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虎谋皮

冲绳岛上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在东京首相官邸，刚刚接替小矶国昭出任日本第四十二任内阁总理大臣的铃木贯太郎毫无履任新职的兴奋感，他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上这一高位的。就在新内阁宣誓就职的当天，1945年4月7日，帝国海军的象征“大和”号战列舰战沉，预示着联合舰队在未来战争中彻底沦为配角。美军已经在冲绳岛上牢牢站稳了脚跟，这座对本土防御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最终的沦陷，已进入倒计时。美军“超级空中堡垒”对本土四岛的空袭越来越猛，日本帝国陆海军束手无策。

在欧洲战场，日本昔日强大的盟友德国即将迎来覆灭的命运。4月20日，铃木组织召开新内阁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这一会议形式由前首相小矶创立，参会人员有铃木、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以及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会议历时一天，最终形成了《德国失败时必须采取的措施纲要》。

一、方针：在德国最终屈服时，制定防止国内动摇的措施，树立起在一亿民众更加坚定的团结下，确信必胜、保卫国土、彻底完成战争的决心。

二、对外措施：废除《防共协定》《三国同盟条约》等日、德之间的所有条约，努力促进对苏政策。防止大东亚各国动摇，确保与日协调。力图通过巧妙运用宣传策略，加剧美、英、苏之间的分化，涣散美、英的战斗意志。

三、对内措施：由于德国失败和敌人反攻，应更加强调一亿民众具有特攻队的觉悟。对苏联的新闻报道要特别注意与外交政策相符。为避免反战和平运动高涨，应加强对言论和阴谋活动的取缔，严防海外的策动谋反。

4月21日下午，外相东乡觐见天皇，就当前局势向裕仁做专题汇报：德国失败已成定局，主要原因在于遭到猛烈空袭，而美军对我国的空袭力度正不断加强，这是危险的征兆。一旦德国在欧洲战败，苏联向东进攻的可能性就会骤然变大，有必要对国际关系进行全局讨论。东乡指出：“从我方目前的战局来看，冲绳方面毫无希望挽回颓势。应该抓住德国失败的机会，趁我方还有余力时收拾残局，尽早结束战争方为上策。”裕仁难得开了口：“战争还是尽早结束为好啊！”

告退之后，东乡转身来到内大臣办公室，与木户幸一就战局、外交政策及如何结束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谈。两名主和派一致认为“日本现在的唯一出路只有和平，我们恳切希望陛下在关键时刻能够有所决断”。

4月22日，东乡办公室里来了几位不同寻常的客人。领头的是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他刚从秦彦三郎手中接过这一职务，秦彦三郎调往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总参谋长。之前出入外务省的都是些西装革履的外交官，几名身披参谋绶带的陆军高级军官突然光临，引人侧目。陪河边来访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有末精三忧心忡忡地告诉外相：据关东军发来的可靠情报，大批苏军正源源不断地从欧洲向西伯利亚方向调动，这种动向对战争全局特别是即将到来的本土决战影响极大。大本营陆军部希望外务省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苏联对日参战，陆军将全面支持这一对策。河边还交给东乡两份文件，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班长种村佐孝大佐草拟的《今后对苏施策意见》《对苏外交谈判纲要》。

东乡不悦：陆军历来将外务省抛在一边，如今战局无可挽回，才想起我们外交官？东乡告诉河边等人，除非你们能在冲绳战役中取胜，使日本的外交地位有所改变，否则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明确承诺，是极其困难的。

河边到访第二天，海军军令部次长小泽治三郎破例走访了外务省，表达了与河边类似的想法，还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欧洲战争接近尾声，苏联人手中有大量闲置的战斗机，能否通过外务省斡旋，用停泊在内海的“长门”号战列舰、“利根”号重巡洋舰、“凤翔”号轻型航母及5艘驱逐舰，从苏联人那里交换一些战斗机和燃油，用于今后的“特攻作战”？东乡哭笑不得，向小泽解释说目前两国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还在有效期限之内，苏联向日本供应武器不合国际法，总算把小泽等人打发走了。

随后登门拜访的是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表达了河边、小泽的大致意思之后，梅津提出，现任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在前阶段斡旋德苏媾和的工作中毫无作为，能否考虑更换大使，促进日苏关系改善。东乡的态度由此前的不满变成了生气：陆军的手伸得真长，竟干涉起了外务省的内部事务。东乡强压怒火解释说，找到一个比佐藤大使更优秀的人不容易，即便能够找到，人家愿不愿意赴任还说不定。目前形势日益紧张，驻苏大使的位置空缺一周都会给工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梅津最后表态说，为了防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有必要再次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慎重研究，他可以就此问题游说陆军大臣阿南。

阁僚中和东乡持有类似意见，希望尽早结束战争的人不在少数。农商务大臣石黑忠笃就是激进的和平论者。他在回忆录《农政落叶笼》中写道：“因德意志投降，我们再无束缚，我认为提出和谈没有任何障碍。和一两个人谈了，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在内阁会议上也没做任何议论。我不太了解最近的外交和军事情况，东乡外相什么都不说。现在回想，当时确实应该尽早考虑。”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下村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德国战败，我们败战的命运无可动摇。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今后还有无收拾残局的机会或能否抓住机会？我们日夜盼望冲绳哪怕能取得局部的胜绩。日本迄今为止都在被德国牵着鼻子走，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太软弱迁就了。”

一旦德国战败，接下来日本就与全世界为敌，首相铃木不可能不清楚。他内心倾向寻找合适时机对美、英取得体面的媾和。铃木在回忆录中说：“随着德意志的投降，对我国施加的压力是包含苏联在内的联合国国家。苏联于4月上旬通告废弃《中立条约》。如果他们参战，想要抓住结束战争的机会和努力又都会远去。”令人费解的是，日本高层中这些主和派互相并不沟通，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心事，无法形成强大的合力。

5月1日，战争指导班班长种村在《大本营机密日志》中形象地描绘出当时日本的矛盾心理：“今天终于有了希特勒战死和墨索里尼被打死的悲痛消息。由于都在意料之中，大本营只采取了一些事务性措施，表面上看很坦然。实际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成为全世界敌人的日本，只有孤军奋战，且战争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铃木老首相此时在想些什么？是和，是战？即使想决定也决定不了，即使决定了也不可言传。这其中的奥妙，又有谁能知道呢？”

陆海军高层接连登门拜访被东乡视为“天赐良机”，他的真实意图是不但要通过外交手段阻止苏联参战，还要通过他们的斡旋尽早“实现和平”，尽管他内心完全不相信苏联人。5月8日德国投降，东乡认为开会时机成熟，于是向铃木提出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请求。东乡建议说，鉴于要研究的事项过于重大，让四干事列席可能会导致机密泄露，况且这些干事在场，大臣们无法畅所欲言，参会人员是否仅局限于“六巨头”？小矶内阁时期，在总长梅津的提议下多次召开这种限定成员的会议，东乡的提议立即得到“五巨头”一致赞同。

5月11日至14日，由铃木、东乡、米内、阿南、梅津和及川六人参加的会议开了整整三天（13日休会一天），研究不可谓不充分也。陆军在会议上明确提出，为了防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有必要对之采取积极的外交方策。海军则希望在“诱致苏联善意”的同时，购买或用军舰换取燃料和飞机。东乡强调指出，争取苏联的善意必须在美、英、苏召开下次首脑会议之前进行，“由于罗斯福意外猝死，杜鲁门、斯大林、丘吉尔之前的会议可能会推迟，但迟早还是会开的”，如果等三方达成一致协议后再开展工作，一切都来不及了。东乡最后补充说，日本目前处境尴尬，到了不得不认真考虑结束战争的时候。

会议迅速对通过外交手段阻止苏联参战达成一致意见。米内继而提出：能否请苏联人出面调停，结束战争？东乡求和的心情比参会的其他人都迫切，但他仍对米内大放厥词：“如果海相认为苏联真的会帮助日本，那只能说明米内君对苏联人还不够了解，他们历来是不可信的。”然后他将目光转向众人：“我敢断定，日本问题一定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过。我们的情报部门效率太低，根本搞不到有用的情报。现在要把苏联拉到我们这边，没有多大希望。我认为要苏联不参战都难办到，更不要说请他们帮忙了。最好还是直接找美国人谈判。”

阿南立即反驳说：“议和条件应该根据目前战况来决定。日本尚未战败，而且我们占领的敌国领土，远较敌人占据的日本领土更大。”

东乡嗤之以鼻：“那种条件根本谈不上议和条件。我们不仅要考虑目前战况，还应考虑将来可预见的战况，才能做出最终决定。”

和平这一禁忌话题终于打开了。在密谋般的气氛中，众人开诚布公地讨论了通过瑞士、瑞典、葡萄牙、罗马教皇甚至中国出面调停的可能，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通过上述渠道必然导致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梅津认为，苏联的大国地位以及它刚刚战胜德国获得的威望，使之成为日本与英、美媾和的最佳中间人。阿南强调讨论只限于目前范围，以免消息泄露，“严重动摇军队士气”。

仍在玩弄“腹功”的铃木表面上支持军人，提出没有理由不去探探苏联人的口风：“斯大林的体格很像西乡隆盛，都是大肚子，肯定是个重情义的好人。如果我们请他，相信他会为日本做出努力。”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与大久保利通、内大臣木户的亲爷爷木户孝允，并称“维新三杰”。

东乡提醒众人，“按照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去揣摩苏联人的心理，是极其危险的”，斯大林的要价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5月14日下午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东乡抛出了通过苏联斡旋和平的备忘录，要点如下。

一、时下日本与美、英间的战争仍在持续。如果苏联直接参战，将置日本于死地。为此无论对美、英的战争呈何种状况，都要尽一切努力阻止苏联参战。

二、获得苏联的善意中立，由其斡旋结束战争为最上策。为达此目的，应迅速开展日苏会谈。

三、应向苏联人强调以下观点。首先，他们在对德战争中取胜，是因为日本始终保持中立立场，未按照盟友德国的要求在远东向苏联发起进攻。其次，在不远的将来，美、英与苏联之间的对立是确切无疑的——现在东欧已经出现这种迹象——保持日本的大国地位对苏联人是有利的。日、苏、中（指南京汪伪政权）通力协作，将会在未来与美、英的对峙中占据优势地位。

四、必须充分意识到苏联在对德战争取胜后，认为自己国际地位提高，而日本国力明显下降，野心急剧膨胀，提出的价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苏联大概企图让日本废弃以《朴茨茅斯条约》为中心的条件，日本则要竭力减少让步。为使谈判顺利进行，我国要有以下心理准备：一是归还南库页岛，二是取消渔业权，三是开放津轻海峡，四是转让在“北满”的铁路权利，五是承认苏联在内蒙古的势力范围，六是不惜出让旅顺和大连租借权，七是万不得已时割让千岛群岛北部。

五、我方最后的底线是：朝鲜必须继续为我方所有，“南满”可作为中立地带，尽量维持伪满洲国的独立。

一下子放弃这么多权利和土地，东乡以为军方一定会暴跳如雷。但出乎他的意料，“六巨头”都默不作声地在备忘录上签了字，并要求东乡尽快开始交涉。看来阿南、梅津等人虽然嘴硬，心里对日本所处的尴尬境况还是非常清楚的。5月25日，美军B-29大举空袭东京，这份由六人集体签名的重要文件，因为外务省大楼着火被烧掉了。细心的东乡重新制作了一份，请与会人员重新签名，然后发给每人一份。5月底，前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接替及川出任军令部总长，东乡又专门派人给他送去了一份。

第二天，5月15日，日本宣布废除包括《防共协定》《三国同盟条约》在内的日、德、意之间的所有条约。这些举动毫无实际意义，但可以看成是东京对苏联甚至英、美做出的一种友好暗示。

早在小矶内阁时期，日本除了尝试通过中国（缪斌）与盟军讲和，还进行过其他一些尝试。前外相重光葵曾与瑞典驻日公使维德·巴耶进行过接触，建议由瑞典替日本向英、美说情。5月10日巴耶回国后，特意拜会了日本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冈本季正，双方就和谈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但后来冈本向东京请示时，重光已经下台了，新外相东乡指示他暂时按兵不动。冈本的电报表明，影响力有限的小国瑞典对日本的议和倡议仅能起到传达作用。东乡断定此类接触除了得到一个无条件投降的答复，不可能有新的实质性内容，况且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已做出明确指示，所以他决定放弃苏联之外的其他途径。

通过瑞典的另一条途径，来自日本驻斯德哥尔摩陆军武官小野寺信。小野寺被英国军情五处誉为“闪亮的轴心国情报官”，当年只有他准确判断出希特勒的攻击目标是苏联，而不是英国。小野寺从波兰流亡伦敦政府处获悉了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承诺“将于德国战败三个月后参加远东作战”的绝密情报，并立即电告了参谋本部。可惜这份重要的情报并未得到有效利用，日本高层忙于恳求苏联斡旋和解，不相信小野寺发回的情报。老酒推测，参谋本部并未将这份重要的情报转交外务省，才有了前文东乡对情报工作不力的抱怨。

确信日本必将战败的小野寺找到了瑞典国王的侄孙贝纳多特·卡尔亲王，希望通过瑞典国王协调英国，实现日本与盟军媾和。卡尔亲王将这一计划透露给瑞典外交大臣克里斯蒂安·京特。因秘密行动绕过了正常渠道巴耶公使，京特很不高兴，向冈本提出了抗议。小野寺的努力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他很快收到了参谋本部命令他停止继续接触的秘密电报：“日本的政策是将战争进行到底。我们获悉有人在北欧为和谈斡旋，务必对此进行调查，并将结果速速报来！”

在中立国瑞士，也有两股力量试图为结束太平洋战争而努力，他们都与大名鼎鼎的艾伦·杜勒斯——美国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有关。杜勒斯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实际上是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驻瑞士（总部设在伯尔尼）的头儿，主要负责德国、法国、东南欧和意大利地区的情报业务。第一股力量是由同东京有着广泛商业联系的德国人费里茨·哈克博士发起的。哈克一直对日本抱有同情，认为他们发动太平洋战争纯属“愚蠢透顶”的行为。哈克得到了日本驻伯尔尼使馆海军武官藤村义郎中佐的支持。和小野寺一样，藤村早就意识到日本将在这场战争中败北，觉得自己应该为实现和平尽一分力，不管为此要冒多大的风险。有两个人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并愿意不遗余力地协助他。他们分别是大阪航运公司驻欧洲代表津山重美和《朝日新闻》驻欧洲记者笠信太郎。笠信担任过前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是近卫早餐会“水曜会”的主要成员，长期担任《朝日新闻》的社论主笔。

四位密谋者与杜勒斯手下的特工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晤，并避开正常的外交渠道，用海军密码同海军省直接联系。5月3日，杜勒斯手下的人通知哈克博士，美国国务院愿意与藤村等人进行接触。5月8日，德国投降当天，这些自告奋勇的人绞尽脑汁，草拟了一份致海相米内和军令部总长及川的电报，告诉他们杜勒斯愿意充当调停人，并称他与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沃尔特·李普曼都有密切联系，“为了进行正式谈判，请速派一名海军大将到瑞士来，与杜勒斯先生面谈。美国将保证东京来使的绝对安全”。接下来的8天，他们秘密发出了6份电报，报告了德国投降及英、美军队正准备从欧洲调往远东的重要情报，呼吁尽早实现和平，切勿错失良机。15天后，几个人终于收到了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中将发来的电报：“尔等与杜勒斯先生之谈判要旨已详悉，但有若干点表明这是敌人的阴谋。尔等务必万分小心行事。”

藤村等人不相信海军高层提出所谓“阴谋论”，多次回电进行辩解，声称杜勒斯是促成意大利北部德军投降的关键人物，但毫无回音。事实上，他们的电报在东京海军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教育局长高木惣吉以及军令部作战部长富冈定俊都强烈要求接受藤村的建议。富冈直接找到了总长：“哪怕是骗局也不要紧，派哪位海军大将去接触一下吧！”及川对此厉声呵斥：“研究好你的作战就行了，军人别谈政治！”后来接任总长的丰田更加反对与美国人直接接触：“杜勒斯的建议，要么是试探日本战斗精神的探测气球，要么是降低我军士气的重大阴谋。”为人一向尖酸刻薄的丰田讥讽藤村：“他不过是个小小的海军中佐而已。”

藤村主动提出飞回日本，当面说明在两个交战国之间建立的高级接触中，杜勒斯所处的重要地位。东京拒绝藤村回国，不过米内还是将他的建议转给了外务省，然后回了一封语焉不详的电报：“与此有关的电报均已转交外务省，请你与外相及你处其他人员紧密合作，妥善处理此事。”电报措辞含糊且表明和谈事宜已转外务省处理，但这封电报还是给予藤村等人极大鼓舞。时间在焦急等待中度过了，他们仍然得不到东乡或米内的任何指示，热情慢慢消退。东乡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已经做出了通过苏联斡旋“和平”的决定。

在瑞士的另一项和平行动，同样与杜勒斯有关，发起者是日本驻伯尔尼使馆陆军武官冈本清福中将，他担任过南方军副总参谋长。冈本告诉日本驻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两位银行家北村考治郎和吉村宽，愿意和美国人就停战展开会谈，“参谋总长梅津是我非常亲近的朋友，在诺门坎事件中，他是我所在军队的司令官，我的话他一定会听的”。北村和吉村找到了银行的一名董事——瑞典人佩尔·雅各布松，后者和杜勒斯的副手格罗·格韦尼茨取得了联系。但美国人再三强调无条件投降的必要性，不肯在保留天皇问题上给出明确承诺。格罗·格韦尼茨解释说，他和杜勒斯的官太小，只有杜鲁门和丘吉尔才有权力那么做。随后雅各布松找到了杜勒斯，后者怀疑这是日本人为了提高士气玩弄的阴谋诡计。负责伯尔尼—东京线路的美国“魔术”情报小组的监听表明，不管是冈本还是藤村，都没有取得东京高层的信任和支持。由冈本运作的这次尝试再次无果而终。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当天，冈本在瑞士苏黎世自杀身亡。

5月14日的“六巨头”会议结束之后，心事重重的东乡直接去了广田弘毅私宅。资深外交官广田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1906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通过外交官考试后进入外务省。1907年他被派往日本驻华使馆工作，1909年转赴日本驻英国使馆，其间参与了《日英通商条约》的签订。1919年广田再度出国，赴日本驻美国使馆工作。回国后，广田先后担任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等要职，之后任日本驻荷兰大使，1930年转任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广田曾担任过斋藤实、冈田启介、近卫文麿三届内阁外务大臣，1936年出任日本第三十二任首相，外交经历极其丰富。小矶内阁时期，1944年9月4日的“六巨头”会议做出让广田出使苏联的决定，因对方不接受未能成行。1945年2月，广田以重臣身份觐见天皇时，曾向裕仁强调对苏工作的重要性。东乡因此认为，与苏联外交官关系密切的广田，是担负斡旋和平重任的不二人选。向广田介绍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精神之后，东乡请广田去试探苏联驻东京大使雅可夫·马立克的口风，任务是尽量说服马立克，让苏联改变新近做出的不再延长《中立条约》的决定，并请他们斡旋结束战争。东乡最后说：“至于代价，尽量不要由我们先提出。非需要提出不可时，可以暗示。”

东京频频遭到空袭，大部分驻日外交人员都已从首都疏散到轻井泽和箱根地区。马立克的疏散地是箱根的疗养胜地强罗饭店，离东京只有90公里。5月25日，东京再次遭遇大规模空袭，广田私宅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广田只好前往好友星制药社长在强罗的别墅暂住，正好和马立克居住的强罗饭店是邻居。虽然因美军空袭耽搁了行程，但广田借住好友私宅正好可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

6月3日傍晚，广田以避难者的身份假装在这个小山村散步，并装作无意的样子在强罗饭店门前停下脚步，信步走进了这座欧式建筑。果不其然，他真的与老朋友马立克“不期而遇”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大部分大国都卷入的战争中，日本和苏联始终没有打起来！”马立克眼中的广田显得格外亲切，“尽管苏联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最后仍然战胜了强大的希特勒，可喜可贺。在目前变幻的事态下，我国衷心希望亚洲能够安全。我本人认为，在亚洲拥有很大一部分领土的贵国是亚洲安全的基本保证，能够且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次战争中，我只不过完成了一个大使力所能及的任务。”马立克是1942年到东京出任大使的，当时只有36岁。别看小伙子年纪不大，但绝对称得上“小奸巨猾”。他完全不相信广田是因为躲避空袭才和他邂逅的，并始终对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个人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对广田提出的问题，马立克根本不予回答，而是反问：“我认为日本有许多努力受到了外国的影响，现状如何呢？”

广田解释说：“日本国内完全统一在皇室周围。对外，全体国民希望与苏联和中国建立友好睦邻关系。”马立克笑了：“日本的军人和政治家中，不是也有人受到他国影响，对苏联产生了敌对情绪吗？”“现在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对苏提携论者，”广田当即否认，“我本人就属于这一类人。过去，诸如伊藤博文公爵、后藤象二郎伯爵，不都提倡对苏友好吗？”谈话似乎不太投机，第一天的会见到此结束。广田提出第二天晚上一起吃饭，马立克答应了。

事实上，早在两个月前回国述职时，马立克就知道了雅尔塔会议的全部内容，清楚苏联很快就会对日开战。莫洛托夫指示他尽力与日本人周旋，竭力制造出苏联不会在远东用兵的假象，必要时可以发出虚假电文迷惑对方。身在明处且占据了有利位置的马立克小伙儿，将67岁的广田叔叔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4日的晚宴上，广田开门见山地提出：“应该看到，苏联战后必然致力于复兴，并且在欧洲收复失地，特别是努力改善和邻邦的关系，即使在东方也肯定有类似考虑。日、苏两国目前都遵守着《中立条约》，没有必要担心什么。但条约一年后就要到期，需要提前考虑将来的安排。即使在有效期内，也希望能更进一步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日本现在已经在研究具体的方法和途径，想知道苏联方面对此的大体意向。”

马立克立即反将一军：“尽管苏联始终如一地对外奉行和平政策，可是因为存在像德国这样的好战分子，所以也不得不和敌人开战。在东方，我们对日本同样奉行和平政策。但由于日本国内反苏势力不断增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彼此之间缺乏一种互相理解的感情。为消除这种障碍，日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呢？”

广田说：“目前日本国内对苏联有好感的人正在不断增多。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着手以前就想根本改善日苏关系的有关事宜。苏联在旧金山会议上倡议印度等国独立，这也和日本正在东方施行的政策一致。日本希望能够找到与苏联长期和平相处的途径。”马立克问：“这是广田君的个人见解，还是贵政府的意向？”广田回答说：“我想告诉您的是，我刚才所说的，不但反映了帝国政府的态度，也反映了全体国民的态度。”马立克沉思片刻，说：“经过昨天和今天的会谈，已经大体了解日本方面的意向。苏联国内对日本不信任的呼声很高。我想认真研究后再陈述个人意见。”

广田心急如焚，但嘴上只能说“不急”。他问大概多久能答复，马立克说“至少一周”。广田对此大受鼓舞，他与苏联人打过多年交道，知道他们谨慎多疑。

和马立克告辞之后，广田立即向东乡报告说：“会谈气氛友好，苏联方面的反应令人满意，这次交谈看来很有希望。”

东乡心中泛起的一丝希望之火，很快被6月8日来自莫斯科的一封长电浇灭。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和广田的看法截然相反，他在电报中说：“通告废除《中立条约》后的苏联的态度，看上去与以前一样。但根本不能期待他们会进一步表现为对我方有利的态度，这些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问题。之前苏联为熬过与德国的战争，不得不力求远东的稳定。但在德国溃灭的今天，他们会牺牲苏美关系来增进日苏关系吗？他们从《中立条约》里已经捞不到油水。虽然未来存在美苏关系恶化的可能——某些方面今天已经显现——但不能不承认，他们现在仍具有合作关系。日苏中立关系就如一道屏障，随着战局的发展就连维持都异常困难。假设苏联从长远角度考虑苏美关系不可持续，有必要强化日苏关系，就不会主动提出废弃《中立条约》，因为如果不通告，条约就将自动延续。认为苏联可以在日本和美、英之间斡旋和平，这样的认识是否太过一厢情愿？也许是绝望所致。苏联和美、英政治体制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也有人认为战争结束后苏联要以日本作为和美、英对抗的防波堤，就不至于弱化日本，这种认识实在太过表象。根据战局的发展情况，他们甚至连中立都难以保证。苏联很可能会乘我之危，不惜动用武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通过他们媾和势必难有作为。”

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1882年出生于大阪，为弘前藩士冲绳县警察部长田中坤六的次子，后过继给外交官佐藤爱麿为养子。佐藤爱麿是破译大清密码，为日本赢得甲午战争的关键人物。佐藤尚武的外交履历丰富，先后担任驻哈尔滨总领事、驻瑞士代理公使、驻法使馆参赞、驻波兰公使、驻苏临时代理大使、驻比利时大使、驻法国大使等职，1935年以任外交官满30年为由提出辞职，次年退休。1937年，他应邀出山任林铣十郎内阁外务大臣，任内倡导中日协调。1940年，佐藤出任驻意大利大使，1942年因东乡推荐转任驻莫斯科大使。63岁的佐藤外交经验丰富，精通法、俄、英、汉四国语言，身高只有1.52米，却以异于一般日本人的坦率而闻名。在他看来，日本通向和平的道路有且只有一条——无条件投降。后来事实证明，佐藤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身处东京的东乡仍然抱有一丝希望，试图从苏联人那里找到突破口。一周时间很快过去，马立克依然无回音。在东乡一再催促下，广田于17日派人给马立克送去了晚餐请帖，被对方以没时间为由婉言谢绝。日本频繁遭遇空袭，被疏散到乡下的各国使馆基本处于半停业状态，苏联人无暇参与晚宴的说法明显是托词。但外交官出身的广田必须保持应有的礼仪，不能贸然闯进饭店。他只能有事没事就在强罗饭店周围转悠，却一次也没能遇上他亲爱的马老弟。

早在新内阁成立后第二天，4月8日，铃木首相就叫来了书记官长迫水久常：“对今后的战争指导，我们不得不重新做出特别考虑。阿南陆相入阁时，陆军曾经提出过三大条件，其中两条都是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但今天的日本究竟还有没有继续战争的能力，有必要做进一步调查。未来无论是战是和，政府都必须准确把握自身的现状和实力。因此我想劳烦你尽可能广泛地展开国力调查。”

接到指令之后，迫水立即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其余三干事——陆军省军务局长吉积正雄、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内阁综合计划局局长秋永月三，反复就如何调查进行研讨。四干事以下设有几名助理，调查工作就由他们具体执行。这些人包括代表内阁的毛里英於兔，代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种村佐孝，代表海军省的军务局第二课课长末泽庆政（拿海军残存的军舰跟苏联人换燃油和飞机的主意就是他想出来的），代表军令部的战争指导班班长柴胜男，以及外务省政务局第一课课长曾祢益。4月中旬，5个人就开始忙碌，到5月中旬取得了初步调查结果。根据5人上报的资料，四干事多次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对不充分的地方进行二次调查后补充完善，终于在6月5日出具了完整的调查报告，分成“国力现状”和“关于世界局势的判断”两大部分。

其一，国力现状。

第一，由于战局紧迫，海陆交通和重要生产日益遭到阻碍，粮食恐慌日益严重，要综合发挥物质性战力已经非常困难，民心动向也成为急需关注的问题。各项施策必须刻不容缓，争分夺秒。

第二，在民心动向方面，国民深深抱有忠诚之心，显示出抵御敌人侵略的决心，同时也希望局势能够有所好转。但他们对军部和政府的责难之声日渐高涨，对领导阶层的信任动辄产生动摇倾向，国民道义也出现颓废征兆，自我保护观念增强，勇敢战斗和克己奉公精神严重不足。

第三，人力资源在战争中消耗不大，与物质资源相比还有一定余地，但使用上效率不高。今后如大规模征兵情况未必乐观，出生率降低、体质下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平均一名国民每天需要的热量为2400大卡，而目前政府只能提供产生1200～1400大卡的口粮。

第四，运输和通信问题。能够使用的船体量急剧下降，现约有100万吨能力。因为燃料严重不足及敌人的百般阻挠，运载能力日益低下，推算到年末可用于运输的船体量接近为零。由于敌机频繁空袭，港口很可能陷入瘫痪。铁路运输因车辆设施老化加之空袭破坏，运力也在不断下降。预计本年度中期以后，运输的连贯性将遭到破坏，很可能陷于只能进行局部运输的尴尬境地。通信方面，由于资材和专业人员不足以及空袭的破坏，其功能也逐渐遭受损害。本年度中期以后，各种通信联络将面临巨大困难。

第五，物资供应。钢铁生产因原煤和铁矿石难以获取，下降到去年同期的1/4。煤炭供应随生产和运输力不足而显著下降，相当多地区不排除被迫停止生产。从大陆运入的工业盐不足，造成化工生产急剧萎缩。储存油见底，航空燃料奇缺，对中期以后作战势必造成重大影响。以战机为中心的现代兵器生产由于空袭加剧对交通和生产的破坏，以及上述原材料难以保障等问题，不久将变得更加困难。举例说明：钢铁年产量目标300万吨，但1945年1月以来每月只能生产不到10万吨，不足计划的1/3；铝和铝矾土严重不足，铝合金库存见底，飞机月生产目标1000架，实际生产不到500架，9月以后预计生产量为零；石油库存告罄，海军舰船使用的柴油是加了大豆油搅拌而成的。

第六，国民生活。粮食紧张日益加剧，国民只有严格限制的基本口粮和维持生命必需的最低限度食盐供给，局部地区有发生饥荒的危险。这种状况年底将进入危急状态，“部分偏远地区将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稻米产量是1905年以来最低的，估计明年粮食情况与今年相比会更加困难。“政府制订了把橡子制成食物的计划，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和被疏散者要完成收集500万石橡子的目标”。供应不足引发物价快速上涨，黑市横行，经济秩序陷于混乱状态。“城里人苦难最深，每周末都有数百万人带着衣服、首饰、家具以及任何值钱的物品到乡下换白薯、蔬菜和水果。”预测今后通货膨胀将达到极限，战时经济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因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害比想象的更为严重，美军1架B-29平均烧毁270户人家。照此推算，估计到9月末，全国3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将不复存在。

其二，关于世界局势的判断。

第一，敌情。当前主要敌人美国存在伤亡累增、罗斯福病死以及欧战结束引发的倦怠厌战情绪，但仍将凭借丰富的物力尽快结束对日战争，战意旺盛。其主要盟友英国居于次要地位，但出于向世界显示其与美国的协调性及确保战后在东亚的发言权，会继续参加对日作战，并逐步在远东增强兵力。在中国大陆，重庆政府正在与延安的共产党对抗、争斗，对苏联的动向也感到忧虑，但同时寄希望利用美国完成对日战争，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对美国在大陆或对日本本土的作战，他们可能做出呼应，展开积极的反攻。

与上述不利因素对应，美、英与苏联在欧洲的角斗渐趋表面化，美、英和重庆之间的战争目的也不尽相同，反轴心国的联合呈现出弱化倾向。但目前他们会相互妥协以掩盖矛盾，同盟国阵营近期不会出现明显破绽。我国若毅然决然推进长期战争，迫使敌人付出重大流血牺牲，本年后期可能使敌阵营继续战争的意志产生动摇。

第二，苏联的动向。随着欧洲战事结束，不排除苏联窥测机会以图在“满洲”和中国方面扩充势力的可能。前方传来的情报是，苏联正在把欧洲的兵力向“苏满”边境集结。判断苏联在9月末开始，可以完成随时向“满洲”出兵的态势。苏联人正不断加强远东地区的军备，对我形成极大的战略压迫。如果苏联判断无须付出太多代价，对日启动武力以实现其野心的可能性就极大。就“北满”作战的气候条件以及苏联在运动兵力集结的状况来看，本年夏秋之际需要加以特别警戒。

第三，东亚形势。在太平洋方面，美、英在迅速切断日本本土和大陆之间联系的同时，势必继续加大对本土的空袭力度，然后一举进行短期决战。美、英很可能在6月下旬直接在九州、四国或从朝鲜海峡方面实施强行登陆，接着很可能在初秋以后指向关东地区进行决战。欧洲战争结束，“预计夏季以后美军在欧洲战场的约60个师中会有一半调过来对付日本”，将有更多的大型轰炸机参与空袭行动。随着战局推移和敌之谋略的强化，大东亚地区各国对日不合作态度将会逐渐表面化，部分甚至直接转化为敌对态度。

6月6日9时，首相铃木主持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除了“六巨头”和四干事，农商务大臣石黑忠笃、军需大臣丰田贞次郎列席会议。因为军需和粮食生产与探讨战力问题密切相关，迫水向铃木提出的由两大臣列席会议的建议获得批准。参谋总长梅津出差大连，正在与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协调从关内调兵支援“满洲”，从“满洲”调兵强化本土防御等事宜，代替他出席会议的是参谋次长河边。持续到18时的会议针对迫水提交的两份文件展开了激烈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不是如何结束战争，而是怎样排除万难将战争进行到底。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份文件《今后应实行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感于忠贞不渝之信念，加之地利与人和，必能为发扬我国体、保护皇土、实现征服之目标而殊死战斗到底。”

《大纲》列举了一系列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扩建部队和组织国民义勇军等。外相东乡一边读着迫水的报告，一边发愣，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份重要的文件，“上述两份报告讨论的结果产生了《大纲》，硬是把减法做成了加法，实在令人费解”。东乡清楚，如果接受《大纲》的内容，日本必然走向覆灭。

患有恶性贫血症5年多的东乡痛苦地站起身。“读了这份文件，”他挥舞着迫水的报告告诉众人，“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还要继续进行战争。依我看，你们的报告与最后形成的《大纲》没有任何关系。”他讥笑军方提出的所有理论，诸如战场越接近日本便越有利的说法，“如果负担极重的国民不愿意，该怎么办？”

接替及川出任军令部总长的丰田副武再也按捺不住，起身厉声呵斥：“即使国民厌战，我们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陆相阿南立即随声附和：“如果我们不能尽辅佐天皇之职，就应该切腹，真诚向陛下和国民谢罪！”

东乡孤立无援，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大纲》就这样勉强通过了。东乡知道米内的内心是赞成和平的，但他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会议结束，众人准备离开时，东乡气呼呼地走到米内的面前，质问道：“今天，我原指望能够得到海相的支持，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战后在接受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提审时，“六巨头”中三名强硬派之一丰田告诉美军审讯人员：“报告上的统计数字说明，日本的战争潜力正在持续锐减。但参加会议的人没有勇气提出日本要根据盟国的条款接受失败。在那么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们任何一个成员都很难提出我们应当求和，因此决议就成了必须做些什么让战争持续下去。”

6月8日10时05分，有裕仁亲自参加的御前会议正式召开，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形成的《大纲》呈送天皇裁决。由于宫殿被焚受损，会议是在宫内省第二厅拜谒厅举行的。出席会议的除了天皇和两天前的那帮人，还邀请了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他是铃木担任首相之后从他手中接过议长职务的。梅津尚未返回，依然由河边代为出席。

会议主持铃木首先让综合计划局长秋永宣读“国力现状”，然后由迫水宣读“关于世界局势的判断”。代表梅津参会的河边起身慷慨陈词：“最近，形势已经严峻到敌人想要占领我们本土四岛的地步。陆军认为，如果敌人强行登陆，我们将动用所有兵力与之展开决战。这次和以前在孤岛的历次战斗不同，我们确信在本土可以打败敌人。”

军令部总长丰田代表海军表态：“我们认为，主要敌人美国将首先夺取九州和四国的一部分，在那里建立航空基地，然后向关东进军的可能性很大。从时间上判断，敌人登陆九州和四国会在七八月，关东应该在初秋之后。海军全体将士将发挥‘特攻队’的牺牲精神，誓死捍卫皇土！”

裕仁毫无思想准备，只是板着面孔，默默地坐在御座上。大部分参会者都默不作声，只有东乡发表了保留意见：“很显然，苏联做好了随时对日本帝国采取敌对行动的一切准备。应该越过苏联对日善意的想法，谨慎决定今后的指导方针。”东乡如此轻描淡写，显然是顾及天皇就在现场。

铃木做了最后的会议总结：“综上所述，今后应该实行的战争指导大纲，我认为是6日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审议的结果，请内阁书记官长宣读《大纲》。”迫水宣读完毕，铃木再次起身发言：“那好吧，我可以这样认为，大家对这个《大纲》没有什么特别反对意见。”

在御前会议上，天皇不发言成为惯例。裕仁没说话，起身离开，13名与会者随即鱼贯而出。裕仁径直来到内大臣办公室，木户从他脸上读出了一丝不安。

“他们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决议！”裕仁把《大纲》扔到了木户桌上，转身离开。作为侍奉裕仁近5年的内大臣，木户明白裕仁话中的特殊含义——事态严重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裕仁之前从不会把御前会议通过的文件直接交给他。

仔细阅读了《大纲》之后，木户同东乡一样感到异常震惊。他对自己精心推出的新首相铃木非常失望。一切表明，即使有了东乡的大力支持，他也不能再依赖年迈的首相去主动谋和了。作为天皇的心腹股肱，传统要求他不得过问政治，过去木户曾有意无意地规避这个限制。但是现在，他不得不设法采取积极行动。木户对眼下的时局非常清楚，一个积极促使结束战争的特别小组经常避开宪兵追踪秘密聚会，互通情报。小组成员包括首相铃木的首席秘书松谷诚陆军大佐（当初因为出具日本不可能打赢战争的研究结论而被东条发配到中国派遣军接替辻政信），东乡外相的秘书、资深外交官加濑俊一，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康昌（战后木户被当作甲级战犯拘捕，他接任内大臣一职），最后一名是米内的代表高木惣吉，之前策划过刺杀东条的行动。这四名主和派最喜欢去的密谋地点，是国会大厅一个不大有人注意的偏僻小房间。

当天深夜，木户用2个小时起草了文件《收拾时局初探》，并于9日13时30分直接晋谒天皇。这是内大臣具有的最大便利条件。“在目前的局势下，”和天皇面对面坐在沙发上的木户说，“臣认为，任何求和行动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陛下恩允，臣将亲手来处理这件事情。这是臣的想法。”

裕仁仔细阅读了木户提交的文件。开头四段总结了时局，以及关于生产方面的报告说明，结论是战争不大可能持续到年底。木户提出的对策是：

一、基于以上所述，臣认为日本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坚决采取行动恢复和平。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这是一个需要谨慎研究的问题。

二、从敌人在和平攻势中发表的公告、讲演和文章看来，几乎可以肯定，敌人的主要目标是要推翻所谓的军阀，即军人集团。

三、虽然开始谈判时习惯上是由军方提出和平提案，然后由政府去谈判，但在日本目前的现实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如果我们只是坐等比较有利的机会，可能会因此错过最佳时机。这样日本便可能遭遇德国同样的命运，甚至我们的最低要求——保持皇室安泰，维持国体——也可能得不到满足。

四、必须采取断然的前所未有的措施。臣等确实诚惶诚恐，但臣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请陛下为万民着想，出面干预，用以下方式结束敌对行动：由陛下亲函某一调停国开始谈判，信中应引用1941年12月8日宣战时的“诏敕”，强调陛下历来的和平愿望以及以合理的条件结束战争——鉴于我们已经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忍不住，也得忍。

五、和平的最低条件是：体面的媾和。如果能保证太平洋确实太平，如果太平洋各民族能取得独立，日本将放弃对所有占领地区的领导权，主动撤出在这些地区的武装力量。至于限制军备问题，日本必须准备接受相当大量削减的要求，必须以国防需要最低限度的武装为满足。

六、这是臣坦率发表的个人意见，所谈的只是要点而已。

读完木户的文件，裕仁似乎“非常满意”。木户请求允许他与首相及其他领导人讨论这一建议。在天皇公开出面干预之前，他需要得到内阁及军方关键人物的支持。这回裕仁难得地做出了明确指示：“请立即着手，越快越好！”

当时正值第八十七次临时议会召开期间，内阁大臣异常繁忙。大部分时间待在宫里的木户无法直接到会场去找，只能焦急地等待着会议闭会。

6月10日，裕仁听取了刚刚从大连赶回的参谋总长的专题汇报。梅津奏称，关东军现有兵力号称有24个师团之众，但如果折算成精锐师团，只相当于8个。中国派遣军现有弹药和补给只够一次会战数量，再无力展开大规模进攻作战。

6月11日，海军特命检阅使长谷川清大将进宫，他奉裕仁之命对军需供应和军火生产进行了一次微服私访。长谷川毫不避讳地向天皇讲述了日本面临的绝望处境：联合舰队近乎全军覆没，国家不再拥有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装备，唯一实际增长的战备工业是竹矛的生产，陆海军好像都是依靠坚强意志作战。长谷川给裕仁讲了一个私下里流传很广的笑话：“即使大本营被赶上了富士山顶，他们依然会说自己居高临下，形势对他们非常有利。”

长谷川走后，裕仁第一时间叫来了木户，将梅津和长谷川的上奏情况一五一十向木户学了一遍，催促他尽快行动。接下来的两天，裕仁因胃痛卧床不起。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体重从140磅下降到123磅。

6月13日上午，木户终于在铃木前往国会大厦的途中拦住了他，简要介绍了自己的和平计划。铃木答应下午会议结束后立即前来详谈。

随后木户找来了海相米内。他认为与军方有关的陆海军大臣和两总长中，只有米内的内心是主和的，他一定会赞成自己的计划。仔细看完木户的计划书，米内并未表现出过多热情，而是谨慎地问道：“当然，内大臣的意见很好。不过我不知道首相对战争结局到底怎么看。”木户坦承他也太不清楚。米内知道木户敢把计划给自己看，肯定得到了裕仁的首肯。此前，米内因痛感和平无望，正准备辞职，以心腹高木惣吉接替海相一职。现在有了天皇和木户的主动参与，米内终于打消了辞职的念头。老酒以为，就是米内辞职也轮不到高木接班，他资历太浅，和陆军关系很僵，还背有阴谋刺杀前首相东条的“嫌疑”。

当天下午散会之后，铃木如约来到了木户的办公室，认真阅读了内大臣和平计划的全文。铃木答应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一个和米内一样的问题：“我想知道海相对此有何看法。”“米内也是这样对我说起你的！”木户显得有些生气。铃木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木户却感到异常痛心。局势到了这种地步，首相和海相还在打哑谜。

6月15日，木户请来了东乡。他知道外相肯定会支持这一计划，所以特意将他放在了最后。木户告诉东乡，上次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令天皇“极度不安”。东乡对此愤愤不平，指出在此前召开的“六巨头”会议上，他本人就公开反对陆军那个自杀性的《大纲》。

“这个我知道。关于和平，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木户说天皇有可能公开站出来呼吁和平，然后他把自己的计划拿给东乡看。

“我完全赞成内大臣的意见！”东乡看完文件有点激动，“可是前几天的御前会议上已经做出了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定，下一步工作难以开展。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木户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以内大臣的身份参与进来。今后的工作我来做，希望能得到你的协助。”

东乡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尽一切努力促成和平：“如果陛下说现在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为结束战争而努力工作，那实在是太好了。没有什么能比天皇讲话更能帮助我们达到目标了。”

木户知道，“六巨头”中其他三人是坚决反对“和平”的，就没打算将计划拿给他们看。6月18日，刚刚从松代和新潟视察防务归来的陆相阿南参加完内阁会议，顺便到内大臣办公室串门，离开时忽然冒出来一句：“听说您要辞职，是真的吗？如果您辞职，那就太遗憾了。”很多年前木户任内大臣首席秘书官时，阿南是宫内的侍从武官，两人私交甚笃。阿南问话的一瞬间，木户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将计划告诉阿南：“我不打算辞职。但如果我把心事告诉你，你也许就会劝我辞掉内大臣吧？”

“究竟什么事？”木户的话勾起了阿南的好奇心。木户便把和平计划拿给阿南看，同时说明天皇同意了。完全出乎木户意料，阿南没有表示出明显的敌意，还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但阿南对时机问题有所保留：“最好等美国在日本的某一处海滩遭受重大损失后再去求和，较为有利。”

木户不赞同阿南的说法：“不要那样想。即使遭受了一次挫折，美国人仍然具备发起第二次、第三次进攻的能力。不能等到美军登陆作战布置就绪才开始行动，必须在此之前进行。因此，无论如何请你同意我的看法。”

阿南点点头说：“这个我明白，是要想点儿办法。”离开之前，阿南善意地提醒木户，陆军内部的一些好战分子觉察到内大臣在暗中策划议和行动，正在密谋撤换内大臣，请木户务必小心戒备。

阿南的表态令木户大喜过望，“六巨头”已争取了4个人。即使阿南有所保留，也至少是3.5人，是时候推进自己的和平计划了。

6月22日13时，裕仁突然把“六巨头”召至御文库。会议室里的座位被特意摆成了“V”字形，和以前历次的御前会议都截然不同。裕仁首先开口讲话，以示本次会晤是非正式的：“此非朕之命令，只是一次简单讨论。上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一项新政策，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但朕认为，很有必要考虑采取一项前所未有的行动，早日结束战争。请你们立即采取行动，去实现朕的愿望。”

事前木户没通过气的梅津和丰田闻听，不禁一怔。所有人都默不作声，裕仁直接点了首相的将。老迈的铃木吃力地站了起来：“听完陛下之言，臣不胜惶恐。当然应该努力把战争进行到底，与此同时，臣认为也有必要在外交上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接下来裕仁让米内发言，他知道海相一直是主和的。万一让主战派的阿南或梅津先放上一炮，再纠正可就困难了，于他们面子上也不好看。米内于是起身说：“臣认为应该先从外务大臣开始发言，既然陛下点了名，就从臣先开始吧。近期多次会议讨论的苏联问题大致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步是维持中立关系，第二步是争取善意中立，第三步是依靠苏联居间调停，结束战争。鉴于现在时局严峻，我建议第三步应迅速着手进行。”

东乡和盘托出了广田与马立克对话的详细情况：“倡导和平，如果不在我国还有相当战力的情况下提出，难以取得任何效果。作为斡旋办法，也曾考虑过中立国，诸如重庆、罗马教皇、瑞典。重庆受《开罗宣言》约束，通过他们是不恰当的。通过瑞典等国，也只能得到敌人必须无条件投降这样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回答。目前，除了通过有相当危险的苏联，别无他途。但是通过苏联斡旋，前提是必须符合对方的利益，在媾和条件上我们要有高度的思想准备。”

“什么时候可以派使者到苏联去？”裕仁问，“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东乡回答：“使者或许可以在7月中旬之前抵达莫斯科。”

裕仁把头转向陆海军代表：“军部是什么意见？”

阿南恪守对木户许下的诺言，他不反对“拯救局势”的任何尝试，但表示担心如果显示出急于结束战争的样子，“很可能会被对方错误理解为我们在示弱”。

梅津公开表达沮丧：“任何倡导和平的建议，都会在国内外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应万分谨慎。”

“万分谨慎？是不是意味着只能在给敌以一次重大打击后再采取行动？”

梅津回答说“不是”。

“谨慎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过分谨慎，就会坐失良机。”裕仁说。

看到天皇的脸上露出了不满，梅津让步了：“那就越早越好。”

裕仁并未征询军令部总长的意见——丰田就任新职时，裕仁就曾对米内说过“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都当不好的人，怎么又变成军令部总长了”之类的风凉话——而是直接给出了结论：“那么就按照既定方针，立即进行交涉。”

铃木起身鞠躬：“理解圣意，定当竭诚努力。”

裕仁起身离开的时间是15时35分，决定如此重大事项的会议仅用时35分钟。

回到首相官邸之后，铃木叫来了书记官长迫水：“今天，陛下把我们内心想了许久都无法说出口的话直接说出来了，实在令人感激。陛下说不是命令，仅仅是恳谈。这显然是顾及内阁的立场，真令人感到惴惴不安。”

就在木户、东乡等人艰难进行和平努力的同时，东京大本营关于本土防御的“决号作战”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未来用于“特攻”的飞机达到了惊人的9000架，大部分属于老旧机型或匆忙改装的教练机。其中2/3的飞机用来保卫九州，其余留下来用于击退在东京湾附近登陆的敌军。6月上旬，日军航空兵基本放弃了对美军空袭的抵抗，转而把残余的飞机保存起来用于最后决战。各飞机厂被勒令在9月底前再拿出2500架用于“特攻”的飞机。飞行员的训练被简化到最低限度，一些人除了起飞什么都不会。航空汽油极度缺乏，大部分人只能待在地面上，坐等最后一次出击机会的到来。

美军对日军机场的轰炸一直未停，大量暴露在外的飞机被摧毁，不少是用来迷惑敌人的用胶合板制作的假飞机。美军炸弹可以把跑道炸得坑坑洼洼，但“神风机”只要能起飞就行，它们没有返航和降落的打算，况且陆上机场的跑道修复比较容易。在攻击前来登陆本土的美军舰队时，“神风机”拥有两项在冲绳岛或硫黄岛完全不具备的战术优势：飞行距离更短；可以从不同的机场起飞，从不同方向同时攻击美军舰队。联合舰队叫停了所有舰船的制造和维修，转而把有限的资源用于生产“回天”“蛟龙”“海龙”“震洋”等自杀性武器，总数超过了3300只。其他参与决战的海上力量还有19艘驱逐舰和38艘潜艇，包括“长门”号战列舰在内的其他重型舰船因缺乏燃料，只能当固定炮台使用。

军令部总长丰田声称：“美军胆敢前来进攻我本土，虽然不可能将之全部消灭，但确信可以在他们到达海岸之前消灭其近半数。”参谋次长河边也放出豪言：“我国独特的空中和水上‘特攻’攻击，在本土决战中预期可获得巨大战果。”

装备不够，人数来凑。陆军参谋本部计划在防卫本土的作战中投入53个步兵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警备旅团、2个战车师团、7个独立战车旅团、4个高射炮师团，总计兵员225万人。他们准备与海军的130万人一道，合力在海滩击溃美军。除了上述部队，参加战斗的还有特种卫戍部队的25万人和2800万名民兵。就在裕仁召集“六巨头”密谋和平的同一天，《义勇兵役法》正式颁布，规定全国15～60岁的男人和17～40岁的女人必须成为义勇兵，2800万名民兵这支看似庞大的力量，就是根据这项法律临时纠集起来的。

2800万名义勇兵的装备需要本人自行筹备。日本人开始翻箱倒柜，条件好的找来了甲午战争时代的村田式步枪、单发土枪，条件差的只能找到幕府乃至更早年代的弓箭、双股叉、铁锹、镰刀和菜刀等，更多配备的是竹枪。因为日本盛产竹子，拿刀削尖就能一下子捅死人。战争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冷兵器时代。“竹枪制胜论”最早是由前陆军大臣、“皇道派”总瓢把子荒木贞夫提出的，荒木因此获得了一个“竹枪将军”的绰号。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找到的武器是木匠用的钻子。陆军教官教她如何用钻子去杀死敌人：“要像武士那样维护自己的荣誉。如果不至少杀死一个敌人，那么你就死得不值得！”这种备战有了一个新口号，叫“一亿玉碎”。应陆军高层邀请，铃木率众阁僚视察了义勇兵和他们使用的武器。文部大臣太田耕造后来回忆说：“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尽管我们有比别人宽宏一倍的气度，但在现代战争中，还是第一次看到陈列出这样的武器。”

6月21日通过的另一项法律《战时紧急措置法》规定，政府在保障军需生产、保障粮食和其他必需物资，维持并加强运输通信，加强防卫及维持秩序等所需事项上，可以不受其他法律限制，临时发布必要命令或进行处置。

6月23日，小矶内阁于3月28日公布的《军事特别措施法案》开始全面推行，政府和军部可以随意拆迁、征用所有建筑物和物资，要求居民搬迁或从事其他临时指定的任务。

可能预感美军一旦登陆，东京绝对无法守住，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一个将大本营转移到长野县松代的计划开始秘密推行。陆军参谋本部为本土决战修建的临时指挥所由一系列地下坑道组成，总长超过13公里，可承受10吨重炸弹的攻击。“松代大本营”工程于1944年11月11日正式开工，计划投入2亿日元资金和300万人次的劳动力。为了不打击官民士气，对外宣称只是建设大型军事仓库，附近居民都被强制搬迁。坑道内还有专门为裕仁和皇后良子修建的居所。阿南在见到木户之前到松代视察，正是为了督促工程的施工进度。由于美军尚未发起两栖登陆日本就投降了，“松代大本营”一天都没使用。这里后来成为收留战争孤儿的场所，1953年正式对外开放后成为松代一处旅游景点。

御前会议上裕仁的圣谕令外务大臣信心倍增。在东乡的一再催促下，广田抛开外交礼仪，于24日下午闯进强罗饭店马立克的房间。广田开门见山地要求与苏联签订一项新约，代替一年后到期的《中立条约》。马立克支支吾吾地说没必要再搞一个新约，因为第一个条约现在仍在有效期内。

绝望之下，广田提出用日本的橡胶、锡、铅和钨去换苏联的石油。广田说：“如果苏联陆军和日本海军能够联合起来，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马立克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清楚日本海军的大部分舰船早已在海底找到了栖身之所。他辩解说，交换石油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石油还不足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最后马立克公然表态说，除非日本能够拿出让莫斯科感兴趣的“具体计划”，否则恐怕没有必要再见面了。广田提出第二天请苏联人吃饭，被马立克以患痢疾拉稀、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断然拒绝，连一点儿面子都不给了。

为了使谈判能够进行下去，6月28日，东乡咬牙草拟出一个《妥协案》亲手交给广田，其主旨是提议在日、苏之间缔结一个两国在维护东亚和平中相互支持、互不侵犯的协定，日本的让步是使伪满洲国中立化，以苏联提供石油为条件放弃渔业权。如果苏联提出其他条件，另行协商。可以看出，东乡还不愿把手里的底牌一次全部打出。

6月29日，广田拿着东乡的《妥协案》再次找到了马立克。此时冲绳岛已经失守，屡战屡败使日本人在苏联人面前显得低三下四。马立克一味搪塞说，可以把上述条件电传莫斯科，在得到明确答复后才能回复广田。

占尽优势的马立克质问广田，日本与美、英通过瑞典和瑞士进行和谈一事是否属实。“当然不是！”广田失态地高声叫喊起来，“如果日本要搞什么和平谈判，肯定会在开始前向我们最好的盟友苏联打招呼的。”对小野寺、藤村等人在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进行的秘密媾和活动，广田确实并不知情，况且那两次和平试探都已被东京严词拒绝。由于与马立克频繁接触，广田的行动受到了军方的跟踪。宪兵一度闯入他借住的家中盘问，甚至威胁说要直接去找马立克对质。东乡对此极度恼火，却又无可奈何。军方坚决反对“和平”，像他这样稍微谈及“和平”或对战争持有悲观情绪者，会立即遭到逮捕，因此被关进宪兵队的就有400多人，其中包括前日本驻伦敦大使吉田茂和国际法律学家泽田法官。

广田迟迟无法在马立克处取得突破，东乡决定另辟蹊径，直接与莫斯科进行接触。就在将《妥协案》交给广田的当天，东乡向驻莫斯科的佐藤大使发出电报：“本月初开始，托广田前首相数次与驻日大使马立克会晤，但是事态难有进展。很难了解苏联方面的具体意图，请尽力探清，速速答复为盼。政府将派遣有力人物作为特使，以转达我方的真实意图。请确认斯大林对此事的态度。特使计划由前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出任。”

对外相发来的电报，佐藤迟迟不予回复。外交经验同样丰富的东乡并未催促，而是采取了谨慎态度。但首相铃木等不及了，他无奈地告诉书记官长：“迫水君，外交这玩意儿，比想象的要花费时间啊！东乡君为了探究对方的意图，说暂时还需要耐心等待。如果准备不充分，也很难有满意的结果。外务省究竟都在干些什么呢？”

裕仁的担心也在与日俱增。7月7日，他让木户召铃木进宫：“苏联方面好像还是没有消息，这之后的交涉究竟怎么样呢？切勿错过探求苏联真正意图的最佳时机，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请他们出来调停呢？为什么不能派一名特使，带上朕的亲笔信前往苏联呢？”铃木惶恐地回答说：“关于特使问题，现正由东乡外相赶赴轻井泽，与近卫公在洽谈之中。”

就在裕仁召见铃木的同时，东乡已驱车前往轻井泽，8日早晨与前首相近卫文麿进行了洽谈。近卫答应临危受命，出使苏联。在10日晚上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铃木传达了裕仁的旨意，“六巨头”一致同意尽快向苏联派出特使，人选暂定近卫文麿。

7月12日，近卫被从轻井泽避暑别墅召到东京。为使近卫能坦率讲话，木户特意安排他与天皇单独会面。裕仁问近卫作为重臣，对战争的前途如何考虑。

“国民厌战，”近卫直言不讳地回答道，“他们都希望陛下能屈尊代表他们采取行动，想法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有人甚至说陛下应该负起责任，尽快采取断然措施，结束战争。”

裕仁叫近卫做好准备，随时启程前往莫斯科。当初日本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时，裕仁警告时任内阁首相的近卫，那样做必将导致与英、美开战。

“那时承蒙陛下告诉我，不管结果好坏，我必须与陛下同舟共济，”说到这里，近卫哭了，“现在陛下有令，臣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万死不辞。”

天皇对近卫的表态非常满意。近卫走后，他告诉前来询问的木户：“这次近卫的态度似乎很坚决。”

在莫斯科，佐藤大使求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请求被苏联人一推再推。莫洛托夫正在为斯大林与杜鲁门、丘吉尔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晤进行筹备。一直到7月11日，莫洛托夫才对佐藤提出的签订和平条约及派特使访苏一事明确表态：在未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无法回答上述问题。

佐藤垂头丧气地回到使馆。莫洛托夫的外交辞令背后隐藏着一个赤裸裸的真相：苏联人对此不感兴趣。当晚，他再次接到东乡发来的催促电报：“我方认为，维护东亚和平，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一环。日本帝国对于结束战争的想法，是希望建立并维护持久的和平，毫无凭战争吞并占有领土之意，望与另一电文之宗旨合并说明。望将莫洛托夫对此问题的答复火速回复。同莫洛托夫的会谈，希望能在一两日之内进行。”随后发来的解释电文强调，要试探苏联在停战工作中能够利用的程度，不要给他们留下日本想利用苏联结束战争的印象。

12日晚间，佐藤再次收到东乡发来的紧急电报：“天皇陛下对此次战争给所有交战国国民造成的灾难和牺牲深感痛心，渴望尽早结束战争。然而在大东亚战争中，如果英、美坚持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为维护帝国的名誉及祖国的生存，日本只好举国一致战斗到底。由此增大彼此交战国国民的牺牲，实非所愿。因此，帝国政府出于对人类幸福的真诚关怀，希望能够早日谈判，使和平尽早得以恢复。天皇拟派近卫公爵为特使，携带陛下亲笔书信前往莫斯科。请协调苏联政府，给予近卫公及随行人员办理入境签证、安排飞机到满洲里或齐齐哈尔转接等具体事宜。务必赶在斯大林前往与杜鲁门、丘吉尔会晤之前，转达天皇陛下关于结束战争的真实意图。”东乡在电报结尾处再次训令佐藤抓紧工作，尽快找到莫洛托夫，最好能见到斯大林本人。

佐藤很了解苏联人，他不相信今天采取这样的行动会产生好的结果。之前莫洛托夫对广田和马立克之间的对话没有表现出兴趣，为什么现在突然感兴趣？但国内的催促太急，佐藤只好硬着头皮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要求紧急约见外交人民委员。他的估计完全正确，莫洛托夫即将启程前往波茨坦参加会议，根本没时间接见他。佐藤索性直接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只见到了副外交人民委员亚历山大·洛佐夫斯基。佐藤呈交了天皇关于结束战争及派近卫特使来访的文件，请求洛佐夫斯基速速转交莫洛托夫或斯大林先生。洛佐夫斯基闪烁其词，称苏联政府不太清楚近卫前首相来访的意图，希望日方能做出更详细的说明，还说最近莫斯科所有位高权重的人物都将启程前往德国，等他们回来才能做出决定。就在两人会见24小时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登上了前往波茨坦的装甲专列。

佐藤将上述情况向东乡做了汇报。他讽刺说，如果近卫公来莫斯科只是为了阐述“以前说过的那些抽象的话，而没有新的具体内容”，那他还是待在国内为好。第二天，他追加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劝告：“通过谈判方式去缔结和约，是得不到苏联人支持的。归根到底，如果我国真正希望结束战争，除了接受无条件投降或诸如此类的条件，别无他途。”

接到佐藤的回复之后，东乡判断至少苏联领导人在前往与美、英会晤之前，已经知道了天皇的停战意图和派遣特使一事。苏联人态度冷漠，但日本人还是在14日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近卫赴莫斯科携带的“和平条件”及随行人员进行了专题研究。拟随近卫出访的人员，包括外务次官松本俊一，驻哈尔滨总领事宫川船夫，代表海军的高木惣吉，代表陆军的松谷诚和酒井镐次中将，近卫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以及近卫的老朋友伊藤述史、松本重治、细川护贞（近卫女婿）等人，连前外相重光葵都出现在了候选名单里。

为促成特使近卫访苏，东乡共向佐藤发出过11封加急电报，佐藤回复的电报达到了13封，其他还有表明个人观点的电报4封。在其中一封电报中，佐藤说：“十月革命之后的日苏关系犹如荆棘丛生，有消有长。但各个时期就没有根本的邦交改善，反而是张鼓峰、诺门坎事件招致苏联的轻蔑。虽然最终缔结了《中立条约》，但又遇上德苏战争和大东亚战争，双方只不过是在勉强维持两国间的条约而已。苏联在美、英的帮助下终于打败了劲敌德国，加上我方前线战况不利，他们更加趾高气扬。苏联人终究是苏联人，《朴茨茅斯条约》对他们是永远无法忘却的国耻，这种心理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从以上历史观点看，未来日苏关系至多只能是维持现状。在战局进展濒临危殆之际，请允许我屡次申诉如上。”

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苏联人早已在雅尔塔会议上向美、英做出了德国战败3个月后参加对日战争的承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研读了佐藤提交的每一份文件，还准备将它们带到波茨坦，作为和美、英谈判的筹码。斯大林同样没想到，早在太平洋战争打响之前，美国的“魔术”系统已经可以完整地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东乡和佐藤之间的来往“密电”，苏联人可能还没看到，就摆上了杜鲁门、史汀生和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案头。美国国务院远东情报专家在分析报告中写道：“第一次有确凿证据表明，是裕仁在亲自推动这些发往莫斯科的外交请求。”

对日本人的苦苦哀求，苏联人心知肚明，却没有给出答复，但也没有立刻回绝，目的在于争取时间。1945年5月之后，参加过对德作战的无数苏军精锐部队及坦克、大炮被源源不断通过铁路运往中国东北边境。斯大林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试图在最后一战中以最轻微的代价获取最丰厚的利益。

日本人苦苦等来的，竟然是美、中、英共同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以及苏联的突然宣战。 ND/+KvpU/sNyl6RcJDeA/fx4fJY5gtno1PAK+gUVpSdmABqAD3M7oilRdZkDUC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