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事件”

军方势力能够顺利抬头，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社会底层生活上的极端贫困。

这时期在日本的农村，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耕耘土地外，冬季还须进城打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还难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温饱。一些山区的农民不得不全家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中国东北地区垦地谋生。在城市里，那些青年男女进厂做工，尽管工作十分辛苦，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外侵略的不断扩大，带给广大民众的不是利益而是生活的日益贫困。

与广大劳苦民众相反，一些日本社会的上层人物以及政党之间却不时地相互攻击，争权夺利，把民众之疾苦置于脑后。日本各财团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底层民众，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同时还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影响政府的内外政策。这种社会病态也正是政界、财界高层遭到谋杀而凶手却广受民众同情的根本原因。

上述突出矛盾也就产生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其中以军队激进分子的主张最为突出，酝酿时间也最久、最长，并形成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大派别，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皇道派”和“统制派”。

既然有派别那就必须有斗争，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和海军中两大派别的争斗一样，陆军中两派的斗争也渐趋白热化。由于“统制派”的成员大部分属于地位较高的中高层军官，位高权重，因此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1934年1月，在九一八事变中获得“越境将军”称号的林铣十郎，接替“皇道派”总舵主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7月，林铣十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至前线作战部队。7月中旬，林铣十郎面告“皇道派”的另一领袖真崎甚三郎，要在8月的人事调整时将他调任闲职的军事参议官，先求谅解。真崎甚三郎是“皇道派”的二把手，当时的职务是实权的陆军教育总监。真崎表示陆军三长官的任免属于天皇，别人无权调动。双方僵持了一个礼拜，结果由于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支持林铣十郎，真崎才无奈屈服。

其实林铣十郎罢免真崎是事先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默许。“皇道派”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虽然他们闭口张口不离“皇道”，但裕仁还是对他们的无法无天存有戒心，同时非常不满真崎甚三郎对少壮派军官的危险影响，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可是“皇道派”的武士可不知道这些弯弯绕绕，他们一致认定这都是出于永田铁山的阴谋策动。

随后永田铁山被提升为握有实权的军务局局长。上任后的永田立即开始制订并推行日本全国“统制化”计划。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永田开始频频与政府官僚、财界接触，逐渐同政界和财界的上层建立了紧密联系，并逐渐成为军、政、财这一高层网络的中心人物，能力出众的永田铁山实际上就是“统制派”的核心。

永田铁山上台之后，就开始和林铣十郎联手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策划政变阴谋的消息，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此后陆军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为由免去了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皇道派”少壮军官把所有矛头直接指向了永田铁山。1935年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陆军中佐来到了东京。他同许多富有理想的激进军官一样，都为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真崎甚三郎大将被免去教育总监职务而感到愤慨。相泽找到了永田铁山，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永田辞职。这一可笑的要求当然遭到永田的断然拒绝，你算什么，你以为你是天皇？当相泽返回福山的部队驻地时，他很快接到由步兵第四十一联队调至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服务的调令，彻底被激怒的相泽决定刺杀永田。他在办完赴任手续后，于8月11日晚再次来到东京。

1935年8月12日早上，相泽三郎先是来到了伊势神宫向天照大神祈祷：“我感到有一种要刺杀永田的冲动。如果我是正确的，求神助我成功。如果我错了，请让我失败。”

上午9时40分，相泽不经通报便大步跨进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永田当时正坐在办公桌前，相泽刺向永田的第一刀没有刺中，第二刀使永田受了轻伤。永田蹒跚地想夺门出逃，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的相泽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他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背上。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永田死死地钉在门板上。被称为“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亦无永田”的永田铁山就此毙命。当时因公正在永田办公室的东京宪兵队队长上前阻拦，也负了伤。

大概是觉得永田的死相不雅观，相泽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他的脸上。之后他走进一个朋友的办公室，说他已执行了上苍的判决。由于帽子留给永田盖脸用了，他准备到外边再去买顶新帽子，这时闻讯赶来的宪兵围住了他。

相泽被交付第一师团军法会议审判。在受审的过程中，相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宣称，他只不过是尽了作为天皇麾下一名普通军人的神圣职责而已。他提出对国家实施改革，并向所有法庭上的人宣称：“国家状况令人忧叹。农民困苦不堪，官吏贪污受贿，外交软弱无力，统帅权因海军军缩会议的协定遭到侵犯。我终于认识到，那些御前的高级政治家，那些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官僚为了自身的私利，正试图逐渐腐蚀政府和部队。”法庭上的相泽似乎换位成了法官一般，公众舆论也依旧偏向杀人者相泽。在公审过程中，遇刺身亡的永田被形容为穷凶极恶、毫无人道的怪物，相泽的辩护律师预示不祥，说：“如果法庭不理解相泽中佐的指导思想，那么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相泽出现。”

刀劈永田铁山的暴力事件令裕仁天皇极度震惊。当侍从长本庄繁大将向他禀报这一事件时，裕仁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永田的葬礼上，裕仁还特地让宫内省送去了鲜花。1945年，裕仁在皇宫的地下室里召开了决定日本投降的御前会议。与会人员惊讶地发现，天皇地下室的墙壁上挂着一个人的遗像，他就是10年前被相泽刺杀的永田铁山。

“永田事件”之后，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统制派”借1935年12月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将第一师团师团长、铁杆“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几年之后的淞沪会战，正是这个柳川平助率领日本第十军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在国民党军腰眼上插上了一把小匕首，从而导致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场的全面溃败。

随后，新的命令就来了，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一师团被调往满洲。作为日本陆军历史最悠久的第一师团又被称为“玉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无异于火上浇油的决定，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

1936年1月，日本政局再次出现动荡。“皇道派”少壮军官认为公众舆论对相泽三郎的公审持批评态度，趁此局势动荡之际发动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此外，第一师团将在3月之前开赴满洲，因此政变必须在2月底之前发动。

为了获得上层的支持，政变核心成员矶部浅一大尉两次拜会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从他那里得来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还拜访了已经罢职在家的真崎甚三郎。真崎对矶部来访的意图清清楚楚，但老奸巨猾的他不想惹祸上身，便在矶部开口前说：“要是因为这次谈话会引出什么事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矶部见对方避而不谈主题，就转口说为了帮助相泽的公审辩护需要一些钱。真崎说：“我很穷，也没有多少钱，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矶部说：“有1000日元就行，没有这么多的话，500日元也可以。”真崎爽快地答应道：“就这些吗？如果就这么多，卖些东西也给你凑上。”矶部将此看作是真崎等“皇道派”高层人物对他们行动的默许和鼓励。

事发前曾有人向警方告密说：“驻扎在东京即将调往中国满洲的陆军第一师团一些青年军官要发动叛乱，刺杀政府要员。”得到消息的日本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还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宪兵队和警视厅认为个别叛乱分子翻不起什么大浪，凭他们的力量完全可以从容对付一切突发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牛的确吹大了。

1936年2月25日下午，东京上空彤云密布，大雪已经厚厚覆盖了全市，而且看样子还要下。这是东京54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大雪导致交通陷于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改为临时旅馆，让无法回家的人暂时借宿。

这天深夜，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约瑟夫·格鲁大使正在招待他尊贵的客人。格鲁曾经是罗斯福总统的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他的夫人就是那位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准将的孙女。他的客人除了刚刚卸任首相并被任命为宫内大臣的斋藤实之外，还有那位大家熟悉的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为了让大家高兴，格鲁特地放映了一部美国电影《调皮的玛丽埃塔》，兴致很高的客人们离开时，已经是晚上的11时30分。

当斋藤实跨入车门时，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下车的时候，斋藤抬头看了看天空，那雪正下得紧。

斋藤肯定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那些雪花，一场血腥的屠杀即将到来，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很快将被鲜血染红。

在这个大雪纷飞的静谧夜晚，位于皇宫外侧一端的第一师团兵营却显得比以往更加阴森恐怖。远处一间营房里还透出微弱的灯光，里面聚集着十几位面容冷峻、如临大敌的陆军军官。一位青年军官忽地从蒲团上站起来开始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我们皇军的精英几十年来为了帝国的神圣事业前仆后继，几次起事都不幸失败。但是他们的鲜血却唤醒了民众，激励着我们的斗志。如今，我们的行动已为统制派控制的军部所察觉，随时都有移师满洲甚至关押被杀的可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以改造国家，拯救民众，实现皇道。”说话的是香田清贞陆军大尉。

相比于香田清贞大尉的年少气盛，安藤辉三大尉就显得冷静许多，他慢条斯理地说：“诸位，此次兵变酝酿已久，我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周密可行的。各位都是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人，都是荒木贞夫大将的忠实信徒，此次起事我们没有任何退路，不成功便成仁。”安藤辉三出身教师世家，表面看上去温文儒雅，却有着刚毅的性格，在士兵中颇有威信。

2月26日清晨4时，陆军第一师团的千余名士兵被他们的长官从热被窝中叫起。士兵对长官的密谋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以为是要进行一次夜间雪中演习呢。只有几个人被告知当天将要杀人。

“我要你同我一起去死。”栗原安秀中尉冷冷地对一等兵仓友音吉说。

闻听此言，仓友大吃一惊，但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长官，我愿意去死。”

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带领约1500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取走了步枪、机枪、手雷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一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头去刺杀那些“天皇周围的坏人”。

行动共分六个小组，各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明确目标。香田自己率领的小组将攻占陆军大臣官邸，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将负责占领警视厅，让那些警察失去指挥。其他四组则分别刺杀首相冈田启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宫内大臣斋藤实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负责刺杀宫内大臣的凶手得手后，第二个目标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其他两组也将赶到市郊，分别干掉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和天皇最亲密的顾问、举国尊敬的唯一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

负责击杀首相冈田启介的部队由栗原安秀中尉率领，共约300人。早上5时，到达首相官邸之后，他们与守卫官邸的警察发生了枪战。很快，4名警察全被击毙，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一阵乱枪把厅内的吊灯全部打碎。

早上5时前不久，首相的一位年轻秘书迫水久常已经听到了外边的枪声。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名字，在日本投降之前，他还要出场并有重要的戏份。迫水和冈田的关系很特殊，工作上他是首相的秘书，生活上他是冈田的女婿，同时冈田的夫人又是他的姑妈——也真够乱的。

迫水马上给警视厅打电话求援，警视厅电话里回答说增援的人马已经出发。别看这些警察平时对老百姓横行霸道、吆五喝六怪威风的，但是遇见真正的野战部队就立即拉稀，警察增援部队很快被叛军击退。当迫水再一次给警视厅打电话时，“我们是起义部队”，电话里一个声音回答说，大约有500名叛军已经占领了警视厅大楼，老窝都被端了。

迫水挂断电话，接着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宪兵队长局促不安地回答：“局势已失去控制，我们哪里是正规军的对手。对不起，秘书先生，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迫水气得啪一声把电话摔在地上。

枪声也同样惊醒了首相的另一位老秘书、61岁的退役陆军大佐松尾传藏，他同时也是首相的妹夫。当叛乱军人大喊大叫地冲入首相官邸时，早已听说过政变传言的冈田启介首相已经吓瘫在床上，口中喃喃地说：“他们终于来了。”但松尾传藏却不肯让他坐以待毙，他硬是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在一名警卫的帮助下，把冈田推进了浴室。

冈田在浴室里听到外面有人喊了一声“院子里有人”，他透过窗户的缝隙望出去，只见他的妹夫紧靠屋墙站着。“向他开枪！”一位指挥官喊道，但士兵似乎还在犹豫，指挥官接着吼道：“你们这些家伙很快就要到满洲去了，现在连一两个人都不敢杀，到满洲以后怎么办？”枪声随即响起。高呼“天皇万岁”的松尾随后便倒在了台阶上，血像泉水般喷在雪地上，格外耀眼。怕松尾没死透，他们又朝松尾的胸口和鼻梁上补了两枪。

这个松尾大佐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的濑岛龙三的老岳父。事变结束后，迫水告诉松尾夫人，松尾为了搭救冈田首相而被叛军打死，本来就出身武士世家的松尾夫人谦和地说：“我丈夫能够效劳，未亡人非常欣慰。”

栗原在卧室中找到了一张冈田的照片，跪在尸体前，拿照片同松尾的脸仔细核对之后，他毫不迟疑地说：“是冈田。”士兵开始高呼“万岁”，把松尾的尸体抬进首相卧室，放在一张薄薄的垫褥上。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帮助下，大难不死的冈田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成吊唁人员，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成功逃脱。

袭击宫内大臣斋藤实的小组约200人，由长坂井直中尉指挥。这位78岁的海军大将头天晚上刚携夫人出席了格鲁大使的晚宴，当政变军人冲进住宅时，斋藤还在酣睡之中。破门而入的政变军人被斋藤实的夫人拦住。当斋藤醒来并穿好睡衣时，这些人已闯入了卧室。三名军官对准站在夫人后面的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紧紧抱着，泣不成声。青年军官无法把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她的身下，向斋藤继续射击。斋藤浑身上下弹痕累累，一共中了47枪。得手的凶手高呼三遍“天皇万岁”，呼啸而去。

早上5时15分，这批激进分子离开了斋藤住宅，开向皇宫西南附近的陆军省。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接任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职务的渡边锭太郎大将。叛乱分子认为，作为“统制派”头目的渡边必须铲除，也为他们的偶像真崎甚三郎出口恶气。

渡边的住宅是日本式木房，当纸糊的活门被拉开后，激进分子即以手枪、机枪一齐对着里面开火。渡边锭太郎这个62岁的枯瘦老人，竟然拿起手枪勇敢地向叛军还击。自不量力的他很快被机枪打成马蜂窝，随后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高桥太郎少尉对已死的渡边怒气未消，拔出军刀砍下了渡边的头，然后才率部队去陆军省与在那里的叛军会合。

曾经出任过八届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是日本有名的理财圣手。早在日俄战争期间，高桥在伦敦六次成功募集公债，成为日军最终取胜的大功臣。高桥因为多次削减军费而被军方诟病，还在接替原敬的短暂首相任期内批准了华盛顿条约，在这些少壮派军人眼里，高桥死八回都不够。担任袭击高桥是清的，是由中桥基明中尉率领的约120人组成的小组。晨5时，当叛军冲进高桥卧室的时候，死到临头的高桥还在打着节奏分明的呼噜。中桥中尉一脚踢开高桥的被子喊道：“天诛！”醒过来的高桥毫无惧色地抬头望了他一眼，并大声说：“白痴！”中桥中尉迟疑片刻后，扣动了扳机，把全部子弹射向高桥。另一名叛乱军官大喊一声，跳上前来，挥起军刀朝高桥砍去，用力之猛使得军刀透过高桥所穿的棉衣，砍断了右臂。接着，他又把刀刺进高桥腹部，恶狠狠地左右捅了几下，已经82岁的高桥当场气绝身亡。

在毗连卧室中的高桥夫人冲了过来，一眼瞥见肚子被捅破，内脏都流了一地的丈夫，便放声痛哭起来。日本人不愧为“非常讲究礼仪”的民族，当中桥中尉用肩膀挤过聚集在走廊上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一群仆人时，还彬彬有礼地对他们道歉：“对不起，真是打扰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叛军认为与英、美狼狈为奸的天皇侍从长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击杀铃木贯太郎的小组由安藤辉三大尉率领，总数约350人。这支部队于晨4时50分到达了铃木的住处。他们在侍从长官邸门口遭到了卫兵的抵抗，交火10分钟后才冲进去。第一小队直接突入院内，第二小队则位于大门口警戒，在院内及大门口各架起两挺重机枪。

一位女佣早已叫醒了年迈的海军大将。铃木急忙跑到储藏室去拿剑，却怎么也找不着，走出储藏室的铃木很快被20多把刺刀团团逼住。一位士兵上前一步，礼貌地问道：“您就是铃木阁下吗？”铃木说“是的”，并举手要大家镇静：“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谁也没有回答，铃木又问了一遍，周围还是一片沉默。当他第三次问时，一个拿手枪的人不耐烦地说：“没有时间了，我们要开枪了。”

自知活命无望的铃木坦率地答道：“那就没有办法了，开枪吧。”上士永田走上前去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做出牺牲吧。”三支手枪同时开火：一枪未打中，一枪打中下腹，另一发子弹打中心窝。铃木倒下去时仍清醒，他的头部和肩部又挨了几枪。他听到有人喊“再补一枪”，铃木感到一把手枪冰冷的枪口抵上了他的咽喉，接着他听见夫人在喊，“别再打了，对一个老人你们也这样下手，把我也一起打死好了”。铃木的夫人鹰子是日本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曾长期担任裕仁天皇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在裕仁眼里是比亲生母亲还要亲的人，这伙士兵没人敢对她动手。就在此时，安藤大尉走了进来。持手枪的人问：“要补一枪吗？”

两年前，安藤大尉曾找过铃木提出所谓的改革纲领，铃木大将直截了当地驳回了他的论点，因此，安藤虽然很不高兴，但内心中还是很钦佩他。此时，安藤也感觉对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再补一枪实在是太残忍了，于是喊道：“统统有，向铃木阁下行举枪礼。”于是，大家都跪在躺在地上的海军大将身旁，举枪致敬。

安藤大尉命令他的部下起立出发。然后他转身向铃木夫人，道：“您是夫人吗？”鹰子点了点头。“我曾听很多人说起您，我为此感到特别遗憾。”安藤说，“我们对将军本人并没有恶意，不过我们对如何在日本实现改革的观点与将军不同，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真是“文明礼貌”的好青年啊！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有着惊艳表现的铃木大将，一生曾经很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1867年，明治政府军和幕府军的伏见鸟羽之战时，大阪弹药库发生连环爆炸，震坏了铃木家的门窗，刚出生没多久的铃木险些丧命。3岁时，他随家人去江户，差点被一匹受惊的马踢死。后来一次钓鱼时，又差点被鱼拖入河中淹死。在海军服役时，他曾在夜航中掉入大海，后奇迹般生还。这次看来，是真没得救了。

但是奇迹再次出现。安藤没有想到，人称“不死之鬼贯”的铃木哪里那么容易就死？几天之后，铃木再次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也必须抢救过来，要不怎么成为决定日本投降的终战首相呢？！

被刺杀的对象无疑都是老人。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也已经75岁，他是前面提到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后来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就是他的女婿。激进分子认为他也是实施“昭和维新”的大障碍，必须及时除掉。当时牧野住在东京西南较远的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击杀牧野的任务由河野寿大尉组成的8人精干小分队前往执行。当时牧野正在神奈川县的汤河原温泉休养。当叛军攻来时，牧野的卫士奋起反抗，打死了一名军官，士兵又枪杀了那个卫士，然后乘势放火烧旅馆，意在迫使牧野从宾馆跑出来。利用卫士抵抗所争取的宝贵时间，牧野伸显在20岁的外孙女吉田和子的帮助下，溜出了旅馆后门。

旅馆后面是一座峭壁，这位老先生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一块岩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动了。不久之后，旅馆燃烧的火光照亮了峭壁，把和子和牧野都照得清清楚楚。山下的叛军借助火光举起了枪。在呼啸的枪弹之中，和子张开和服的两个大袖毅然挡在了外祖父身前。一个叛乱分子也许是被她的英勇行为感动，喊了一声“打中啦”，便说服其余同伴一起离开。

刺杀西园寺公望公爵的计划没有实现。由于西园寺是明治维新时代仅存的一位元老，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政变士兵都不愿加害于他。带队的坂垣中尉本来就不忍对最后一个元老下毒手，看到部下也都不太情愿，便擅自取消了这一行动。当地警方听说首都发生叛乱后，立刻派出大批警察把西园寺护送到附近的一所小别墅去。

负责封锁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包围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官邸的是由丹生诚忠中尉指挥的小组。叛乱的核心人物矶部浅一、香田清贞等也随这一小组行动，准备与陆军机关的首脑进行谈判。这支部队于5时左右到达了陆相官邸，随之对就近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连同陆相官邸进行了包围和封锁。政变军人要求川岛陆相立即出来谈判，但川岛以身患重感冒需要休息为由，答应起床后再进行会谈。

被占领的参谋本部上午还真来了一个上班的人，那就是咱们熟悉的陆军大佐石原莞尔。一群叛军士兵冲进石原的办公室，有人认出了他，领头的军官听说面前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石原莞尔时，立即收起手枪向石原鞠躬：“能够见到大佐阁下，是我一生的荣幸，请大佐加油！”然后带领手下集体敬礼，向后转身走了。

考虑到警视厅的警察佩有武器，而且其位置就在皇宫正门的旁边，攻占警视厅的小组有500人左右。他们除了占据警视厅外，还准备根据情况随时突入皇宫。26日晨4时30分，由野中四郎大尉率领的这支最大的队伍对警视厅进行了平面和立体的包围与封锁。进入院内的部队当即占领了电话总机室，切断其对外的所有联系，并向警察传达了起事的宗旨，要求其立即停止一切救援行动。

2月26日天亮之后，叛军的刺杀活动已经全部结束。叛乱分子约1500人的部队已经封锁和占领了皇宫西南一带的日本政治、军事、警察等国家权力中枢机关。政变军人还占领了赤坂的山王饭店，清空了住在这里的所有客人，控制了饭店的电话交换台，将此地作为政变临时指挥部。

他们还占领了东京最大的五家报社，要求各报刊登他们的《宣言书》，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张贴“尊皇讨奸”“尊王义军”“七生报国”等标语。在他们散发给记者的资料上这样写着：“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帅，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纮一宇，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叛军勒令关闭所有影剧院及其他所有娱乐场所，电台停播文娱节目，整个东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2月26日早上6时30分，叛军代表香田清贞、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在陆军大臣官邸与川岛义之进行会谈。一群年轻人开始像训孙子一样教训已经58岁的陆军大臣，提出了他们的具体要求：撤换惩治军内“统制派”人物，任命“皇道派”首领担任重要军职，召集在各地的“皇道派”人物入京共商国是。同时要求陆军大臣将起事部队进行“昭和维新”“忠君爱国”之本意上奏天皇，等等。在会谈过程中，门外叛军部队山呼“天皇万岁”和高唱军歌的声音此起彼伏，怎一个热闹了得！

对陆军的领导正常情况下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大巨头负责。此时的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因病不在东京——就是在东京也因为是皇族基本挂名不管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刚刚被激进分子杀死，连头都被割走了。此时，陆军最高领导人就只有川岛义之一人能够出面应对。继林铣十郎之后，刚刚于9月5日接任陆军大臣的川岛义之本来就是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加上既不是“皇道派”，也不属于“统治派”，因此作为两派均可接受的人物，才被扶上来当傀儡大臣的。

外边闹得一塌糊涂，皇宫里边当然也不会消停。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在事件发生不久就得到了消息，迅速叫醒了尚在睡梦中的裕仁天皇，并向天皇简要汇报了所能了解的情况。裕仁一边嘟囔着“终于还是干起来了”，一边穿上缀有四颗星的陆军大元帅军服，起身前往皇宫政务室。

新消息零零星星不断传来。早上6时，已经吓得脸无血色的本庄繁再次进来禀报天皇，首相、大藏大臣、宫内大臣和侍从长等重臣都遭到袭击，至今生死不明。36岁的天皇皱着眉头气愤地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尽快恢复正常。”然而，本庄并没有按照裕仁的指示迅速下令镇压叛乱，不仅因为他在思想上同情那些叛乱军人，还因为他的女婿山口太一郎大尉也是叛乱活动的主要成员之一。

上午9时，被香田大尉扣押在陆相官邸的川岛陆相终于获准进宫觐见天皇。他带来了叛军的宣言书，并转达了叛军的七条要求：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立即罢免林铣十郎，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等。奏完之后，川岛趁势建议说，姑念起事者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之心，万望陛下予以谅解。

川岛的话刚刚说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气大声训斥道：“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的作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佐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见天皇震怒，川岛只好咋舌而退。裕仁犹余怒未消地自语道：“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天皇下达的镇压命令没有立即执行，因为由陆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参议官会议实际上是由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操纵。川岛陆相根据参议官会议的决定，先是发了《陆军大臣告示》，要求叛乱部队自行返营，并伪称“关于崛起之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试图蒙混过关。但是叛乱者坚决要求，在产生新内阁之前绝不撤兵。

对于“皇道派”发起的叛乱，“统制派”的军官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苦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而只得求助于天皇的最高权威。26日下午，枢密院决定由陆军宣布戒严进行镇压。不太情愿的陆军只好在27日凌晨颁布了戒严令，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被委任为戒严司令官。此外，驻外的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梅津美治郎、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均表示了坚决镇压的决心。

“二二六事件”发生时，陆军参谋本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参谋次长杉山元中将主持。对该事件的发生，参谋本部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作乱，是破坏部队指挥的无组织、无纪律行动。由于参谋本部已被起事部队占据，杉山元迅疾将指挥机关转移到紧靠皇宫北侧的宪兵司令部内。

27日上午8时20分，杉山元次长入宫觐见天皇，明确得到了镇压的许可。回到宪兵司令部临时办公地点的杉山元随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一、参加起事的部队须立即撤离占据机关、返回营区；二、调驻东京及周边的部队进京平叛。

随即第一师团驻甲府的步兵第四十九联队、驻佐仓的步兵第五十七联队、驻东京东郊的战车第二联队以及驻宇都宫市的第十四师团三个步兵大队等部队于当天先后向东京进发。2月28日，驻仙台的第二师团一部与第十四师团一部也奉命进入东京。参加镇压政变的部队总人数达到了13000人。

与陆军上层心怀鬼胎的观望态度相反，海军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明朗，表现堪称积极。由于被袭击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和斋藤实都是在海军中享受崇高威望的前辈大将，至今还生死不明，所以海军在第一时间内就定下了对政变坚决镇压的方针。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当天就宣布武力平叛。

2月26日中午12时，联合舰队司令官高桥三吉海军中将向正在演习的舰队发布了紧急命令：为了实施武力平叛，第一舰队立即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阪湾。时任海军军务局局长，也就是声称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的丰田副武，可算逮住了攻击陆军的大好机会，立即跳起来咆哮道：“陆军没这个意思的话，就由我们海军来动手！”

2月26日下午，横须贺镇守府司令米内光政海军中将麾下的第一水雷战队已经把海军陆战队送上岸并堆起了沙包工事，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危险，海军省办公楼前也摆上了一地的高压水枪。海军陆战队奉命加强对海军岸上重要设施，包括海军领导机关办公楼和退役高级将领私宅的警戒。他们还打算把天皇接到军舰上，以免受到陆军叛兵的挟持。由于表现积极，高桥三吉和米内光政在之后不久就被晋升为海军大将。

27日一大早，联合舰队核心主力第一舰队已经在旗舰“长门”号战列舰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东京湾，威风凛凛的战列舰纷纷调转炮口，直指陆上的叛军阵地。“长门”号406毫米巨炮对准的正是被叛军占领的国会议事堂。与此同时，海军第二舰队也在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的带领下，于上午9时抵达大阪湾开始实施警戒。

但开进东京湾的军舰毕竟没有长腿，不能直接驶进皇宫扔块板让天皇上来，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在27日一整天，裕仁天皇都在焦急不安中度过。对于陆军的迟迟按兵不动，皇宫内愤怒的天皇隔一段就召见一次本庄繁，连声催问：“讨伐部队出发了吗？”“交上火了吗？”本庄繁只能含含糊糊地答道：“因为居民尚未撤离……”未等他把话说完，裕仁便厉声喝道：“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前往平叛，快快备马！”

裕仁天皇的焦急自有他的道理，外边已经有更坏的消息传进宫来。他的亲弟弟、在陆军第八师团担任大队长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前往东京。秩父宫在思想上倾向于“皇道派”的主张，历来与“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叛乱发生后，叛军已公开宣称“秩父宫是我们的首领”。要是他公开站到了叛军那边，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日本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天皇之弟干下的篡位之事，门外那帮叛军要是再有了精神领袖，形势将更加不可控制。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宫内省立即派出东京大学右翼历史教授、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拦截雍仁亲王。平泉澄前在上越线水上车站登上了雍仁乘坐的火车，一路上向其详细说明了情况，恳求秩父宫不可轻举妄动。秩父宫神色凝重地听着老师的话一言不发。火车一到达东京上野车站，秩父宫就在大批军警“护送”下被带入皇宫，彻底与叛军隔离开来。见此情景的秩父宫只好在当天晚上拜谒了哥哥，做出了服从天皇的保证，裕仁总算松了一口大气。

2月28日，在天皇一再催促下，犹豫不决的陆军终于下定了镇压的决心。参谋次长杉山元在天皇的授意下发布了《奉敕命令》，指示戒严司令官迅速使叛军撤离现场，归复各所属部队，奉敕命令随后正式传达给第一师团。

29日上午，“皇道派”两大巨头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避免叛乱部队遭到武装镇压，前往戒严司令部进行交涉，均遭拒绝。已经出任戒严部队参谋的石原莞尔直接将两名陆军大将轰出了戒严司令部。在他们离开后，戒严司令官香椎再次提出避免“皇军自相攻击”，但杉山元坚决不同意，要按天皇敕令以武力讨伐。

东京街头平叛部队的坦克上已经装上了高音喇叭，航空大楼上空升起了一个气球，下边挂着一幅大字标语，上书“敕令已颁，勿抗军旗”。日本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和田信贤以哽咽的语调广播了一份致叛军士兵的呼吁书：“你们真心诚意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天皇命令你们归队。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成了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做得对。现在你们既然知道错了，就不该继续背叛陛下，成为国贼而遗臭万年。回头是岸，为时不晚。你们过去犯的罪行会得到赦免。你们的父母兄弟、全国的男女老少都真诚希望你们回头。立刻离开现在的阵地，回到原部队去吧。”飞机在政变部队上空盘旋，撒下《告军官士兵书》的传单，劝诱政变部队回归营房。

此时在严冬中坚持了三天的叛军早已疲惫不堪，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本来已经士气消沉的官兵面面相觑，大家谁都想等待别人先行动。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千余人的队伍开始出现骚动。有人主张抵抗到底，有人主张自决。到上午10时左右，叛军队伍开始瓦解，35名士兵带着步枪和机枪离开了阵地。随后，一队一队的士兵纷纷离开，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中午时分，除了在陆军省和山王饭店的几个小分队外，几乎所有士兵都回到了所属部队。下午14时，飘扬在首相官邸上的旗帜终于落了下来。一小时后，军部通过电台宣布：叛军已投降，未发一枪一弹。

最后，剩余的叛军首领18人仍待在陆军省和山王旅馆。平叛部队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去攻打或逮捕他们，目的是留给这些人一个展示武士道精神的机会。荒木贞夫要求他们切腹自杀以谢罪天皇。

但求生的欲望终于战胜了武士道精神，他们最后决定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只有野中四郎大尉拒绝投降，他写了一份最后声明，对他所在的师团30多年来从未打仗，而别的部队却在光荣流血表示遗憾。他说：“近年来，国内卖国贼的罪恶竟然要用我们在满洲和上海的同志的鲜血来偿还。如果我今后碌碌无为地在帝都苟且偷生，何以对得起那些人的英灵？我是神经错乱呢？还是个傻子？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他在声明上签字后切腹自杀。

其余人员则在傍晚18时被宪兵队拘捕，随后被集中到陆军省大院。负责看押这些人的就是“统制派”的军官冈村宁次。冈村预想并期待这些人自杀谢罪，已让医院的护士准备好了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随时备用。但叛乱军官拒绝自尽，想要通过公审来“揭露军阀的阴谋”。

陆军吸取了相泽案件公审的教训，对政变主谋实施不公开的军法审判，也不设辩护律师，同时宣布一审即终判。由于“二二六事件”直接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官的处置也异乎寻常地严厉。7月5日，军法会议判处在政变中起领导作用的矶部、香田等17人死刑。有意思的是，宣判里并没有提到谋杀罪，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之罪”。

宣布死刑的除了17人，还包括并没有直接参加叛乱的两个人，那就是在幕后策划的大思想家北一辉以及砍杀永田铁山的大剑客相泽三郎。其余的士兵则被免予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的命令而已。这次对政变军人惩处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历次的处理，明显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影响的意图。

7月12日，包括北一辉在内13名军官和4名文官被绑在行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额画了靶标。曾经刺杀渡边大将的高桥少尉唱了一首歌后说：“真的，我希望特权阶层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另一位激愤的军官高喊：“啊，日本国民，切不可信赖皇军。”另一位高呼：“国民信赖陆军，千万别让俄国人打败我们！”

枪响之前，几乎所有人都三呼“天皇万岁”。 GxBMGxs4X5R1/zUNqvAB7JU8cEPQuj/+PdwNONfh8Ib39g57dW4JHzDfgqx7WUk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