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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建立和统一的过程中，李世民功勋卓著，赢得了满朝的赞誉。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很忌惮这个弟弟的声望。于是，李建成联合四弟李元吉，同李世民展开了明争暗斗。李世民也并非单纯小可爱，他常年领兵在外，并非只为朝廷工作，已暗中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隋唐两朝都发迹于关陇集团，王朝的核心权力都掌握在这个集团的上层人物手中。隋亡唐兴，对关陇集团来说，朝代虽然换了，但只是换了块招牌，董事长换了个人而已。李渊治国，倚重关陇集团，坚持“关中本位主义”，作为太子的李建成，自然也得到了关陇集团的支持。李世民则另辟蹊径，他注重结交关陇集团中的下层人士，同时还拉拢了山东士族。这里的“山东”，指的是崤山以东，包括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及江苏、安徽北部。山东士族代表的是当年东魏和北齐的势力，而关陇集团代表的是西魏和北周的势力。就这样，李世民与李建成的权力斗争，演化成了两大贵族集团的较量。在储位斗争中，李渊是支持太子李建成的，李渊也对李世民的权势产生了担忧，想剪除李世民的羽翼。李世民判断出形势已经很危急，必须绝地反击，而且要先发制人。武德九年 （626） 六月初四日，李世民在皇宫西北端的玄武门设下埋伏，因为这里是进入后宫的必经之路。当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宫门时，李世民策马杀出，亲手射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则被李世民的手下尉迟恭干掉。而后，李世民率卫兵抵抗齐王府和东宫的卫队，令尉迟恭领兵进宫。李渊当时正在宫中的湖里划船，见尉迟恭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进来了，就知道出大事了。得知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后，李渊选择接受现实。他知道，尘埃落定，反抗也没用了，否则自己也会像隋文帝那样瞬间“驾崩”。三天后，李渊册立李世民为太子，同时交出了权力。李世民为了斩草除根，又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共10人，连尚在襁褓中的都没有放过。最是无情帝王家，在权力面前，人性早已经泯灭。两个月后，李渊正式传位给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后改元贞观，李世民就是历史上的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
老百姓评价历史人物，时常会有“脸谱化”的倾向——要么全面肯定，将其神化；要么彻底否定，恨得咬牙切齿。可人性是复杂的，政治是残酷的，历史人物也是具有多面性的。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要尽量避免对人只分“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思维，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全面审视，即“不虚美，不隐恶”。李世民篡位上台，杀兄屠弟，斩杀侄儿，他在德行上是有亏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开明的皇帝，因为私德并不决定治国能力。唐太宗吸取了隋亡的教训，在治国方面有颇多建树。
首先，唐太宗很会用人，这是当权者最重要的职业技能。他团结了更广大的政治势力，比如山东士族，玄武门之变背后就是其谋划和支持。山东士族中的秦琼、房玄龄、程䶧金等，后来都受到了重用。唐太宗也没有冷落唐朝关陇集团，集团核心人物长孙无忌出任宰相，长孙无忌的妹妹还成了唐太宗的皇后。除了贵族外，唐太宗还大量起用寒门贤才。比如贫苦孤儿出身的马周，穷得掉渣，却在太宗朝当上了宰相，后世称他为“草茅宰相”。唐太宗的团队里，还有许多胡人。像是突厥人阿史那思摩，官至右武卫大将军，负责宫禁宿卫。唐太宗不分阶级出身、地域和民族的用人政策，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基础，使贞观年间成了唐朝名将贤相辈出的时期。唐太宗会用人，还体现在知人善任上。房玄龄心思缜密，富有谋略，唐太宗让他主管中书省；杜如晦做事果敢，唐太宗让他主管尚书省。二人搭配着干活，堪称贞观朝的黄金搭档，所以后世有着“房谋杜断”的美谈。
其次，唐太宗很善于纳谏，能听进去不同的声音。著名的谏臣魏徵，本是李建成集团的官员。唐太宗不计前嫌，因欣赏魏徵的直言精神，让他出任谏议大夫。这个官职属于言官，专门负责给皇帝和朝廷提意见。在17年的职业生涯里，魏徵不知疲倦地给太宗提了200多次意见，大概每个月都会提一次。后来，唐太宗见了魏徵都发怵，生怕魏徵犀利的谏言会让他难堪。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漂亮的鹞，放在手臂上玩，唐太宗看见了走过来的魏徵，怕魏徵又说他玩物丧志，就赶紧把鹞藏到怀里。魏徵见状便猜到唐太宗怀里必有玩物，心说：小样儿，我还没办法治你？于是魏徵故意长篇大论起来，唐太宗如坐针毡地听着。魏徵走后，鹞已经被闷死了。这个“太宗怀鹞”的故事见于唐人笔记，虽然可信度存疑，但也能反映出魏徵劝谏的威力和唐太宗虚心纳谏的胸怀。
最后，唐太宗很重视民众的作用，积极改善民生。他常引用荀子的话，将民众比作水，将君王比作舟，留下了那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治国名言。唐太宗还批评奴役民众以供养君王的行为，说这是“割股啖腹”，就是在自己的大腿上割肉吃，肚子是填饱了，可命也要没了。为了改善民生，唐太宗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倡节俭治国，积极储备粮食以备荒年。在他的努力下，唐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百姓实现安居乐业。虽然没有恢复到隋朝巅峰时期的水平，但已经治愈了隋末大乱造成的伤害。
唐太宗在位20多年，开创了又一个较长时间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世史家对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评价越来越高，甚至有些神化了。个中缘由，除了唐太宗本人的文治武功外，更重要的是唐太宗作为一个谦虚而开明的君主，能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很符合儒家理念中对圣明君王的要求，换句话说，唐太宗是君主专制社会中臣民心中的“白月光”，代表的是后人对开明君主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