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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罗克忒忒斯》故事中“机械降神”的结束方式，是希腊悲剧常用的一种叙事手法，原本指的是在戏剧的结尾处，用机械装置把一个神从半空中降到舞台上，用神的评判或命令来解决剧中人物的困境或难题。后来，这个说法也用来指任何一种勉强结束故事情节的手法。例如，某个人物得到一笔遗产、发现一份让事情真相大白的文件或遗嘱、一封尘封多年的信件揭示人物的真实身份、一件信物最后让失散多年的家人破镜重圆等。这种结局在19世纪小说里也经常可以看到，例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 ）和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的《德伯家的苔丝》（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在当代的大众文艺作品中，“神从天降”的手法更是比比皆是。
文学故事与现实生活的一个主要差别就在于，文学故事总是有一个结尾为故事画一个句号，让问题得到解决，使误解或冤屈得以化解，困境得以解脱，努力和期待有了结果，未来显得光明而有希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切往往并不真实。相反，现实生活中充满解决不了的问题、难以摆脱的困境和毫无希望的期待。
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忒忒斯》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许多人都有亲身体会但却无法找到解答的人生困境：人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遭受冤屈、摧残和苦难后该怎么办？我们可以看看著名翻译家是怎么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的。
巫宁坤出身于现已成为传奇的西南联大，他的老师同学们包括沈从文、卞之琳、穆旦（查良铮）、汪曾祺等。1943年，他23岁，赴美国担任在美国受训的中国空军机师的翻译员，五年后入读芝加哥大学。1951年，他还未拿到博士学位，便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去该校西语系任教。1957年，他回国后没几年，因为给美军当过翻译员的“历史问题”被错划为“右派”。
巫宁坤的“历史问题”就如同菲罗的腿伤，成为他被歧视、排斥和抛弃的缘由，他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所改造，和菲罗一样，他成为一个“非人非兽的异类”。“文革”中，他遭受更大的苦难，直到“文革”后才被“平反”。这时候，他面临着菲罗同样的问题：该如何对待自己20多年来遭受的非人苦难？又该如何“回归”社会？
巫宁坤被“平反”回到北京后，拜访故友卞之琳。卞之琳见面就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长回来跟我说，宁坤的思想真解放。我一听就明白你又惹事了。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依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即彻底平反），专心搞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卞之琳扮演的似乎就是《菲罗克忒忒斯》一剧中奈奥的角色。在卞之琳看来，“专心搞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就应该是巫宁坤“回归社会”的方式。为此，巫宁坤应该忘记自己以前的个人不幸，从大局着想，向前看，正确对待自己的个人不幸，这样也符合巫宁坤自己的个人利益。这就像奈奥劝导菲罗，你回到特洛伊城下希腊人的军队中，可以建立新的功劳，也可以治愈你的腿伤，于公于私，两全其美。
如果有一个神可以从天而降，告诉巫宁坤他该怎么办，那会是多么幸运的事啊！可惜，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巫宁坤必须自己决定他究竟该如何对待过去的苦难，该对他无辜遭受的苦难和不公不义做些什么。于是，他找到的方式是写一本书。
诗人黄灿然说：“巫宁坤是被上帝选中的。就像杜甫被选中，装上凡人的躯壳，从而成就写尽人间沧桑的伟业一样，巫宁坤也被上帝装扮得恰到好处，使他尝尽人间苦果，为的是让他作为一位有力的见证人。他的位置不高不低，他的思想不偏不倚，他不是名人也不是无名氏，他从共和国建立之初到‘文革’结束，一次不漏地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更意味深长的是，他受良好教育，出国留学，阅读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归国，受难，然后再出国，用一生的全部积累加上必不可少的距离感，撰写这部回忆录。最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终保持灵魂的纯净，这使得他的回忆录既无遮掩又无怒气，既无须忏悔又有足够的胸怀宽恕任何对不起他的人。”巫宁坤的书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一个见证。
美国古典文学学者约翰·弗格森（John Ferguson）在《希腊悲剧导读》（ A Companion to Greek Tragedy ）一本书这样评论《菲罗克忒忒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部剧最后走进一条死胡同：奈奥将无法获得他渴望的荣光，菲罗的腿伤将永远无法治愈，奥德修斯‘足智多谋’的名声将要毁于一旦。神人赫拉克勒斯的出现一下子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他那不可信的奇迹解救了所有人。” [4] 索福克勒斯以他的戏剧方式，提出冤屈受难者该如何记忆苦难往事的问题，给出一个让我们现代人很难满意的回答：把苦难当作神意来默默忍受。2500年后，巫宁坤用他苦难见证写书的方式，对索福克勒斯的问题做出他自己的回答，他将三十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让自己成为一名坚强的历史见证者。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作家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1928—2016）说，历史见证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任何倾听见证的人，自己也就成了见证者。
菲罗是一个受冤屈者，他有权决定如何对待自己曾经遭受的冤屈。他可以选择记恨一辈子，绝不忘却也绝不宽恕；他也可以选择从大处着眼，把个人的恩怨放到一边，不再追究往事。无论如何，这都是冤屈者自己的选择，旁人没有权利代替他做选择，更没有权利对他妄加指责，或强制他做某个选择。
奈奥尊重菲罗的选择权，他同情菲罗的遭遇，不仅因为菲罗被同伴们不义抛弃，更因为菲罗十年来在荒岛上所过的那种人不像人、野兽不像野兽的孤独生活。
《菲罗克忒忒斯》是索福克勒斯戏剧中唯一没有女性人物的剧，也是少数不以城邦为背景的剧之一。这二者是一致的，没有女性的地方不是一个人类社会，而菲罗所生活的那个荒岛正是一个远离人类文明的地方。菲罗在这个荒岛上靠三样东西存活下来：火、弓箭、洞穴。他如野兽般生存了十年，但没有变成野兽，全靠火和弓箭。他这样描述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
我就在这狭窄的斗室里孤独地过活，
一切需要勉强自己挣扎着对付。
饥饿来时靠这张弓打下长羽毛的野鸽，
绷紧的弓弹出去的箭射到了无论什么，
我这不幸的人都得自己爬过去，拖着
这可怜的腿一直爬到猎物掉下的地方。
口渴了，必须弄到水喝；还有，冬天里
满地结着白霜，必须捡拾柴火来生火。
为了这些，我这苦命人儿都得爬着出去。
而且，没有火。但是，用石头敲石头，
好不容易我敲出了深藏的火星，
这是让我一直活到今天的要素。
真的，头上这片屋顶和保存在它里边的火种
保证了我需要的一切——除了治不好我的病。（《菲罗克忒忒斯》，第284—299行）
荒岛上的菲罗是一个没有城邦的孤独个体。亚里士多德说，孤独的个体要么是神，要么是兽。菲罗与这二者都沾着一点边，但更多的是兽。他不是神，但沾着一点神气，因为他有神弓，无论走到哪里都弓不离身。但是，他活得更像野兽。他孤魂野鬼般躲在洞穴里，不能直立行走，只能爬行：
与多毛的或多斑的野兽为邻，
忍受饥饿之苦和无法治疗的疼痛。
只有口齿不清的回声
从远处的岩壁重复他
痛苦的叫喊。（第186—190行）
常年的孤独使菲罗只剩下两个简单的感觉：一个是恨，恨奥德修斯、恨希腊大军的统帅阿伽门农、恨阿伽门农的弟弟墨涅拉俄斯，这些所谓的希腊英雄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背叛和抛弃他。另一个感觉是痛，腿伤有时痛得他恨不得结束自己的性命，但他还是活了下来，因为他还没有断了“回家”的念想，他与外面世界还有未能完全割断的联系。
火和弓箭不仅是菲罗用来求生的工具，也是他与外界人类世界联系的方式。索福克勒斯时代的希腊是一个殖民拓张的时代，希腊每建立一个殖民地，就会从市政厅（Prytaneum）的公共炉膛里象征性地取一个火种，送到那个新地方，在那里点燃一个公共炉膛，这是所有人家前来取火的地方。在这样的传统习俗背景下，火也就具有了公共空间的象征意义，火是为了整个群体而燃烧不熄的。
菲罗的火是他个人的，他每次有需要，都得自己用石块敲出火星，自己造火，他没有公共炉膛让他能方便地取火。然而，即便如此，对他来说，火也不只是生存的需要，而是在提醒他，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他熟悉的用火的人群。
他的弓箭同样是一个孤独个体与遥远人群之间维系的象征。他带着弓箭，原本是为了到特洛伊去作战的。弓箭原本是他这个战士的武器，是作为战斗群体一员的标志。如今他在荒岛上，用神弓射的不是敌人而是鸟类，弓箭成了果腹的工具，与一根木棍、一块石头没有什么两样。可怜这弓箭成为他这个战士最后残存的威力，也竟然成了奥德修斯带人到荒岛上搜寻他的唯一理由。
菲罗的弓箭也是他与神明之间最后的联系。在岛上，没有东西可供他祭祀神明，神弓是那位死去的半神英雄留给他的最后护身符，后来也成为他与奈奥这个陌生人之间的信物。他在入睡前把弓交到奈奥手里的时候，似乎意味着他又找回一点对外部世界的信任。
这种信任是通过人与人的交谈建立起来的，因此交谈也成为《菲罗克忒忒斯》的一个重要主题。菲罗在荒岛上孤独地生活，完全没有可以交谈的人，零交谈是一个人极端孤寂、彻底孤独的标志。菲罗有机会与奈奥交谈，这是他可以尝试走出孤独的第一步。
交谈是有益的，但也是危险的。不仅有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的危险，还有别人用谈心和恳谈来对你进行欺骗和设下陷阱的危险。菲罗在与奈奥交谈时就碰到这样的危险，要不是因为奈奥的诚实和良心发现，菲罗肯定会成为一个被人用交谈来设局和谋害的受害者。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希腊文学与文化教授西蒙·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在《悲剧中的语言：修辞与交流》一文中指出：“《菲罗克忒忒斯》一剧中的语言作用与文明观念是紧密相连的。莱姆诺斯荒岛上杳无人迹，没有任何文化制度，这与希腊大军等级分明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希腊大军围攻特洛伊，正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之名出兵的。这个对比在（语言）交流的层次上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奥德修斯把语言当作工具。对他来说，语言是否有用，全看能否到达他想要的目的。相反，奈奥和他父亲阿喀琉斯一样，对谎言欺骗有着强烈的厌恶，他运用语言时，必须正直、诚实、实话实说。” [5] 真实和真诚地使用语言不仅是为了准确地传达意思，而且也是为了维护人与人之间必要的信任。不诚实的语言与信任匮乏的社会彼此如影随形。语言的污染是从思想的污染开始的，思想污染语言，语言也一定污染思想。虚假不实的语言始于欺骗和谎言的需要，会随着效仿和传播在人群中蔓延，就算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也未能幸免。事实上，不实和有害的语言几乎总是由有文化的聪明人发明并找出理由来运用的。奥德修斯就是这样一个善于用语言来骗人骗己的聪明人。
《菲罗克忒忒斯》是一部人文内涵非常丰富的戏剧，广泛涉及多个还可以继续进一步探讨的人文主题：冤屈、苦难、孤独、友谊、信任、背叛、良心发现、受害者选择是否宽恕的权利、语言的沟通和欺骗、如何摆脱受害心理定式、如何在灾难之后重新开始生活。这些都是永恒的文学主题，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必须面对的问题。
[1] Ferguson, A Companion to Greek Tragedy , 182-183.
[2] Joel D. Schartz. “Human Ac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Oedipus Tyrannus,” in J. Peter Euben, ed., Greek Tragedy and Political Theory ,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183-210.
[3] Thomas Blass, The Man Who Shock the World: the Life and Legacy of Stanley Milgram ,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xviii.
[4] Ferguson, A Companion to Greek Tragedy , 212.
[5] Simon Goldhill, “The Language of Tragedy: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In P. E. Easterling,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