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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王对是否要收留这50位少女这件事的利害得失有他自己的考量。对他来说，做出庇护这50位少女的决定虽然有些纠结，但总的来说，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之所以纠结，是因为他在对城邦的安全责任和对难民的道义责任之间产生矛盾。虽然这50位少女避难者的祖先与希腊有亲缘关系，但她们毕竟是阿尔戈斯城邦的陌生来客。阿尔戈斯是一个小城邦，如果埃及国王要来兴师问罪，那将是城邦的灾祸。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阿尔戈斯民众该不该帮助这些少女难民？他说：
此事困难重重，难以克服，
有如河流淌进了灾难的旋涡，
我也进入了不平静的不幸深渊，
没有任何港湾可摆脱苦难。
如果我不满足你们的请求，
那时正如你所说，我罪责难赎；
如果我同埃古普托斯的儿子们
为城邦而战斗，用武器解决争执，
造成的损失会多么令人痛心。
男人们为了妇女而血染大地，
可对乞援人的保护神宙斯的愤怒
又该敬畏，这愤怒令凡人最畏惧。（《乞援人》，第468—479行）
宙斯是所有出门在外者的保护神，也是正义之神。如果不善待来客，就会触怒宙斯，后果是极为严重的。阿尔戈斯是一个小城邦，所以更需要宙斯的庇佑。就算埃及发兵前来问罪，只要宙斯能够庇佑，也还能化险为夷。埃及国王的怒火虽然给阿尔戈斯带来安全之忧，但宙斯更强大。宙斯代表的是道义，因此，虽然阿尔戈斯国王面前的道义与安全看起来有冲突，但解决这个冲突似乎并不太难。只要站在宙斯这边就好，不收留难民的后果会更严重。
因此，我们看到，对道义的考量也并不纯粹是道义的，也包含着对自身安全的考量。这很正常，符合人之常情。在这种考量下，国王让人民做出决定，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主，而是一种统治策略，也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为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分担责任。
当国王告诉这50位少女，他准备让城邦人民来决定的时候，她们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再三请求国王自己来做决断。这又是为什么？这就是埃斯库罗斯的深刻之处，也是这部剧对我们今天认识民主仍然有着非常相关的意义所在。
我们都知道，劝说一群人要比劝说一个人困难得多，成功的概率要小得多。而劝说一群可能是愚昧无知的人，比起劝说一个肯定比他们头脑灵光的人，则又不知道要困难多少。50位少女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即便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在面临相似局面的时候，也会跟她们一样不信任民众的。
柏拉图就是一个例子，他宁愿三次去西西里的叙拉古劝说他并不太信任的僭主，也不愿意在他的家乡雅典说服民众。因为他认为除非使用蛊惑的法术，否则要想说服民众是一件绝对没有成功希望的事情——他老师苏格拉底的死就是明证。这也是柏拉图如此痛恨民主的缘故。
直到今天，不是还有许多人认为独裁专制比民主更有制度优越性吗？他们认为，独裁制度只要能找到一个睿智、英明的领袖就万事大吉，而要想在民主制度中有千千万万个优秀人才则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人们对优秀民主所抱有的其实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它经常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这也是许多人选择专制独裁制度的原因。
埃斯库罗斯在《乞援人》中给了我们一个“民主的惊喜”。我们看到的是，民众做出一个可能与他们自身利益不符的道义决定，这个决定是利他的、正义的。如果你坐在当年的观众席上，恐怕也会在暗暗期盼这样的民众表决结果。
第一场结束的时候，50位少女的父亲达那奥斯去说服民众，民众的表决是在后台发生的。埃斯库罗斯不像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那样，把辩论的场面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并不知道民众的辩论赛到底是如何进行的。
第二场开始之前，观众们不得不跟这50位少女一起焦急地等待结果，这种紧张感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
突然，达那奥斯和随行者一同走了出来，他高兴地说：
孩子们，放心吧，与本地居民交涉很顺利，
人民已进行表决，作出了决议。
代表少女之一的歌队长问道：
父亲，祝你幸运，最可亲的信使，
请详细告诉我们，决议怎样作出，
人民的掌握权力之手倾向于什么？
达那奥斯回答道：
阿尔戈斯人完全一致地作出决定，
使我这老人心情振奋，甚至变年轻。
全体人民一致举起吉利的右手，
空中回荡着首领们宣布决议的声音，
我们可以自由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不会被强行带走，不受他人侵犯，
无论本地居民或外邦人都不得违反。
如果有人施用暴力，如果当地农人中
有人不愿闻讯前来帮助我们，
那他便会丧失名誉，遭到放逐。（《乞援人》，第605—614行）
达那奥斯说“完全一致地作出决定”，并不是说没有人表示异议，而是说达成一致的决定，这在民主表决中很常见。显然，在阿尔戈斯人中间进行了某种我们不知道的辩论，因为在第二场后来的“第一曲次节”中，歌队唱道：
人们投票否决了
男人们的愿望，接受了
妇女们的强烈恳求，
虔敬复仇神宙斯，
他审视世间一切，
永远不可抗拒，
有哪座房屋会希望他
欢乐地降临于屋顶，
沉重地高踞其上？
这里的人们敬重亲族，
神圣的宙斯的乞援人；
愿人们以洁净的祭坛
博得神明们的欢欣。（第643—655行）
我们可以推论，一定是有的男子不愿意帮助这50位少女，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被其他人否决了，而那些“其他人”受到“妇女们的强烈恳求”。这说明，50位少女对民众表决会出现“人多心不齐”的忧虑是有理由的。显然，她们认为，民众并不一定都会做出符合道义的正义选择。而阿尔戈斯人做出愿意帮助她们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她们运气好罢了。
所以，就在埃斯库罗斯给予我们对民主的信心的同时，他也让我们看到民主的正确选择是一件多么不可靠的、脆弱的事情，是一种命运的眷顾。
50位少女为民众会如何表决惴惴不安的时候，她们会思考怎样的问题？《乞援人》一剧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场景里，我们会怎么想？这可能就是《乞援人》一剧与我们最重要最现实的关联。
我们也许会想：城邦里的那些老百姓会听从他们的道德良心，做出保护不幸者的集体决定吗？如果有人反对这样的决定，其余的人又会如何应对呢？是据理力争，还是息事宁人，放弃原先的善良意愿？老百姓当然知道，如果得罪了埃及国王，就可能招致战争的危险，而这意味着他们的子弟会不得不走上战场，流血送命。他们会愿意为了不相干的陌生少女冒这个险吗？要是有人用这个作为理由反对收留这些难民，其他人会附和，还是会用什么理由去说服他们不要反对？他们本来是一个城邦的父老乡亲，会愿意为那些难民少女伤了自家人和气吗？大多数人是会保持沉默，还是在一旁观望？有多少人会为救他人于危难之中挺身而出？
这些问题不都是我们自己在身处危险、渴望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会碰到的吗？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说“公道自在人心”，但我们知道，肯为公道说话的人，尤其是在涉及自身安危和利益的时候，实在是太少太少。碰到别人有难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即使心里同情，也不会有实际的援助行动。
更悲哀、更可怕的是，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沉默、自己的麻木和冷漠找出各种借口和理由，好像我们做的是一件道义上完全没有瑕疵的行为。
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在人们需要对具体的事情做出集体的道德或价值判断时，往往是人数越多，越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美国心理学家艾尔芬·詹尼斯（Irving Janis，1918—1990）用“集体迷思”（groupthink，指群体盲思、群体错觉）这个说法来指称那种“迷失的‘我们’”（“we” gone away）。詹尼斯并不是反对集体或集思广益，集思广益的集体思考可以是个人思考的平衡力量。个人思考很容易受情绪影响，带有偏见和盲点，因此不能全面地认识复杂的事物。而在集体中，会有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在集体中人们集思广益，胜过个人的一隅之见，这样的集体思考称为“group thinking”。
但是，詹尼斯所说的“groupthink”不是这样的“group thinking”，它是一种满足于意见一致、排斥异议的“集体心灵”产物。他在《集体迷思的受害者》（ Victims of Groupthink ）一书中对此写道：“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接到一道法院禁令，必须避免任何深刻的批评，以免与集体的其他成员发生冲突，破坏集体的团结……每个成员都不得干预正在形成的共识，必须告诉自己，你头脑里的反对意见是错误的，或者你的疑虑不重要，根本不值得一提。” [4] 这是显示集体团结和正确、提升集体自尊的唯一方式。这其实是一种幻觉，“提升集体自尊，需要一种在所有重要判断上都集体团结一致的幻觉。失去这个幻觉，集体的团结也就烟消云散，令人揪心的疑虑开始生长，对集体解决问题能力的信心就会逐渐丧失，不久因做出困难决定的种种压力而产生的巨大的感情冲击就会接踵而至。” [5] 这样的幻觉产生于一个集体中所有人都参与的“联合自欺”。
但是，也有研究者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普通人的常识伦理和道德判断会让他们做出正确的认知和价值判断，这是一种“民间智慧”，“智慧”指的是靠得住的经验和常识。美国记者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在《群体的智慧》（
The Wisdom of Crowds: Why the Many Are Smarter Than the Few and How Collective Wisdom Shapes Business,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Nations
）一书里称赞了那种集思广益的集体智慧，讲述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逸事。
书里记载了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1906年经历的一件事情：在一场乡村牲畜展览会上，787个到场者对一头公牛的重量进行估计竞赛，他们当中许多是农夫或屠夫，对牛的重量估计颇有经验，但也有像乡镇职员、文书那样并不具备这方面经验的。所有参赛者猜测的平均值是1197磅，而这头公牛的实际重量是1198磅。加尔顿由此联想到民主参与，他写道，这些普通参赛者估计公牛体重的能力，大概与普通选民对政策议题的评估能力不相上下，但这种集体能力的结果却能让人对他们的集体智慧刮目相看。
民间智慧是集体性的，不同于精英的个体智慧。因此，在具体的案件上，“法律人士”的看法与大众表现出来的集体看法会有差距，有时候差距还非常大。例如，2017年，河南一位村民因为采集3株他以为是“野草”的蕙兰而被判刑，网络上出现民众的一片愤愤不平之声，谴责说这是滥用权力，司法不公。
最后，我想留给读者一个问题：对民众是不是有集体良心，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