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引用题词,它们只会扼杀作品中的神秘!
——阿德利
尽管扼杀神秘,杀死倡导神秘的假先知!
——巴赫蒂
如梦在甜蜜而温暖的黑暗中趴着熟睡,背上盖一条蓝格子棉被,棉被凹凸不平地铺满整张床,形成阴暗的山谷和柔软的蓝色山丘。冬日清晨最早的声响穿透了房间:间歇驶过的轮车和老旧的公交车;与糕饼师傅合伙的豆奶师傅,把他的铜罐往人行道上猛敲;共乘小巴站牌前的尖锐哨音。铅灰色的冬日晨光从深蓝色的窗帘渗入房里。卡利普睡眼惺忪地端详妻子露在棉被外的脸:如梦的下巴陷入羽毛枕里。她微弯的眉毛带有某种如梦似幻的感觉,让他禁不住想知道,此刻她的脑袋里正上演着何种美妙的事情。“记忆,”耶拉曾经在他的一篇专栏中写道,“是座花园。”当时卡利普就曾想道:如梦的花园,梦境的花园。别想,别想!如果你想,你一定会醋劲大发。然而,卡利普一面研究妻子的眉毛,一面忍不住继续想。
他想要进入如梦安稳睡眠中的幽闭花园,探遍里头的每一棵柳树、刺槐和每一株攀藤玫瑰,或者尴尬地撞见一些面孔:你也在这里?呃,那么,你好!除了他预期中的不愉快回忆之外,带着好奇与痛苦,他也发现一些意料外的男性身影:不好意思,老兄,可是你究竟是在何时何地遇见我太太的?怎么,三年前在你家;阿拉丁店里卖的外国杂志里;你们两个一起上课的中学;你们两个人手牵手站着的电影院休息区……不,不,或许如梦的脑袋没这么拥挤,也没这么残酷。或许,在她阴暗的记忆花园中,唯一阳光照耀的角落里,如梦和卡利普很可能正要出发去划船。
如梦一家人搬回伊斯坦布尔后几个月,卡利普和如梦都染上了腮腺炎。那阵子,卡利普的母亲和如梦美丽的母亲苏珊伯母,会分别或相偕牵着卡利普和如梦,带他们搭乘公交车,摇摇晃晃驶过碎石路,到别别喀或塔拉布亚坐小船。那个年代,可怕的是细菌而不是药物,许多人相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干净空气可以治疗腮腺炎。早晨,水面平静,白色的划艇,划船的总是同一个友善的船夫。母亲或伯母总是坐在船尾,如梦和卡利普则并肩坐在船头,躲在随着划桨的动作忽高忽低的船夫身后。他们伸出同样细瘦的脚踝和脚丫子,浸在水里,下方的海水缓缓流过——海草、海面上七彩的浮油、半透明的鹅卵石,还有几张依然清晰可读的报纸,他们在报纸上搜寻耶拉的专栏。
卡利普第一次见到如梦,是在得腮腺炎之前几个月,当时他正坐在一张放在餐桌上的矮凳子上,让理发师剪头发。那段日子里,留着一脸道格拉斯·范朋克胡子的高大理发师,每星期有五天会到家里来帮爷爷修脸。在那个年代,阿拉伯人的店和阿拉丁的店门口买咖啡的队伍比现在长得多,尼龙布料仍由小贩兜售,而雪佛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那时卡利普已经上小学了,他会仔细阅读耶拉以“谢里姆·卡区马兹”为笔名写作的专栏,刊登于《民族日报》的第二页,一星期五次。不过他并非刚开始学读写,奶奶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教他识字了。他们总是坐在餐桌的一角,奶奶嘴里叼着从不离口的“宝服”香烟,吞云吐雾,熏得她孙子眼泪直流,她用嘶哑的声音揭开字母组合的神奇魔术之谜,烟雾使得拼字书里异常巨大的马匹变得更蓝、更鲜活。这匹马的下方标示着“马”,它的体形大过那些瘦骨嶙峋、拖着马车,属于跛脚挑水夫和小偷小摸的垃圾回收贩的马。卡利普从前常常希望能把魔法药水倒在拼字书里这匹健壮的马身上,让它活过来。然而等他上了小学,学校不准他直接跳读二年级,而必须从头学一遍同一本有马匹图案的拼字书,那时他才明白,之前的希望只是一个愚蠢的幻想。
假使爷爷真的能够实现诺言,出门弄到魔法药水,装在石榴色的玻璃瓶里带回来,那么卡利普一定会把药水倒在别的图片上,像是布满灰尘的法文《写照杂志》,里面充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齐柏林式飞船、汽车、泥泞的尸体,或是梅里伯伯从巴黎和阿尔及尔寄来的明信片,或是瓦西夫从《大千世界》里剪下来的长臂猿哺喂宝宝的照片,还有耶拉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种奇怪人脸。可是爷爷再也不出门了,甚至连理发店也不去,他一天到晚待在家里。虽然如此,他每天还是穿戴整齐,就像以前他出门去店里一样:大翻领的旧英国外套,颜色像他星期天脸上的胡碴一样是灰色的,还有西装裤、链扣和一条爸爸称为“官僚领巾”的细领带,妈妈总是用法文说“领巾”:她出身于比他上流的家庭。接着,爸妈会谈论起爷爷,语气好像是在讲那些年久失修、每天都可能倒塌的木房子。谈着谈着,他们忘掉了爷爷,有时候他们会彼此大声起来,这时他们会转向卡利普,“你现在上楼去玩。”“我可以坐电梯吗?”“别让他一个人坐电梯!”“你不可以一个人坐电梯!”“我可以跟瓦西夫玩吗?”“不行,他会发怒!”
事实上,他才不会发怒。虽然瓦西夫又聋又哑,但他明白我并不是在嘲笑他,只是在玩“秘密通道”。玩法是趴在地上努力爬过床底下,到达洞穴的尽头,仿佛钻入公寓建筑的黑暗深处,我带着猫科动物般的小心翼翼,像个军人似的匍匐穿越自己挖掘的坑道,通往敌人的壕沟。可是其他所有人,除了后来抵达的如梦之外,都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我和瓦西夫会一起站在窗边,看电车的轨道。水泥公寓里的水泥阳台上,有一扇面向清真寺的窗户,它是世界的尽头,而另一扇正对女子中学的窗户,则是世界的另一个尽头。两者之间是警察局、一棵高大的栗树、街角和生意兴隆的阿拉丁商店。我们望着顾客在店里进进出出,并互相指认车辆,结果瓦西夫常常会兴奋过头,发出一声恐怖的咆哮,好像他在睡梦中跟恶魔搏斗似的,让我又害怕又难堪。这时,从我们的正后方——爷爷坐在他的丝绒扶手椅上,对面是奶奶,两个人抽烟抽得好像一对烟囱——我会听见爷爷向没在听他说话的奶奶搭话:“卡利普又被瓦西夫吓破胆了。”接着,出于习惯而非真的好奇,他会问我们:“怎样,你们数了几辆车?”不过,他们谁也没专心听我详细报告总共有几辆道奇、帕克、迪索托和新的雪佛兰。
爷爷和奶奶从早到晚开着收音机,收音机上头趴着一座狗的小雕像,这只毛发浓密、怡然自若的狗看起来不像土耳其狗。伴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土耳其和西洋音乐、新闻、银行和古龙水广告以及全国彩票,爷爷和奶奶一路闲聊。通常他们会抱怨手指间的香烟,互相怪罪对方害自己戒不掉,好像在谈论他们从没停过而逐渐习惯了的牙痛。如果其中一个人开始像溺水似的猛咳起来,另一个则会大声宣布自己说对了,先是得意扬扬,接着焦虑恼怒。不过迟早其中一个会平复下来,生气地说:“有完没完呀,看在真主的分上!我的烟是我唯一的享受!”然后,报纸上的某篇报道会被扯进来:“显然抽烟有助于舒缓神经。”接着他们或许会沉默一阵子,但这段可以听见走廊壁钟嘀嗒声的寂静绝不会持续太久。下午当他们一边翻阅报纸一边玩比齐克牌时,他们仍然继续讲话。等公寓里其他人出现,一起吃晚餐听收音机时,爷爷已经读完了耶拉的专栏,他会说:“也许如果他们准许他用真名写专栏的话,他会多花一点脑筋。”“也更像个大人!”奶奶会叹口气,脸上摆出真诚的好奇表情,好像她是头一次问这个她每次都问的问题:“所以,他写得那么糟是因为他们不准他用真名?还是说,因为他写得太糟了所以他们不让他用真名?”“至少,没人知道他文章里羞辱的人是我们,”爷爷如此说道,他们两人时常选择这么自我安慰,“反正他用的又不是真名。”“没人会那么机灵,”奶奶则会用一种说服不了卡利普的姿态回答,“奇怪了,谁说他的专栏里讲的是我们?”不久之后——耶拉每星期都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于是他改用自己的显赫真名,把早期的专栏重新拿出来刊登,只约略改动了几个字。他的做法,有些人说是因为他的想象力已经耗尽了,或者因为他忙着玩女人和搞政治,抽不出时间,或者纯粹因为太懒——爷爷会摆出一种二流舞台演员的矫情和厌烦,重复他之前讲过几百遍的同一句话:“谁会不知道,我的老天!他的亲朋好友和其他每个人都知道,关于公寓大楼的那篇讲的就是这个地方!”这时奶奶才闭上嘴。
大概是在那时候,爷爷开始提到他越来越频繁重复的梦。叙述梦境的时候,他两眼放光,如同他们两个一整天闲聊不休时他讲故事的模样。他说他的梦是蓝色的,在奔流不止的靛蓝色梦境中,他的头发和胡子一直长一直长。耐心听完他的梦后,奶奶会说:“理发师应该马上要到了。”可是爷爷并不高兴提到理发师。“话太多,问题太多!”结束了蓝梦和理发师的讨论后,有几次卡利普听见爷爷低声喃喃自语:“应该把房子盖在别的地方,离这里远远的,这个地方晦气。”
很久以后,他们搬离了这栋“城市之心”公寓,把房子逐层卖掉。这栋建筑就像当地其他同类型的房子一样,慢慢搬进了一些小精品店、暗中实行堕胎的妇产科诊所以及保险公司。后来卡利普每次经过阿拉丁商店时,都会一边端详建筑物阴郁黑暗的外墙,一边思索着爷爷说这个地方晦气究竟是什么意思。小时候,卡利普曾注意到理发师总会出于习惯随口问起梅里伯伯的事(对了,先生,你的大儿子什么时候会从非洲回来?),他也察觉到爷爷既不喜欢被问起,也很讨厌聊下去。这位梅里伯伯花了好几年总算从欧洲与非洲归国,然后再由伊兹密尔回到伊斯坦布尔和这栋公寓。卡利普感觉到,爷爷所说的晦气,其实是他古怪的长子抛下妻子和儿子远走国外,多年未归,而等他终于返家之后,却带回一个新太太和新女儿(如梦)。
许多年后耶拉告诉卡利普,他们当初兴建公寓楼房时梅里伯伯还在伊斯坦布尔。他们自知虽然比不过哈奇·贝克的糖果店和他卖的坚果软糖,但仍旧可以卖架子上一排排奶奶腌在罐子里的木梨、无花果和酸樱桃。在尼相塔什的建筑工地旁,梅里伯伯与他爸爸和兄弟们会面讨论,他的兄弟们有些来自斯克西的糖果店(他们先是把它改成一间糕饼铺,之后又改成餐厅),有些则从卡拉柯伊的怀特药房前来。当时不满三十的梅里伯伯,总在下午离开他的律师事务所,反正他待在办公室里不是浪费时间争吵,就是在旧的诉讼数据上画船只和荒岛,并没有在处理案件。来到尼相塔什的工地后,梅里伯伯脱掉外套和领带,卷起袖子,开始对收工前逐渐懈怠的建筑工人打气喊话。就是从那阵子起,梅里伯伯开始侃侃谈论学习欧洲蜜饯技术的必要性,订购金色包装纸来包栗子糖,与一家法国企业合股兴建一座彩色泡泡浴工厂,向美国和欧洲如感染瘟疫般相继破产的公司购买机器设备,以低价替荷蕾姑姑弄来一架平台钢琴,找某人带瓦西夫去法国或德国看一位著名的耳科和脑科专家。两年后,公寓终于盖好了,但还没有住人。这时梅里伯伯和瓦西夫却已搭乘一艘罗马尼亚船(特里斯蒂娜号)前往马赛。卡利普第一次看见特里斯蒂娜号,是在奶奶的一个盒子里,船的照片散发着玫瑰花香,八年后他从瓦西夫的剪报上再次读到它的消息,得知船撞上了一座海上油井,沉入黑海。公寓落成一年后,当瓦西夫独自回到斯克西火车站时,他依然“天生”又聋又哑(“天生”这两个字,是荷蕾姑姑被人问到时所说的,卡利普始终不明白强调这个词的秘密或原因是什么)。然而他把一个游满日本金鱼的水族箱紧紧抱在腿上,刚开始他根本舍不得移开视线,一会儿看得连呼吸仿佛都要停止了,一会儿又看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五十年后,他将继续注视这些鱼儿的曾曾曾孙。当时耶拉和他母亲住在公寓三楼(几年后卖给了一位亚美尼亚人),但是由于他们必须寄钱给梅里伯伯,好让他能够在巴黎街头继续他的商业研究,因此他们只好搬进公寓顶楼的小阁楼(最初那里是储藏室,之后其中的一半改建成了房间),把原来的公寓租出去。一开始他们还时常收到梅里伯伯从巴黎寄来的信,信里附上水果蜜饯和蛋糕的食谱、香皂和古龙水的配方、吃这些糖果和用这些产品的电影明星和芭蕾舞者的照片,或是各式各样的包裹,里面装满薄荷牙膏、糖渍栗子、酒心巧克力样品、玩具消防员或水手帽。然而,随着信件越来越稀少,耶拉的母亲心里已经盘算好要带着耶拉回娘家去。只不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收到梅里伯伯从班加西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才下定决心搬出公寓,回到母亲娘家在阿克萨瑞的木房子。耶拉的外公在慈善组织的行政机构担任一个小小的职位。明信片上,正面棕白色的照片是一座奇特的宣礼塔和一架飞机,背后的讯息提到他回家的路被炸毁了。战争结束后,他搬到摩洛哥,从那里又陆续寄来一些黑白明信片。其中有一张手绘的明信片,上面是一栋殖民地式的饭店,后来有一部美国电影在那里拍摄,故事里的军火商和间谍全都爱上了同一位交际名伶。爷爷和奶奶从这张明信片中得知,梅里伯伯娶了一位在马拉喀什遇见的土耳其女孩,新娘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也就是说,她是一位沙伊地,一位公主,而且美丽绝伦。(多年后卡利普再度观看那张明信片时,他已经能认出飘扬在二楼阳台的旗帜是哪一个国家的。他学耶拉在故事《贝伊奥卢
的土匪》中的遣词用句,心里认定,就是在这栋长得像结婚蛋糕的饭店的某一个房间里,他们“种下了如梦的种子”。)六个月后他们又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寄自伊兹密尔,他们不相信是梅里伯伯自己寄的,因为他们早已接受了他永远不会回家的事实。有人谣传说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改信了基督教,他们与一群传道士一起前往肯尼亚,到某个狮子懂得用三叉戟猎鹿的小山谷里,兴建新教堂,组织了一个融合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新教派。有些好管闲事的人认识新娘在伊兹密尔的家族,他们带来消息说,梅里伯伯在北非从事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业(像是军火买卖和贿赂国王),成了百万富翁。他的妻子是家喻户晓的美人,不仅让他神魂颠倒,他更打算带她到好莱坞,捧她成名,如今法国和阿拉伯的杂志里想必处处可见新娘的照片。事实上,在梅里伯伯的明信片上——它们在公寓大楼里传来传去,刮痕累累,如同可疑的纸币被众人蹂躏——他写道,他们之所以决定回家,是因为他太想家了,他想念他的床。他们觉得“现在”比较恰当,是因为他以新颖而现代的经营理念,得到了他岳父在烟草和无花果事业中的股份。后来这一张明信片上的字迹比黑人的鬈发还要纠结混乱,而或许是由于终将引起家族成员冷战的财产继承问题,其中的内容到了每一层楼都被解读成不同的含义。然而卡利普自己读了之后,发现梅里伯伯在信中所写的,只是简单明白地解释他想赶快返回伊斯坦布尔,他有一个小女婴,还没有取名字。
卡利普第一次看到如梦的名字,是在其中一张明信片上。奶奶把所有的明信片塞在酒柜上的镜子边框里。如梦的意思是“梦”,他并不感到惊讶。后来,他们开始搜寻名字的另一层意思,他们在一本奥斯曼土耳其文字典里,诧异地发现卡利普意思是“胜利者”,耶拉是“愤怒”。而如梦表示“梦”的说法非常普遍,一点儿不奇怪。比较不寻常的是如梦婴儿时期和小时候的照片混在其他的图片中,像是教堂、桥梁、海洋、尖塔、船只、清真寺、沙漠、金字塔、旅馆、公园和动物,逐一塞在镜子的边框里,环绕着这面大镜子,仿佛第二圈镜框(爷爷常常为此发火)。那个时候,卡利普对这位应该与自己同年的伯伯的女儿(新的说法称为“堂妹”)没多大兴趣,他比较好奇的是他的“公主”伯母苏珊,她一面忧伤地望着照相机,一面拉开黑白相间的蚊帐,犹如打开山洞的大门,让人们一窥在幽暗、恐怖、引人遐想的山洞里熟睡的女儿如梦。他后来才明白,当如梦的照片传遍整栋公寓时,是她的美貌令公寓里的女人和男人们一时哑口无言。当时,大部分话题都集中于梅里伯伯一家人何时返回伊斯坦布尔,还有他们要住哪一层楼。原因在于,耶拉在奶奶的恳求下回到了公寓,搬回顶楼,因为他再也受不了继续住在爬满蜘蛛的老家。耶拉的母亲改嫁给一位律师,但不久后却染上某种所有医生众说不一的怪病,猝然过世,之后耶拉就一直住在阿克萨瑞的外婆家。他在一家日后他以笔名撰写专栏的报社工作,负责报道足球赛,设法打探出球队间暗中预定胜负的丑闻;夸大渲染贝伊奥卢暗巷酒吧、夜总会和妓院里的神秘谋杀案,翔实描述罪犯的精巧手法;设计填字游戏,里面的黑格子总是多于白格子;接手有关摔跤选手的连载小说,因为原来的作者沉溺于鸦片和酒,再也想不出接下去的故事。除此之外,偶尔他会写一些专栏,像是“从笔迹看个性”“解析你的梦”“观面相,知性情”“今日星座”(根据亲戚朋友的说法,他通过星座专栏,在里面加入密语,偷偷向他的情人们传递讯息),一大堆“信不信由你”系列,闲暇时还会玩票性质地写影评,分析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他勤奋多产,再加上如果继续独自住在顶楼公寓里,他甚至能够在记者这一行存下足够的钱来娶个太太。后来,有一天早晨,卡利普注意到电车轨道之间历久不衰的石板路被盖上了一层荒谬的柏油,他禁不住想,爷爷所说的晦气一定和公寓楼房的异常拥挤有关,或者是位置不对,或者是其他同样捉摸不定而吓人的东西。所以,当梅里伯伯——仿佛故意报复那些没把他当一回事的人似的——突然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和美丽的女儿现身于伊斯坦布尔时,他二话不说就搬进了儿子耶拉的公寓里。
梅里伯伯和他的新家庭抵达后的隔天春日早晨,卡利普上学迟到了。他梦见自己上学迟到,并且和一个他认不出身份的漂亮的蓝发女孩,坐上公共汽车,驶离学校,那天学校上课时本来要读拼字书的最后几页。当他醒来时,他发现不只他迟到了,他爸爸上班也迟了。他坐在餐桌前吃早餐,短暂的阳光落在桌上,蓝白相间的桌布让他联想到棋盘,一旁的爸妈正在谈论搬进顶楼公寓的人,语气好像在讲霸占了楼房通风道的老鼠,或是缠着女佣艾斯玛太太不放的鬼魂和邪灵。由于迟到而感到没脸去上学的卡利普,不想再去思考自己为什么迟到,宁可花心思去想象搬到楼上的是什么人。他上楼到爷爷奶奶永远一成不变的房间,只听见理发师正在问起搬到顶楼的那些人,手里一边替满脸不悦的爷爷刮胡子。平常塞在镜框里的明信片此时散落各处,四处都是零散的外国文章——还有一股最终使他上瘾的陌生香味。刹那间,他感觉到一阵晕眩、一种焦虑和一股渴望:住在眼前这些彩色明信片上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感觉?认识一位他见过照片的美丽伯母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真想赶快长大成为男人!当他宣布自己想剪头发时,奶奶很高兴,但是理发师就像大部分长舌的人一样毫不体贴,没有让他坐在爷爷的扶手椅里,而是拿张凳子放在餐桌上,让他坐上去。不只如此,理发师从爷爷身上取下蓝白格子布,绑在卡利普的脖子上,几乎要把他勒死,更让他难堪的是,那块布大得垂下他的膝盖,像是女生的裙子。
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过了很久,过了十九年十九个月又十九天(依照卡利普的计算),早晨看着他妻子的头深陷在枕头里,卡利普感觉到,如梦身上的蓝棉被和理发师从爷爷身上拿下来绑在卡利普脖子上的蓝布,都带给他同样的不安。然而他从来没向他妻子提过这件事,或许因为他知道如梦不会为了如此含糊的理由更换棉被套。
想到晨报应该已经塞进大门下了,卡利普于是用一贯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动作起身下床。不过,他的双腿没有直接带他走向门口,而是先进浴室,然后到厨房里。开水壶不在厨房也不在客厅。从铜烟灰缸里塞得满满的烟屁股判断,如梦想必一整夜没睡,或许又读了一本新的侦探小说,或许没有。他在浴室里找到开水壶,水压不够,启动不了那个叫作“巧妇炉热水器”的吓人新玩意儿,所以他们用同一个开水壶烧洗澡用的热水,一直没有再去另买一个。做爱之前,如同爷爷奶奶和爸妈的惯例,他们有时候也会先烧水,安静而不耐烦地。
有一次,奶奶在他们照例以“戒烟”开头的争吵中被指责忘恩负义,于是她提醒爷爷,她从来没有比他晚起床,一次都没有。瓦西夫傻瞪着,卡利普专心聆听,不懂奶奶的话是什么意思。后来,耶拉也曾针对此话题发表意见,不过他的角度不同于奶奶:“女人不容许自己睡到日上三竿,”他写道,“还必须比男人早起,这些都是乡下人的习惯。”专栏最后还翔实描述了奶奶和爷爷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棉被上的烟灰、浸在同一杯水里的牙刷和假牙、照惯例飞快阅读讣闻),奶奶看完文章后说:“好啊,现在我们可成乡下人了!”“应该逼他早餐喝扁豆汤,让他尝尝当乡下人的滋味!”爷爷回应道。
卡利普一边洗杯子,寻找干净的刀叉和盘子,从散发着五香熏牛肉气味的冰箱里拿出看起来像塑料食物的奶酪和橄榄,然后用开水壶里刚热好的水刮胡子,他设法弄出嘈杂的声响,希望能吵醒如梦,但是没有成功。他只好把报纸从门缝下抽出来,摊在盘子边上,开始阅读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沉闷文字。他一面喝着没泡开的茶,吃着不新鲜的面包和百里香调味的橄榄,一面想着别的事情:今天晚上要么去找耶拉,要么去皇宫戏院看电影。他瞥了一眼耶拉的专栏,决定等晚上看完电影回来后再好好读它,然而他移不开眼睛,忍不住读了一行。他起身离开餐桌,留着报纸摊在桌上。他穿上外套,走到门边但又转身回屋。双手插在装满香烟、零钱、废旧车票的口袋里,他仔细、恭敬、安静地注视妻子半晌。他转身出门,轻轻把门带上,然后离开。
早上刚拖过的楼梯闻起来有湿灰尘和泥土的味道。外头是寒冷而浑浊的天气,尼相塔什的烟囱喷出一朵朵煤灰和油烟,遮暗了天色。他往冷空气里呼出热气,跨步经过地上一堆堆的垃圾,走进共乘小巴站牌前长长的队伍里。
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老头儿,把夹克的领子竖起来当成风衣来穿,他正从摊贩车中挑选糕饼,把肉馅的和奶酪的分开。卡利普突然脱离队伍,拔腿奔跑。他转过街角,拿起一份《民族日报》,付钱给杵在门口的报摊小贩,然后把报纸折起来夹在腋下。有一次他听过耶拉戏谑地模仿一位年老的女读者:“啊,耶拉先生,我们好喜欢你的专栏,有时候我和穆哈瑞会等得不耐烦,干脆一次买两份《民族日报》。”听完他的模拟表演后,卡利普、如梦和耶拉全都大笑。站在慢慢飘落的毛毛细雨中等了很久,全身都沾湿了脏雨,经过一番推挤后他好不容易坐上了共乘小巴,车上弥漫着湿布和香烟的气味。等卡利普确定共乘小巴里不会有人跟他闲聊后,他翻到报纸第二页的专栏,带着一个真正上瘾者的细心和享受,把它折成适中的大小,先是瞥向窗外一会儿,接着便开始阅读当日的耶拉专栏。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让人惊奇——除了写作。
——伊本·佐哈尼
你们是否注意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位正在下降?我想你们没有。这年头,我们只顾忙着像无邪的孩童彼此嬉闹,出于好玩互相砍杀,还会有谁去读任何有关世界的报道?甚至当我们阅读专栏的时候,也只是漫不经心地浏览,一面在渡船口与人潮推挤,在公交月台前东倒西歪地打盹,或是坐在共乘小巴里任由手中的报纸不由自主地颤动。我是从一份法国地理杂志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结论是,黑海的海水正在变暖,而地中海则在变冷。当海水开始涌入海床上裂开的深邃海沟,类似的地壳运动会导致直布罗陀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地层逐渐上升。我们最近在博斯普鲁斯岸边采访到一位渔夫,他描述自己的船只如何在过去停泊过的同一片深水域里搁浅,接着他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难道我们的总理一点都不在乎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迅速发展的状况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导致何种后果。显然,不用多久,我们称之为乐园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就会变成一片乌黑的沼泽,只见结满泥巴的大帆船骨架闪闪发亮,像是鬼魂的森白牙齿。不难想象这片沼泽经历了炎热的夏天后,会干涸得到处都是泥粪堆,像是流经小城镇的浅溪河床,甚至是这片洼地的斜坡,在千万条巨大排水管涌出的污水长年灌溉滋养下,将会长出野草和雏菊。在这座又深又荒芜的山谷中,新生命将展开。黎安德塔
也将从泥里冒出来,伫立于岩石之上,像一座真实而骇人的高塔。
我可以预见新兴的城市区域,建立在这片一度被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泥坑里,在手里拿着各种账册清单忙进忙出的市政府警察的监督之下施工:有贫民窟、路边摊、酒吧、歌舞厅、娱乐场所、旋转木马转个不停的游乐园、赌场,有清真寺、苦行僧修道院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巢穴,还有一间唯利是图的塑料加工厂,以及制造尼龙丝袜的苦力工厂。这片末世废墟当中,可以见到船只的尸骸,船身仍写着“嘉功市轮”,还可以看见一片片遍布水母与汽水瓶盖的荒地。等到突然下降的海水完全退去之后,冒出地面的除了有美国的远洋船舰和海草包覆的爱奥尼亚式石柱,还会有凯尔特人与利古里亚人的骸骨,依然张大嘴巴向如今不再为人所知的神祇呼求祷告着。贻贝镶嵌的拜占庭宝藏、银和锡制的刀叉、一桶桶千年酿制的葡萄酒、汽水瓶、尖首大帆船的残骸,从这些各式物品中,我可以想见一个文明,为了点亮他们过时的炉灶和油灯,他们的能源将取自一艘陷入泥淖的废弃的罗马尼亚油轮。不过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因为,全伊斯坦布尔的墨绿废水瀑布所滋养的污秽坑穴里,将爆发出新型瘟疫,这要归功于成群结队的老鼠,它们很快会发现这里是天堂乐土,弥漫着从地底冒出的滚滚瘴气,干涸的泥塘遍布着海豚、比目鱼和旗鱼的尸体。你们要相信我的事先警告:铁丝网后面,这片瘟疫隔离区里所发生的灾难,将侵袭我们每一个人。
站在阳台上,过去我们曾经望着月光映照在丝缎般的博斯普鲁斯水面,波光粼粼,从今以后,我们将看着袅袅青烟从燃烧无名尸首的火光中升起。坐在餐桌前,过去我们曾经畅饮茴香酒,呼吸着从博斯普鲁斯岸边飘来的清新沁人的洋苏木和忍冬花香,从今以后,腐烂尸体的辛辣恶臭将在我们的咽喉里灼烧。我们将再也听不见春天鸟儿的歌唱,再也听不见码头上总是挤满渔夫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出激荡的涛声。相反,传到我们耳中的将是人们的厉声尖叫,这些人随手捡起被抛入海里的武器——那些千年来众人大海捞针遍寻不着的剑、刀、锈蚀的弯刀、手枪、猎枪——杀个你死我活。住在曾经是沿海区域的伊斯坦布尔当地居民,在他们精疲力竭回家的路上,再也不会打开公交车的车窗,呼吸海草的清香。相反,为了防止泥泞和腐尸的恶臭渗隙而入,他们会拿报纸和破布塞在公交车的车窗缝间,而窗外的深谷里,是被火光照亮的恐怖黑暗。到处是卖气球和哈发糕小贩的海边咖啡馆,是我们相聚聊天的地方,但从今以后,坐在这里,我们将不再看见海军的照明灯光,取而代之的是海军地雷的血红闪光从好奇孩童的手里爆炸散开。海滩上的拾荒汉,过去靠捡拾被巨浪冲上沙滩的锡罐和拜占庭钱币讨生活,如今他们将发现别的东西,像咖啡磨豆器,多年前被洪水从滨海区的木房子里拖出来,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处;上面的布谷鸟已长满苔藓的咕咕钟;以及贻贝包覆的黑色钢琴。到那时候,有一天,我将会钻过铁丝网,溜进这个新地狱,去寻找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
这辆黑色凯迪拉克是一位贝伊奥卢大哥(我喊不出“流氓”两个字)的纪念车,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个菜鸟记者时,曾经跑过他的故事,他经营了一间堕落巢穴,那个地方的休息室里挂了两幅我非常欣赏的伊斯坦布尔街景画。全伊斯坦布尔只有另外两辆同款车,一辆属于铁路大亨达德伦,另一辆则由烟草巨子马鲁夫所拥有。我们的大哥(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把他捧成一位传奇人物,并把他最后几天的故事做成系列,刊登了整整一星期)半夜被警察围捕,驾驶凯迪拉克载着他的情人,从安德托海岬冲入博斯普鲁斯的黑水里。根据一些人的说法,他是因为吸了大麻神经亢奋,要不然就是故意模仿亡命之徒骑马飞越悬崖。他的黑色凯迪拉克,潜水员连续花了一星期搜寻却一无所获,报纸和读者也很快将它遗忘了,然而,我想现在我猜得出它所在的位置。
它应该就在那里,深陷在这座过去叫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生山谷谷底,位于泥泞的悬崖底下。悬崖边缘有几只七百年前的鞋子和靴子,零零落落凑不成对,早已被螃蟹占据为巢,还有骆驼骨骸、玻璃瓶,里头装着写给不知名情人的情书。下方的斜坡满满覆盖着海绵与贻贝,偶尔钻石、耳环、汽水瓶盖和金项链闪烁其中。悬崖谷底,离车子不远处,一艘沉船的死寂船舱里,有一座临时增建的海洛因实验室,再过去一点,是一片沙洲,源源不绝的血水从一桶桶用碎马肉和驴肉制成的走私香肠里渗出,滋养了满地的牡蛎与海螺。
我找寻着汽车的下落,置身于沉寂、有毒的黑暗中,聆听车子的喇叭声来往于如今该称为山路的滨海公路。我将会遇见被抛入海中的王室造反者,依然蜷缩在麻布袋里,姿势与溺死时一样;我将会发现东正教教士的骸骨,脚踝上套着铁球和铁链,手里仍紧抓着十字架及令牌。当我看见英国潜艇的潜望镜被当成烟囱而冒出青烟时(这艘潜水艇当初的任务,是击沉载着我军部队从托普哈内港驶往达达尼尔海峡的古西摩轮船,然而它自己却沉没海底,潜入苔藓蔓生的岩石间,螺旋桨缠上纠结的渔网),我将明白我们的市民已搬进了舒适的新家(在利物浦的造船厂建造完成),他们用瓷杯喝下午茶,坐在丝绒军官椅上,这些椅子上曾经坐着拼命张口吸气的英国人的惨白骨架。薄暮时分,再往前一点,则是从凯瑟·威汉姆的战舰中垂下的生锈船锚,在那里,一台电视机闪闪发亮的屏幕朝我眨眼。我将会发现一些残余的热那亚赃物宝藏、一座塞满烂泥的短管大炮、各种雕塑和肖像,刻画出消逝的古国文明,一盏黄铜枝状吊灯,顶端立着坏掉的灯泡。继续往下走,涉过泥沼绕过岩石,我将会见到船役奴隶的骨骸,他们被链在桨上,安静地坐着凝望星空。或许我不会太注意从海草树林悬垂而下的项链、眼镜和雨伞,但我将会惊惧莫名地审视全副武装的十字军骑士良久,望着配备齐全的华美马匹骸骨仍旧固执地屹立不倒。在恐惧中我将惊觉,全身披挂勋章和盔甲、长满蚌壳的十字军骨架,正守护着黑色凯迪拉克。
小心谨慎,仿佛征求十字军的许可,我恭敬地朝黑色凯迪拉克走近,偶尔,不知从何处发出的磷光,隐约映亮了车身。我将会试试凯迪拉克的车门,然而,彻底包裹在贻贝和海胆中的汽车却不让我进去,泛绿的车窗也卡得死紧,纹丝不动。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圆珠笔,用笔的尾端慢慢刮掉粘在车窗上的一层开心果绿的苔藓。
夜半时分,在这片勾魂摄魄的恐怖黑暗中,我划亮一根火柴,这时,我将看见大哥和他情人的骸骨在前座拥吻,她纤细的臂膀和手指戴着手环和戒指,与他交缠不分,浸淫在一抹金属光芒里,这光芒发自依然光亮如十字军盔甲的精美方向盘,以及滴漏着黄铬的里程表、刻度盘和时钟。不仅他们的下巴紧紧相扣,就连他们的头颅也融为一体,永恒相吻。
接着,我转身朝城市灯火走去,不再划亮火柴,心里想,当毁灭之时,或许那将是面对死亡的最佳方式。我痛苦地向一个不存在的情人呼喊:我的灵魂,我的挚爱,我的忧愁佳人,灾难之日已迫在眉睫,到我身边来吧,无论你在何方,也许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也许是充满洋葱味的厨房,弥漫着洗净衣物芬芳的屋子,也许是零乱的蓝色卧房里,无论你身在何方,是时候了,快来到我身旁。如今是我们静待死亡的时刻了,让我们用尽全力紧紧拥抱,在沉寂的黑房子里,我们拉上窗帘,只盼能不看见逼近眼前的毁灭性灾难。
我祖父称呼他们为“一家人”。
——里尔克
卡利普的妻子离开他的那天早晨,卡利普爬楼梯走上位于旧城巴比阿里的大楼,前往他的办公室。他把刚刚看过的报纸夹在腋下,心里想着多年前他掉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处的绿色圆珠笔,那个时候卡利普和如梦得了腮腺炎,他们的母亲带他们去乘船郊游。这天晚上,当他审视如梦留给他的道别信时,他发现桌上那支如梦拿来写信的绿色圆珠笔,跟掉进水里的那支一模一样。二十六年前,耶拉看见卡利普很喜欢这支笔,就借给了他。后来,耶拉得知笔丢了,从船上失手掉入海里,在听完卡利普描述落水的位置后,耶拉说:“其实它并没有丢,因为我们知道它掉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哪个地方。”卡利普在走进办公室前刚好读完了耶拉的“灾难之日”专栏,他很惊讶,耶拉虽然写到他从口袋拿出圆珠笔,刮掉黑色凯迪拉克车窗上开心果绿的苔藓,却没有提到这支遗失的笔。毕竟,耶拉特别喜欢留意年代久远的巧合——比如说,他会想象在博斯普鲁斯山谷的泥泞中,找到刻着奥林匹斯山的拜占庭钱币和奥林匹斯汽水瓶的盖子——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放入他的专栏中。不过,如果真的像耶拉最近一次的访谈所言,自己的记忆力已经退化,当然就另当别论。“当记忆的花园逐渐荒芜,”他们最近几次聚会时,有一次耶拉这么说,“一个人会开始珍爱最后残存的花草。为了不让它们枯萎,我从早到晚灌溉浇水,悉心照料。因为怕忘记,我回想,再回想。”
卡利普曾听耶拉说过,梅里伯伯前往巴黎一年后,也就是瓦西夫抱着鱼缸出现那年,父亲和爷爷来到梅里伯伯位于巴比阿里的法律事务所,把他所有的文件和家具装进一辆马车,费力拖回尼相塔什,然后全部塞进顶楼的公寓里。多年后,梅里伯伯带着美丽的新妻子和如梦从摩洛哥回国,先是在伊兹密尔与岳父共同经营干果事业,结果宣告破产,接着家族成员禁止他接管药品和插手蜜饯商店,以免家族事业也毁在他手里,于是,他决定重回法律这一行。他把同一批家具搬回他的新办公室,希望能给客户好印象。后来,某天夜里,当耶拉又笑又气地回忆起过去种种时,他告诉卡利普和如梦,当年搬家具上顶楼的其中一位门房,二十年后他也搬了冰箱和钢琴,而中间经历的岁月除了让他秃头之外,更让他练就了一身搬运高难度物件的好功夫。
在瓦西夫递给那位门房一杯水并仔细观察他的二十一年之后,这间办公室和旧家具转给了卡利普,理由为何,大家的解释都不同:根据卡利普父亲的说法,梅里伯伯没有替他的客户攻击对手,反而攻击他的客户;而卡利普的母亲,在她变得衰老而行动不便后告诉他,梅里伯伯根本看不懂法院记录和起诉状,他把它们当餐厅菜单和渡船时刻表来读;根据如梦的说法,她亲爱的爸爸已经猜到他的女儿和侄儿日后会结婚,因此他才愿意把自己的法律事务所交给卡利普,虽然他当时仍只是他的侄儿,尚未成为女婿。所以如今,卡利普拥有几幅西方法学家的秃头肖像,他们的名字和声誉早已被人遗忘;几张头戴土耳其毡帽的教师照片,他们半个世纪前曾任教于法律学院;古老的诉讼文件,牵涉这些案件的法官、原告和被告早已不在人世;一张耶拉晚上用来念书、他母亲早上用来描衣服版型的书桌;桌子的一角,有一台结实的黑色电话,它除了是沟通的工具,看起来更像一台笨重而无用的战时仪器。
电话的铃声响得吓人,有时候还会自顾自响起。黝黑的话筒重得像小哑铃,每当拨号时,它会传来尖锐的呻吟,像是从卡拉柯伊到卡德柯伊的渡船头的老旧旋转门在吱吱作响。有时候它会随意接通号码,不管拨出去的号码是什么。
当他拨家里的号码并发现如梦真的接了时,他吓了一跳:“你醒了?”他很高兴如梦不再漫游于她个人记忆的幽闭花园,而是处于大家熟知的世界。他眼前浮现出放置电话的桌子、零乱的房间、如梦的姿势。“你看了我留在桌上的报纸吗?耶拉又写了些好玩的东西。”“还没。”如梦说,“现在几点?”“你很晚才睡,对不对?”卡利普说。“你自己弄了早餐。”如梦说。“我不想吵醒你。”卡利普说,“你梦见什么了吗?”“昨天半夜我在走廊里看到一只蟑螂,”如梦说,她平板单调的声音像是收音机里的播报员,警告水手小心在黑海发现的一枚水雷,不过接着她又焦虑地说,“在厨房门口和走廊的暖气炉之间……两点的时候……很大一只。”沉默。“要我马上坐出租车回家吗?”卡利普说。“拉下窗帘后房子变得更恐怖了。”如梦说。“今天晚上想去看电影吗?”卡利普说,“去皇宫戏院?我们回家前可以顺道去找耶拉。”如梦打了一个哈欠,“我好困。”“去睡吧。”卡利普说。他们一起陷入沉默。卡利普依稀听见如梦又打了一个哈欠,然后他挂上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里,当卡利普一次又一次回想这段电话对谈时,他不能确定自己真正听见的谈话内容究竟有多少,更别说依稀的哈欠声了。似乎每次他回想起如梦的话都是不同的版本,他不禁半信半疑地想:“好像与我说话的人不是如梦,而是别人。”他想象自己被这个人耍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认为,如梦确实说了他所听见的那些话,而在挂上电话之后,慢慢转变成别人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如梦。通过他的新角色,他不断重组他以为自己听见或记得的内容。以前有一阵子,卡利普连听见自己的声音都觉得是别人的,那时他就很清楚,当两个人在电话的两头对话时,他们可以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不过此刻,为了寻找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他怪罪都是这台老电话机的错:一整天,这蠢物响个不停,逼他一直接电话。
和如梦讲完话后,卡利普先是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位控告房东的房客。然后他接到一个打错的电话。在伊斯坎德尔打来之前,他又接了两个拨错的号码。接着,某个知道他“与耶拉先生有关”的人打来,向他要耶拉的电话号码。之后他又接了几个电话,一个父亲想拯救因政治原因入狱的儿子,还有一位五金商人想知道为什么在判决之前必须先贿赂法官。最后伊斯坎德尔打来,因为他也想找耶拉。
伊斯坎德尔和卡利普是高中同学,但自从高中以来就没再联络,他很快地简述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恭喜他和如梦结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坚持说他早知道“这件事终究会发生”。现在他是一家广告代理商的制作人,他想替耶拉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人牵线,那家公司正在做一个关于土耳其的节目。“他们想现场采访一个像耶拉这样过去三十年来始终参与土耳其时事的专栏作家。”他接着赘述各种细节,解释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采访过哪些政治家、企业家和劳工团体,但仍坚持想见耶拉,因为他们觉得他最有意思。“别担心,”卡利普说,“我会很快帮你联络上他。”他很高兴找到一个理由打电话给耶拉。“我觉得报社的人这几天一直在敷衍我,”伊斯坎德尔说,“所以我才打电话请你帮忙。这两天耶拉都不在报社,想必发生了什么事。”众人皆知,耶拉有时候会失踪几天,躲进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几个藏身处,这些地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耶拉从来不给人,不过卡利普确信自己找得到他。“别担心,”他重复一遍,“我会很快帮你联络上他。”
他联络不到他。一整天,每次他打电话去公寓或《民族日报》办公室时,他都幻想改变自己的声音,伪装成别人对耶拉说话。(他都想好了,他打算学以前如梦、耶拉和自己晚上围坐聆听的广播剧里的声音,模仿读者与仰慕者说:“当然了,我支持你,老兄!”)然而,每次他打到报社,同一个秘书总给他相同的答案:“耶拉还没进来。”挂在话筒上一整天,卡利普只有一次听见自己的声音成功地骗倒了一个人。
傍晚时他打电话给荷蕾姑姑,心想她应该知道耶拉的行踪。她邀他回去吃晚餐,“卡利普和如梦也会来。”她再一次把卡利普的声音误认为耶拉。“有什么差别?”明白自己搞错后,荷蕾姑姑说,“你们都是我粗心大意的小鬼,你们几个全都一样。我也正想打电话给你。”她先是责骂他没有时常保持联络,语气如同在斥责她的猫咪“煤炭”抓坏家具,然后她吩咐他来晚餐的路上先去一趟阿拉丁商店,替瓦西夫的金鱼带点饲料回来——他的鱼只吃欧洲进口的饲料,而这些东西阿拉丁只卖给固定的顾客。
“你看过他今天的专栏了吗?”卡利普问。
“谁的,阿拉丁的?”他的姑姑照例冷冷地说,“没!我们买《民族日报》是要给你伯伯玩填字游戏,给瓦西夫剪上面的文章玩,并不是为了看耶拉的专栏、替我们侄儿的堕落感到遗憾。”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自己打电话邀请如梦,”卡利普说,“我实在没那个时间。”
“你可别忘了!”荷蕾姑姑说,提醒他晚餐的时间和他的任务。接着她逐一列举家庭聚餐的成员,这份名单就和晚餐菜单一样永远一成不变。她像个播报员,慎重宣布一场足球赛双方队员的姓名,刻意吸引听众:“你母亲、你的苏珊伯母、你的梅里伯伯、耶拉——如果他出现的话——当然还有你父亲、‘煤炭’和瓦西夫,以及你的荷蕾姑姑。”她一路念下来,中间没有夹杂她的咯咯笑声。念完名单后她说:“我正在替你做肉馅千层酥。”她挂断电话。
卡利普才挂上,电话又响了起来,他茫然地望着它,想起过去的一段往事:荷蕾姑姑本来已经准备好要结婚了,但到了最后一刻婚礼告吹。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就是想不起刚刚还在他脑中的准新郎的怪名字。为了避免自己的头脑习于健忘,他告诉自己:“除非我想起刚才已经到嘴边的名字,不然我不接电话。”电话响了七声后才停下来。当它再度响起时,卡利普正在回忆准新郎带着叔叔和大哥来家里提亲的情形——发生在如梦一家人搬回伊斯坦布尔的前一年。电话又停了,当它下一次响起时,天已经暗了,办公室里的家具变得灰蒙蒙的。卡利普还是想不出他的名字,但他不寒而栗地记起他当天穿的怪异鞋子。那人脸上有一颗感染东方疖
而长出的疣。“这些人是阿拉伯人吗?”爷爷想知道,“荷蕾,你真的想嫁给阿拉伯人吗,嗯?你和他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偶然碰到,就这么一回事!晚上七点左右,卡利普离开空无一人的办公大楼,在路灯下阅读一位想改名的客户的文件,这时他才想起准新郎的怪名字。当他走向开往尼相塔什的共乘小巴站牌时,他心里想,这个世界实在太广大了,塞不进任何一个人的记忆库里。当他朝位于尼相塔什的公寓楼走去时,他心想,人类从各种偶然中萃取意义……
公寓楼坐落在尼相塔什的一条僻巷里。荷蕾姑姑、瓦西夫和艾斯玛太太住在其中一户,梅里伯伯和苏珊伯母(之前还有如梦)住在另一户。或许别人不会称它为僻巷,因为毕竟它离大马路、阿拉丁商店还有街角的警察局只隔三条街,走路五分钟就到。但是,如今居住在僻巷公寓里的亲戚们,以前曾在大马路上的“城市之心”公寓远远地看着这栋僻巷公寓的转变——从泥土地变成灌溉菜园,变成碎石子路,之后又改成柏油路——而始终没多加留意。对他们而言,他们建造了公寓楼房的大马路是最最有趣的,其他没有一条路可堪作为尼相塔什的中心。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地理世界相辅相成,从很早以前开始,他们心里就已认定“城市之心”公寓处于中心的位置
,即使他们隐约察觉迹象,知道他们最后会把房子逐层卖掉,搬离这栋荷蕾姑姑所谓“睥睨全尼相塔什”的大楼,并退居到别处几间寒酸的出租公寓里。等他们搬进这栋位于他们内心忧郁角落的荒凉楼房后,最初几年他们总是把“僻巷”二字挂在嘴边,也许是为了夸大他们遭遇的不幸,借此互相怪罪,仿佛抓住一个绝不会失误的大好机会。穆罕默德·萨必特·贝(爷爷)在过世前三年,他从“城市之心”公寓搬进僻巷住宅的第一天,坐在丝绒扶手椅上望着街道——如今这张椅子在新的公寓里,以新的角度面向窗户,不过,它仍以旧角度(好像在旧房子里)面对摆放收音机的笨重支架——大概是受到搬运家具的马车前面那匹瘦巴巴的老马所启发,他说:“是吧,我们下马,改骑驴。很好,祝好运!”然后他扭开收音机。收音机上面,已经摆上了狗的雕像,趴在针织的布垫上睡觉。
那是十八年前的事。此刻,晚上八点,商店全都打烊了,只剩下花店、干果店和阿拉丁商店还开着。一阵轻柔的雪从天而降,穿透漫天的汽车废气和火炉煤灰,渗过空气中的煤炭和硫黄气味。然而,当卡利普看见公寓里的老旧灯光时,他心中有一股感觉,仿佛关于这栋楼房和公寓的记忆远超过十八年。重点不在于巷道的宽度,或新楼房的名称(他们从来不曾使用),也不是它的位置,而是他们好像自从远古以来就一直住在彼此的楼上楼下。卡利普爬上始终散发同一股气味的楼梯(根据耶拉风靡一时的专栏,他分析这股气味混合了公寓楼房楼梯间的臭味、湿水泥味、发霉味、油炸味和洋葱味),他脑中闪过等一下他预期会出现的景象和场面,像个不耐烦的读者般,迅速翻过他熟读多次的一本书:
现在是八点,我将会看到梅里伯伯坐在爷爷的旧扶手椅上,重读他从楼上带下来的报纸,感觉好像他在楼上还没看过似的,似乎“相信同样的新闻在楼上看和在楼下看会有不同的解释”,或者似乎“我可以趁瓦西夫把它们剪下来之前再看一遍”。我想象那双可怜的拖鞋,挂在我伯伯躁动不安的双脚尖端,一整天啪啪作响,它正以童年时的强烈烦躁和不耐烦朝我痛苦地大喊:“我好无聊,得做点什么;我好无聊,得做点什么。”我将会听见艾斯玛太太的声音,荷蕾姑姑为了不让任何人妨碍自己尽情炸酥饼,把她赶出厨房,所以她只好到外面来摆餐桌,嘴里叼着无滤嘴的宝服烟(比起以前的叶尼·哈门烟,味道差远了),一边问房间里的人:“今天晚上几个人吃饭?”好像她真的不知道答案而其他人知道似的。我将会察觉苏珊伯母和梅里伯伯之间的沉默,他们分别坐在收音机两旁,就像爷爷和奶奶以前那样,对面是爸和妈。过一阵子,苏珊伯母会充满希望地转向艾斯玛太太,问道:“今晚耶拉会来吗,艾斯玛太太?”然后梅里伯伯会一如往常地接口:“他从来不懂得多花一点脑筋,从来不会。”然后爸爸很得意自己比梅里伯伯来得中庸且有责任感,有能力为侄儿辩护,他会愉快地宣布自己读了耶拉最新一篇专栏。单单替侄儿反驳自己的哥哥他还觉得不够得意,接着,他会在我面前刻意炫耀,提出一些适当的“正面”评论,赞美耶拉的文章探讨了国家问题和生活危机。要是耶拉在场,听见这一席话,他一定会马上反唇相讥。我看见妈妈点头表示赞同(妈,至少你别卷进这是非!)并附和爸爸(因为她认为自己有义务替耶拉辩护,以为解释“不过他其实心地善良”便可化解梅里伯伯的愤怒)。我也将忍不住白费力气地问:“你们读过他今天的专栏了吗?”深知他们就算再花一百年,也无法像我一样了解并喜爱耶拉的文章。接着我会听见梅里伯伯说——尽管很可能他手上的报纸正好翻到有耶拉专栏的那一页——“今天几号?”或“他们现在要他每天写,是吗?没有,我没看到!”然后爸爸会说:“不过我不欣赏他对总理骂脏话。”而妈妈会丢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就算我们不认同作者的意见,我们也必须尊重他的人格。”让人搞不清她是在替总理、爸爸还是耶拉辩护。受到现场模棱两可的气氛的激励,苏珊伯母会提起香烟和烟草的话题:“他对邪恶、无神论与烟草的看法,让我想起法国人。”接着,我会趁梅里伯伯和艾斯玛太太惯常的口角升温之前离开房间。仍旧不确定到底要替多少人摆碗盘的艾斯玛太太,抓住桌布的两角一挥一甩,像铺一张大床单似的,让桌布的另一端飞起来,然后隔着嘴里吐出的烟雾望着桌布落下来,平整利落。“艾斯玛太太,你知不知道你的烟加重了我的气喘!”“那么,你自己先戒烟啊,梅里先生!”厨房里一片雾气迷蒙,充满面团、融化的白奶酪和油炸的气味,看起来像是有个巫婆正费力用她的大锅煮魔法药(她用布盖着头免得头发沾油)。忙着炸千层酥的荷蕾姑姑会说:“别让别人看到。”然后猛然往我嘴里塞一块热腾腾的千层酥,好像在贿赂我,要我给她特别的关怀、爱,甚至一个吻。当疼痛的泪珠滚下我的眼眶时,她会问:“太烫了?”而我甚至说不出“太烫啦!”,我将离开厨房,走进爷爷奶奶的房间。他们曾在这个房间里,裹着蓝色棉被,度过无数失眠的夜晚,我和如梦曾一起坐在蓝棉被上,听奶奶教我们绘画、数学和阅读。他们死后,瓦西夫与他宝贝的金鱼搬进了这间房。我将在这儿看到瓦西夫和如梦,两个人盯着金鱼瞧,或是翻阅瓦西夫的剪报收藏,而我会加入他们。一如往常,如梦和我会像小时候那样好一阵子不讲话,仿佛刻意掩盖瓦西夫又聋又哑的事实,然后用我们自己发明的手语比画交谈,为瓦西夫演出一幕我们不久前在电视上看到的老电影。或者,如果我们这几个星期都没有看到任何值得回放的电影,我们就会从总是让瓦西夫兴奋莫名的《歌剧魅影》中选一场戏,巨细无遗地扮演,好像我们才刚看过似的。过一会儿,比任何人都容易受感动的瓦西夫转身到一旁,或是回到他的宝贝金鱼旁边,留下如梦和我四目相视。那时我将会问你,自从今天早上我就没再见到的你,自从昨天晚上我就没再面对面说话的你,“你好吗?”而你,一如往常,回答:“噢,还好。”我会停顿一下,仔细思索你话语中有意无意的弦外之音,藏起自己空虚脑海中的翻腾思绪。尽管我能猜到,你并没有在翻译你说总有一天会进行的悬疑小说,反而一整天慵懒地翻阅那些我始终没有能力阅读的旧书,我会问:“你今天做了什么?”我将会问你:“如梦,你今天做了什么?”
耶拉曾在另一个专栏里写道,小巷公寓楼的天井里弥漫着睡意、大蒜、霉菌、石灰水、煤炭和油炸的气味,和之前的配方稍有出入。按门铃前,卡利普心想:我要问如梦,今天傍晚打了三个电话给我的人是不是她。
荷蕾姑姑打开门,问道:“怎么!如梦在哪儿?”
“她还没来吗?”卡利普说,“你没打电话给她吗?”
“我打了,可是没人接。”荷蕾姑姑说,“所以我以为你会告诉她。”
“也许她在楼上,在她父亲家。”卡利普说。
“你伯伯和其他人都已经在楼下了。”荷蕾姑姑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她一定在家里,”卡利普断言,“我马上回家找她来。”
“你家电话一直没人接。”荷蕾姑姑说,但卡利普已经转身走下阶梯。
“好吧,可是快一点。”荷蕾姑姑说,“艾斯玛太太已经开始炸你的肉馅千层酥了。”
冷风夹杂湿雪,把他穿了九年的风衣(耶拉另一篇专栏的主题)吹得噼啪飞扬。卡利普一路疾走。他早已算好了,如果他不走大马路,而是沿着小巷,经过打烊的杂货店、仍在工作的戴眼镜裁缝、守门人的宿舍以及可口可乐和尼龙丝袜的黯淡广告牌,那么,从他姑姑和伯伯的公寓到他自己的家需要花十二分钟。如果他回来的时候也走同样的马路和人行道(裁缝拿了一根新线穿针,同一块布料依然还在他的膝盖上),一趟下来总共要二十六分钟。
当卡利普回来时,他告诉开门的苏珊伯母以及餐桌前的其他人,如梦感冒了,而且因为服用了太多抗生素(她把所有抽屉里找得到的药全吞了),所以一直昏睡。虽然她听见了电话铃声,可是头昏脑涨没办法起身接电话,也没有食欲,她躺在病床上问候大家。他明白他的话将激起餐桌前众人的想象(可怜的如梦卧病在床),他也猜到他将引发一场口舌骚动:众人口沫横飞、七嘴八舌地提起药房柜台后面卖的抗生素名称,青霉素、咳嗽糖浆和喉片、血管扩张剂、感冒专用止痛药,不仅如此,大家仿佛在谈论甜点上的奶油似的,还加上必须与它们同时搭配服用的维生素品牌名称,并转译为土耳其文发音,在子音之间加入额外的元音,更不忘补充这些药品的服用方法。若是在别的时候,这场创意发音和业余用药的庆典或许能带给卡利普乐趣,像是阅读一首好诗,然而,他满脑子全是如梦卧病在床的画面,甚至过了一会儿后,他再也无法分辨自己脑海中孕育的画面,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想象的。生病的如梦一只脚露在棉被外,她的细发卡散落在床上,这些大概是真实的景象,可是其他画面,比如说,披散在枕上的头发、一盒盒药品、玻璃杯、水瓶以及床头桌上的书本,则来自别处(来自电影,或是那些翻译得很糟的小说——她阅读它们的速度就好像囫囵吞咽阿拉丁商店买的开心果),是从学习和模仿中得来的影像。稍后,当卡利普简短地响应他们“热心”的询问时,至少他也不忘特别花费心力,努力学习一位推理小说侦探的聚精会神,试图去区别真实的和想象的如梦景象。
是的(当众人就座用餐时),如梦应该已经睡了。不,她不饿,所以苏珊伯母不需要为她煮汤。而且她说不想让那个医生看病,他满口大蒜味,医疗箱臭得像间制革厂。没有,她这个月也还没有去看牙医。的确,如梦几乎足不出户,每天把自己关在公寓里。然而,不对,她今天一整天都没出门。你在马路上碰巧遇到她?想必是她出去了一下但没告诉卡利普,不对,她说了。所以,你是在哪里遇到她的?她一定是出门到布料行的针线专柜去买一些紫纽扣,路过清真寺。当然,她跟他讲过了。她一定是在冰冷的户外受了风寒。她咳嗽还抽烟,一整包。没错,她的脸白得像纸一样。噢,没有,卡利普没有察觉自己的脸色也是如此苍白,他也不知道何时他和如梦才会停止这么不健康的生活。
外套。纽扣。开水壶。等这场家族质询结束后,卡利普发现自己脑中冒出这三个词,但他并没有太过惊讶。耶拉在一篇专栏中以巴洛克式夸张的愤怒写道,潜意识并非源于我们本身,而是产生自西方世界里华而不实的小说,以及他们电影中我们始终学不像的英雄(那时,耶拉刚看完《夏日痴魂》,影片中,伊丽莎白·泰勒一直无法理解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心中的“黑暗角落”)。当卡利普发现原来耶拉的私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座图书馆和博物馆后,他回想起自己以前读过一些译文经过删修、充斥色情细节的心理书籍,然后才逐渐明白,耶拉在文章里从潜意识的观点解释一切,甚至包括我们可悲的生活。而这吓人又不可思议的潜意识,又被耶拉称为黑暗秘境。
他正打算转移话题,以“在耶拉今天的专栏里……”作为开场,不过他突然想到另一件事,于是脱口而出:“荷蕾姑姑,我忘了去阿拉丁的店。”这时,艾斯玛太太小心翼翼地端出甜点,仿佛捧着摇篮里的橘色婴儿,大家开始轮流在甜点上撒碎胡桃。以前他们家族开的糖果店留下了一个研磨钵,现在被用来捣碎胡桃,然而在二十五年前,卡利普和如梦发现,若拿一支汤匙柄敲打这只研磨钵的边缘,它会发出像教堂钟响的声音:叮当!“让它停下来,叮叮,好像基督教的教堂司事。”老天,怎么会如此难以下咽!因为碎核桃肉不够众人分,所以当紫碗传到荷蕾姑姑面前时,她很熟练地略过自己(我并不想要),等每个人都传完之后,她还是瞥了空碗底一眼。接着她突然开始咒骂起一个昔日的商业对手,她不只怪罪对方造成眼前的食物缩减,甚至认为所有的收入短少都是那人的责任:她打算去警察局告发他。事实上,他们全都很惧怕警察局,好像它是一个深蓝色的幽魂。耶拉曾在一篇专栏中写道,我们潜意识里的黑暗角落其实就是警察局,专栏刊登之后,局里派来了一位警察,传唤他去检察官办公室做笔录。
电话响起,卡利普的父亲接起电话,语气严肃。警察局打来的,卡利普心想。他爸爸一边讲电话,一边面无表情地环顾四周(为了自我安慰,他们选择了与“城市之心”公寓一样的壁纸:常春藤叶片间点缀着绿色纽扣),凝视着坐在餐桌前的众人(梅里伯伯一阵咳嗽突发,耳聋的瓦西夫似乎在侧耳倾听电话内容,卡利普母亲的头发经过一再重染之后,终于变成了漂亮的苏珊伯母头发的颜色)。卡利普也和大家一样,聆听着只有一半的对话,努力猜测另一头是什么人。
“不,没在这里,没来。”他爸爸说,“请问你是哪位?谢谢……我是叔叔……不,可惜,今晚没和我们在一起。”
有人在找如梦,卡利普想。
“有人在找耶拉。”他爸爸挂断电话后说,他似乎颇开心,“一位年长的女士,仰慕者,这位贵妇人很喜爱他的某篇专栏。她想和他联系,问了他的住址、电话号码。”
“哪一篇专栏?”卡利普问。
“你知道吗?荷蕾,”他爸爸说,“奇怪的是,她听起来声音跟你很像。”
“我的声音听起来当然像一位年长女士,这很正常,”荷蕾姑姑说,她猪肝色的脖子陡然伸长,像只鹅似的,“不过我的声音跟她一点也不像。”
“怎么说不像?”
“你以为是贵妇人的那个人今天早上也打来过,”荷蕾姑姑说,“与其说她的声音像贵妇,还不如说是一个巫婆努力装出贵妇的声音。或许根本是个男人,在模仿年长女人的声音。”
那么,这位年长的贵妇人是从哪儿得到这里的电话号码呢?卡利普的爸爸想知道。荷蕾问过她吗?
“没有,”荷蕾姑姑说,“我觉得没必要。自从耶拉开始在专栏里宣扬家丑,他好像写的是一群摔跤选手还是什么,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再感到惊讶。所以我想,也许他在另一篇借嘲笑我们以取悦读者的专栏中,公布了我们的电话号码。不但如此,当我想起我们已故的双亲有多么担心他时,我慢慢明白,如今关于耶拉的事情唯一还能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得知他这些年来恨我们的原因——而不是他透露我们的电话号码给读者消遣。”
“他恨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平息咳嗽的梅里伯伯说,胜利地点起烟,“当共产党发现他们不能成功之后,便想发动一场土耳其禁卫步兵式的激进革命。因此,他以他的专栏为工具,想实现他们的梦想。”
“不,”荷蕾姑姑说,“这么说太夸张了。”
“如梦告诉我的,我知道。”梅里伯伯说,他笑了几声,没有咳嗽,“他之所以自修法文,是因为他被未来的前景冲昏了头,以为自己将来能在这个土耳其禁卫步兵式的激进组织里,担任外交部长或是驻法大使。一开始,我甚至还很高兴我这个从来学不会外语、跟一群乌合之众混掉了青春岁月的儿子,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理由学习法文。可是,当他越做越过火之后,我便不准如梦与他见面。”“根本没这回事,梅里。”苏珊伯母说,“如梦和耶拉一直见面,彼此关心,相亲相爱如同亲兄妹,仿佛他们是同一个母亲所生。”
“当然有这回事,只可惜我晚了一步。”梅里伯伯说,“当他发现诱惑不了土耳其人民和军队后,他便诱惑自己的妹妹。所以如梦才会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要不是因为我这个女婿卡利普,拉她离开游击队暴徒的温床、害虫的巢穴,现在的如梦天晓得在什么鬼地方,而不是待在家里睡觉。”
卡利普盯着指甲,心想所有的人都在想象可怜的如梦卧病在床。他怀疑梅里伯伯是否会在这段每两三个月就要列举一次的指控中,增添一点新意。
“如梦本来很可能进监牢的,毕竟她不像耶拉那么谨慎。”梅里伯伯说,无视周围众人的“真主保佑!”,激动之余,他继续列举罪状,“然后,如梦很可能会跟着耶拉混入帮派。可怜的如梦说不定会开始结交贝伊奥卢的流氓、海洛因毒贩、赌场黑道、吸可卡因的白俄罗斯人,以及所有耶拉假借采访名义而渗透加入的颓废败类。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女儿跟一群下流人渣厮混,像是来这里寻找肮脏乐子的英国人、热衷摔跤选手与摔跤报道的同性恋者、在澡堂里聚众淫乐的美国荡妇、假艺术家、在欧洲连妓女都当不上更别说演电影的本地明星、因为违命犯上或侵吞公款而被踢出军队的退役军官、嗓子因为梅毒而哑掉的男装歌手、想飞上枝头当凤凰的贫民窟少女。叫她吃一点‘衣思垂朵米辛’。”他挤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药名,结束谈话。
“什么?”卡利普说。
“抗感冒的特效药,配上‘贝咳赞’一起吃。每隔六小时吃一次。现在几点?你想她醒了吗?”
苏珊伯母说如梦现在大概还在睡。卡利普又想到其他人心里一定都在想:如梦躺在床上睡觉。
“才不是!”艾斯玛太太说。她正小心地收起可悲的桌布,尽管奶奶不准许,但受到爷爷的坏习惯影响,大家都把桌布拿来当餐巾擦嘴巴。“不,我不会让我的耶拉在这间屋子里受到排挤。我的耶拉如今是个名人了。”
根据梅里伯伯的说法,他五十五岁的儿子,因为自以为了不起,根本懒得来探望他七十五岁的父亲。他不愿意透露自己住在伊斯坦布尔哪间公寓里,不想让他父亲或家里任何人找到他,甚至包括总是马上原谅他的荷蕾姑姑。他不仅隐瞒电话号码,还拔掉电话插头。卡利普很怕梅里伯伯会挤出几滴假眼泪,出于习惯而不是悲伤。然而相反,他做出了卡利普所害怕的另一件事:梅里伯伯再次重申,不理会两人之间二十岁的年龄差距,他一直很希望能有个像卡利普这样的儿子——理智、成熟、安静,而不是像耶拉那样。
二十二年前(也就是,当耶拉是他现在的年龄时),那时的卡利普不但高得尴尬,两只手臂在举手投足间更显得笨拙难堪,当他初次听见梅里伯伯的这段话时,他以为有可能成真,他想象自己或许可以每天与苏珊伯母、梅里伯伯和如梦共进晚餐,逃离爸妈饭桌上无色无味的晚餐——每次坐在餐桌前吃饭时,大家都会望向四周墙壁外某个无限延伸的点(妈:有中午吃剩的冷蔬菜,要不要?卡利普:不了,我才不要。妈:你呢?爸:我什么?)。除此之外,他还想到其他令他头晕目眩的事:每个星期天当他上楼找如梦玩时(“秘密通道”“看不见”),偶尔他脑中会闪过一个念头,假设美丽的苏珊伯母——他偷看到她身穿蓝色睡衣,虽然难得才有一次——是他的母亲(好得多);梅里伯伯——他的非洲冒险和法律故事令他心神向往——是他的父亲(好得多);而与他同龄的如梦,则是他的双胞胎妹妹(想到这里,思索着可怕的结论,他迟疑地打住了)。
等餐桌收拾好之后,卡利普说英国广播公司的人正在寻找耶拉,可是一直没找到。然而,这段话并未如他预期的重新点燃大家的喋喋不休,讨论关于耶拉不为人知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也没有激起大家的众说纷纭,猜测他在全伊斯坦布尔有几间公寓,又可能位于哪里。有人说外面下雪了。于是,大家起身离开餐桌,在坐进各自熟悉的舒服椅子前,他们用手背拨开窗帘,透过黑暗寒冷的窗户,望着薄雪飘落的僻巷。寂静、干净的新雪(耶拉曾经在《古老斋戒月夜》中描写过同样的场景,但目的偏向讥嘲,而不是为了与读者分享怀旧感伤!)。卡利普随瓦西夫走回他的房间。
瓦西夫坐在大床上,卡利普在他对面。瓦西夫双手在肩膀上晃动着,然后用手指耙了耙自己的一头白发:如梦呢?卡利普拿拳头敲敲胸膛,咳了几声:她生病咳嗽。接着,他把脑袋一侧,趴在他用双臂叠成的枕头上:她躺着休息。瓦西夫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大纸箱:过去五十年来他所搜集的杂志剪报集锦,很可能是最精华的部分。卡利普在他身旁坐下。仿佛如梦坐在另一边,仿佛她指着某些内容,他们开心大笑。他们检视着从箱子里随意抽出的照片:著名足球选手油滑的笑容,二十年前,他脸上涂满泡沫为一家剃须膏代言广告,后来有一次他以头部阻挡一记角球,结果脑出血死了;伊拉克领导人卡塞姆将军的尸体,一场军事政变后,他一身制服倒卧血泊;有名的西西里广场谋杀案的现场模拟(“一名上校退休之后,才发现自己被人戴绿帽长达二十年,妒火中烧,他花了好几天跟踪淫乱记者和年轻妻子的车,最后开枪射杀车子里的两人。”如梦会用她广播剧般的声音说);还有门德列斯总理饶过一头献祭给他的骆驼,照片里,记者耶拉与骆驼在他身后,眼睛望向别处。正当卡利普准备起身回家时,他不经意地从瓦西夫的箱子里抽出两篇耶拉的专栏,它们吸引了他的注意:《阿拉丁的店》与《刽子手与哭泣的脸》。正好可以在一个注定失眠的夜里阅读!他不需要对瓦西夫比画太久,就借到了文章。后来,当他推辞掉艾斯玛太太端来的咖啡时,大伙也都很体谅:显然“我太太生病在家”的表情深深烙在他脸上。他站在敞开的大门口与众人道别。就连梅里伯伯也说:“当然了,他应该回家去。”荷蕾姑姑弯下腰来,抱起从积雪街道溜回来的猫咪“煤炭”,屋子里传来更多叮咛的声音:“告诉她,快点好起来,叫她快点好起来。向如梦转达我们的爱,转达我们的爱给如梦!”
回程的路上,卡利普巧遇戴眼镜的裁缝,他正把店门口的遮板拉下来。在悬着小冰柱的街灯的光晕下,他们互相打招呼,接着一起走。“我太晚了,”裁缝说,或许是为了打破雪夜的深邃宁静,“太太在家里,等着。”“冷。”卡利普回话。倾听着脚下积雪的嘎吱声响,他们并肩行走,直到抵达街角卡利普的公寓楼,仰头可见楼上角落的卧室窗户,透出幽微的床头灯光。一会儿一阵雪飘落,一会儿一片漆黑。
客厅的灯是昏暗的,和卡利普离开时一样,走廊的灯仍亮着。一进屋,卡利普便把开水壶拿到炉子上加热,脱下风衣和夹克,挂起来,然后走进卧房,在幽暗的灯光中换掉湿袜子。他在餐桌边坐下,重读一遍如梦留给他的道别信。用绿色圆珠笔所写的信,内容比他记忆中还短:十九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