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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事件”之后，之前早已风雨飘摇的冈田启介内阁寿终正寝。
旧的去了，新的要来，继任首相的候选人初步选定了两个。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近卫文麿。近卫文麿出身显赫的贵族世家，在日本享有较高的声誉，与军部和右翼势力联系密切，颇受天皇顾问西园寺公望的赏识，出任首相按说应该是水到渠成。但年龄不大的近卫却是个老滑头，他考虑到当时陆军内部争斗剧烈，“二二六事件”留下的烂摊子也很棘手，因而以生病为由坚辞不就。
西园寺公望无奈只好推出了第二人选，那就是在1935年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三原则”的广田弘毅。广田弘毅之前两次出任外务大臣时就曾极力配合军部的对外政策，理论上应该能为军部所接受。“二二六事件”时，首相冈田和藏相高桥等多名重臣都成为叛军袭击的目标，只有广田安然无恙。为此颇为得意的广田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叙述：“军队就像一匹未经驯化的野马，如果你站在他面前阻止他奔跑就会被它踢死，唯一的希望就是从侧面跳上马背去驾驭它，同时还要让他继续往前奔跑。”后来的事实证明，广田的这一番言论基本与放屁无异。他像孙子一样被军部左右，正是从广田开始，政府完全变成了军部的附庸。
西园寺还考虑到广田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可以妥善解决好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于是西园寺就委托近卫文麿去征求广田的意见。若在平日，能当上大权在握的首相自然是风光无限，但此时日本国内局面错综复杂，尤其是前边已经有超过一把手指头的首相被暗杀甚至明杀，内阁首相已经成为一个高危的职业，广田当然也不会情愿去冒风险，因而他以“能力有限，难以胜任”为由拒绝。对广田，西园寺可没有那么客气，强烈要求广田出马，最后广田不得不受命组阁。
1936年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入宫觐见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出任日本第三十二任首相。
广田弘毅的组阁工作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陆军推荐以主张对华强硬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任陆军大臣，同时提出“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项要求。广田提出让吉田茂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员入阁，甚至还想让吉田茂出任外务大臣，立即遭到军部的断然拒绝。广田无奈只好将原来选定的吉田茂等四人排除在内阁之外，自己兼任了外务大臣。折腾了四天，直到3月9日，所有阁僚人选才最终确定。
这还仅仅是开始。军部马上得寸进尺地提出，恢复之前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制度曾经在1913年被海军出身的山本权兵卫任首相废除，将担任陆海军大臣的资格从“现役武官”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武官”也行，这一举措甚至被当作大正时期推行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实山本权兵卫并没有那么伟大，第一次以海军将领身份出任首相的山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仅仅是怕陆军利用这一制度跟自己捣蛋而已。现在军部提出恢复这一制度的理由是，鉴于“二二六事件”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必须对军队进行彻底整顿，消除内部派系间的对抗，“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容易与政党政治和世俗阶层发生利益关系，难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
话说得实在是冠冕堂皇、光明正大。但是谁都明白，军部不过是要通过这个制度的恢复实现陆军大臣对政治的全面干预，并以此为手段随心所欲地操纵内阁。
迫于军部压力的广田再次接受了陆军的要求。1936年5月18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修改官制，从“陆海军大臣官制附表备注栏”中消除了“预、后备役”的文字，恢复了陆海军大臣、次官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至此，军部已经真正踏上了昭和政治的中央舞台，彻底把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
接下来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统制派”开始打着天皇的旗号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军人事”。在军界、政界、财界颇得人缘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马上担负起“肃军”的重任。这个寺内寿一出身名门，属于陆军中的强硬派人物，和其父寺内正毅是日本陆军中唯一的一对父子元帅。寺内以善于快刀斩乱麻和胆大包天著称。早在1933年任大阪陆军第四师团师团长时，由于其属下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与交通警察发生冲突，寺内就以“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为名，毅然决然地带领广大师团官兵捣毁了大阪警察署，举国震惊，寺内反而落了个爱护士兵的美名。
这次人事变动涉及的陆军军官多达3000多人。其中军事参议官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阿部信行、西义一，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被编入预备役，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南次郎被解职，陆军一下子炒了8名大将的鱿鱼。类似于海军“舰队派”对“条约派”实施的“大角清洗”，所有倾向于“皇道派”思想的军官均被从陆军核心部门清除出去。一大批“统制派”骨干意气风发走上前台：杉山元出任了陆军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出任参谋次长，梅津美治郎担任了陆军省次官。至此，“统制派”真正一统江湖，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所积极追求“实施军部独裁”的宏伟目标在政变失败后也同样得以实现，因为“统制派”的目标和他们相同，只是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已，可谓殊途同归。“皇道派”那些政变军官如果看到“统制派”同样很快就牢牢掌握了国家大权，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得势的军部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此时，石原莞尔已经升任参谋本部最重要的作战部部长，石原立即主导制定陆军的“国防政策大纲”。“国防政策大纲”主张“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的“以苏为主敌论”，“在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行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准备最后“对美国进行大决战”。这实际是一种“先北后南”的军事战略。
陆军的意见，海军看都不用看肯定要反对。北进对苏联大部分是陆上作战，海军只能承担护航、运兵等次要任务，也就是只能当陆军的配角。海军马上针锋相对地拟定自己的“国策纲要”，主张“确保帝国在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发展”，把英国和美国列为主要假想国，提出了与陆军“南守北进论”相对立的“北守南进论”。
陆海军相互对立的主张让广田无所适从。两家都很牛，谁也得罪不起。被逼无奈的广田只好再次拿出和稀泥的本事。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基本国策纲要”。“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基本国策纲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陆海军在“北进”与“南进”问题上的争议，采取了“南北并进”的方针。这也充分说明广田内阁根本没有能力统一陆海军的意见，只得将这种对立原封不动地反映到内政和外交政策中。“南北并进”的猪头战略不仅是政治上对陆海军的妥协，而且意味着日本必须承担起同时扩充陆海军，完成“以美国、俄国为主要目标，并防备中国、英国”的用兵备战计划，支付庞大的军事预算。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自然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又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政权，从中国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
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陆军制订五年扩军计划，准备充实空军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海军则制订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发展对外贸易等统统纳入战争体系进行备战。
在随后1937年的财政预算中，用于陆海军扩军备战的资金达到了30.4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7亿日元，这其中就包括建造巨型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的费用。广田内阁的经济政策因此被称作“亲军部财政”。同时为了应付即将爆发的战争，日本开始大量进口、储备各种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材料。可以说，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准战时体制。
在“国策基准”确定后，寺内寿一又联合海军大臣永野修身等人于9月21日向广田提出所谓“庶政一新”改革方案，重点在于“改革中央行政机构”，提出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由内阁首相亲自管理。军部的企图是通过加强首相的权限，变相为未来军人取得首相职位后实施军事独裁开路。
但以上所有的罪过加起来，都比不过马上提到的这一个。为了寻求对外侵略扩张的国际支持，迫于军方压力的广田弘毅开始努力倡导加强与德国的联系。为了不刺激英、美、法诸国，1936年11月25日，日本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迈出了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第一步。当时日本驻英国大使、自由派人士吉田茂在听到协定签订后说了一句话，“日本离战争只有一里路了”。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一协定不是以负责外交的外务省而是由参谋本部策划来进行的，到了最后要签约的时候外务省才出面。这一协定也成为广田最后走上绞刑架的死刑判决书。日德协定虽然表示欢迎有志于防共的国家加入，但对此发出“友好信息”的仅有意大利而已，就连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都发表声明，称“防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
为了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广田内阁还制定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推行军国主义服务的法律法规。军部还强烈要求进行“议会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削弱议会权力来彻底否定政党政治，以天皇名义领导下的军事独裁体制取而代之。
政党方面对军部左右内阁的现状早已感到强烈不满，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一些政党人士也被迫进行防守反击。1937年1月21日，政友会69岁的元员级议员滨田国松在议会上发表演说，矛头直指军部。认为军部干预政治将成为独裁政治的温床，他指出“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
滨田的演说犹如导火索迅速点燃了议员对军部独断专行的愤怒，他们对滨田报以热烈的掌声。滨田一下台，坐在阁僚席上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就立即走上讲台，态度极其傲慢地反驳道：“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侮辱军人的言辞，我对此深表遗憾。”得到议员支持的滨田自然是毫不退让，他复又登上讲台：“本人忝为国民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寺内听罢，立即再次登台，声色俱厉地威胁说：“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滨田岂肯服输，他再次大步跨上讲台，冲着寺内喊道：“我究竟是否说过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剖腹！”结果当然是谁也没剖，要不议会变屠宰场了。
在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怒气冲天的寺内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他的这一建议即使是平日里支持军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对态度。在1937年1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寺内的态度已经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在军部看来，广田弘毅已经失去了作为傀儡的利用价值。同一天，广田内阁因为无法解决政党与军部的尖锐矛盾而提出总辞。
广田弘毅内阁倒台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宇垣一成担任首相。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内阁任陆军大臣时曾经主持过“宇垣军缩”，一下子裁掉了陆军的4个师团共16个联队，彻底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于是坚决反对由宇垣组阁。宇垣还没到东京，陆军就派出东京宪兵司令中岛今朝吾中将在进京的必由之路多摩川六乡桥上劝阻宇垣放弃，但执拗的宇垣还是到了东京。这次跳出来的就是刚刚晋升为少将的石原莞尔，石原的武器就是广田弘毅刚刚恢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石原莞尔串通寺内寿一、杉山元和小矶国昭三位陆军大将，向宇垣一成通告陆军将不派陆军大臣参加内阁。被点中死穴的宇垣一成只好背起行李卷重新回家。
宇垣组阁失败，下一个就轮到了著名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但短命的林铣内阁只维持了4个月就再次总辞。1937年6月4日，时年46岁、被称为“青年宰相”的近卫文麿终于走上前台。
一个月后，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