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中叶的100年间，智者在雅典的影响，以其怀疑精神和理智主张，被称为“智者启蒙”（Sophistik als Aufklärung）。
智者是知识传授人，不是哲学家，他们的思想方式接近于戏剧家而不是哲学家。智者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柏拉图反驳说：“普罗泰戈拉错了。神才是万物与人的尺度。”对智者们来说，人是活着的话语者，对任何一种话语，人都可以提出另一种对立的话语，没有确定的真理可言。同样，悲剧也可以说是人物在交换对立的话语。但是柏拉图说：“不。假如有两种话语，那么一种是对的，另一种是错的。”智者和悲剧诗人都不在乎是否只有一种话语才是对的，他们也不打算提供哲学家追求的那种明确性和确定性。柏拉图以同一种理由既反对智者，又反对戏剧家。他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他也只承认一种真理。
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不是理性主义的，但却是怀疑和激进的，因此经常在许多方面显得与当时的雅典社会格格不入。他质疑蓄奴的正当性（当时最体面的世族人家都有奴隶），同情妇女，甚至胆敢怀疑善良的人是否该崇拜奥林匹斯诸神。他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诗人，更重要的是，他正直而且诚实，他在残篇《柏勒洛丰》（ Bellerophon ）里写道：
不是有人说神明在我们头上吗？
没有神明，不，没有神明。不要上当，
不要让古老的不实传说欺骗了你。
你要自己看清事实……
我告诉你，国王们杀戮、抢劫、发誓后不守誓约，
他们用欺骗毁掉城邦，
但每天都比虔诚的百姓过得舒服……
上天之神的荣耀
是因为我们善良，却总是倒霉。
在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攻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雅典的保守和激进思想有多么严重的对立。阿里斯托芬嘲笑民主拉低雅典人的水准，他对怀疑宗教的人士充满了质疑和恐惧。他在《巴比伦人》（ The Babylonians ）里攻击民主领袖克里昂（Cleon，伯里克利的继承人），因语言实在太恶毒和不堪而遭到罚款。他在《骑士》（ The Knights ）里对民主的咒骂也是刻薄尖酸，以至于没有人敢演那个发出咒骂的角色，阿里斯托芬只好自己来演。
阿里斯托芬视智者为国家的敌人和败坏雅典人道德的恶徒。在《云》（ The Clouds ）里他的靶子是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从智者那里学来他的“辨诘术”（Dialectic）。他在《蛙》和《地母节妇女》（ Thesmorphoriazusae ）中对欧里庇得斯的攻击可以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这些都让我们看到，雅典“启蒙时代”并不是一个已经启蒙了的时代，而是一个刚刚有启蒙的苗头，但受到传统思想猛烈阻击的时代。
欧里庇得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悲叹雅典的集体道德沦丧。他看到了，而且对这个社会问题从不讳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完全不顾政治荣誉和正义，恃强凌弱，欺负中立的小国弥罗斯（Melos）。不久后，欧里庇得斯便在《特洛伊的女人们》（ The Trojan Women ，公元前415年首演）一剧中发出不平之鸣。剧中人物赫库芭（Hecuba）悲叹道：“战争把我抛进苦难的深渊”（第138行），“命运变了，你得忍受”（第101行）。战争使女人们成为奴隶，“这是冷酷无情的必然性法则”（第616行）。有太多的不公道，女人们什么都不能做，她们“所能做的就是痛击头颅，拍打胸脯”（第791行）。她甚至开始怀疑神灵的正义，“宙斯啊，你到底是什么，我弄不清楚”（第885行）。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雅典人不道德的行为也有所批评，看上去是白描，其实包含着讽刺。雅典人到弥罗斯去逼降，弥罗斯人对雅典人据理抗争，雅典人傲慢地回答说，正义和荣誉都不过是一个说法：“强权能索取什么就索取什么，弱者必须付出什么就得付出什么。”
这时候的雅典已经不再相信正义，奉行的完全是道德相对主义、机会主义和“强权即正义”。
修昔底德还描述那个道德沦丧时代的党争：“他们既不顾及正义与否，也不顾及城邦的利益，唯一的行为标准就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因而他们随时准备利用不合法的裁决来处罚敌人，或者用暴力夺取政权，以发泄他们一时的仇恨。结果，虽然双方处心积虑所追求的都不是正义的目标，但是那些利用美妙的言辞来实现其罪恶目的的人，却赢得很高的威望。”
说一套做一套，说得漂亮，做得肮脏，这已经成为当时政治公开的潜规则，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城邦的领袖们都有极其美妙动听的纲领：一方面高喊民众应在政治上平等，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行稳健的贵族政治。他们打着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事实上是为他们自己谋取私利。为了在斗争中赢得优势，他们不择手段，不惜采取最可怕的行动。”
憎恨和鄙视智者的人士认为，这种耍嘴皮的伎俩和骗术都是智者败坏希腊人的结果，但是智者又何尝不是那个道德已经沦丧的时代的产物？他们是雅典社会可悲现状的征兆，而不是病因。在现实的时代环境里，智者不像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要找回永恒的、超越现实的正义。智者不过是实用知识的传授人，他们教授如何运用语言和修辞技能赢得辩论，如何把什么事都说得漂漂亮亮。如果有需要，谁都可以从他们那里购买这样的技能，只要付费，他们就愿意把这技能传授出去。
智者是教授修辞技艺的老师，修辞并不决定它自己的目的或用途。运用修辞技艺的是人，不同的人会为不同的目的运用这项技艺，有的是为了正当地说服，有的是为了欺瞒和诈骗。智者当然有责任告诫人们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他们在教授修辞和辩论技艺的同时，也应该告诫学生要善用，而不是滥用此项技艺。他们没能这样做，这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是一个前车之鉴。今天的老师在传授任何知识的同时，也同样有责任告诉学生对知识的善用和滥用是有区别的。可惜古今中外，总是有一些老师只教知识，不教做人的道理，有的甚至还故意把学生引入歧途。
智者的教学在认识论上是怀疑主义的，在道德上则是相对主义的，一旦极端化，就是没有原则，没有真伪、是非、对错的分辨和区别，后者是危险的，也是有害的。他们教授辩论的技艺，以论辩获胜或以有说服力为目标，不谈形而上，不谈道德，只讲技艺，这就令人担忧会破坏或颠覆传统哲学的道德目的。
人们对此有所怀疑和不满，是正常的。这就像今天学校里训练辩论队，但辩论自由或人权是不是能“当饭吃”，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这种训练的担忧和不满。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里嘲笑智者是“变色龙”，柏拉图痛恨智者的道德虚无主义和相对论，认为智者是诡辩家，他对智者的攻击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对智者的看法。
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喜欢智者，有观念的原因，也有行为的原因。例如，苏格拉底教学生不收学费，智者则是收费教学。其实，这就像音频节目应该免费还是收费，只是经营方式不同，并不涉及道德问题。智者的教学主要是传授知识，也就是授业和解惑，这是教师可以主导的实用教学部分，至于教学的另一个部分——“树人”，那就不能由老师主导了。
“树人”即是教学生做人的道理，成果体现为美德，但美德不只是知识，更是行动。接受美德教育的人，可以成为正人君子，也可以成为伪君子，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可以是无恶不作的歹徒。智者有足够的理智和现实感，所以不会对“树人”的功效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跟我们今天大多数老师对“思想教育”的态度是差不多的。不夸张地说，作为知识传授人的古代智者与我们今天学校里的教师是同一种人，古人教育实践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同样体现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身上，有关的褒贬和争论也都是我们所熟悉的。
就传授知识而言，智者开始并没有负面的形象。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古典学教授乔治·肯尼迪（George A. Kennedy）在《古希腊启蒙时代的智者和医生》（“Sophists and Physicians of the Greek Enlightenment”）一文中指出：“智者指的是有智慧的人，希罗多德说到梭伦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时候，用的就是‘智者’这个说法。”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经常被翻译成“专家”，那些教授辩论术、修辞学和公民学的教师自己也接受这个称呼。他们在希腊的主要城市里展示思想和言语技巧，举办各种活动。出席这些活动在当时是很时尚的文化行为，令人兴奋，和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差不多。但这些都不是免费的，而且入场费相当昂贵，所以追随者通常是富裕家庭的年轻成员，而他们家里的老人们经常是不赞成的。
其实，智者的名声在与苏格拉底的对立中被贬低之前，“sophists”这个名头有褒义而无贬义。在荷马的著作里，“sophie”是一种技能，不限于文字、修辞、辩论的技能。所以，“sophists”指的是任何一个技能娴熟、出众的工艺者，后来也用来称呼占卜人、诗人、乐师等。传说中的希腊七贤也被称作“sophistai”，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也都享有这个称号。
公元前5世纪，智者只不过是教学职业的成员，不属于什么政治、哲学或文学的学派。他们有教无类，只要交纳学费，谁都可以来学。他们教授的是公开演讲的技艺、美德、公民活动的技能，因此在政治立场上是反贵族特权的。
这样的知识教学推动那个时代的知识转型。肯尼迪指出，希波战争之后的希腊思想之所以呈现出启蒙的态势，是因为“那时候的主要思想家们用一种理智的态度（Rationalism）来看待人和世界，对思想探索充满热情，这令人联想到18世纪（启蒙运动）。文明战胜野蛮，无疑增强这一趋势，因为这提升人们的希望，更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地方，人可以在这个世界发展出能满足人类需要的新的政府和社会机构，以及新的思想和艺术方式。而所谓的智者就是这一思想立场的代言人。”这是对智者的一个客观历史评价。
应该看到，智者不是诡辩的发明者，也不是谎言的创造者，就算没有智者，这个世界上也还是有诡辩和谎言。今天我们社会里最善于诡辩和说谎的人，有几个听说过古希腊智者，又有几个是从古代智者那里学来的欺骗和洗脑法术？
智者们总结和归纳出公共辩论的一些基本要素，使得辩论成为一门有操作性的教学课程，至今仍然影响着西方学校的说理课程。但是，这样的课程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技艺的教学，而是添加其他内容，例如关于说理伦理、说理公共目的、说理与自由言论和民主政治的关系等。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话语分析，其开拓性的工作是从古希腊的智者开始的。是他们首先提出“定义”、“词类”、“语气”（mood）、“措辞”（diction）等基本概念，他们还发展出一套专门术语和方法，用于分析散文修辞的艺术和效果，讲解戏剧或其他文学形式的语言特征（吊诡、反讽、讽刺），这就形成一套有教学操作性的分析、评价和批评专用语言。这样的教学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经过中断，后来又在2世纪至4世纪复兴。可以说，没有古希腊智者的修辞教学，就很难想象会有罗马时代盛行的那种演说学。而在罗马帝国，“智者”成了对希腊修辞学和哲学教师的尊称。
智者的工作不只是教授辩论术和修辞，他们还提出许多非常有意思的观念，有的就反映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包括：辩论双方的同等可辨性（《美狄亚》），美德的可教性（《希波吕托斯》［ Hippolytus ］），价值的相对性（《阿尔切斯提斯和海伦》［ Alcestis and Helen ］），修辞的力量和滥用（《美狄亚》），对现实的不同感官知觉（《海伦》［ Helen ］），习俗道德（nomos）的相对性（《美狄亚》《酒神的伴侣》［ The Bacchae ］）。
虽然欧里庇得斯不是一位智者，但他的戏剧却也像智者在雅典的智识活动一样，事实上成了雅典新潮和激进思想的一部分。在下一节要谈的《美狄亚》中，美狄亚和她丈夫的争吵就是双方同样“有理”的长篇对辩，这是一种具有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辩特征的正反辩论技巧，完全不同于以前戏剧中常见的那种正面人物滔滔不绝，反面人物无言以对的一边倒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