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验尸官的离去

汽车在林荫路上飞驰，这条宽阔的大道连接着白厅和白金汉宫，前者是英国政府各部所在地，后者则是乔治六世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的家，里面有七百七十五个房间。此时，白金汉宫在道路尽头已清晰可见，石质外立面在阴影笼罩下略显暗沉。这是五月十日星期五的傍晚，蓝铃花和报春花四处盛开，春天里绽放的细嫩新叶让树梢若隐若现。圣詹姆斯公园中，怡然自得的鹈鹕享受着温暖的春意和游客的爱慕，而它们的远房亲戚，那些缺少异国情调的天鹅，则像平常一样板着面孔，兴致不高地闲逛。与此番日间美景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黎明之后发生的一切——德军出动装甲部队、俯冲轰炸机和伞兵，以压倒性的优势，突然攻入了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第一辆车的后座上坐着英国海军最高官员，六十五岁的海军大臣温斯顿·S.丘吉尔。他曾在上次战争中担任同一职务，这次战争爆发之际，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命他重掌皇家海军。第二辆车上是丘吉尔的贴身保镖、苏格兰场特别分部探长沃尔特·亨利·汤普森，负责保护丘吉尔的生命安全。修长、瘦削、鼻子尖挺的汤普森似乎无处不在，他经常出现在报刊照片里，但鲜少被人提及。按照当时的说法，他是个“苦力”，正是像他这样的一大批人，如私人及政务秘书、助理和打字员，组成白厅的底层军团，保证了政府的运转。然而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无论何时何地，汤普森的外衣口袋里总是放着一支手枪。

国王传唤丘吉尔的原因至少在汤普森看来很明显。“我怀着难以形容的自豪感，驱车紧紧跟着老爷子。”他这样写道。

丘吉尔走进白金汉宫。乔治六世四十四岁登上王位，迄今已是第四个年头。他双膝外撇、嘴巴像鱼、两耳奇大、口吃严重，看上去颇为脆弱，和到访的丘吉尔比起来更是如此。后者尽管矮了三英寸，但身材魁梧多了。国王对丘吉尔有所疑虑。丘吉尔同情国王的哥哥爱德华八世，这位前国王与美国离婚女子沃利斯·辛普森的恋情曾引发一九三六年的退位危机。此事一直是丘吉尔与王室之间的一根刺。此外，一九三八年，张伯伦签署《慕尼黑协定》，容许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丘吉尔曾为此事批评首相，这也让国王有所不满。特立独行且缺乏政治忠诚的丘吉尔，一直未能赢得国王的信任。

他请丘吉尔坐下，专注地盯了他一会儿。丘吉尔后来透露，那是一种锐利与嘲弄的目光。

国王说：“我想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传你来。”

“陛下，我完全无法想象其中原因。”

下议院的一场叛乱让张伯伦政府摇摇欲坠。一个月前德军入侵挪威，英国试图驱逐却未能成功，引发了下议院的争吵。身为海军大臣，丘吉尔一直负责海军的相关工作。现在，面对德军出乎意料的猛烈攻势，即将遭到驱逐的成了英国人。这一失败激起了变更政府的呼声。反对派议员认为，张伯伦，这位人称“验尸官”和“旧雨伞”的七十一岁首相，没有能力应对一场正在迅速扩张的战争。五月七日，议员利奥波德·埃默里借奥利弗·克伦威尔一六五三年的话猛烈抨击张伯伦：“你在这个位子上坐得太久了，什么好事都没干！走吧，我说，让我们送你上路吧！看在上帝的分上，走吧！”

下议院以“站队”的方式进行信任投票，即议员们在大厅里按“赞成”与“反对”的观点站成两行，列队在记录选票的计票员面前走过。表面上，张伯伦以两百八十一票赞成比两百票反对取得了胜利，但事实上与过去相比，这次投票结果清楚地显示，张伯伦的政治基础遭到了严重侵蚀。

张伯伦此后会见了丘吉尔，说自己准备辞职。想要表现出忠诚的丘吉尔劝他不要这么做。这让国王颇为振奋，却又引来了另一位抗议者，他害怕张伯伦恋栈不去，将其比作“椅子腿上一块嚼过的口香糖，又脏又老”。

到五月九日星期四，反张伯伦势力更加坚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离去似乎越来越确定。有两个人很快成了最可能取代他的人选：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海军大臣丘吉尔，后者颇受公众崇拜。

紧接着的五月十日星期五，希特勒对低地国家发动了闪电战。这一新闻让整个白厅陷入阴霾，对张伯伦来说却意味着保住自己职位的一丝希望。可以肯定，议会会支持他留任，在瞬息万变的重大事件面前，变更政府绝不明智。然而，抗议者明确表示不会在张伯伦手下服务，并推动任命丘吉尔。

张伯伦意识到自己除了辞职别无他法。他劝哈利法克斯勋爵接过这个职位。哈利法克斯似乎比丘吉尔更稳重，不大可能领导英国走向什么新的灾难。白厅内部普遍认同丘吉尔是位杰出的雄辩家，但许多人也认定他缺乏良好的判断力。哈利法克斯便称丘吉尔是一头“离群而危险的大象”。但哈利法克斯觉得自己也没有在战时领导英国的能力，不愿接任。一位使者奉派前往其宅邸，劝说他改变主意，哈利法克斯却借故去看牙医，此事已经清楚表明了他的立场。

决定权于是落回国王手中。他先找来张伯伦。“我接受了他的辞呈，”国王在日记中写道，“并告诉他，我认为他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我对发生的所有争议感到非常遗憾。”

二人谈及继任者。“当然，我建议由哈利法克斯接任。”国王写道。他认为哈利法克斯是“当然人选”。

但张伯伦让国王大吃一惊：他推荐了丘吉尔。

国王写道：“我派人去叫温斯顿，请他组建内阁。他接受了，并告诉我他没想到这是我召见他的原因。”不过，按照国王的说法，丘吉尔碰巧有几个组阁人选的名字。

丘吉尔和汤普森探长乘车回到了海军部大楼，这是海军司令部的伦敦驻地，也是丘吉尔当时的住处。二人下了车。和平时一样，汤普森一只手放在外衣口袋里，随时准备拔枪。哨兵手持带刺刀的步枪站岗，以沙袋为掩体、装备着路易斯轻机枪的士兵正在严加戒备。在邻近的圣詹姆斯公园的绿地上，长长的高射炮炮管如石笋般指向天空。

丘吉尔转向汤普森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去了趟白金汉宫吧。”

汤普森知道，他向丘吉尔表示祝贺，又补充道，他本希望这个任命能更早一些，在更好的形势下到来，眼前的任务实在艰巨。

“只有上帝知道它有多么重大。”丘吉尔说。

二人握手，严肃得如同两名参加葬礼的哀悼者。“我只希望还不算太迟，”丘吉尔说，“尽管我非常担心已经迟了，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并倾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无论留给我们的是什么。”

此番言辞很是冷静，但丘吉尔的内心深处早已兴奋不已。他一生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丘吉尔并不在乎它发生在这样一个暗淡的时期，如果那真的意味着什么，也是让这一任命显得更为庄重。

逐渐暗淡的日光下，汤普森探长看到眼泪从丘吉尔的脸颊滑落。汤普森自己也几乎落泪。

那天深夜，丘吉尔躺在床上，挑战与机遇带来的激情在他胸中回荡。“在我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写道，“我曾担任过政府的大部分要职，但我必须承认，我最喜欢的，是现在即将落在我肩头的这个职务。”他称单纯为了权力而觊觎权力是“低层次”的追求，“但国难当头，当一个人知道应该下达什么样的命令，权力便是对他的祝福”。

他感到如释重负。“我终于有了指挥全局的权力。我感觉自己在与命运同行，我过去全部的生命，都只不过是在为这个时刻和这次考验做准备……我虽然急切地盼望着黎明的到来，但睡得很熟。无须美梦作为鼓舞，事实已然胜过梦境。”

尽管在汤普森探长面前表现过犹疑，但丘吉尔带到唐宁街十号的是毫不掩饰的自信：哪怕一切客观条件都表明他毫无胜算，他也会带领英国赢得这场战争。丘吉尔知道，他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包括他的同胞、将军、内阁大臣，以及最重要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内的每个人，都怀有和他一样的信心。从一开始，丘吉尔便明白一个关于这场战争的基本事实：倘若没有美国的最终参战，胜利遥不可及。他认为，英国凭自己固然可以坚持下去并对德国形成牵制，但只有美国的工业力量与人力才能确保根除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

让这一切更加令人望而却步的是，丘吉尔必须赶在希特勒将全部注意力放在英格兰身上、大举出动德国空军前，迅速实现目标。据英国情报机构判断，德国空军的战斗力远超皇家空军。

在此过程中，丘吉尔必须应付各种挑战。他有一笔庞大的个人债务将于五月底到期，手头却没钱还债。丘吉尔唯一的儿子伦道夫同样负债累累，不断证明自己不仅有花钱如流水的天赋，还有逢赌必输的能耐，其赌术之笨拙甚至一时传为笑柄。伦道夫还时常饮酒过量，而且一旦喝醉就会当众出丑，这让他的母亲克莱芒蒂娜一直担心他有一天会陷家族于不可挽回的尴尬境地。此外，丘吉尔必须应付的还有灯火管制规则，严格的定量配给计划，保护他免遭刺杀的官员不断增加的打扰，以及最让他头疼的，为预防空袭被派来加固唐宁街十号和白厅其他部分建筑物的工人——他们无休止的敲击声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把他逼到狂怒。

口哨声或许除外。

丘吉尔曾说，对口哨声的痛恨是他与希特勒之间唯一的共同点。这声音对他来说远不只是困扰。“它能在他身上引发堪称精神病症般巨大的、即刻出现的、毫无理由的骚动。”汤普森探长写道。他回忆起有次和新首相一起向唐宁街十号走去，迎面走来一个十二三岁的报童，“手放在衣袋里，腋下夹着报纸，欢快又大声地吹着口哨”。

当报童走近时，丘吉尔爆发了。他耸起肩膀，大步走向那个报童，厉声喝道：“别吹了！”

报童完全不为所动，反问道：“凭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这种噪音太可怕了。”

报童向前走去，然后回头喊道：“那你塞住耳朵别听不就行了？”

报童继续走着。

丘吉尔一时目瞪口呆。愤怒涌上了他的脸颊。

不过，丘吉尔最强大的能力之一便是看待问题的视角，这可以让他把不同的事件归类处理，糟糕的心情能在转瞬间化为欢乐。当二人继续向唐宁街走去时，汤普森看到丘吉尔开始微笑，嘴里低声重复着那个报童的话：“那你塞住耳朵别听不就行了？”

接着他就笑出了声。

丘吉尔的立刻接受新任命鼓舞了很多人，却也让很多人噩梦成真。 gBYVx7KzD1AwsgI8z7foo84kFiO6blcwf26COkN4U9HpW5UXy8Xaoi8HdYzuB6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