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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一根筋地走上军国主义之路的话，也不太确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也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民主政治时期，大致从1920年原敬内阁成立开始一直到1932年少壮派军官发动“五一五”事变为止。这一时期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日本历史上的“大正民主”。
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日本国内民主自由气氛浓厚。明治时代以来，日本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使得国民开始逐渐认识并接受民主政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内阁走上了历史前台。由政友会、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在日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大正前期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稳定期，在此期间乃至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没有对外发起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幸福的时光过得很快。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和200多万人无家可归，直接财产损失高达65亿日元。东京、横滨一带由地震引发的大火持续燃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打击。1926年12月，年仅47岁的大正天皇驾崩之后，刚刚即位的裕仁就再次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27年3月，短短一个月内，日本就有37家银行处于停业或倒闭状态。金融危机大大强化了日本工业产业、金融业的整合：在产业界形成了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在金融界则形成了五大垄断银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强强联合使得极少数的财阀控制了财界，财阀又通过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逐渐控制了政界。
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前所未有，使得尚在恢复中的日本经济再遭重创，随之而来是漫长的经济萧条。为摆脱危机，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开始大力推进军需产业优先的战争经济体制，为之后的侵略战争铺路。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不断加大的贫富分化使得民众逐渐对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之前一度蛰伏的军方势力借机再度抬头。可以说，经济危机在客观上再次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进程，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变成了一批少壮派军官。
19世纪末的一天，在东京幼年陆军学校的操场上，一位正在做木马训练的青葱少年被学校的一群恶少围攻。危急时刻，两位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少年冲入重围，拳脚相加，将之解救出来。从那时起，这三个人就开始惺惺相惜，成为情意相投的挚友。那个玩木马的少年名字叫冈村宁次，另外两个分别叫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
几年后，1904年，三人一起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再次一起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综合三人的毕业成绩，永田铁山是“陆士”第四、“陆大”第二，小畑敏四郎是“陆士”第五、“陆大”首席，冈村宁次为“陆士”第六、“陆大”第八。他们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天之骄子”。
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那三个已至中年的陆军精英在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院举行了一次秘密私人聚会。不久前，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引荐下，包括他们在内的一批少壮派陆军精英参拜了前来欧洲巡察的裕仁，并向皇太子宣誓效忠。这次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纵论时政，目的与七天后刺杀原敬首相的中冈艮一类似，那就是结束国内的腐败，让军人再次成为国家的主宰。冈村当时是作为参谋本部的巡回武官到欧洲考察，永田铁山是日本驻瑞士的武官，小畑敏四郎为驻莫斯科武官。三人中永田铁山是大哥，他被誉为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有人说他甚至比石原莞尔还要聪明不止一两个级别。这三人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中“三只乌鸦”之意。
三人一致认为，通过军人控制并治理国家才是日本今后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眼里，国内的腐败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中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之后海军长期由萨摩藩掌管，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几乎没有晋升到陆军高位的可能。
三个人很快制定了他们今后的行动纲领：一、确立日本举国一致的总体战体制，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二、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打倒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少壮派军官要联合起来，形成军部内的一股新势力，那就是昭和军阀。
其实参加这次巴登巴登聚会的还有一个人。第四个人就是第二天才赶来的“陆士”第十七期毕业生，当时驻德国武官，后来成为日本战时首相的东条英机。比起毕业于第十六期的三位前辈而言，此时的东条英机还只是个端茶点烟的小师弟而已。对于成绩平平，连续三年都考不上，最后靠老爹东条英教“首期首席”的威名才被照顾上了“陆大”的东条英机来说，那几个学兄简直是太出色了，端茶点烟也在所不惜。后来有资料说，东条英机第一天就来了，没资格参加讨论，那三个人密谋的时候，东条英机只能在门口负责把门望风，这应该是故意出息人的说法。
除了巴登巴登这4个人之外，“三羽乌”很快又从陆军少壮派军官中选拔了7个出类拔萃者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分别是驻瑞士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驻北平武官矶谷廉介。这些人几乎全是“陆大”的首席或者“军刀组”成员，也都是我们今后经常要提到的风云人物。11个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就此形成，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昭和军阀逐渐成为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力量。
巴登巴登聚会没有非常复杂的内容，但在日本近代史上却地位显赫。战后几乎所有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和这次短暂的聚会，聚会的1921年10月27日也被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谁也想不到，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羽翼将给未来的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几年后，他们先后回到国内，与他们经常在一起畅想革命理想的又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名字大家也不陌生，那就是未来在满洲闹出大名堂的河本大作和板垣征四郎。6人的小团队迅速扩大到19人，形成了一个表面上是联谊性质的小组织，取名“二叶会”。除了那6人之外，这些后来者名气也不算小，比如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冈重厚、冈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等。“二叶会”以“陆士”第十六期同学为核心，主要由第十五期到第十八期的人员组成。后来永田、小畑两人发生派系斗争，小畑被排斥，永田于是居于核心领导地位。
就在“二叶会”的大哥们频频聚会期间，永田铁山还示意“陆士”第二十二期的铃木贞一逐渐联络到第二十期到第二十五期的小弟23人，于1928年11月成立了另一组织“无名会”。成员包括铃木贞一、石原莞尔、土桥勇逸、武藤章、桥本群、横山勇、牟田口廉也、根本博、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等。这些人的名字也都将在后边的文字里逐次出现。
“无名会”第一次聚会由当时的陆大教官石原莞尔中佐讲述“空军作战”，第二次聚会就是热烈讨论所谓的“满洲问题”。聚会结束时，一帮小兄弟才突然发现后边多了个人，仔细一看，原来大家无比崇拜的永田铁山大哥不知啥时候来了，正坐在那里微笑着静听呢。慷慨的永田大哥马上自掏腰包带上兄弟去附近的酒店猛搓了一顿。
后来由于河本大作策划炸死了张作霖，为了团结起来一起保护他们亲密的战友河本大作，永田铁山把“二叶会”和“无名会”合并在一起，改称为“一夕会”，但形式上两会仍然各自独立存在。
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1930年，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成立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组成的“樱会”。“樱会”极力鼓吹“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强调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应不惜使用武力，后来逐渐吸收基层的军官参加，成员达到了60多人。就在这一段时期，日本一系列类似的右翼团体“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比较著名的还有“天剑党”“血盟团”“王师会”“行地社”等。到1933年，日本类似的团体数量已达500余个，总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这里几乎聚集了日本陆军所有蠢蠢欲动的少壮派精英——这是一群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但缺乏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青年军官。
有了“革命”的组织，还要有“革命”的思想，这样才能有进一步“革命”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的两大思想家应运而生。第一位就是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国家主义的倡导者、军国主义理论的鼻祖——北一辉。
要说老酒年幼时也曾是个抱有远大志向之人，自幼就对各种“家”无比崇拜，并立志长大后成为那样的人物。正如当下那句流行的名言，“小时候总是为了将来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而纠结，长大后才知道这种纠结根本不存在”。老酒后来也逐渐明白，那些“家”并不是像咱这样的愚鲁之人说当就能当的，也就彻底断了那些念想。话虽如此，但是对那些“家”的关注始终不减，也就逐渐在内心分出了层次。不管是政治家、数学家、文学家，还是化学家，咱至少还能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屠呦呦阿姨研究的青蒿素，虽然不懂，也大致知道是干啥用的，对他们，咱除了崇敬之外，还是崇敬。可还有一种少而又少的“家”，咱至今仍然懵懂并敬而远之——因为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这类人叫作思想家。
就在日俄战争激战正酣的1904年，所有日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战场，在位于日本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每天都会有一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到这里殚精竭虑地苦苦研读，风雨无阻。这个年轻人就是当时年仅21岁的北一辉。
艺术家不分国界，思想家不论年龄。仅仅两年之后，也就在23岁那年，北一辉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成书并自费出版。在书中，北一辉指出，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要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这次“社会主义大革命”。这本书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否定了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此虽然是自费出版，也很快被政府禁止发行，北一辉本人在日本也被全面封杀。
要说北一辉跟中国也的确有着不解之缘。在日本郁郁不得志的北一辉随后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13年的生涯。为此，他甚至写了一本叫“中国革命外史”的书，还把他的名字由原来的北辉次郎，正式改为大家熟知的北一辉。1911年，他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频繁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最后长期定居上海。由于有了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北一辉和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建立了很深的友谊。除了宋教仁，辛亥元老谭人凤的儿子也曾被北一辉收为养子，改名为北大辉。此外，国民党元老张群等人与北一辉也都有很多交往。“二二六事件”之后，北一辉被处死，张群就曾亲自为其墓碑题字。
令人不解的是，北一辉对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却大加批判。在他看来，孙中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无论行事和思考都是西方的模式，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开创革命事业，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因此，北一辉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了黄兴、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稳定中国局面的人并非孙中山，而是黄兴和宋教仁。1913年，宋教仁被刺，义愤填膺的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思想家不一定就有很好的执行力，他的调查最终未果。后来由于不择手段筹集经费，北一辉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以敲诈钱财的罪名勒令回国。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因为参与中国革命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驱逐出境三年。
三年驱逐期满之后，一心向往革命的北一辉再次来到中国。但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效力之处的北一辉，无奈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回日本。
依然寓居上海的北一辉，撰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这本书中，北一辉主张从下层社会起，以武力革命方式对日本进行彻底改造。他提出“革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而必须依靠军人，并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倡导由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军人作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由此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起了一条“绿色通道”。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崇尚暴力和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而且必需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依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造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他的理论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北一辉还指出，改造日本的核心就是铲除大财阀、大地主、大官僚，在天皇的号召下通过军人实施政变推翻现有政权。北一辉还设计了改造行动的具体措施：发动天皇大权在全国实行戒严令，三年停止宪法并解散国会，在政变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经济方面限制私有财产数量，个人私有财产不得超过300万日元，超过部分无偿交给国家。同时他认为，国家由于其自身发展，对于无视人类共存天道的他国具有开战的权利。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枯竭，只能走对外扩张道路。此时一贯支持中国革命的北一辉，思想上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提出“中国是日本实现振兴的天然基地”。
1926年，北一辉又撰写了《维新革命论》一书。看，人家写本书跟喝凉水似的，咱网上发个破帖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服不行啊！在书文中，北一辉提出，从明治维新的历史可以看出，维新的成功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颇频的暗杀决定。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这样，北一辉就补充了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的“维新”政变到底由谁来完成的问题，那就是青年军官。
北一辉的一系列理论在日本青年军官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也就开始慢慢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是后来日本陆军重要派别“皇道派”的基础。他们大部分是中下层的军官甚至士兵，北一辉可以说是“皇道派”的教父或精神领袖。
就在1919年8月1日，日本第一个军国主义组织“犹存社”成立。“犹存”两个字取自唐朝名臣魏徵的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犹存社”的政治纲领就是反对美、英对亚洲的渗透，彻底改变日本现状，赢得日本在亚洲更大的话语权。“犹存社”的组织者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另一大思想家、比北一辉小三岁的大川周明，大川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
这位大川周明我们可能更熟悉。因为北一辉死得早，大川却一直坚持到战后，并因在东京大审判时的演出而闻名遐迩。
刚刚成立的“犹存社”派出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去寻找那位大名鼎鼎的先驱者北一辉。1919年8月23日，大川周明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旧的烂房子里看到了江湖闻名的大侠北一辉。第一次见到北一辉的大川吓了一跳，他没有料到北一辉过得如此清苦，仅仅靠着吃米饭团、喝清水，撰写着八卷本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师兄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了大川师弟。
大川用了整整一晚上，读完了北一辉的前七卷作品。合上书后，大川只说了一句话：“就这么干。”之后，两个臭味相投的大思想家长谈了两天一夜，大川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前七卷回国。北一辉说，“你们等着我，写完第八卷我就回去”。他要在上海完成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北一辉回到日本并加入了“犹存社”。
作为一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大川周明被誉为“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与北一辉的穷困潦倒不同，大川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他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通晓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并成为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服刑时，大川周明每周七天都讲不同的语言：周一英文、周二日文、周三法文、周四中文、周五印度文、周六马来文、周日意大利文。真是不服不行，那时候估计还没有录音机，咱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
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日本最疯狂的宣传家和煽动家，大川周明极力鼓吹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民族主义学说。在大川的眼中，“日本是最好的，比西洋的一切都好”。大川一生“著述颇丰”，如《论独立后之满洲国应成为日本之附属国》《论日本国土之扩张对象是中国》《论英美在太平洋地区之主权应由日本取而代之》《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试论日本是亚洲之主宰者》，等等。这些作品无不是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粉饰、卖好的荒谬无耻之作。
与北一辉强调主要依靠青年军官的势力不同，大川周明认为应对内建立军部统治，通过逐渐与军部上层的幕僚将佐接近，用合法的手段逐步实现军部对国家的统治。他的说法得到了日本陆军中大多数中高层人士的认可，其言论逐渐成为另一大派别的理论基础，这一派就是“统制派”。在近卫文麿任首相期间，大川周明一度得到了近卫的赏识，很快成为近卫“智囊团”的中坚分子。
这样，与日本海军内部“条约派”和“舰队派”相类似，在日本陆军内部也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主要受到北一辉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现内阁政府来控制政权，由天皇实施亲政，依靠军队进行军部独裁统治，实行“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开战。由于他们开口闭口不离“皇道”“皇威”，故被称为“皇道派”。其总瓢把子就是曾任陆相的陆军大将荒木贞夫。“陆大”第十九期“首席”的荒木以擅长演讲著称，他曾经有过一句名言：“物资不足我们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所有列强都不在话下！”担任陆军大学校长时荒木能够亲自到火车站去接新生入学，因而在青年军官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他的官邸往往是年轻军官聚会的场所。荒木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的缜密思想使他俩并列成为“皇道派”的领袖。小畑敏四郎、山下奉文、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等陆军将领均属于这一派别。
“皇道派”成员多为那些没有地位，来自农村并对现实严重不满的青年，很多出自野战部队的尉级军官。他们认为政党政府是“隔断天皇和民众联系的误国奸臣”，所以要恢复“明治精神”，要“尊皇讨奸”“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佞小人，恢复“天皇亲政”。年轻人总是无所畏惧，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主张毫无组织纪律的恐怖活动。其中一部分人更是主张用发动政变和刺杀大臣的手段达到军事独裁之目的。
“统制派”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这一派的组成者多为裕仁天皇的亲信小集团成员，他们已经占据了陆军中上层的重要岗位。除了永田铁山之外，属于这一派别的还有后来接替荒木贞夫出任陆相的林铣十郎。冈村宁次、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东条英机等都属于“统制派”的骨干成员。他们认为血腥的军事政变不利于军队和政局的稳定，于是放弃以武力改造国家的计划，主张在军部的统制下以合法手段建立军部独裁，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在对外策略上，“统制派”提倡建立总体战体制，首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南北并进，做好同美国、苏联长期作战的准备。“统制派”强调必须联系上层官僚和新兴财阀，在政治、思想和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改组和统制。
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形容，那么“皇道派”的成员基本属于低层阶级。往往越是下层军官对皇室越关心，他们相信天皇他老人家“天纵英才”，事情坏就坏在那些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恨之入骨的那些“贪官污吏”，也就是所谓的中高层，当然还包括“统制派”提出要联合的那些财阀和政府官僚。随后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其实质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并利用上层阶级来试图打倒中层阶级，可惜功败垂成。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皇道派”和“统制派”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改造国家”，“建立军国主义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却高度一致，只是在具体方法、步骤方面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