还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呢！

随行人员足够多且都有共同语言，漫长的航途并不觉得无聊。白天，杜鲁门经常与新国务卿贝尔纳斯——他已于7月2日正式宣誓就职——在甲板上边绕圈边交谈。“看到我那能干的、配合默契的国务卿也在船上，”杜鲁门在日记里写道，“我才能稍微平静一些。”18时，舰上那支由30人组成的出色乐队都会演奏餐前音乐。20时，贝尔纳斯的舱室往往会播放一部电影，很多人挤进去看。

杜鲁门不太感兴趣，他的娱乐方式是回到自己的舱室，和白宫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总统特别军事助理哈里·沃恩准将等人玩扑克牌。打牌也不耽误谈正事，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7月5日启动的英国大选。因为要统计在海外服役的军事人员的选票，大选结果的公布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杜鲁门和他的大部分幕僚都认为，丘吉尔将毫无争议地取得胜利，毕竟他带领英国人民度过了数年艰难岁月并取得了欧洲战场的最后胜利。至于远东，对英国人来说只是一个次要战场，况且击败日本只是个时间问题。其间，杜鲁门收到了丘吉尔发来的一封电报，“相信我的政府会获得大多数选票。但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竞选活动总是充满意外的”。丘吉尔还说，他会在7月25日临时退出会议，以等待国内的选举揭晓，“即使失败，我也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在波茨坦逗留到8月5日到6日。不论英国大选的结果如何，波茨坦会议都不能仓促从事”。

大家谈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原子弹。如果国内试爆成功，“我可有了一把锤子，”杜鲁门说，“就可以敲打敲打那些伙计了。”换句话说，苏联人参不参加对日作战就不那么重要了。贝尔纳斯完全赞成总统的观点，莱希不以为然，他对原子弹完全不感兴趣，甚至是厌恶。莱希一直认为，原子弹不过是科学家的梦幻，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我觉得自己起初对原子弹的错误认知，是基于我长期在海军对炸弹的了解。我的专业就是研究舰炮，还担任过海军部军械署的主官。对这种新型武器，用‘炸弹’这个词是不恰当的。它不是炸弹，它不是爆炸，它是一种有毒的东西，使用致命的放射性反应杀死人类，远远超过了爆炸的威力。一想到将来仍可能使用毁灭性的原子武器，我就毛骨悚然。”在莱希眼中，原子弹和毒气一样是应该被禁用的。他更不赞成使用这种武器去攻击平民，“我自己感觉是这样，要是首先使用这种武器，那我们所采用的道德标准简直就同黑暗时期野蛮人的标准一样了。我这样的老水手没有受过这种作战教育，战争绝不能以残杀妇孺来换取胜利。是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这种武器，并第一次使用了它。可以肯定的是，将来我们的敌人也会拥有它，在某一天原子弹也会被用来对付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名为政府工作了半个世纪的职业军人，到临退休时还要把自己的战争故事讲出来，供后人借鉴。这些新型、恐怖、不文明的武器代表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野蛮，将永远为基督徒所不齿。一位参与设计的科学家曾对我说，他多么希望原子弹没能研制成功，我也希望他是对的。”莱希一直认为，“某些人”坚持使用原子弹，是因为在这个项目上花了太多的钱。

半年之前，有一次格罗夫斯到莱希办公室汇报项目进展，被他兜头泼了一大盆冷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能搞出什么惊人的东西！从历史角度看，从未有过一种在某次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武器对那次战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莱希还说，他对格罗夫斯这样年轻的“小伙子”去干这种工作感到遗憾，如果他到别的部门工作，一定会很有出息。言外之意是，干这个“很没出息”。格罗夫斯在科学家面前说一不二，在莱希跟前却不敢放肆，只能诺诺而退。莱希直截了当地对杜鲁门讲：“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大的一件蠢事，纯粹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我以爆炸物专家的身份讲，那是一个永远点不着的哑弹。世上最愚蠢的事莫过于此！”

7月14日，经过8天航行的美军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英国皇家海军“伯明翰”号轻巡洋舰，率“塞拉皮斯”号、“顽强”号、“服从”号、“热忱”号、“西风”号和“黄道”号等6艘驱逐舰前来迎接。舰队驶过多维尔海峡后靠近海岸行驶，以观赏“白崖”的壮观景色。舰队驶入北海时，在前方开路的英军舰队掉头返航。每艘舰与“奥古斯塔”号擦肩而过时，英军水兵都会列队于舷侧向美舰“三呼美国总统先生万岁”。英军护航舰队司令官肯宁汉姆·格拉汉姆少将给杜鲁门发来了告别电报：“能护送您通过英吉利海峡，我们感到无上光荣。我谨代表舰队的全体水兵，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良好祝愿！”杜鲁门也向格拉汉姆少将表达了谢意，赞赏他们出色和周到的护航和送行。7月15日上午10时04分，“奥古斯塔”号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抛锚，全部行程历时9天，航程6273公里。

港口早已站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他们中有美国驻比利时大使查理斯·索耶尔及夫人，盟军欧洲战区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上将，前海军作战部长、美国驻欧洲水域海军司令官斯塔克上将，以及诸多官员和高级军官。一行人登上47辆轿车，浩浩荡荡直奔56公里外的布鲁塞尔机场，沿途由美军第三十五步兵师第一三七团提供护卫。为了给还没见过面的新总统留下深刻印象，艾森豪威尔可谓煞费苦心。第三十五步兵师能获此殊荣是有特别原因的，一战时期，杜鲁门就是该师第一二九炮兵团第二营D连的上尉连长，管辖4门大炮和194名士兵。

美国代表团抵达机场时，第一三七团军乐队和精心挑选出来的400名“五星战士”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杜鲁门兴致勃勃地检阅了服役过的老部队。一阵忙乱之后，众人在总统专机“圣牛”号和两架大型C-54运输机上坐定。在飞越德国上空时，杜鲁门透过舷窗向下俯瞰，映入他眼帘的是残破的桥梁、铁路、工厂和被烧焦的黄土，到处一片狼藉。他看到沿途的卡塞尔和马格德堡两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没有一幢完整的建筑。正午时分，飞机在柏林郊区的加托机场安全降落，前来迎接的有陆军部长史汀生，助理部长麦克洛伊，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陆军副参谋长阿诺德上将，苏联驻美国大使葛罗米柯，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詹姆斯·邓恩，美军驻德占领军副司令官（司令官由艾森豪威尔兼任）卢修斯·克莱中将等要员。

史汀生的突然出现让杜鲁门颇感意外。因为在大部分问题上与国务卿的意见相左，贝尔纳斯撺掇总统不让史汀生参加本次会议。杜鲁门告诉78岁的陆军部长不必“过分操劳”，波茨坦那么远，舟车劳顿，您就不必亲自去了，在家陪陪受伤的夫人吧。史汀生不听，杜鲁门一行出海之后，他随身携带医生开具的健康证明直接乘机飞往欧洲，反而比杜鲁门早一天到达波茨坦。既然来了也不能把他赶回去，况且人家来也不是为了私事，杜鲁门只好做出让步。他内心非常清楚，这次旅程对这位即将退休——史汀生在两个月后的1945年9月宣布退隐——的老政治家有多么重要，于是权当之前的事情没发生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从机场到目的地的16公里路程全在苏军控制区内，沿途每隔20英尺，就会有一名荷枪实弹、头戴绿帽的苏军卫兵伫立路边。参加会议的三个代表团都将下榻柏林近郊巴伯尔斯贝格，这个被称作德国“好莱坞”的小镇奇迹般避开了战火，成为接纳“三巨头”及众多头面人物的最佳场所。会议之前，这里的原住户被勒令消失，与附近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的人待在一起，并被严令不准随意到大街上去。美国代表团下榻地是恺撒大街二号格里布尼茨湖畔一栋三层灰泥别墅，他们被告知原主人是纳粹电影行业的领导人，“现在已被我们关进一处劳改营”。阿诺德上将被告知，让原住民离开时几乎没人反对。但他很快就听说情况不是这样。一名倔强的妇女拒绝离开，负责清场的苏军士兵朝她开了枪。她的尸体被埋在自家的前院里，这样所有人都乖乖地离开了。

这座别墅的实际主人是出版商古斯塔夫·米勒-格罗特，他的父亲于1896年修建了这座房子。多年以来，这里一直是欧洲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聚会的场所。许多年以后，格罗特的儿子专门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在您入住这所房子10个星期之前，住在里边的人就处在惊慌和恐惧之中。来抢劫的苏军士兵不分昼夜地进进出出，当着父母和孩子的面强奸了我的妹妹们，毒打我的父母。所有家具、衣橱和箱子等物品都被用刺刀和枪托戳烂、打烂，里边的东西散落一地，然后用极其野蛮的方式毁掉。苦心经营的家庭财富几小时内就被悉数毁灭。5月中旬，就在我们国家投降不久，房屋的主人和住户被下了在1个小时内搬出去的最后通牒，只允许携带最少量的生活必需品。”

占领军当然不会毁掉一切，格罗特家里原来使用的那些精美的家具和大师的油画都被取走，然后用从附近别墅和城堡里没收来的家具重新装饰了房间，其中最复杂的工程当数安装窃听器，包括计划留给杜鲁门的房间。“窃听依然在我们的计划之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报告说，“服务人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人。”根据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多布斯《1945年的6个月：从盟友到对抗》一书中的说法，在苏联占领德国的最初几个月里，共有40万节车皮的战利品被运走。其中包含但不限于60149架钢琴、458612台收音机、188071条地毯、941605件家具、3338348双鞋和1052503顶帽子。与这些家庭用品一起被运走的还有24节车皮的博物馆藏品、154节车皮的毛皮和珍贵器皿、200多万吨谷物和2000万升酒。到1946年，共有2885家德国工厂被拆除送往苏联。

从看到这栋建筑开始，杜鲁门就觉得很不舒服。别墅的装修虽然豪华，但品位很糟，看上去没什么地方是调和的。“楼是红色和黄色的，脏兮兮的，”他在日记里写道，“一栋被毁掉的法国城堡式建筑，是被德国人掩盖法国风格的做法毁掉的。无一处协调，地下室被用作厕所。”颜色以红黄格调为主，这里却因杜鲁门的入住有了一个临时称呼叫“小白宫”。别墅周围景色宜人，美中不足的是来的人太多而房间太少。美国代表团的人数比在雅尔塔增加了4倍，连杜鲁门和莱希都只能共用走廊尽头的洗手间，其他随从往往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应该有人打地铺。临时修好的供水系统总是出毛病，最突出的问题是：所有的房间都没有纱窗，酷暑季节从湖面飞来的蚊子比盟军轰炸德累斯顿出动的轰炸机还要密集。不过由于长途跋涉带来的劳累，杜鲁门当晚还是睡得很早、很香。

和杜鲁门如临大敌不同，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并无多少紧张感，他临时决定在大选和波茨坦会议之间让自己在和煦的阳光中享受一周假期。7月7日，大选投票日后两天，丘吉尔带着夫人克莱门蒂娜和女儿玛丽一起到波尔多海滨度假，用上午游泳、下午画画的方式优雅地度过了一周。作为一名水平还不错的业余画家，丘吉尔一生留下了超过530幅作品，据说在欧洲战争时期只画过一幅画。其间对伦敦或其他地方发来的那些没完没了的电报，丘吉尔基本无视。他告诉医生莫兰勋爵：“我什么都不想干，缺乏干劲，我不知自己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那样。”其间他唯一发出的一封电报是给蒙哥马利元帅的，“请注意不要摧毁德国人从事研究开发的设施，很多设备可以给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使用”。丘吉尔认为，自己无须为即将召开的“三巨头”会议进行准备，因为头脑里装满了东西。7月15日，丘吉尔带着女儿玛丽乘汽车前往波尔多，转乘一架“空中霸王”直飞柏林加托机场。在那里迎接他的有副首相艾德礼，外交大臣艾登，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亚历山大等人。“我见到他时大吃一惊，”蒙哥马利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与我上次见到他时相比，他看上去至少苍老了10岁。”

众人驱车前往巴伯尔斯贝格，英国代表团入住的后环形大街二十三号粉色别墅，同样可以俯瞰湖面的美丽景色。美、英代表团居住地仅相距550米，斯大林远在2000米之外，似乎预示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将在会议上产生激烈纷争。

7月16日是星期一，生活习惯很好的杜鲁门如往常一样在6时30分就起床了，来到阳光照耀下的前廊用餐。美国代表团从国内带来了11名厨师，保证所有人吃上可口的饭菜。天气好得出奇，杜鲁门吃完饭到外边逛了逛。美国总统系着小圆点领结，穿着漂亮的双色凉鞋，轻松随意的模样就像一个来欧洲度假的时髦游客。美军在“小白宫”周围设置了18处岗哨，由腰束白色皮带、打着绑腿的卫兵把守。苏联人为新住户提供了周到的日常服务，通宵干洗、擦鞋、修脚、理发等应有尽有，早晚还各有一次邮政服务。不管杜鲁门走到哪里，新上任的总统卫队长弗雷德·康费尔总是如影随形，片刻不离左右。“他尽职尽责，”总统对康费尔的表现非常满意，“会议期间，他总是两臂交叠站在窗边，对每一个经过的人怒目而视。如果那些人胆敢冒犯美国总统，他一定会生吞了他们。”

康费尔是接替前文多次出现的迈克尔·赖利担任这一新职务的。杜鲁门貌似忠厚，但动起刀来并不手软，这是一个成功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罗斯福的亲密战友霍普金斯告诉他：“保留前总统时代的内阁成员是不明智的，一个总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人马。”不管霍普金斯说这些话出于何种目的，杜鲁门深以为然，很可能他自己就是这么想的。从上任第四天用1901年在独立城高中上学时的同班同学查尔斯·罗斯换掉史蒂夫·厄尔利出任白宫新闻秘书至今，罗斯福内阁中除了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商务部长华莱士和内政部长伊克斯，其余人被换了个遍。

至于史汀生，杜鲁门已有意让他在战争结束后告老还乡，只是因为他现在负责的事情太过重要，没人能够立即接手才暂时留任。离职的人有的是主动辞职，有的是被婉言劝退。杜鲁门派人打电话给罗斯福的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劝他辞职。后者在电话里说：“如果杜鲁门希望我辞职，他应该亲自向我说明，这是对一个内阁成员最起码的尊重。”杜鲁门于是请比德尔到白宫来，向他承认自己之前做法欠妥，然后提出要他辞职。“他说完这些话，如释重负，”比德尔后来回忆说，“我站起身，走上去拍拍他的肩膀，‘你看，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难’嘛！”后来比德尔成为纽伦堡审判的美国法官，接替他出任司法部长的是杜鲁门熟悉的参议员托马斯·克拉克。

财政部长摩根索向杜鲁门提出要参加波茨坦会议，以推行他将德国完全变成农牧业国的“摩根索计划”。史汀生坚决反对摩根索的意见，他认为一个经济富强、具有活力的德国是未来欧洲稳定的基石，“战犯可以严加处置，武器可以永久剥夺，政府行为可以监管，直到受纳粹教育的那一代人从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但不能限制德国人民从事任何与军事无关的建设”。杜鲁门显然赞成史汀生的观点，苏联人在东欧的做法使他认为保持一个经济繁荣的德国是完全必要的，就像美国后来扶持日本以防止苏联在远东扩张一样。他冷冷地告诉摩根索，美国国内比波茨坦更需要一位财政部长。这位罗斯福的发小说，如果不让去，他就辞职。杜鲁门正等着这句话呢，立即以自己的好朋友弗雷德里克·文森取而代之。杜鲁门说过：“我一向持有这样的印象，罗斯福先生是自己做财政部长的。”此前摩根索在一次汇报工作时问：“是总统生前的决定吗？”杜鲁门瞪着眼睛回答：“是总统刚刚决定的！”

上午11时，一辆由漂亮女士驾驶的小轿车在“小白宫”门前停住，车上跳下来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后边跟着外交大臣艾登和他的助手贾德干爵士，那位女司机是首相的女儿玛丽中尉。丘吉尔以前到美国时，杜鲁门见过他，只不过没有机会说话。但丘吉尔不认识杜鲁门，就像他当初和罗斯福见面时，罗斯福也说见过他，他却对罗斯福没有任何印象。因为当时丘吉尔是英国的海军大臣，罗斯福只是美国的海军助理部长。

之前两人有过多次通信和通话，算得上比较熟悉了。现在出现在“小白宫”的丘吉尔貌不惊人，身穿皱巴巴的白色夏季西装，上面沾有不少雪茄的白烟灰，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他疲惫而无精打采的样子，符合一个衰落中的民族与帝国的形象。杜鲁门在当晚的日记里写下了对丘吉尔的第一印象：“我们之间的谈话再愉快不过了，他是个极富魅力和非常聪明的人。我说的聪明是英国人的那种聪明，不是肯塔基人说的那种。他显然具有决断力，充满自信与决心。他给我灌了很多迷魂汤，讲美国是个多么伟大的国家，罗斯福是个多么值得敬爱的领袖，以及他和我的感情将如何紧密地发展等。好吧，我尽我所能给了他最热情的欢迎，扮演出一副天生——我希望是那样——讲究礼貌和好脾气的样子。我确定我们会相处得很好，只要他不对我说太多奉承的话。”

陪同杜鲁门一起接待英国人的还有国务卿贝尔纳斯。众人在宽敞的客厅落座，虽然杜鲁门起初显得拘束，但两人很快就相谈甚欢。总共2个小时的会谈时间里，社交寒暄占去了一大部分。杜鲁门说，自己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准备了一份议程，希望知道丘吉尔想讨论什么。丘吉尔回答说完全用不着，一切尽在我心中，随机应变即可。两人随后谈到英国大选，杜鲁门认为丘吉尔一定能获胜。后者却说不一定，“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我只能算半个人。我听说女人都支持我，而男人都反对我”。玛丽告诉总统的特别军事助理沃恩准将——他被大家戏称为除了搞笑什么都不会的人，杜鲁门却把他提升为准将并委以要职，因为他对自己绝对忠诚——为了能和杜鲁门先生会见，他的父亲多年来第一次在上午10时就起了床。丘吉尔、斯大林都是夜猫子，白天萎靡不振，晚上精神头十足。分手之前，两位领袖用威士忌“为伟大的自由事业碰杯”。意外的是，杜鲁门并没有留丘吉尔一起吃饭，丘吉尔也没有主动提出留下来，要知道他之前是强烈要求在“三巨头”会面之前能够和杜鲁门单独沟通的。

丘吉尔后来承认，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杜鲁门并无太多好感，但2个小时后他完全改变了想法，“他的愉快的、一丝不苟的、神采奕奕的风度和明朗的决断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女儿，自己很喜欢杜鲁门，确信未来可以与他一起共事。当莫兰勋爵问美国新总统是否很有能力时，丘吉尔回答说“是的”，“而且他意志坚强，做事脚踏实地”。玛丽在写给母亲的信中高兴地说：“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恩，这似乎是上天的庇护，或许是罗斯福总统的遗惠。父亲终于从最近情绪低沉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再次变得轻松和自信。”

会议原定于当天晚些时候举行，但斯大林还没有现身，苏联方面也没说他何时会到。下午无事，杜鲁门临时决定去参观第三帝国首都柏林。15时40分，在贝尔纳斯和莱希的陪同下，他乘一辆克莱斯勒敞篷轿车从“小白宫”出发了。就在他们出发前70分钟——柏林时间14时30分、华盛顿时间5时30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的荒漠上被成功引爆，不过消息现在还没有传过来。

几名白宫特勤人员乘坐另一辆敞篷车在前方开路，车上悬挂着二星少将标志，据说是为了糊弄“那些也许会将总统座车当作射击练习目标的人”。离城区还有一半路程时，众人看见绰号“铁轮地狱”的美军第二装甲师全副武装排列在公路一侧，接受总统检阅的坦克和装甲车足足有1200辆之多。杜鲁门换乘一辆敞开的装甲牵引车从队列前驶过，从头到尾共用时22分钟，说了些慰问的话。“英勇的士兵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装备排成1.5英里长的队伍，我们从它们面前缓缓驶过，”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为攻占柏林做出了重大贡献。看到如此令人振奋的武装力量，我真为当初没能穿上军服参战而深感惋惜。”都怪几年前马歇尔嫌他年龄太大了。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有战斗力的地面部队，”海军出身的莱希上将对眼前这支威武之师赞誉有加，“我不知道有谁能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阻挡，”师长约翰·科利尔少将立正敬礼，挺胸回答道，“我想今后也是这样！”

柏林的损毁程度令所有人震惊，这座世界第四大城市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好像每堵墙都遭受过炮火轰击，每扇窗都是敞开的大洞，每条街道上都散落着弹坑、瓦砾和扭曲的金属，7月的酷热中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味。车队缓缓驶过蒂尔加滕市中心公园，杜鲁门发现那里的树光秃秃的，树皮都被饥饿的人们剥下吃掉了。胜利大道路边的长椅上，依然写有“犹太人禁用”的字样。车队来到国会大厦废墟和勃兰登堡门前，这里是通往苏管区的入口，一队苏联士兵向他们敬礼后挥手放行。汽车在威廉大街的帝国总理府外停住，杜鲁门没下车。“他们自食恶果，”他告诉簇拥在车周围的记者，“这只证明了一个人索求过多时将会如何。”

让美国总统感触更深的是那些还活着的人。透过车窗，他看到逃难队伍长到似乎没有尽头，其中有“年迈的男人、年老的妇人、年轻的女人，从蹒跚学步的孩子到背着包裹的青少年，或推着车，或拉着车，沿着城市的偏僻街道行走，带着一切能够带上的财产，朝着任何能找到食物和庇护的地方行进”。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表情，既没有愤怒和哀戚，也没有惊慌和恐惧。队伍中几乎没有年轻男子，他们或已为希特勒扭曲的幻梦送命，或被关押在盟军的战俘营里。杜鲁门记得，一战结束，威尔逊总统来到巴黎时，兴奋异常的民众把他当救世主一样欢迎。但是现在，那些人连抬起头看看他的兴趣都没有。

“一个人的自我无限膨胀会导致什么，这是最好的例子，这是一个野心家不自量力的结果，”杜鲁门感慨地告诉莱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从中学到了什么。希特勒对领土的贪欲太大，超出了自身的限度。他不讲道德，而人民支持他。我从不曾见过比这更惨淡的景象，也不曾见过如此彻底的报复。”当晚他的日记罕见地有了些哲学意味，“我希望和平，但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的白蚁。也许，如果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挖得太深，那里就会有某种报应。谁知道呢？”

杜鲁门离开总理府刚刚10分钟，丘吉尔也在艾登的陪同下乘敞篷吉普车来到了这里。英国首相的兴致显然颇高，他决定下车进去看一看。出乎英国人的预料，除了一个德国老头儿一脸怒气地朝身穿上校军服、叼着雪茄的丘吉尔摇头，其余人竟朝他欢呼，“他们的臣服让我心中恨意顿消，其表现让我感动，众人憔悴的外貌和身上的破烂衣衫也深深触动了我”。在苏联士兵的引导下，丘吉尔参观了希特勒的书房，苏联人在墙上写满了“侮辱性的言辞”。希特勒的书桌被砸成碎片，苏军一人拿一块留作纪念。艾登想起1935年希特勒在旁边的餐厅请他吃过饭，不久德国军队就开进了莱茵兰非军事区。“安东尼，”丘吉尔调侃自己的外交大臣，“你可算是为那顿饭付足了钱。”

众人继续下行，进入希特勒和爱娃自杀的地堡，“地板上遍布毁坏的家具、散落的书本和纸张，还有从桌子里掉出来的私人物品，毁坏的保险柜门、打碎的照明灯和碎玻璃”。重返地面之后，丘吉尔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用手抹掉额头的汗水，“希特勒肯定是到这里来透一下气，结果听到枪声越来越近”。离开之前，丘吉尔凝视着传说是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被烧毁的地方，用右手做了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手势，“如果是他们赢得了战争，眼前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在地堡里死去的将是我们”。丘吉尔真不该去坐元首的那把椅子，可能希特勒在冥冥中对这个与他战斗时间最长的人的屁股上使了把暗劲，丘吉尔十几天后就丢掉了首相宝座，变成了一个退休老头儿。

“我真后悔去这种地方观光！”陪同丘吉尔一起参观的莫兰勋爵说。医生回到寓所后洗了一个热水澡，还在水中放入了大量消毒剂，喝下了烈性酒试图掩盖嘴中的怪味。“整个下午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噩梦，”贾德干也埋怨说，“这次观光组织得非常糟糕。”

不请自来的史汀生并未受邀去参观柏林，他甚至未能在“小白宫”里获得一张床位，只能住在与总统行营隔湖相望的一所公寓里。16日下午，这位老眼昏花的陆军部长正在阅读刚刚送来的机密文件，每份文件抬头都标注着“‘魔术’外交情报摘要”，并且附有编号和日期。每隔两三天，“魔术”摘要就会更新并提交给总统和他的重要顾问，当然包括史汀生。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和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的往来密电，每封都经过精心解密和翻译后送给他们。无论是东乡要求苏联人出面调停，还是佐藤会见洛佐夫斯基碰了钉子，美国人都一清二楚。

作为原子弹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史汀生惧怕这种威力巨大的东西，它的存在将使世界时刻处于被毁灭的威胁之中。史汀生认为，现在摆在桌子上的这些文件表明日本人有了“求和”的意愿。史汀生了解东方人的习性，相信日本人并不都是狂热分子，也有像他这样文明的体面人，只不过他们现在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东乡在给佐藤的电报中说，“天皇陛下对此次战争给所有交战国国民造成的灾难和牺牲深感痛心，渴望尽早结束战争。如果英、美坚持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为维护帝国的名誉及祖国的生存，日本只好举国一致，战斗到底”。史汀生知道“无条件投降”是通向和平的最大障碍。尽管现在离原子弹首次试爆只剩几个小时，但和平的机会仍然存在。他相信如果美国人同意让日本人保有天皇，他们很可能会拱手送出美国人想要的胜利，那样美军在日本登陆肯定会带来的重大伤亡以及使用原子弹给平民带来的杀伤就完全不存在了，莱希、麦克洛伊、格鲁、杜曼等人显然都赞成这种观点。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美国将联合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发布最后通牒。现在史汀生必须说服总统接受他们的观点，那样就无须发起登陆，更无须使用原子弹。由此看来，日本人试图通过苏联斡旋的举动也算取得了效果，尽管是通过密电被破译这样一种方式。 g10X8Q/p0i1YDvCuhjru+4enYbR7qZwJXMhaxCmhAInbP0QMr0Wets9S2XrWycD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