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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4年11月12日，中国北京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
2015年9月25日，《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气候适应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加快制度创新，强化政策行动。预计中国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60%～65%，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2015年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被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应对能力不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该得到遵守。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
2020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重要讲话，强调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要加快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2021年1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特别致辞，中国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我们认为，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中国正在制定行动方案并已开始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实现既定目标。中国这么做，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为保护我们的共同家园、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021年11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中国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还将陆续发布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和煤炭、电力、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的实施方案，出台科技、碳汇、财税、金融等保障措施，形成碳达峰碳中和“1+ N ”政策体系，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中国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2022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并做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实现碳中和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们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需要注重处理好以下四对关系。
一是发展和减排的关系。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要坚持统筹谋划，在降碳的同时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确保人民群众正常生活。
二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既要增强“全国一盘棋”意识，加强政策措施的衔接协调，确保形成合力；又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研究确定各地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双碳”行动方案，不搞“齐步走”“一刀切”。
三是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既要立足当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解决具体问题，积小胜为大胜；又要放眼长远，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持续发力。
四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坚持两手发力，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地结合，建立健全“双碳”工作激励约束机制。
推进“双碳”工作，必须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更好地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资源条件、技术潜力、市场活力，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
第一，加强统筹协调。要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加快制定出台相关规划、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组织实施好“碳达峰十大行动”，加强政策衔接。各地区各部门要有全局观念，科学把握碳达峰节奏，明确责任主体、工作任务、完成时间，做到稳妥有序推进。
第二，推动能源革命。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要坚决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尤其是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有序减量替代，大力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要夯实国内能源生产基础，保障煤炭供应安全，保持原油、天然气产能稳定增长，加强煤气油储备能力建设，推进先进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有序发展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可再生能源。要推动能源技术与现代信息、新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探索能源生产和消费新模式。要加快发展有规模有效益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等新能源，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地发展核电。
第三，推进产业优化升级。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要严把新上项目的碳排放关，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要下大气力推动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学工业、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要加大垃圾资源化利用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能源资源浪费。要统筹推进低碳交通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巩固和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绿色低碳消费，鼓励绿色出行，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创建，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生态环保意识。
第四，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要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要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加快创新成果转化。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等学校加快相关学科建设。
第五，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要进一步完善能耗双控（总量和强度），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要健全“双碳”标准，构建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要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财税、价格、投资、金融政策。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碳定价机制，加强碳交易、用能权交易、电力交易衔接协调。
第六，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议程和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要加强党对“双碳”工作的领导，加强统筹协调，严格监督考核，推动形成工作合力。要实行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将“双碳”工作相关指标纳入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增加考核权重，加强指标约束。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对“双碳”基础知识、实现路径和工作要求的学习，做到真学、真懂、真会、真用。要把“双碳”工作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内容，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有效落实《巴黎协定》，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于202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碳中和重大战略目标的提出，既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郑重承诺，也深刻显现了经济社会全面低碳转型的内在要求。碳中和目标的系统性及引领性，将对中国“十四五”时期乃至以后较长一段时期的生态环境改善和产业质量提升带来碳减排与绿色转型的多重效应，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并对贸易投资及能源格局等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全面深远且彻底的变革与重塑。
从长远来看，碳中和目标必将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区域产业协调发展、贸易投资及能源格局重塑和产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产生深远影响。碳中和目标倒逼经济转型，环保生态的节能减排要求也将强制企业实现达标排放、淘汰更换高污染设备，最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但从短期及发达国家环境治理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转型都会有一定的平台期，低碳节能减排将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碳排放量的约束也必定会给中国进出口贸易量和部门产出量造成一定的冲击，需要稳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低碳转型的关系。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大，并且高耗能高碳排产业的比重较大，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面临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经济社会全面变革转型的挑战。
实现“双碳”是一场硬仗，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抓住“十四五”开局起步关键期，围绕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双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1）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把坚决遏制“两高”（高能耗、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作为碳中和碳达峰工作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严控增量项目，实施用能预警，加强督促检查，建立长效机制。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节能改造，持续提升项目能效水平。切实开展钢铁、煤炭去产能“回头看”，坚决防止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业固碳增效。加快商贸流通、信息服务绿色转型，推动服务业低碳发展。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绿色制造体系，推动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切实推动产业结构由高碳向低碳、由低端向高端转型升级。
（2）有力有序调整能源结构。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稳妥有序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低碳转型，逐步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坚持节能优先，落实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措施，统筹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有序减量替代。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煤炭消费。大力实施煤电节能降碳改造和灵活性改造，推动煤电加快从基础性电源向基础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鼓励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开发水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发展核电。
（3）加快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在城乡建设领域，将绿色低碳要求贯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大力实施绿色建造。结合城市更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水平，推进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改造，加快推广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在交通运输领域，加大对新能源车船的支持推广力度，构建便利高效、适度超前的充换电网络体系，加快交通运输电动化转型。优化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绿色低碳出行。
（4）加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前布局低碳零碳负碳重大关键技术，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用好“揭榜挂帅”“赛马”机制，有序推动以“军令状”方式开展低碳零碳负碳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攻关，加快智能电网、储能、可再生能源制氢、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深入研究气候变化成因、碳汇等基础理论和方法。完善人才体系和学科体系，加快培养一批“双碳”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应用推广专业化人才队伍。
（5）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持续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巩固和提升国家碳汇能力筑牢基础。以森林、草原、湿地、耕地等为重点，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强化湿地和耕地保护等，不断提升碳汇能力。加强与国际标准协调衔接，完善碳汇调查监测核算体系，鼓励海洋等新型碳汇试点探索。
（6）健全法规标准和政策体系。全面清理现行法律法规中与“双碳”工作不相适应的内容，研究制定与碳中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双碳”标准计量体系，加强标准国际衔接。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完善碳排放数据管理和发布等制度。完善投资政策，构建与“双碳”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积极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加大财政对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技术研发等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绿色电力交易、用能权交易、碳交易等市场化机制建设。
（7）加强绿色低碳发展国际合作。持续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贸易。加快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绿色转型，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深化与各国在绿色技术、绿色装备、绿色服务、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主动参与气候治理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截至2023年4月底，全世界已经有54个国家碳达峰，所有这些国家的碳达峰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因为产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城市化完成、人口减少而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能够碳达峰基本上是因为它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达到峰值。相较于欧洲、美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用了50～70年的过渡期，中国碳中和目标隐含的过渡期仅为30年。而中国的城镇化还在进行中，工业化还未完成，能源消费结构又是以煤炭为主，因此中国需要在推进发展的同时实现快速减排，时间紧，任务重，面临的挑战很严峻。
按照一般规律，在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75%后，人口进入城市的速度会大大降低乃至停止甚至倒流，这时候城市的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和高耗能产品的需求才会降低。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38%。按照“十四五”规划，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00%，平均每年城镇化率上升0.7～0.8个百分点。从经验数据看，城市化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交通和建筑等部门新增能源需求约8000万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相应增加约2亿吨。203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近70%，离国际普遍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峰值75%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仅仅就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带来的碳中和压力显然比较大。
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消费耗能处于增长阶段。进入工业化后期，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个阶段，收入结构从金字塔形向纺锤形变化，大量人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人均消费增长迅速。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速和耗能增速虽然比投资占比高的工业化中期有所降低，但仍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峰值一般出现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时，不超过3%，经济增长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所需的能源消耗增速也大大减弱了。
由于中国的资源禀赋一直是“富煤缺油少气”，因此中国化石能源大幅偏重于煤炭，直到2019年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仍然高达58%，而石油、天然气仅分别占20%、7%。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占比更加均衡，分别为34%、24%、27%。美国、欧盟的化石能源更加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而煤炭的占比仅分别为14%、13%。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中国长期以来的高碳排放特征。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在过去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碳排放总量不断攀升，到2018年碳排放总量达到94.97亿吨，其中电力与热力部门碳排放占比最高，达到52%。而中国虽然不断降低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并实施煤炭的清洁生产，但是长期以来的路径依赖，导致在实现“双碳”目标上依然具有压力。
碳中和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涵盖了电力、化工、钢铁、水泥、交通、建筑等系列产业，与国家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息息相关。要实现人为碳源排放降低与人为碳汇的增强，会涉及能源、资源、生态、大气、海洋、工程、技术、管理等诸多学科及其综合研究，同时这一延续数十年的重大课题也将带动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多轮迭代、接续发展。
实现碳中和必将带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当前，中国需要着重提升支撑碳中和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围绕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工业过程与重点领域/难减排领域低碳转型、生态固碳增汇等方面，加大零碳/负碳颠覆性技术和成熟低碳技术在电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应用推广，推动关键技术集成示范并打造系统性解决方案，构建政府、企业、科技界、媒体、公众等立体化的参与机制。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快研究制定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法规，持续加强政府主导、各部门分工负责的碳排放管理体系。目前，关于碳减排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系统性有待加强，特别是在碳减排目标、减排制度、管理体制方面需要建立体系化的立法框架，以强化国家碳中和战略的有序深入推进。建议加快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赋予“双碳”目标法律约束力，增强相关制度和政策的长期稳健性，保障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强化绿色低碳投资的市场信心。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确保其与“双碳”目标一致。通过明确政府、行业部门、企业、公民各方责任义务，构建国家统一管理和地方、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碳排放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在法律法规框架下，完善金融、市场、科技相关政策，统筹制定并持续更新国家、区域和各部门的“双碳”中长期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
（2）持续强化面向碳中和的科技研发体系，加快低碳零碳负碳前沿科技突破。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置于中国碳中和科技创新的核心，持续强化多部门广泛参与、分工明确、有机协作的碳中和领域科技研发体系。发挥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不同优势，布局面向碳中和重大科技需求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体系，建设一批高水平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从碳中和领域研究国际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问题中不断凝练重大科学问题，聚焦核心关键技术清单，突破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加快形成前沿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建立基础科学、应用研究、产业部署和示范有机联动的碳中和科技研发模式，打造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碳中和核心技术体系。
（3）推进能源革命，瞄准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零碳能源结构和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积极布局。近期，对于存量化石能源，支撑煤电由主体电源向电力保障和调峰的基础性电源转变，化石能源转化利用重心由碳燃料向碳材料转变。中远期，要显著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优先发展新一代高效低成本可再生能源、安全先进核能系统、新型电化学能源转化与存储等颠覆性零碳能源技术。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还需大力发展高比例新能源并网消纳、先进电网、多能互补与供需互动、大规模储能、新型电力电子装备、数字技术等关键技术。发展氢/氨燃料、生物能源、低品位余热利用等零碳燃料技术，以满足高品位热能、高能量密度燃料等非电用能需求。最终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多能融合的现代能源体系。
（4）加快构建低碳产业体系，构建变革性智能化绿色生产过程技术体系。制定化工、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高耗能和高排放行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中长期发展规划，分阶段细化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近中期，重点通过电气化应用、燃料/原料替代、高效节能技术，大幅削减工业过程原料反应和化石能源使用造成的碳排放。中远期，发展物质能量循环与再利用技术，包括持续发展原生资源高效加工转化、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加强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利用，以及在重点领域、难减排领域开展颠覆性零碳低碳工业流程再造，加强对氢（氨）、可再生能源、CCUS（Carbon Capture，Utlization and Storage，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等减排技术的综合应用，如氢还原炼铁、绿色化工、生物冶金等。
（5）持续推进生态建设，提高自然固碳增汇能力，前瞻部署负责排放技术研发与示范工作。近期，需完善生态碳储量核算、碳汇能力提升潜力评估等方法体系，持续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中远期，加强森林绿碳、海洋蓝碳等固碳增汇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工作，利用人工干预生物过程和生态工程技术增加土壤、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碳汇能力，大幅提升生态系统固碳水平。针对实现能源系统净零负排放和抵消难减排产业碳排放的需求，近中期以二氧化碳规模化减排和资源化利用为重点，有序推进CCUS技术在火电、化工、钢铁等产业的全流程融合示范，加强跨行业、跨领域的技术集成；着眼长远前瞻部署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BECCS）、直接空气捕集、矿物碳化、生物炭、地球工程等前沿负排放技术的研发与示范工作。
（6）推动全产业链条碳中和技术的集成应用示范，加强系统性解决方案在碳中和行动中的普遍应用。加快打造多能融合综合系统，促进能源化工互补耦合、钢铁化工联产、可再生能源绿氢与煤化工融合发展，协同解决能源转化和工业生产过程的高能耗高排放难题。系统评估碳中和愿景下关键技术跨系统大规模应用的经济—社会—环境—气候—健康综合影响，统筹推进分区域和分部门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发展。推动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能源、工业和生态领域的广泛应用。发展碳中和创新战略与决策支撑系统等管理支撑技术，推进系统性解决方案在碳中和行动中的部署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