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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来看这些弊政的具体内容，主要有六条。
先后发生三次。第一次在公元1644年底，多尔衮下令将北京附近各州县的无主荒田，以及死于战乱的明朝皇亲贵族与太监等留下的田地，分给诸王、勋贵和八旗将士。
第二次在1645年秋冬之交，将之前规定的执行范围扩大到近京三五百里内的河间、滦州、遵化、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江苏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等地，用来拨给驻扎的八旗兵。
第三次在公元1647年春，范围在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州县。
前后三次圈地，涉及土地达十六万余顷，称“旗地”。在这过程中，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官庄，但执行时常常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私田硬说成无主。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使百姓倾家荡产、无以为生。这导致大量汉人被迫流落他乡或沦为满洲人的农奴。
这项弊政前后持续25年，到1669年才下令停止。
公元1644年夏，多尔衮颁布了剃发令，强令中原男子必须依满洲习俗剃发，否则将被列为“逆命之寇”。
清廷和多尔衮之所以在发式问题上如此较真，一方面是民族歧视和迷信武力，另一方面也有深谋远虑。
早在皇太极时期，他就曾经总结了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数世之后，皆成汉俗”的历史教训，认为“汉化”是灭族要因。为此，皇太极要求满洲人必须保持骑射、辫子和服饰传统。这在后来成为清廷“祖训”，子孙务必要贯彻执行。
此外，改换发式、衣冠可以让天下皆成“同类”，避免汉人想起“华夷之辨”和“亡国之痛”。
然而对汉族而言，发式、衣冠已经有几千年历史，凝结着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由此引发了惊人血案，全国因服饰、发式而被杀的汉人达到几十万。
公元1645年春，多尔衮颁布投充法，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为奴，可以役使和买卖。
然而在执行时，满洲贵族才不管对象是否是贫民，只要有需求，就去任意逼迫汉人为奴。随着这种现象日益严重，汉族百姓人心惶惶，引发巨大骚动，极大地激化了满汉矛盾。
清兵入关后，很多汉人被俘后沦为奴隶，加上因投充法产生的奴仆，他们由于忍受不了虐待而大批逃亡。于是在1645年春，多尔衮颁布逃人法，下令：
第一，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
第二，凡窝藏逃跑奴仆的人，本人处死，财产没收；
第三，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
结果人人自危，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加深了百姓的灾难。
1644年，多尔衮下令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
清初，满洲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清廷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实行了封禁。
在清朝军队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大肆屠杀敢于抵抗的城乡民众。其中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还有江阴、昆山、嘉兴、常熟、苏州、海宁、广州、赣州、湘潭、大同、四川等地的大屠杀不绝于史册。
这些屠杀惨绝人寰，只能激起汉人的民族仇恨！
正是由于多尔衮的上述六大错误决策，激化了满汉民族矛盾，客观上造成了公元1650年底三大抗清力量几乎同时崛起！多尔衮也至死都没有看到他率领的清朝八旗子弟统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