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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海军裁军会议给日本海军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伦敦海军会议直接导致了“条约派”和“舰队派”的决裂，也使海军省和军令部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此外，还产生了一种更加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在日本海军军官中反英、美和亲德的情绪越来越严重。
根据原来的传统，日本海军会选择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海大”“海兵”毕业生去英国或者美国深造。随着《英日同盟》的终止，日本派往英国的人员逐渐减少。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向德国派出了更多的造船工程师。到了30年代，德国已经取代英国、美国成为日本海军军官留学深造的首选国家。1936年，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日本海军派驻柏林的武官、助理和办公人员数量超过了在英、美类似人员的总和。这些人回国后立即成为海军省和军令部内亲德反美的中坚力量。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在德国工作或者留过学的人都亲德，这其中也不乏个别清醒者。好书成癖的米内光政曾经在德国待过两年半，他深刻意识到日本与德国亲近的危险。他研究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告诉那些亲德的年轻人，希特勒鄙视日本人，把大和民族看成是劣等的缺乏想象力的民族，这些话在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已经被刻意删掉了。同样清醒的还有井上成美，他指出“日本人绝对不能和德国人站在一起，因为那个国家在撕毁条约时毫不犹豫”。
亲德派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大后台，他就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从1933年到1941年担任了八年军令部部长的伏见宫博恭王。1886年4月，年仅12岁的伏见宫就进了“海兵”第十六期，可是当年9月就因受不了学校对皇族的特殊照顾毅然退学，之后远赴德国弗伦斯堡海军学院留学。伏见宫在德国可不是简单地镀金，而是实打实地接受德国的海军教育，在读完海军学院以后，还上了研究生班。日俄战争的黄海海战中，伏见宫是东乡平八郎的旗舰“三笠”号后炮指挥官第三分队长，激战中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负伤后的伏见宫拒绝军医救治，要求他们先去处理更重的伤员。这时候“三笠”号的炮术长上来把他硬抱了下去，这位炮术长的名字叫加藤宽治。据说在伏见宫“海兵”短暂的学习期间，加藤就是伏见宫的“官方伴读”。后来伏见宫先后出任“海大”校长、第二战队司令、第二舰队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1922年，47岁的他就晋升海军大将。升迁速度之快，在日本帝国海军中空前绝后。由于其父也曾经是日本陆军元帅，1932年，伏见宫进入元帅府后与其父成为日军中第一对元帅父子（第二对是寺内正毅、寺内寿一父子）。
伏见宫与东乡平八郎一起成为“舰队派”的两大后台。作为皇族的伏见宫打着天皇的旗号干了许多天皇不知道的事，在任内，1933年2月2日，成功地将海军军令部部长升级为和陆军类似的军令部总长。其漫长职业生涯的业绩，用后人的评价说，就是“连平庸都算不上”。由于是皇族，伏见宫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或错误承担任何责任，他因为没人敢惹而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在掌管日本海军期间，他主持撕毁伦敦条约，逼迫大角岑生将作战指挥权从海军省转移到军令部，解除大批“条约派”海军将领，推动日德海军合作，逼迫海军同意对英、美开战等劣迹，使得后来的日本史学家称他为“日本海军的毒瘤”。1941年开战前夕，昭和天皇顾虑到日本很可能在战争中失败，害怕最后追究皇族的责任才让其隐身幕后。这样，战后伏见宫连战犯都没混上，1946年病死。
伦敦会议之后，加藤宽治黯然辞去了军令部部长的职务。由于加藤先后出任过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海军炮术学校、海军大学的校长，在海军内部可谓“桃李满天下”。加藤从华盛顿返回之后，在有关美国强加给日本60%比例的演说中声泪俱下，成为每个“海大”毕业生心中永久的伤痛。他对于日本海军天下无敌的吹嘘，又使得那些年轻的海军军官如醉如痴。一定意义上，加藤依然是“舰队派”的教父和精神领袖。
1931年1月，“舰队派”的主力选手大角岑生在东乡、加藤的支持下出任海军大臣，然后联手在1932年2月成功扶持伏见宫登上军令部部长的宝座。1933年2月，又一位“舰队派”的骨干末次信正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官，至此“舰队派”完成了一统天下。
传统的海军是一个相当有序和团结的整体，组织战役战术归军令部，行政决策大权在海军省。在伦敦会议之前，海军省的地位一直高于军令部。伏见宫出任军令部部长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海军省夺权。伏见宫以“把海军省的权力压缩到最小”为目标，主持修改了“军令部令”，要求海军省把所管辖的武装规模、军事教育、舰队训练甚至人事权交给军令部。伏见宫滥用皇室的身份，迫使当时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范，成功夺取了上述权力。此举极大地削弱了海军省的力量，也预示着将来军令部在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时候，海军大臣已经没有能力来为战争踩下刹车了。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两任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岛田繁太郎面对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强势无可奈何的原因，就在于此。
一统天下之后，“舰队派”马上开始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此时仍然坚持加藤友三郎观点的“条约派”已经日渐式微，几乎失去了反抗力量。1933年到1934年间，“条约派”的高级军官被全体强迫退休或编入预备役，这就是史称的“大角清洗”。在大角的背后，是东乡、加藤、伏见宫几大“舰队派”的巨头。
这些被清洗的人，包括56岁的山梨胜之进大将、51岁的堀悌吉中将、55岁的左近司政三中将、52岁的寺岛健中将，等等。从年龄可以看出，这些人虽然当水兵是老了点，但作为海军高级将领都正值当打之年。要知道，日本规定海军大将的退休年龄是65岁，中将是62岁。这些人都是出身海军省的“条约派”要员。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对这次清洗造成的恶果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它摧毁了日本海军最优秀的领导层，打垮了海军内部的反战力量。同时使得日本海军走向战争变得畅通无阻。
被打入预备役的堀悌吉海军中将是山本五十六一生最要好的朋友，他被称为拥有“海军兵学校毕业生中最好的头脑”，有人甚至说他比秋山真之还聪明，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山本对此的评价是，堀悌吉的退役相当于日本海军损失了一支巡洋舰队。珍珠港事件之前，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后来回忆说，“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由堀悌吉来当海军大臣，他一定能应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就会走向战争”。类似的话井上成美也说过，“如果山梨胜之进和堀悌吉仍然留在海军的话，日本的历史将被改写”。
大清洗当然也会有“漏网之鱼”，有四位一流的海军将领戏剧性地逃过了这场劫难。除了之前多次提到的“反战铁三角”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之外，另一个就是山本战死之后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
顺便说一句，清洗了“条约派”的大角也没有取得善终。1941年2月5日，大角岑生海军大将乘坐大型运输机“微风”号在从广州飞往海南岛的途中，飞机失事坠落。大角岑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并由此获得侵华战争中被击毙日军最高海军将领的“光荣称号”。
第一次伦敦会议之后不久，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在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情况下，日本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日本在国际上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迎来了第二次伦敦裁军会议。
华盛顿条约虽然使日本的扩军计划受到一定限制，但英、美对日本做出了不在西太平洋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的重要让步，从而使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了巨大的优势。1930年，伦敦条约又使日本在非主力舰方面突破了10∶10∶6的比例，这无疑也是日本的胜利。按道理，日本应该满意了。但出于扩大侵略的需要，日本还是决心完全摆脱裁军条约的限制。
现在关键是必须找到退出条约的合适理由。此时由“舰队派”一统天下的日本海军很快提出了新的观点。大角海军大臣提出，随着海军技术的不断发展、舰船航速的加快以及航空火力的增强，太平洋上的战略空间已大大缩小，相对作战距离急剧缩短，美国进行跨洋作战变得更为快捷，70%的比例早已经不够了。为了在将来与美军的战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日本必须争取与美、英在实力上的完全对等。他们清楚英、美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这样的话，日本就可以做到比较体面的“被迫退出”。
在1933年10月16日的内阁五相会议上，海军大臣大角宣称：“基于国家的生存权和武装的平等权，实力对等是绝对必要的要求，为了完成足够的军备和坚决抵抗美国对远东地区的侵略，日本必须废除华盛顿条约。”当有人质疑废除条约会引发美、英的联合时，大角厉声反问：“难道不废除条约，美国和英国就不联合了吗？”还威胁说，“舰队的官兵为此而义愤填膺，除了实现对等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安抚他们”。会外的大角还有一句更加夸张的名言，“即便全体日本国民只喝稀饭也必须无限制地扩建海军”。
此时，日本的公众舆论已经与第一次伦敦会议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日本军界声称美国和英国分别在夏威夷和新加坡强化它们的基地，矛头自然是指向日本。在日本国内，政党政治已经被血腥的“暗杀政治”取代。华盛顿会议前原敬首相被杀，伦敦会议后浜口首相遇刺，犬养毅首相一年前也因为不赞成日本军部扶持的伪满洲国而被人明目张胆地在家里干掉。面对海军的步步紧逼，连裕仁天皇都感到无能为力。他只能告诉7月8日刚刚组阁的冈田启介首相，“至少华盛顿条约要以一种不激怒英、美的方式废除，日本人不能成为首恶”。1934年7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同意了海军提出的废约要求。
加藤很快得到了消息，他兴奋地说：“这是帝国海军重生的曙光。”
与日本相反，华盛顿会议和第一次伦敦会议之后美国的海军建设却降到了最低限度。不仅没有达到伦敦条约规定的限额，连华盛顿条约规定的数量也未达到。1922年到1933年，美国只建造了40艘战舰，而同时间，日本却建造了164艘，英国是148艘。在轻型巡洋舰上，英国拥有34艘，日本拥有18艘，美国海军仅有10艘。
1933年3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三十二任总统。这是一位与美国海军密切相关的政治家。面对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复苏问题。难得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罗斯福从未远离过海军事务。这或许是受到他15岁生日时从他叔叔老罗斯福那里收到的礼物——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对于海军，罗斯福总统有着持续的炙热的情感。很多人注意到，在他任职期间，罗斯福提到海军时都用“我们”，提到陆军时，却少有如此亲近的词语。
罗斯福入主白宫使美国海军战舰建造计划在经历没有任何拨款的四年后重新迈开步伐——胡佛政府四年从头到尾没批准建造哪怕一艘海军舰只。罗斯福总统主张，在美国海军建设上坚持维护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努力使美国海军达到这两个条约规定的标准。1933年6月，罗斯福从新政救济资金中拨款2.38亿美元，计划在三年内建造32艘战舰。在这批造船计划中，值得注意的是两艘航空母舰，它们分别叫“约克城”号和“企业”号。这两艘舰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双剑合璧，立下了丰功伟绩，在老酒的“十大名舰排行榜”上争得难得的靠前位置。1934年初，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法案，要求授权建造102艘舰只，以便至1942年，美国的海军建设达到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
对于大英帝国而言，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终结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使英国的海军力量再次遭到削弱。温斯顿·丘吉尔指责伦敦条约使英国成为“一个次等的海军国家”。英国在远东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这势必在未来成为欲称霸远东的日本的侵略目标。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在欧洲迅速崛起后，英国将同时面临东西方两大潜在敌人。相对于日本而言，德国的威胁更大更直接。在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召开之前，英国的双眼紧盯着欧洲。对于远东太平洋地区，英国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一些让步，以求得暂时太平。
伦敦条约和华盛顿条约的有效期，都止于1936年12月31日。1934年5月18日，英国提议在伦敦召开海军预备会议，得到美日两国的赞同。1934年10月23日，首先在伦敦召开了由英、美、日三国代表参加的海军预备谈判会议。鉴于此前文官在会议上的“拙劣”表现，这次日本选择了山本五十六海军少将作为会议的首席代表。会议上，山本提出在战舰总吨位上确定“共同的最大限度”，立即遭到了英、美的断然拒绝。随后，美、英共同达成协议，双方步调一致，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共同的最大限度”。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坦率地告诉山本，“如果日本妄想改变现在的实力对比，无论它想怎么干，美国和英国一定会比它造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预备会议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
尽管如此，山本五十六在伦敦的处子秀仍然赢得了“满堂彩”。在一次午餐会上，身高只有1.59米的山本机敏地嘲讽他的美英对手，“我虽然比你们个子低，但你们不会因此坚持只让我吃掉盘内3/5的食物，你们会让我按照我的需要去吃饭”。山本的话搞得美英代表哭笑不得，无言以对。伦敦新闻界大肆宣传报道，形容山本的笑容为“钢铁般的微笑”。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更是给了山本“伦敦之鹫”的光荣称号。由于山本的精彩表现，连德国的里宾特洛甫也热烈邀请山本在回国途中顺访柏林，后来山本在柏林火车站受到了里宾特洛甫和德国海军部部长的热烈欢迎。
1935年12月9日，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这就是史称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还是传统“海军五强”——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
这次日本派出的全权代表是加藤宽治的忠实门徒、“舰队派”骨干之一的永野修身。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早已抱定退出会议决心的永野就再次抛出了“共同的最大限度”的要求，当场遭到四国的断然拒绝。以后的几次会议上，永野继续执着地阐述日本的立场，英、美采取联合行动，坚决进行抵制。
谈判现场的形势是绝望的，其实本来也就没指望会取得什么结果，只是为体面地退出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已。1935年12月29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递交了废除华盛顿条约的通告，表明了日本对抗到底的决心。
1936年1月9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艾登告诉永野修身，西方国家决定先排除“共同的最大限度”问题，继续讨论交换造舰计划和质量限制。永野回答道：“那样的话，没事可干的日本只有退出会议。”在1936年1月15日的会议上，永野修身最后一次重申了日本的立场。在遭到其他四国的一致反对后，日本继1933年2月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再次宣布退出裁军会议。
此举意味着日本开始公开反对作为整个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合作框架的华盛顿体系。此后，日本将不得不为它的孤立付出代价。后来的太平洋舰队首任司令官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说，“这相当于为限制军备这样一种高尚的试验敲响了丧钟”。日本外务次长重光葵也说，“日本已经放弃了维护自己国际地位的最后一道防线”。至此，日本在国际社会已经是众叛亲离。为了摆脱这种举目无亲的尴尬局面，日本随后找到了臭味相投的“好朋友”——德国和意大利。
日本退出裁军会议后，英、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坚持与其他与会国就达成新的限制海军军备协议进行谈判。1936年3月25日，美、英、法等国代表签署了新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条约有效期到1942年12月31日。意大利由于不满国际联盟对它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行动进行制裁，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
条约的内容在这里已没必要详细叙述。因为日本和意大利都已经退出，实际上，现在是英、美、法等未来的协约国在作茧自缚。在德、意、日疯狂扩军备战的同时，美、英、法却在主动限制本国和今后盟友的海军军备，今天回头看，那简直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哀。
退出伦敦裁军会议后，从1937年1月开始，摆脱了裁军限制的日本海军进入了无条约时代。到1935年年底，日本海军舰船吨位就已经突破华盛顿和伦敦条约所规定的最高限额。由于美国并未达到上限，此时日本海军对美军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0%。1936年6月，日军统帅部第三次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明确规定“将美国、俄国作为主要对手，并要防备中国和英国”。根据这一方针，统帅部提出了陆海军所需要的庞大扩军计划。其中海军需要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战队6个、潜艇战队7个、基地航空兵部队65个飞行中队。1937年，海军制订了在5年内扩充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规定到1942年日本海军将再建72艘战舰。为了实现这一庞大的扩军计划，日本政府一再增加军费预算，1937年，陆海军直接军费就高达30.6亿日元。
早在第二次伦敦会议之前，1934年11月20日，航空母舰“苍龙”号已经在吴海军船厂开工。会议之后，众多大型舰船的建造纷纷在各大海军造船厂拉开帷幕，日本终于迎来了“大快人心的黄金建设期”。1936年7月8日，“飞龙”号航空母舰在横须贺海军船厂开工。1937年11月4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在吴海军船厂动工建造。一个月后，1937年12月12日，“翔鹤”号航空母舰开工于横须贺海军船厂。1938年3月29日，“大和”号姊妹舰“武藏”号开工。1938年5月25日，“瑞鹤”号航空母舰在神户造船厂开始建造。日本海军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拖拉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战车向前狂奔。
经济能力的不足导致日本不得不另辟蹊径，那就是同时开始为战争储备“航母预备舰”。日本政府鼓励民间航运公司建造大型轮船，以备战时征用改造为航母。凡是建造排水量在6000吨以上、航速在19节以上的客轮、油轮、货轮等，政府均给予一定的资助。1939年之后出现的“祥凤”“瑞凤”“龙凤”“云鹰”等航母，都是在原有大型舰船基础上改造完成的。1939年，日本又着手设计了大型航母“大凤”号。
回头来看看英国。1936年3月，《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签订后，英国内阁立即减慢了增加海军军费开支的速度。从日本海军的实际力量看，当时英国的计划仅仅是对付日本的“一强标准”。1937年至1938年度英国的海军军费开支，虽然比1935年至1936年度增加了70%，但德国同期增加了112.6%，日本增加了182.7%，相比之下，英国严重落后。海军部提出的造舰计划多次被内阁拒绝。在海军装备方面，英国也不如日本。以战列舰为例，英国当时建造的战列舰吨位不超过35000吨、最大主炮口径不超过406毫米，但当时日本已经在计划建造排水量达到70000吨左右、主炮口径为460毫米的“大和”级战列舰了。此外，英国海军的现代化程度也大大落后于日本和德国。
对美国来说，条约的限制也使美国海军发展的速度减缓。从1929年到1932年，海军军费始终在3.5亿美元到3.7亿美元之间徘徊，1933年降到了3.5亿美元以下，1934年更降为不到3亿美元。尽管来自德国、日本的战争威胁使罗斯福开始大力扩充海军，但仍未使海军规模达到两个海军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反战势力异常强大，使得罗斯福始终无法放开手脚。1937年2月，95%的受调查美国人不同意美利坚卷入欧战。甚至到了美日开战之前的1941年9月，仍然有87%的受调查人不认为美国应该对德宣战。在这样的压力下，直到1937年年底，罗斯福才决定扩大海军发展计划，1938年5月，国会终于授权大量增加海军舰只吨位。但即使这个计划获得实现，美国的舰队规模才第一次突破1936年的条约限制并仅仅增加了20%。陆军更惨，1933年6月，美国陆军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低点，只有士兵122000人，远远低于1920年《国家防御法》规定和平时期士兵280000人的最低标准，仅列世界第17位。
可以看出，当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日趋恶化，德、意、日大力扩军备战的同时，英、美对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不但没有做好相应的战争准备，相反，企图通过裁军来维护其原有优势和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了协约国阵营抵抗法西斯国家侵略的能力，到最后只能自食其果。
1934年5月30日，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病死于东京，终年87岁。半年后，12月22日，在埋葬东乡元帅的多摩墓地，来了一位全副戎装的海军大将。已经知道日本将退出华盛顿条约的大将在东乡墓前良久伫立，默默地告诉元帅，他生前的遗愿——废除海军军备条约已胜利完成，元帅在九泉之下终可瞑目了。
这个人就是加藤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