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工程”（1）

哈里·杜鲁门一向敬业勤勉，当上总统后更是无以复加。他白天忙得不亦乐乎，其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如同超市。下班后他也不会立即回家，而是读报告或备忘录，一直读到眼睛刺痛，腹中乱响。在4月17日的日记中，杜鲁门写下的一句话充分表达了他的心情：“我觉得，我做总统的头五天时间感觉比五辈子还长。”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自4月12日以来，事情的发展快得可怕，没有哪一天不是在做出重大决议中度过的”。纳粹德国战败在即，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强势崛起，如何整合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难题多多。即便已经到了战争末期，远东地区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盟军是否要登陆日本，抑或通过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就能迫使他们投降？苏联还有无参战的必要？前总统“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是否要继续执行？能否让裕仁保留皇位，他是否具备结束战争的强大权力？打败日本之后，如何在远东建立新秩序？还有英、法、荷在远东殖民地的处置问题，件件都令人头大。

4月25日，在旧金山，51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成立联合国的第一次大会。罗斯福把建立这一国际机构看成保障未来和平的主要希望，可惜这一盛景他本人永远看不到了。杜鲁门不准备亲自出席，只计划在会议结束时去发表一次重要讲话。参加旧金山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以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为团长，随行人员包括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参议员康纳利、范登堡，众议员布卢姆、伊顿及明尼苏达州州长史塔生等人。因为罗斯福突然去世，斯大林才勉强答应派代表团参加会议。苏联代表团团长是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一个令杜鲁门极不愉快的人。

4月23日17时31分，莫洛托夫在苏联驻美国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陪同下造访了白宫。杜鲁门直截了当地告诉远道而来的客人，美国和英国正在忠实执行雅尔塔会议达成的所有协议，但信守承诺不能是单方面的。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同样忠于自己的诺言。杜鲁门立即反戈一击，指出他们并非如此。莫洛托夫有个绰号叫“石臀”，因为他能坐在椅子上一连数小时纹丝不动，就像一尊雕塑。但杜鲁门仅用24分钟就打发了他，两人完全称得上“话不投机”。苏联历史学家将这次简短的会面当作罗斯福去世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从此他们在与苏联人发生矛盾时不再采取妥协政策。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礼貌地送莫洛托夫出门，一众记者在闪光灯中焦急地等待。莫洛托夫一言不发，分开众人后扬长而去。

后来陪同杜鲁门一起会见客人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回忆说：“总统对莫洛托夫的态度非常强硬，我当时有点担心。但不得不说，我为这位新总统感到自豪。他告诉我，他不怕苏联人，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多于我们需要他们。”在此之前，哈里曼对新总统几乎一无所知。莫洛托夫离开之后，他仅和总统交谈了几分钟就发现，杜鲁门对形势了如指掌，几个月来他从莫斯科发回国内的报告他都看过，还读了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的所有通信，能够深刻理解其中的含义。看来外界有关新总统啥都不懂的传闻与事实不符。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时也在场的莱希上将，他对总统不带任何外交辞令的强硬声音倍加赞赏。

但是现在，由前总统发起的另一项宏大计划的可怕含义即将降临新总统的头上。将莫洛托夫打发走后的第二天，4月24日，杜鲁门在任期的第十二天接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递来的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望商讨高度机密事务一件。”史汀生在字条上提到了总统宣誓就职当天内阁会议后两人的那次简短对话，现在他希望做详细汇报：“我认为您应该马上了解此事，不能再拖。”史汀生拖了这么多天，是害怕过早地将重担放在他的肩上，将总统彻底压垮。杜鲁门在字条末尾处写上“放到明天的待办事项中”，交给了日程秘书马特·康纳利。

说杜鲁门就任总统之前完全与这场战争无关明显不准确，他服役的是另一条战线。1940年初，因欧洲战事不断扩大，美国开始大规模征兵。当时任参议员的杜鲁门深知部队缺乏合格的军官，而自己一战时已是炮兵上尉，目前晋升陆军预备役上校，就直接来到参谋长马歇尔的办公室，希望即刻入伍为国效劳。

“马歇尔把眼镜从鼻梁上摘下来，不停擦拭，”杜鲁门后来回忆说，“他说，您年纪太大了，与其入伍，还不如留在参议院做事对国家贡献更大。”当时杜鲁门已经过了57岁，上阵杀敌确实有点跑不快了。

有选民向杜鲁门举报说，密苏里州中南部利奥纳德伍德军区的新建工程中，很可能存在违规行为。杜鲁门驾驶自己的那辆破道奇车，从华盛顿一直向南开，到了佛罗里达，然后向北又绕到密歇根州，沿途走访了不少陆军军营和国防工厂。他发现各地都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一些工地上有好几百人，分工混乱，很多人闲坐在那里，白拿工资不干活”。于是他直接前往白宫，将所见所闻向罗斯福做了详细汇报。1941年3月，依据国会刚刚通过的第七十一号决议案，杜鲁门成立了一个由7名参议员组成的国防计划特别调查委员会，他本人亲自担任主席。特别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国防事务中可能存在的渎职和浪费问题。杜鲁门等人的工作卓有成效，美国后勤部队司令官布里恩·萨默维尔中将对此极度不满——他本人不得不多次出庭为下属的行为做证——但也不得不承认“仅他们针对军方营区建设的调查，就为政府节约了2.5亿美元支出”。截至1943年底，委员会已经完成了21份调查报告，纠正了大量违规现象。杜鲁门因此成为1943年3月8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1943年6月17日，杜鲁门为一项据称叫作“曼哈顿工程”的军工项目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史汀生，因为有人举报在田纳西州和华盛顿州突然冒出了大片设施，据传正在进行耗资巨大的神秘实验，没人知道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史：“全世界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两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杜：“我懂了。”

史：“这是一项非常重要且秘密的研究计划。”

杜：“我了解这个情况，部长先生。所以，你不用再跟我多说什么，除非你觉得有必要告诉我。”

史：“那好。”

杜：“我只想知道，你确定的这个计划有明确的目标，而且不会有任何问题。”

史：“这个计划不但目标明确，而且非常了不起。”

杜：“那好吧。”

史：“非常感谢你。”

但后来杜鲁门不讲“武德”，又向史汀生提出让委员会成员弗兰克·洛威去参观汉福特工厂——那里生产原子弹必需的重要原料钚——遭到陆军部长断然拒绝。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参议员杜鲁门威胁说，如果我不答应，后果会很严重。我告诉他除了拒绝，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杜鲁门这人真讨厌，不值得信任。他说起话来温文儒雅，做起事来蛮横无理。”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德威克，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弗里茨·施特拉斯曼等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使原子能为人类利用在理论上成为可能。1939年9月26日，纳粹德国率先启动了研发核武器的“U计划”，引起了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高度重视。这位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认为，凭借德国拥有的大量优秀科技人才和强大的工业能力，一定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由于当时欧洲战乱以及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很多欧洲的顶尖科学家被迫逃往美国，其中也包括曾在德国从事核研究的奥地利科学家利奥·西拉德博士。玻尔告诉西拉德和同样逃到美国的费米，一旦希特勒率先获得核武器，盟国是没有有效对抗手段的。即便纳粹独裁者的军队在常规军事方面一败涂地，他也可以凭借这种超级武器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全世界。自由国家唯一的防卫措施，是抢在德国人之前开发出这种新武器。

欧洲战争不断扩大，法国陷落，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朝不保夕。放眼全球，具备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雄厚经济实力、完备科研设备、大量科学人才及相对安定社会环境的，只剩下大洋彼岸尚未参战的美国。纳粹德国正在研制核武器一事让科学家感到担忧，费米、西拉德、尤金·威格纳、爱德华·泰勒等科学家开始四处奔走，呼吁美国尽快启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是这些知晓核裂变强大威力的物理学家，大多属于新来的外籍人士，在美国既无权势又无人脉，一些人甚至在学习英语，他们的呼吁不可能引起高层的充分重视。美国军方当时正在集中力量研制新的常规武器，以应对日益增大的战争威胁，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理会科学家所说的那些虚无缥缈的新玩意儿。

迫于无奈，西拉德想到了当年在柏林学习时的导师——名满天下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9年7月，他叫上匈牙利天才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格纳——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开着后者那辆破道奇车，前往长岛找到了老师。西拉德希望爱因斯坦能写一封信给罗斯福，说服总统尽快组织力量着手研制原子弹。同样流亡美国的爱因斯坦深知此事的重要性，答应下来。根据爱因斯坦的口授，西拉德草拟了一长一短两封信，并用白纸打印出来。

在信中，爱因斯坦描绘了一种可能出现的“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弹”。它空运起来也许太沉重，大概只能靠船来运载投放，但仅需1颗就可以摧毁整个港口连同周围的地区。爱因斯坦警告说，柏林威廉大帝研究所在核试验方面获得的进展已经构成了现实威胁，敦促总统确保铀矿石的供应来源，“美国只有很少适合使用的铀矿石，有一些好的矿石在加拿大和捷克斯洛伐克，但最好的铀资源在刚果”。信末尾的日期是1939年8月2日，一向谦逊的爱因斯坦把自己的名字签得和正文的字体差不多大小。

这一行动后来使爱因斯坦追悔莫及。1947年他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如果我早知道德国未能研制出原子弹，那我什么都不会做。”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在写给好友莱纳德·鲍林——他被誉为营养学界的爱因斯坦，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信中说：“当我在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信上签名时，我犯下了今生最大的一个错误！”

考虑到总统一般情况下都很忙，对新知识的认知和接受能力不会太高，三人最后决定呈送那封短的信件。现在如何把它交到总统手中又成为一个新难题，通过正常渠道层层审批似乎不太现实，拖的时间也可能很长。西拉德找到了自己当年在柏林时结识的一位老朋友——《德国经济学家》前主编古斯塔夫·施托尔普，后者将西拉德引荐给第一威廉大街莱曼公司的银行家亚历山大·萨克斯。罗斯福上任之初大力推行新政时，萨克斯是他的首席经济顾问，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可以找机会见到总统。更加难得的是，这位萨克斯——用乐器当名字比较好记——之前曾经在科学杂志上阅读过很多有关原子裂变的文章，至少不算是门外汉。听完西拉德和施托尔普的介绍，萨克斯满口答应将爱因斯坦的信送给总统，并竭力说服他。

但罗斯福不是随时都能见到的。西拉德8月15日交给他信，萨克斯一直到10月11日才被领进白宫二楼的总统书房。萨克斯啰啰唆唆地讲了1小时，总统除了爱因斯坦几个字，什么都没听明白。罗斯福和爱因斯坦并不陌生，他之前曾邀请这位大科学家到白宫做过客。罗斯福逐渐变得不耐烦，最后他说，自己不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这项耗资巨大的项目。萨克斯明白总统这意思就是“端茶送客”，他问自己明天能不能再来一趟，罗斯福便邀请他第二天过来一起吃早餐。

萨克斯苦思冥想了整整一夜，终于找到了说服总统的好办法。第二天天刚放亮，他就急匆匆直奔白宫。当罗斯福问他又有什么高见时，“我只想给你讲一个故事，”萨克斯说，“故事的主人公叫拿破仑·波拿巴。当他迫不及待地准备去征服英格兰时，美国蒸汽船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向他建议说，建立一支由这种汽船组成的舰队去进攻敌人，事半功倍。拿破仑不由分说地拒绝了他。他最后的结局，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接下来萨克斯念了一位英国科学家最近做出的预言：原子弹的问世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它的出现不可避免，唯一希望是人们“不要拿它派上轰炸邻居的用场”。

听到这里，罗斯福笑了：“你打算做的是阻止纳粹将我们炸掉？”

“一点儿没错！”萨克斯也笑了。

罗斯福叫侍者取出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把面前的两只杯子斟满。

两人开始呷酒，罗斯福派人叫来了军事顾问埃德温·沃森少将：“老爹，看来我们得采取行动了！”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时，英国在核武器开发领域实施的“合金管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由于英伦三岛频频遭遇德国的轰炸，已不再安全，丘吉尔和罗斯福决定，联合两国力量在美国开展此项工作。1942年12月28日，罗斯福签署命令，启动工业化制造原子弹的整个系统。项目被赋予3A的最高优先级别，有权要求得到充足的资金、资源和人员，无须向任何人说明用途。如果需要写项目名称，参与人员就统一填写“曼哈顿工程”。这显然属于障眼法，因为项目中没有任何一部分设在曼哈顿所在的纽约。

为了给“曼哈顿工程”提供充足的资金，起初史汀生和马歇尔使用的都是各种传统武器研发项目的名义。但到了需要在田纳西和华盛顿州建立庞大而昂贵的同位素分离工厂时，他俩终于意识到，再这样糊弄下去不行了，因为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比大部分常规项目的总额都高，必须征得国会的同意。 0GJ6fEDxxqs/v4TLRmtTwFSZDCc3nEYNQLLxEEteM61CEpWushU4ZsaL92zkrW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