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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神的伴侣》向我们揭示的是，暴力离日常生活并不遥远，它被薄薄的文明遮盖着，只要时机成熟，随时有可能爆发出来，也随时会制造受害者。酒神在开场时就告诉观众，戏里即将发生的一切是暴力的。他说自己既是一个侵略者，又是一个返回家园的人，是为了宣战来到底比斯的。他说：
彭特斯反对敬我为神，奠酒没我的份，
祈祷时从不提我的名字，为此
我要向他们全体底比斯人证明
我是一个天神。……
……如果底比斯人的城邦
在愤怒中采取武力把我的信徒们
赶出山，我将率领狂女们进行战斗。（《酒神的伴侣》，第45—51行）
彭特斯认为，暴力是最好的行动方式。他宣称要以暴力对付酒神的伴侣们：“我已经把她们中的一些关进监狱里，戴上镣铐。其余的人还在山上。就算我的母亲也在其中……我也会用网子把她们捕捉下来。”他决心用暴力来维护稳定，他相信这是维护王国唯一有效的方法。但他从来不曾想过，暴力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可以摧毁敌人也可以摧毁自己。
对酒神的膜拜让底比斯的女性成为酒神的伴侣。她们不仅沉溺于对暴力的幻想，而且将暴力付诸行动。希腊女性平时守在家里相夫教子，以温顺和贤惠著称，然而，就连这样的女性也都有暴力冲动潜伏在心灵的表面之下，一经煽动，便歇斯底里地爆发出来。只需要有酒和舞，就可以使一向温和沉静的女性变成嗜血杀手，而诱因便是她们对酒神的膜拜。
巴库斯（Bacchus）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称号，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的题目原来是“The Bacchae”，是酒神的随从或膜拜者的意思。酒神来到底比斯这个城邦，施展神力把那里的老少女性都变成由他控制和操纵的群众。酒神与酒神随从们之间建立的就是一种膜拜性的宗教关系。
希腊远古时代就已经有神秘的敬神活动，公元前6世纪后在希腊广有影响的俄耳甫斯教（Orphism）便是从古老的神秘宗教源头上来的。从这个传统而来的一些膜拜性宗教发展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如相信灵魂净化、奇迹、救赎、死而复生、死后永生。酒神膜拜就是其中之一。
俄耳甫斯教与古希腊多神教不同。希腊诸神中没有一个是代表痛苦、绝望、忍耐的神。希腊诸神高高在上，对低下的人类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忌恨人类、任性胡为，对人类没有爱，也极少有同情。相比之下，膜拜性宗教的神则带给人更多心灵和精神的安慰。膜拜性宗教有种种与人的罪、死、复生相关的神秘仪式，这样的宗教对人的生老病死、困顿苦难、心身焦敝起着抚慰和治疗的作用。公元前5世纪，膜拜性宗教一直在希腊世界里流传。
今天，“膜拜”（cult）有贬义的“邪教”意思。不过，在古代，膜拜是一个中性的说法，指任何一种神秘崇拜的宗教。早期基督教也是这样一种宗教。
膜拜性宗教与城邦宗教同时存在。与城邦宗教不同的是，膜拜性宗教的信众是自己选择入教的，需要由教内的教徒介绍加入而成为一个秘密成员（mystai）。而且，它们并不排斥城邦之外的人，雅典人或非雅典人都可以加入。酒神崇拜也不限定于哪一个城邦，所以扩展到底比斯的女人中间。
希腊的城邦宗教（Public religion）又叫公民宗教，是城邦公民政治的凝聚力量。在希腊城邦里，神庙都建造在城邦的中心，是公共庆典的场所。本书开头就特别介绍了宗教在希腊城邦生活中的作用，宗教对我们认识希腊城邦政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不管欧里庇得斯有意还是无意，《酒神的伴侣》一剧都为希腊“城邦宗教”与“膜拜性宗教”的同时存在留下历史文化的记录。对神明的虔诚和崇拜构成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错杂在不同层次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中。这种城邦宗教可以称为一种政治宗教，宗教帮助城邦的创建，又是城邦政治的一种体现和表达，更是一种社会生活和集体存在的形式，但不是一种私人经验或个人与神直接联系的形式。
与城邦宗教不同，酒神的膜拜者们与酒神的关系却是建立在人与神直接联系的基础之上。这是所有膜拜性宗教的共同特征，即通过祭祀、祷告，信众进入一种极度兴奋或忘我的精神状态，与神直接沟通，心醉神迷，恍然人神一体。《酒神的伴侣》中的女信徒们就是在这样一种“陶醉”的状态中迷失自我的。
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的城邦宗教开始随着城邦的衰落而衰微，其直接的原因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所造成的民心涣散、心理疲惫和精神颓丧。长期战争带来的灾祸、痛苦、动乱和朝不保夕的生活，让众多的人痛感人生的多难与绝望。此时，情绪性的膜拜性宗教比理性的城邦宗教更能贴近他们的心灵和精神需要。
《酒神的伴侣》首演于公元前405年，是欧里庇得斯最后一部剧作。这时候，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希腊的宗教形态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酒神的伴侣》呈现了底比斯人，至少是底比斯女人们逃离城邦和它的城邦政治宗教的景象，她们跑到城邦外的野树林里去寻找一种更加个人化的宗教体验。
不要忘记，《酒神的伴侣》中底比斯的故事是为雅典人表演的，雅典人当然明白故事的象征意义。故事里的“城邦内”和“城邦外”（野树林）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女人们追随酒神的疯狂仪式发生在城邦外，与城邦内由国王代表的政治是冲突的。
宗教给予人们的不仅是精神信仰，也是普通人情感需要的满足。宗教让人有安全感，可以相互安慰、抱团取暖、有“家”可归，因此具有区别“家人”与“外人”、“我们”与“他们”的人群划分作用。宗教能融合，也能分裂群体，这是它的两面性。
膜拜性宗教的“家”比城邦宗教的“家”要小得多，也更具排外性和攻击性。酒神的女性伴侣们暴力攻击男性和其他“非我族类”，便是出于膜拜群体的极端排外性。正是暴力和仇恨把剧中的酒神膜拜变成一种令人恐惧的邪教。
邪教和宗教都是信仰的形式，它们之间的区别一直就是模糊的，但是确实存在着区别。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如何看待信仰与暴力的关系。如果信仰导致暴力，为了信仰可以，甚至必须以不信者的血来祭神，来表现自己对神的无限忠诚、无限敬仰和无限崇拜，那么信仰就会变成一种最坏意义上的邪教。到了现代，这样的邪教更是发展出来像纳粹德国希特勒崇拜那样更为极端的形式。
酒神不仅给他所到之地带去暴力膜拜的仪式，还缔造一个“教众”群体。酒神成为她们的“教主”，他的旨意成为教众的“教义”。因此，“拜酒神教”就有了邪教机制所有必备的条件。其中教主是最重要的，他是教众的主心骨，也是他们的领袖和主宰。如果没有他，教众便无所依附，无家可归，成为丧家犬般彷徨无助的一群人。失去教主的领导，教众要么就信仰幻灭，要么就饥不择食，随时愿意接受任何别的信仰。所以，习惯于膜拜的教众其实是没有真正信仰的，他们跟随的是首领，不是信仰。
这也是现代社会中群众与领袖的那种膜拜和依附关系。许多有识之士都曾经指出过领袖崇拜的特征：领袖是支撑这个群体存在的精神支柱。就像不能没有食物、饮料或睡眠一样，他们也不能没有一个领袖和主宰；他们是一个以领袖为核心的组织。戴高乐说，人类都是政治动物，他们需要组织，也就是说需要秩序和领袖。意大利社会心理学家西盖勒（Scipio Sighele，1868—1913）说：“这是一条自然规律，当人们聚集在一个团体内时，他们本能地屈从于他们中某个人的统治。”法国社会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说：“在任何社会领域里，从地位最高的人到地位最低的人，只要一个人不再孤立，他很快就会陷入一个领袖的影响之下。”
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讲述的实际上是同一种群众现象：人在孤单的时候，可以是自由的。但是，当他们成为某个群体的组成部分时，就会寻找一位领袖，听从他的指挥并追随在他的左右。酒神的伴侣听从酒神的指挥，他叫她们攻击躲在树上的国王彭特斯，她们就把他从树上拽下来，杀死他，还割下他的头颅。酒神的伴侣们结成一个团伙，没有共同的酒神膜拜，她们就结不成团伙；要结成团伙，她们必须要有同一个主人。
康德把人类看成这样一种动物：一旦他生活在与其同一种类的其他人之间，他就需要一个主人。酒神就是酒神的伴侣们需要的主人，所有的邪教也都如此。康德是就普遍人类而言的，但在《酒神的伴侣》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人类中女性那一部分。
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和《酒神的伴侣》里都有十分暴力的女性，为此，他被攻击为是一个“仇女”或“厌女”的人（misogynists）。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125—180）在他的希腊游记里写道：“据说欧里庇得斯对几乎所有妇女都怀有强烈的反感，要么出于本性，不喜欢与女性交往；要么是因为他同时有两个妻子（根据雅典法令这是合法的），她们使他对婚姻生活讨厌至极。”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里的确可以找到他厌女或仇女的证据。在《美狄亚》中，有一个“邪恶的恶魔”女人；《伊昂》（ Ion ）和《阿尔刻提斯》（ Alcestis ）这两部剧里都有非常邪恶的继母；在《希波吕托斯》里，继母想诱奸继子，暗示通奸这种社会恶习的发明者是上流社会的妇女。
但是，《酒神的伴侣》中对女性群众的描写却不适宜用“仇女”来理解。现有的群众心理研究往往不区分男性群众与女性群众，但我认为群众心理研究应该考虑男女的区别，而《酒神的伴侣》可以说为此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考案例。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男性比较理性，而女性则情感丰富，因此也比较情绪化。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是成见。当然，我们在男性或女性中都能找到不少例外的情况，但许多文学作品也确实是在证明或加强“男人比女人理性，女人比男人感情丰富”的印象。美狄亚的爱恨情仇、酒神女信众们的冲动疯狂都可以与这样一种男女有别的印象联系起来。
人们的另一个印象是，男人天生粗鲁野蛮，习惯于用拳头说话；女人则是水做的，温柔内敛、善解人意。因此，男人遇事容易走极端，容易冲动、诉诸暴力，所谓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人们倾向于认为公路上“路怒”，拔枪杀人的都是男性。相反，女人遇事反倒更加沉稳，更能瞻前顾后，替别人着想。所以许多人对女政治家比对男政治家更加信任。
对女性的尊重不等于否认女性同样会有暴力的冲动和行为。甚至可以说，正因为女性普遍较少采取暴力，女性暴力更成为一个社会普遍暴力程度很高的标志。
男性身处群众运动之中的时候，极容易因为随大流而暴戾冲动、残忍冷酷。如果说这是因为他们“天性如此”，那么“天性并非如此”的女性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得异常暴力，又是怎么回事？这种现象本身就显示，在暴力的群众运动中，男女的区别其实根本不重要。
《酒神的伴侣》里充满暴力，但在暴力后面是狄俄尼索斯的魅力、权威和力量。在所有的社会暴力现象后面也都有一个作为精神领袖和崇拜对象的“狄俄尼索斯”，暴力不过是魅力人物的外化而已。欧里庇得斯意识到这种外化，因此他对狄俄尼索斯的描写存在着模糊性。狄俄尼索斯是力量，是法力（mena），是奥伦达（orenda）。奥伦达是一种无形的非凡力量，一种可以按照其拥有者的意愿施加并传播的精神能量，一种所谓的“魅力”，希特勒就具有这样的魅力。这种力量可以拯救，也可以毁灭。
格鲁贝（G. M. A. Grube，1899—1982）在《〈酒神的伴侣〉中的狄俄尼索斯》一文中这样评说狄俄尼索斯的魅力：“这是狄俄尼索斯的力量，因此也是他得到证明的神性。诗人（欧里庇得斯）不需要变成神学家，去定义那些力量的确切性质和意义，狄俄尼索斯就是这些力量的宗教表达。狄俄尼索斯崇拜的一般意义是很清楚的。酒是神的象征，酒破坏了对行为的纯粹的外部约束，它释放了人心的基本情感冲动、人的深层激情、最广泛意义上的爱神和欲望。这些包括性。”人的基本激情当然也包括一切性质、种类、对象的仇恨。暴力是激情的释放，远远超出性的范畴。
就像我们在阶级斗争和网络暴力里看到的那样，仇恨和暴力的激情用正义包装起来，成为高尚的动力，然后成为所有快乐、满足和骄傲的源泉。这时候的激情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它们崇拜的神也是最邪恶的，“如果谁与这些激情抗争，而不是与它们相处，如果他试图完全否认它们，它们最终会征服他，把他的肢体一块块撕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自己也变得丑陋和邪恶。……欧里庇得斯将这个神和这种崇拜的方方面面、它的美丽和欢乐、它的丑陋和恐怖都戏剧化了……很少有人会否认，正是由于这幅画的完整性，该剧才获得它的力量和它的伟大”。 [2]
欧里庇得斯写《酒神的伴侣》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部悲剧。在这之前，他还有一部著名的反战悲剧《特洛伊的女人们》，描述的是战争导致的可怕的人道灾难。这是欧里庇得斯非常特别的地方，另外两位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把战争当作团结雅典人的国家行为，战争让国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但欧里庇得斯不一样，他把战争看作一种统治权术，一种化装成正义的邪恶。战争并不会因为胜利或达到目的就带来荣耀，无论是胜还是败，战争都是灾难，都会给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带来巨大的伤害。他认为，战争不是打胜了就是好战争，打败了就是坏战争，而是根本没有战争不是人道灾难。放到今天来看，这也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反战观念，对今天的好战人士应该是一副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