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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叙弗伦（ Euthyphro） ：谁指控了你？
苏格拉底：我跟这人也不太熟。我想他应该是叫美勒托（ Meletus ）吧——你可能还记得庇托斯区（ Pitthus ）的那个美勒托，长直发、钩鼻子、胡子很稀。
游叙弗伦：我不记得了，苏格拉底。不过他对你提出了什么指控？
苏格拉底：什么指控？我觉得非同小可啊。一个年轻人能懂得这些事儿可是不简单。他说他知道年轻人都是怎么学坏的，也知道教坏他们的是谁。
——柏拉图，《游叙弗伦篇》，1b - c [1]
公元前399年5月的某天，苏格拉底将要在一个宗教法庭上受审，但在整整4到6周前，他就受到了叛国罪的指控。为了正式上庭听审，他不得不再次走过雅典市政广场，前往那栋雅典最有魅力的新建筑之一。
直到1970年，人们才在雅典市政广场的东北角发现了国王柱廊（
Stoa Basileios
）。1982年至1983年，挖掘工作再度继续，至今仍未完成。这条柱廊的结构很值得探究，它由大理石柱支撑、装饰着醒目的雕像。在苏格拉底的时代，这条雅致的走廊不仅可以让三五好友纳凉聊天，也有着庄严的用途。国王柱廊正是雅典宗教法庭的所在地。主持案件审理的人被称为巴赛勒斯执政官（
Archon Basileus
），也就是“国王执政官”。
此职实为高阶文官，即每年抽签选出的九名执政官之一。
[2]
王权虽已成遥远的记忆，但使用王号仍可让雅典人明白在这个荫蔽之所里进行的虔敬审判有多么重要。
在古希腊，宗教并没有一个单独的对应词。人们相信灵、神和半神都是无处不在、无物不包的。宗教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就是已知和未知的世界。神灵存在于每个角落，雅典人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在何时以何种面貌现身，比如人类、天鹅、公羊、彩虹、燕子、瀑布或者一阵风。众生都随着伟大众神的鼓点前行。对21世纪的人来说，这种观念可能看起来有些压抑，但这就是时人热切祈祷的一种节奏，它永远不会被打断。雅典人都受过训喻，不得干扰任何仪式，不得废除“ 祖先传给他们的任何习俗，也不得在遗俗中增添任何东西 。” [3] 宗教是雅典的核心，它维持着公民肌体的活力。
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雅典市政广场里洋溢着浓厚的宗教狂热气氛。小摊上会出售轻便的家用神龛，各种狭小而凌乱的圣所里都堆满了供品——烧焦的山羊毛的残骸、鸽子血，陶土制的病肢、眼睛、膝盖和外生殖器的模型，以及永远不许熄灭的圣火。空气里弥漫着油腻的烟雾，雅典毕竟是一座众神寓居之城，所有神灵都会为获得人们的关注而妒火中烧，你若忽视这种力量，那只能后果自负。哪怕是最穷的人也会尽量给众神供奉某种祭品。事实上，整个古雅典史上留存时间最久的碑文就是设在这个市政广场里的献祭记事碑的碑文。在苏格拉底的这座城市里，所有日子都是纪念日，只有一天除外。 [4]
市政广场里有多座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的神殿，一座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的神庙，一座以解放者宙斯为名的宙斯自由柱廊（
Stoa Zeus Eleutherios
）。还有一些雕像，用来纪念那些在雅典人心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半神和英雄。在市政广场东北角，亦即国王执政官的法庭附近，矗立着宏大的十二神祭坛（Altar of the Twelve Gods）：以这块巨石（其一角留存至今）为起点，人们可以衡量已知的希腊世界的所有距离。
在公元前5世纪，人们认为这是个充满了威胁的世界。在苏格拉底同代人的心目中，魂灵都居于大地之上，而且通常都是恶灵，山峰、碎浪中的水泡、玉米穗上的霉菌、垂死者口中的臭气都是其栖身之所。生活危险重重。质疑或冒犯传统的众神，以致让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这对希腊人来说实无必要。在巴比伦、埃及、底比斯（Thebes）或马其顿，城市都是以某个世俗领袖的强大力量为核心的。国王、法老或皇帝常会将祭司的权力据为己有，是他们以铁腕在高殿金门内统治着国家。然而在雅典，引人瞩目的则是卫城及其神庙群，亦即众神之家。自豪的民主派们在雅典市政广场、战神山、公民大会和山下的窄街密巷中忙个不停。国王、僭主和暴君已被消灭，但毫无疑问，在这个名为民主的奇怪的新体制中，奥林匹斯山的诸神仍然执掌着权柄。人们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体验。苏格拉底被控的那种反宗教罪行从根本上说是极其令人不安的。
用大理石和石灰石制作的装饰也能反映出国王柱廊内的审判事务有多么庄严。在朝向雅典市政广场的那一面，人们先后用一人高的木制和石制刻板展示了雅典的政治教父、公元前6世纪的著名诗人和立法者梭伦所制定的法律。 [5] 刻于其上的法条正是雅典人的自傲之源——这是一种大书特书的字面上的正义。最近的发掘也呈现了民主是如何融入了国王柱廊的结构之中的：沿北墙排开的都是为公民陪审员准备的石凳。 [6]
这里审理的案件都具有某种内在的重要性——还有什么比雅典与其神明的关系更重要呢——这意味着国王柱廊往往都是一处群情激昂之地。但柏拉图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在今天遇到老相识游叙弗伦的时候
，气氛是一片祥和的。他刚从体育场过来，之前在那儿和一个叫泰阿泰德的年轻人聊了一会儿，此时又踏入了国王柱廊，在柱列所造成的这片迷人光影间穿行。这是个很轻松的场景；出于法律上的原因，
这两人都怀着几分厌世情绪来到了雅典市政广场。
苏格拉底是被传唤来聆听他所受的严肃指控的：
苏格拉底：……他［美勒托］肯定是个聪明的小伙子。看出我腐化他的同辈人的愚蠢伎俩之后，他就找官方控告了我，好像跟妈妈告状一样。 [7]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怒气。一个老人，同时养育着孩子和思想，经历了政权的更迭、战争、瘟疫和外敌入侵，却被三个庸人告上了法庭。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阿尼图斯（Anytus）、美勒托和吕孔（Lycon）。美勒托是一位诗人，年纪轻轻，35岁上下。阿尼图斯是个皮匠、企业主，也是民主派中广受喜爱的政治人物（雅典民主制曾于公元前404年被废，在苏格拉底受审前不久才得以恢复；阿尼图斯支持新政权）。吕孔是雅典演说家的代表，其子在雅典内战中被亲斯巴达的寡头所杀，除此之外，我们对他知之甚少。若不是后来因审判苏格拉底而背上恶名，这几人看来还有些影响力，但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也只会是历史的脚注。 [8]
苏格拉底受到的主要指控是他不敬神，败坏青年都是个次要问题。人们认为他败坏了雅典的年轻人，也是因为他诱使他们远离了这个城邦的神灵，扰乱了社会仪轨，想让年轻人独立思考。当苏格拉底在体育场或者灰暗嘈杂的家庭作坊（比如鞋匠西蒙的店铺）里跟人聊天时，就有人指责他在年轻人尚在发育的头脑中诱发了不正统的新念头。对雅典人来说，这是个极其严重的事。
还要照我的吩咐立一条法律，一个人若不能心存虔敬和正义，就应将他处死，因为这种人就是城邦的祸患。 [9]
尽管有些容易激动的现代历史学家也做过一些推断，但在苏格拉底“腐化”雅典青年的过程里，并没有什么严重危害对方或性骚扰对方的迹象。他若卑劣至此，雅典的法院肯定会率先抓住这种弱点——按雅典人所立的法律，陪审团应根据被告过去的声誉对其品德给出一条意见，法庭也希望原告能揭露被告的一些不可告人的丑事。在那个时期，许多讼案都会揭露出被告在性方面的不轨之举，可在苏格拉底的案件中从来没人提到过这种罪行。然而苏格拉底一如既往地任性，他承认美勒托确有某种恐惧的缘由（尽管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当他强调把年轻人当成目标的重要性时，他确实偶然地发现了一些东西。
在我看来，他或许是政治人物里唯一一个找到了正确起点的人。因为他首先关心的就是要尽可能地让年轻人学好，这是对的，就像一个好农夫也很可能会把培育幼苗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然后才能顾及其他。 [10]
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对雅典有一种图腾般的意义。他们的英雄化从当时幸存下来的雕像中也可见一斑。这种有价值的事物是不可损伤的。指控者就是想表明苏格拉底在腐蚀黄金般的青年，这让他陷入了困境。
* * *
苏格拉底今天会来到这个结构匀称的柱廊，是因为几天之前，他正在心爱的雅典城里漫步，忽然有人拦住了他。美勒托在两名传唤者（介于城镇传令官和社区警察之间）的支持下告知苏格拉底：你惹上麻烦了。他以夸张的洪亮嗓音公布了苏格拉底的罪行，双方商定了一个日期（就该案而言，很可能是4天后），届时苏格拉底和他的指控者就要去找一位公立法庭的执政官，通过审前审查来仔细研究提告的案件。雅典并无正式的通告制度，所以这段插曲听来颇有些居心不良的意味。美勒托肯定就埋伏在苏格拉底最喜欢去的某个场所——雅典市政广场、城内的某个体育场，或是他常去的圣所——这样，只要这位哲学家一出现，他就能上去拦截。
苏格拉底对雅典街头的争议或挑衅行为并不陌生。在所有文献记载中，他的乐趣都在于为了逼近真相而刺痛别人，在于追问“美好生活”，这让很多人都感到厌烦。一份后世的资料曾描述了雅典人是如何对这位哲学家大打出手的，其原因就在于他那没完没了又让人恼火的问题：
他说他要探究的东西就是——
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遇到的所有好事或坏事。
他跟人争论和探讨问题的时候常常会挨一顿暴揍，被人推来搡去，还会受到群众的嘲笑和奚落。但他都默默忍受了。有一次，他又被人拳脚相加，却还是耐心忍受，有人表达了惊讶，他却说：“要是有头驴子踢了我，你会叫我去告它吗？” [11]
善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谁有资格掌权？爱是什么？苏格拉底不是个能安抚人心的人。50多年来，他的问题一直折磨着雅典人。他说自己并没有在教导人，只是让人“放下教条”。
我们由此也可以理解苏格拉底的这场审判为何会如此重要，对雅典和世界历史都是如此。到公元前399年为止，苏格拉底已经用了人生的后40年（甚或后50年）来劝说身边的人去深刻地、批判性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年轻的男女、祭司和女祭司、士兵和老练的公民都是他劝说的对象。他主张人应该在做鞋、划船和吃饭时也不忘思考。他认为顺应现状和“随遇而安”不仅懒惰，也非人之所应为。
只要一息尚存，还有一把子力气，我就绝不会停止哲学的实践和教育，我会按自己的方式劝告我遇到的每一个人，说服他：噢，我的朋友，作为雅典这座恢宏、强大而智慧的城市的公民，你为何如此专注于积累最多的金钱、荣耀和声誉，却对智慧、真理和灵魂的最大完善毫不在乎呢？为何你根本没有考虑或注意到这点呢？你对此不感到惭愧吗？如果跟我争辩的人说：“嗯，但我在乎”，那我是不会离开或者轻易放他走的；我会询问他，考察他，盘问他，如果我觉得他并无美德，不过是自我标榜，那我就会责备他低估了更重大的事情，也高估了次要的东西。对我遇到的每个人，我都会说这番话，无论老人、青年、公民还是外邦人都不例外，但我对雅典公民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是我的同胞。 [12]
尽管如今摆在这位哲学家面前的指控十分严重，以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但苏格拉底好像也并没有太过忧虑。若柏拉图所言非虚（在苏格拉底的这个人生阶段，他就是身处雅典的一个见证者），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苏格拉底并没有选择被放逐出这座城市，这本是个合法的选项。 [13] 相反，他到体育场里和一些青年（那些自出生以来除了战争年月之外一概不知的小伙子）畅聊了一通，聊够之后，他才去国王柱廊见了巴赛勒斯执政官，即“国王执政官”，提出了自己的抗辩。
执政官再一次宣读了对他的指控：不信雅典的神，引入新神，腐化雅典青年。就我们所知，苏格拉底承认，依照雅典当时的法律，美勒托有权提出指控。 [14] 这是一场小冲突，一种让人难受的处境，但苏格拉底已经多次经历过这种场面了，此番他也不会退缩。 [15]
于是，在3月底或4月初的某天，这位哲学家离开了国王执政官的法庭。现在这个处理诉讼和审判事宜的官僚机构已经上好了油，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民主的雅典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痴迷于发布公告。用来传达新的法律、罚款和宗教集会的莎草纸片、涂鸦以及石刻碑在城里随处可见。民主的决定必须与支持民主的同胞共享。因此，一个善写书法的人又接下了一份差事。雅典市政广场就是苏格拉底思想的见证者，看着他坐在这里，或是四处游走，找人无休止地提问，而此刻又将见证他所受的诽谤。苏格拉底的罪行被人用红色大字写在告示牌上，又挂上了一排“齐名英雄”（Eponymous Heroes）雕像外的围栏，也可能是画在了对面的白灰泥墙上。这是一场粗野的指控，他的颠覆性影响将被记录下来，铭刻于他的雅典同胞和我们的心中。
1954年，挖掘人员在雅典市政广场东南角的地下深处发现了一些白色薄片：易碎的大理石灰泥碎片。这个发现并没有写入挖掘报告，只是记录在了一张库存卡上。不过，最近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16] ：这些薄片上都留有字迹，原本是粗体字，宽0.5英寸，高2.5英寸，色彩鲜明，红彤彤的，绝不会让人漏掉其中要传达的信息。在苏格拉底故去几个世纪后，一位古代的目击者也曾写道，指控他的字句依然可见。 [17]
红字的地位非同一般。雅典的民主制度初建之时，改革家克里斯提尼就意识到，要加强人们对新的、单一民主制的雅典城邦的忠诚，就必须打破他们对旧体制的忠诚。古希腊曾是一个部落社会，但在此刻，雅典几千年的古老部落实际上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10个新造的部落。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人们往往会在地图上画出一些直线，试图抹掉过往，此刻便是其中之一。
这项社会政治工程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每个部落都分配了一位英雄，每位英雄都被雕刻成了比真人更大的精美雕像，列于雅典市政广场中心。这些齐名英雄雕像比街面要高出15英尺，在其队列的两端，巨大的火苗正熊熊燃烧。苏格拉底受审时，这些青铜英雄一直在不分昼夜地提醒雅典人，让他们不要忘记过去25年来的这股激进的民主力量。 [18] 它们是用来传达信息的街道设施，因为在雕像下方的木质和石膏牌匾上，会蚀刻一些高阶罪犯所受的指控。完人、偶像和备受责难的民主罪人都同处一隅。就在这排齐名英雄附近，或是其雕像正下方，或是对面的墙上，苏格拉底的罪行被当众公布了出来。
* * *
当苏格拉底前往巴赛勒斯执政官的法庭时，这场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政治危机和政治试验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雅典经历了可怕而让人憎恶的冲突和内战。其政体一度相当残酷。这次审判前第12年，亦即公元前411年，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一场撼动了法庭效力的噩梦。
[19]
民主制被雅典的一个贵族小集团推翻了。这是雅典的长刀之夜。
屠杀、酷刑、恐吓都随政变而来，雅典人互相残杀，鲜血溅满街巷。
雅典人重历内战，在记忆犹新的恐怖下，他们再一次尝试打造制度性的公平。
公元前410（或前409）年，民主派重返雅典，决心竭力防止派系斗争再次分裂城邦。于是，为了遏制公然的任人唯亲现象，雅典的律政机构——陪审法庭（ dikastes ，即法官和陪审团）每天都会在黎明时被分派到不同的法院。部落式或政治性的集体投票不再有效。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3月、4月的处境也是国家主持公平的一个例证，他马上要面对的就是审前审查，其变数比正式的审判更大。在执政官的主持下，双方要以诚实的问答来尽量清除既得利益、胁迫和彻底的非法行为等因素。审前审查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公平保障。
正是在民主的雅典，讼棍（ sycophant ）出现了，这是一些靠诬告别人而牟利的人，他们自认为能够打败司法系统。公元前5世纪的讼棍（ Sycophantai ）在法律上就相当于今天那些靠怂恿人打官司索赔的人，这些公民会提出一些不可靠的指控，以谋取出庭的报偿，甚至有可能获得净损害赔偿。因此雅典人制定了一种高额罚款机制：如果起诉方获得的票数没超过五分之一，那就必须给国家缴纳赔偿金。 [20]
不过在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起诉方看来不大可能会被罚款。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美勒托都已决心用苏格拉底来杀一儆百。这个年轻的诗人甚至无须支付诉讼费用，因为人们觉得他把苏格拉底送上法庭就是在推动重要的国务，是在行公益之事。在雅典的这个时期，对神的不敬是必须杜绝的——起诉不用付费。人们的情绪和宗教感受都是赤裸裸的，在苏格拉底受审时，每一个活着的成年人都经受过创伤。他们都曾见过自己的公民同胞从逐渐衰颓的对外战争中蹒跚归乡，也听到过邻居的尖叫，这些人只因交错了朋友就招来了灭顶之祸。这是个多事之秋，是这座黄金之城的黑暗岁月。雅典需要宣泄，需要找人来承担罪责。
所以，我们大概会以为苏格拉底对即将到来的审判会非常紧张。
然而色诺芬告诉我们，这个年迈的哲学家根本就没花时间来准备他要对陪审团说的话。在审前审查中，他承认这些指控是合理的（即便并不正当），并期待正式的审判能有益于学术。以下是苏格拉底和朋友海尔莫盖尼斯（Hermogenes）的一次交流，作者（色诺芬）采取了戏剧对话的形式——柏拉图可能也会这么处理。
海尔莫盖尼斯：你就没有必要考虑一下吗，苏格拉底，要说些什么为自己辩护？
苏格拉底：在你看来，我难道不是用了一辈子来准备自己的辩词吗？
海尔莫盖尼斯：怎么准备的？
苏格拉底：就靠一辈子不做任何不义之事啊。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辩护。
海尔莫盖尼斯：雅典的法庭经常因为一场演讲的误导就处死没做过不义之事的人，还有些做过不义之事的人，就因为发表了一场博得法庭同情的演讲，或是靠着花言巧语就被无罪释放了，你难道没见过吗？
苏格拉底：我见过，宙斯作证，我也有两次想考虑一下该怎么自辩，但我的神总在阻挠我。 [21]
在接下来的几周，雅典市政广场里人来人往，其中包括苏格拉底本人、他的朋友克力同（Crito）、斐多（Phaedo）和柏拉图等人，以及各种祭司、商贾、欢蹦乱跳的贫家小儿（这是违法的，别忘了必须是年满18岁的成年公民才能在雅典市政广场露面 [22] ），他们都有机会看到苏格拉底犯了什么事，他需要为何种罪名自辩。苏格拉底所受的全部指控都被人用深红色颜料写在了一面灰泥墙上：
经宣誓，庇托斯人美勒托之子美勒托对阿洛佩克人索福洛尼克斯（Sophroniskos）之子苏格拉底提起了公诉，指控他犯有如下罪行：苏格拉底犯有不承认本国承认的众神和引入其他新神的罪行。此外，他还犯有腐蚀青年的罪行。建议刑罚：死刑。 [23]
雅典人回家时都遮着前额瞧见了这些字句，在凉爽的傍晚，他们喝着小酒，心里肯定也对这种事嗤之以鼻。
转眼已是5月，距审前审查已经过去了6周到8周。审判开始之时，众人都聚到了国王执政官的宗教法庭里，随着太阳不断攀升，气氛愈发显得逼仄闷热，同时大家也都满怀期待。就我们所知，苏格拉底是毫无准备地走进了这个人满为患的法庭。即便如此，这位哲学家肯定也已经读过了公开羞辱他的指控，听到了城中的流言蜚语和朋友们的哀叹，现在他又要听到这些指控了。雅典人心里必定有一个迫切的疑问：这位哲学家会如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