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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仁义、智慧、孝慈、忠臣这些褒义词，说明危机已经出现了。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仁义”的存在，说明大道的废弛；智慧的出现，标志着有大的虚伪；人们崇尚“孝慈”，是因为六亲不和；“忠臣”被纪念，说明国家昏乱。
是否还记得《道德经》前四章的大意，第一章说，有无是相互转化的；第二章说，好坏是彼此相对的；第三章说，表彰是危险的；第四章说，空虚是最好的——都在讲什么道理呢？好的背后，其实是不好。本章四个好词——仁义、慧智、孝慈、忠臣，它们的背景分别是什么呢？
先从容易理解的“忠臣”谈起。一说忠臣，我们常常想起那些星光下狂奔暴走的人物，比如“三千里路云和月”的岳飞、“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文天祥、“千里走单骑”的关羽，这类人大都是在山河破碎的当口，带领残兵剩勇，屡败屡战，最后落得慷慨赴死的结局。忠臣名垂青史，代表的却是昏乱崩溃社会的最强音。不当乱世，何需忠臣？所以李世民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毛泽东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同样的道理，一个真正和睦有爱的家庭看上去一定是安适融洽的，但如果有一个出名的孝子贤孙出现，往往暗示着其他家庭成员不负责任。所以不要以为出了忠臣、孝子是好事，不是说忠臣孝子本身不好，只是他们的出现，常常说明大环境出了问题。所以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相对费解。仁义和智慧都是大大的褒义词，怎么与“废”“大伪”联系在一起呢？《道德经》的很多注解本这样解释：如果人人按照大道来行事，自然就有仁义，不须提倡仁义，所以仁义成了“大道”的反面；慧智的出现往往使人能够出奸使诈，智慧就成了诚信的反面。这种解释从《道德经》“有无相生”的角度来讲，的确说得通，但是从《道德经》全篇的角度来看，还需要向深层次引申。
《道德经》是从“道”的角度看待世间万法的，从“道”的角度看，“仁义”“慧智”“孝慈”“忠臣”这些都没必要——换句话说，这些词本就不该存在！举两个例子来看。第一个例子，妈妈给孩子喂奶或者买玩具，妈妈会不会觉得对孩子的照顾和慈爱是一种付出，要孩子说声谢谢？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看着自己的孩子吃东西，心情无比愉悦，那种快乐足以补偿所有的付出，怎会要求其他回报呢？同样，真正孝敬老人的人知道，尽孝当中有无穷的幸福，还需要外界的赞扬、老人的感激吗？正如大恩不言谢，家人之间如果还要客气，关系已经显得远了。“道”即规律，就是应该这样。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最为直接。领导有领导的工作，下级有下级的原则，父亲做父亲的事情，孩子做好孩子的本分，这才是第一等的“道”；如果出现了忠诚和背叛的区分、孝慈和狠戾的不同，说明问题已很严重，那是第二等的弥补手段，亡羊补牢而已。
第二个例子，说起最有智慧的人，没几个人敢说自己比老子和释迦牟尼佛更有智慧吧？那么问题来了：老子和释迦牟尼佛谁更有智慧？真不好回答。智慧到了最高处，其实没有高下。老子和释迦牟尼佛认识的规律都是同一个规律，同一个规律怎么会有高下、好坏之分呢？这说明，真正的智慧是没办法分好坏的。同样，真正的大道，也就是绝对的真理，不会有相对的善恶比较。因为“道”是绝对真理的高度，所以从“道”的本位来看一切相对的“好”，都能够直截了当地切中“好”背面的“坏”。“道”永远不适用好与坏的二分法，因为“道”是好坏、强弱、是非、美丑等的统一体，是“玄之又玄”的对立统一。
如果没办法一下明白也没关系，越是不懂，越可以从学习《道德经》当中大获裨益。只要我们养成一种思维习惯，看到“仁义”的名号，立马会思考是不是“大道废了”？遇到“慧智”的人物，想到考察这人是否“有大伪”？见到一个“孝慈”的人，立即怀疑是否“六亲不和”？听到“忠臣”，条件反射般意识到是否可能“国家昏乱”？老子强大的逻辑绝对是一切阴谋诡计、骗子假货的照妖镜，各类妖魔鬼怪自然远离。《道德经》就是这么神奇、有用，值得世代流传，代代传颂！
这一章在管理上有用吗？当然有，提醒我们不要相信名声和印象，而要看本质。我用人有个坚定的原则：不出业绩的人，不管人缘多好、名气多大，都不会用。为什么？出业绩需要能力和实干，好名声却往往是着意经营的结果。有名无实的人和事太多了，有实无名的人才也不胜枚举，一个领导如何看人、用人，是极其重要的管理技能；是用能干的人，还是用喜欢的人，每个领导的做法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希望我们对此都能够有所思考、明智选择。
既然名实不副的情况广泛存在，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看第十九章：不功利，最有利。
仁、智、孝、忠等词的出现，说明重大的危机已经出现。我们要能看到好词背后的危险，发现表面的“善”之后实质的恶。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是学习《道德经》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