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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里庇得斯生前就是一位富有争议的悲剧诗人，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戏剧诗人像他那样受到各种嘲讽和指责。他生活的那个雅典黄金时期（前5世纪）又被称为古希腊的启蒙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思想困扰的时期。
启蒙时期的雅典思想舞台上同时活跃着三种人：诗人、智者和哲学家。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许多观念冲突，影响到对欧里庇得斯的理解和评价。从他那个时代直到今天，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欧里庇得斯与智者的关系，甚至有人怀疑，他本人就是一个擅长于写剧的智者。
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哲学家的观念是传统的，而智者则成为公元前5世纪新思想的主要代表。苏格兰古典学者古瑟里（W. K. C. Guthrie，1906—1981）称欧里庇得斯是“新思想的另一位代言人”，让人们对欧里庇得斯与智者的关系更有兴趣。科纳赫（Desmond Conacher，1918—2000）教授在他的《欧里庇得斯与智者》（ Euripides and the Sophists ）一书里则认为，欧里庇得斯“首先是一位戏剧家，而非哲学家”，他与智者的关系不是思想上的同盟关系，而只是他的许多戏剧主题与智者的观点有相符或不谋而合的呼应，其中包括“人无从知道神是否存在（不可知论）”“美德是可以教授的（非天生论）”“修辞可以把弱理说成强理（言语非真理）”“道德是相对的（非神定论）”，等等。关于公元前5世纪智者在这些方面的观念，我们在下文讲到如何理解智者与哲学家的关系时还会细说，先谈一谈欧里庇得斯这个人。
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初期，正当斯巴达将士在温泉关与进犯的波斯大军浴血奋战之时，希腊和波斯的海军也在优卑亚岛（Euboea）的海面上鏖战。在优卑亚岛与希腊大陆之间有一道海峡，叫欧里庇斯（Euripus）。也就是为了纪念希腊在优卑亚岛那次虽败犹荣的战役，当时雅典一对做蔬菜水果生意的普通夫妇，给自己刚出生的婴儿取了“欧里庇得斯”这个名字。有的传说甚至认定，欧里庇得斯是出生在萨拉米斯海战那天。这也太巧了，不足为信。不过，确实有点讽刺的是，这个因一场战役得名的孩子，后来成了一位强烈反战的悲剧诗人。
欧里庇得斯成长于一个思想碰撞、酝酿着剧烈变化的时代。他比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更加直接地介入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新潮流。在这个发生剧烈变化并且雅典已经开始显露衰败的时代里，欧里庇得斯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与他相比，索福克勒斯虽然也见证这个时代，但他一直都是冷眼旁观者，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欧里庇得斯虽然比索福克勒斯早去世几个月，却代表着索福克勒斯之后的一个新时代。
欧里庇得斯时代发生的许多思想变化中，最重要的便是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这些都是理智观念上升的标志。在雅典城邦以教授知识谋生的智者都是这些新思想的代表。
普罗泰戈拉是他们当中的一位著名人物，他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就像许多前苏格拉底哲人流传至今的残篇一样，这句名言没有上下文，它的确切意思则可以有不同的诠释，但似乎是把人放在自然界仲裁者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本来是属于神的。普罗泰戈拉是神“不可知论”的支持者，他在自然主义的框架里解释宗教。他在《论神》的残篇中写道：“至于神，我没有把握说他们存在或者不存在，也不敢说他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有许多事物妨碍了我们确切的知识，例如晦涩的问题与人生的短促。”在普罗泰戈拉那里，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倡导理智的观念。
公元前5世纪末，古希腊医学的发展则从另一个方面涉及人与自然而不是与神的关系。希波克拉底学派将四元素论发展成为“四体液病理学说”（Humorism）。他们认为机体的生命取决于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元素的各种不同配合是这四种液体的基础，每一种液体又与一定的“气质”相对应，每一个人的气质由他体内占优势的那种液体决定。如热是血的基础，来自心，如果血液占优势，则属于多血质。四体液平衡，则身体健康；失调，则多病。以前，癫痫病被当作人因为神明附体而致，是一种“神病”。但希波克拉底幽默地告诉人们，那是一种有自然原因的疾病，是脑子出了问题，才变成这副模样。希波克拉底学派对待致病原因的原则是理智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他注意外界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有比较明确的预防思想。他们教导年轻的医生：进入一个没到过的城市时，要研究该城市的气候、土壤、水以及居民的生活方式等，作为医生，只有预先研究城市中的生活条件，才能做好城市中的医疗工作。
雅典的那种理智观念是一种思想氛围。我们不必把这种氛围称为什么“主义”，它不同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的理性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怀疑、思考、求知、探究真相，避免偏听偏信。
今天，我们把苏格拉底视为这种理智观念的最佳代言人。在《理想国》（ Republic ）第四卷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这个角色的发言，区分了灵魂三种不同的成分：欲望（epithymetikon）、精神（thymoeides）、理智（logistikon）。在第十卷里，他提出，灵魂本质上也许真的只是理智，因为当我们把它与肉体生活分离开，同时把它与它的最佳部分和它最喜爱的部分（永恒的、不朽的神的理念）结合起来时，我们便可以看到最好的灵魂。在第九卷里，他还说，人有人的灵魂，它支配着人内在的狮性和兽性，如果理性公正，用人性（或者应该说用神性）抑制兽性，全人类就能处于最佳生活状态。苏格拉底关注的一直是人、人性、人的灵魂、人类的公正，所以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地上，从宇宙移到人间。
虽然今天，我们把哲学家苏格拉底看作是这种理智观念的最佳代言人，但其实在苏格拉底之前，普罗泰戈拉和普罗迪科斯（Prodicus，约前465—前395）就已经在追求以人的伦理和政治为主的知识。这两位是著名智者，都做过欧里庇得斯的老师。
普罗迪科斯是古希腊哲学家，第一代智者，曾以凯阿岛（Kea）大使的身份前往雅典，以演讲者和教师的身份而知名，他的课程以语言学和伦理学著称。他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一名自由教育者，他的自由主义似乎影响了欧里庇得斯。比起其他智者，柏拉图对他更为尊重，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普罗迪科斯与苏格拉底似乎是友人，在思想上持不可知论，也是一个宗教的自然主义者。从身份上来说，普罗迪科斯和苏格拉底有区别，一个是智者，一个是哲学家。不过，雅典政治家和十大演说家之一的埃斯基涅斯认为苏格拉底与智者们是同路人，称他为“智者苏格拉底”（Socrates the sophist）。
欧里庇得斯也当过普罗泰戈拉的学生，普罗泰戈拉以用词精准闻名，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还戏仿过他。传说欧里庇得斯与苏格拉底也有来往，但只是传说而已。欧里庇得斯成名之时，苏格拉底还只是一个学童，他们两位都在思想上独立而不从众，都与当时的主流保持距离，跟习俗传统格格不入，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据说苏格拉底最爱看的就是欧里庇得斯的戏剧，每场必看，一场不落。
欧里庇得斯从18岁就开始写剧。公元前455年，他的剧第一次演出时，他24岁。虽然他一生写过90多部剧，但只得过5次一等奖，相比起索福克勒斯的18次，简直太少了，可见他的剧不如索福克勒斯的主流。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都是在战争的阴影下写出的，他写《美狄亚》（ Medea ）时已经50岁了，他热爱雅典，但讨厌雅典的傲慢排外和歧视女性，痛恨雅典的帝国野心和不断的战争。他的所有戏剧都必须被放到他强烈反对战争的立场下来理解。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以战争为荣，这使得他与两位前辈悲剧诗人完全不同，我们最后要讲的《特洛伊的女人们》就是一部出色的反战悲剧。他的戏剧是雅典非主流理性氛围中一个具有特色的品类，剧中的人物行为背后都有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动机，这些动机源于普通人都有的情绪、情感和欲望，是可以用理智去把握的，与神或神谕无关。他关心现实，描写的角色大多是女性、乞丐和下层人；就算他写体面人，体面人在灵魂里也和乞丐没有什么两样，《美狄亚》一剧里的伊阿松（Jason）就是这样。
欧里庇得斯是第一位把英雄写成凡人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说，他自己是按照人应有的样子去写人物，而欧里庇得斯则是按照人原本的样子去写人物。一个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另一个则是理智冷峻的现实主义。
在人物刻画上，也许只有莎士比亚和易卜生这样的后世戏剧家才能与欧里庇得斯媲美。他了解人的心理可以扭曲成什么样子，了解人的情感一旦走火入魔有多么可怕，他把这些写进他的戏剧。
他的剧中有“好人”，他们的善良是自然的、平凡的，不是什么道德模范。他描写更多的是人性的弱点，不是什么大奸大恶，而是那些还称不上邪恶的人性缺陷。这样的人物刻画对现代戏剧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被誉为戏剧心理现实主义的开拓人。他剧中那种前所未有的人物内心活动和动机刻画让古典学家诺克斯（B. M. Knox）赞叹道：“他是那个（人性）笼子的创造者……那个笼子就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 Othello ）、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的《费德尔》（ Ph è dre ）、易卜生和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的舞台。被囚禁在人性笼子里的男人和女人因强烈的爱和恨而相互摧毁。”
著名美国报人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里把欧里庇得斯称为“雅典的瓦尔特·惠特曼”，他热情洋溢地说：“民主在这位悲剧诗人身上找到它的代言人。在阿里斯托芬的《蛙》中，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在阴间辩论。有一处，欧里庇得斯自夸道，他教会普通人怎样发言。”常有人说，在欧里庇得斯的剧本里，神和女神说起话来像凡人，而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却像神一样崇高，说话用的是哲学家的语言。
在欧里庇得斯的剧本里，平等主义的民主思想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宣称，奴隶和主人、私生子与合法子都是平等的，这比斯多葛派提出的相似主张要早一个世纪。他还宣称，人内心品格的不同比出身的贵贱区别更加重要。在《厄勒克特拉》（ Electra ）一剧里，一位身份低微的农民保护了被放逐的公主厄勒克特拉，农民才是真正高贵的，他高贵在精神上而不是在家谱世系上。
在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中，最年轻的欧里庇得斯对言论自由有最多的话要说。言论自由和自由地展开精彩的对话辩论赛是他最喜欢的题材之一。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所写的是古代神话中的国王和神，但在欧里底得斯的作品中，普通人，尤其女人，首次体面地登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妇女解放运动是从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开始的。
戏剧与思想、戏剧与政治、政治与知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些关系来理解他的戏剧。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与那个时代雅典的主流想法不同，他的悲剧很少能获得他所希望的理解，也许是因为他总是在说别人不愿意说的话，也许是因为他不愿意说别人总是在说的话。这使得他的戏剧在他活着的时候就饱受争议，他参加酒神节比赛的50年中，平均每10年才能得一次一等奖。他年老后在雅典不受欢迎，便离开希腊大陆，栖身于北方的马其顿国，在那里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马其顿国是一个文明和野蛮并存的世界，欧里庇得斯算是找到了一个更适合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