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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讲的第一位古希腊戏剧家是埃斯库罗斯，一共会介绍他的五部剧作，其中两部是他的早期作品，也是希腊悲剧中最早的。它们分别是《乞援人》（ The Suppliants ）和《波斯人》（ The Persians ），接下来是三联剧《阿伽门农》（ Agamemnon ）、《奠酒人》（ Choephoroe ），和《和善女神》或称《复仇女神》（ Eumenides ）。
埃斯库罗斯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雅典第一位出名的悲剧作家。他一生经历古希腊历史上两件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一件是雅典由专制僭政转变为民主体制；另一件是希波斯战争。也就是在这两个事件的过程中，雅典从一个不起眼的二等专制城邦变成一个控制东地中海疆土的强大民主城邦。
关于雅典的僭主庇西特拉图和之前的梭伦改革，我在《伊索寓言》章节已经阐述过。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进行了改革。在经济上，其影响是持久的，他结束农奴制，为雅典的商业和工业繁荣奠定基础；在政治上，他为民主的突破留下空间，将门庭出生的寡头统治置于财力强大的寡头统治之下。看上去并未显示直接的实质性区别，但却孕育着未来的民主转机。公元前525年，埃斯库罗斯出生的那年，庇西特拉图去世已经两年。那时候，统治雅典的是庇西特拉图的两个儿子希帕求斯（Hipparchus，？—前514）和希庇亚斯（Hippias，前570—前490）。埃斯库罗斯11岁那年，希帕求斯被谋杀，此后，希庇亚斯变得越来越专制、奢侈、傲慢。
埃斯库罗斯在15岁那年，第一次经历战争。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前570—前508）在斯巴达军队的帮助下，兵临雅典城下。克里斯提尼想要在雅典建立民主制度，但斯巴达人有自己的打算，想要把雅典变成斯巴达的附属城邦。雅典人奋起抵抗，并起义推翻了希庇亚斯的僭政统治。埃斯库罗斯18岁那年，克里斯提尼回到雅典，并开始政治改革，这就是发生在公元前508至前507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Reforms of Cleisthenes），这场改革大大推进雅典民主政治的进程。
雅典公民完全地走向民主，要等到梭伦改革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克里斯提尼没有建立雅典民主制度，这一制度的开端和创立者是梭伦，他延续着梭伦的改革。亚里士多德说，他比他的前任“更加民主”。伊素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38）在《交换法》（ Antidosis 232 ）中回顾雅典民主的进程，称梭伦是“人民最好的朋友”（demotikotatos），是他确定民主的法律，是克里斯提尼后来恢复民主。 [1]
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内容，包括扩大公民大会的权限，并推动以新的一百多个区（Demos）和十个新部族来取代希腊的传统四个部族，以此防止传统因部族利益而牺牲城邦权益的情形。他以区作为自治区，由各区派出代表组成五百人会议，以应付全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所无法应付的事务。除此之外，尚有“陶片放逐法”的实行。这些都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民主打下基础。埃斯库罗斯引以为傲的就是这个时期的雅典民主和公民自由，这在即将阅读的《波斯人》一剧中清楚地显现出来。
埃斯库罗斯不仅见证雅典的政体转变，还见证并参加希波战争。这次战争从公元前499年持续至前449年，陆续进行了半个世纪。战争是埃斯库罗斯26岁那年开始的，他去世7年后才结束。在这场战争中，他失去亲弟弟，自己也上了战场。公元前490年，他35岁时，参加过著名的马拉松战役（The Battle of Marathon），这是他一生最难忘的时刻。30年后，他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四行诗：
雅典人埃斯库罗斯，Euphorion的父亲，死了。
他的遗体躺在Gela庄稼地的坟墓里。
神圣的马拉松达到可以讲述他光荣的勇敢，长头发的波斯人领略过他的勇气。
在雅典，上过马拉松战场是一项荣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希腊语里有了一个词：“Marathonomachoi”，指“参加过马拉松战役的人”，他们在雅典备受尊崇。后来这个词又被用来代表前辈朴素的美德。马拉松战役后25年左右，雅典亚格拉集会所北面的画廊（Stoa Poikile）出现一幅纪念马拉松大捷的壁画，画面上就有埃斯库罗斯的弟弟赛尼吉拉斯（Cynaegirus，？—前490），他在奋勇攀上敌人的船舷时，被波斯人用战斧砍掉双手，掉进大海。
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是真实的，也是残酷的，一点也不浪漫。据说，他20多岁就开始写戏剧，他的剧也上演过。但直到公元前484年29岁时，他才第一次获得头等奖。埃斯库罗斯创作悲剧的时候，雅典已经发展为一个艺术和文学中心。在艺术上，黑绘风格的瓶画展露出奇异的风采，而在埃斯库罗斯去世时，这一艺术已经成功地过渡到红绘风格。
悲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出现与绘画的高超技巧时期相吻合，这提醒我们：戏剧总是要在视觉上进行构思，而这正是埃斯库罗斯戏剧的一个特征。
埃斯库罗斯参加马拉松战争之后，他的剧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希波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 the Great，前550—前486，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君主）已经去世。新的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Xerxes，约前519—前466）对希腊发动新的攻势。雅典经历它最悲惨、最黑暗的时刻。同年，波斯人迅速占领希腊三分之二的土地，攻陷雅典城，放火焚烧雅典的卫城。但雅典只是一座空城，所有的雅典人要么逃到船上，要么撤离到外海的萨拉米斯岛上。同年9月，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海军大败波斯海军，奠定了希波战争中希腊一方的最后胜利。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一剧是在萨拉米斯海战8年后的公元前472年演出的，描绘的就是这次战役。雅典人对战争的蹂躏还记忆犹新，《波斯人》上演时，观众们被场面震惊了。他们想起悲惨的往事，哭叫起来，妇女们揪扯自己的头发。于是，评审团不但没有给他发奖，反而要罚他款。那些刚发生的当代事件应该由历史学家去叙述，应该以不同于悲剧的方式来叙述。悲剧提出关于人的问题，它询问自我而不是询问当代的事件。
埃斯库罗斯一生大约创作了70部剧作，现存仅7部。其中《乞援人》和《波斯人》相对简单，但十分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着希腊戏剧最早从抒情诗向戏剧的转化和发展，可以说是古希腊剧的“活化石”。
在写《波斯人》这部剧的时候，埃斯库罗斯已经53岁。据信，古希腊戏剧中只有3部剧是以当代的现实事件为题材的，其中《波斯人》是唯一流传下来的。这部剧由伯里克利资助演出，修昔底德脍炙人口的《伯里克利的墓前演说》（ Pericles's Funeral Oration ）就是由伯里克利来讲演的。资助上演《波斯人》时，他当时才20出头，这是他的第一个公共举动。我们在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还会介绍这位伟大的雅典民主政治领袖。《波斯人》歌颂的是雅典人的萨拉米斯大捷，对有志成为政治领袖的青年伯里克利来说，向同辈人呈献一出充满希望的戏剧是个非常高明的举动：这时候雅典仍未摆脱被波斯人洗劫的心理阴影，非常需要鼓舞。
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一剧里没有从希腊战胜者的角度来叙述剧中的故事，他选择用波斯人的角度来给希腊人讲这个故事。既然是希腊的观众，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戏剧里的波斯人祈祷的不是波斯的神，而是希腊人熟悉的那种神了。剧中并没有说哪一个或哪几个希腊人熟悉的神，而只是说复数的“神”（gods），符合雅典人所理解的多神。
波斯人是希腊人的敌人，用敌人的角度来说希腊的胜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剧一开始是“进场”，首先出场的是歌队，他们介绍自己的身份，都是国王薛西斯信得过的臣子，他们也是波斯帝国的长老。他们在国王出征之际，替国王管理国事。国王出征已久，但一直没有消息，所以他们都惴惴不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唱道：
我们的心里深深地涌动着
一种不吉的预感。
亚细亚的全部军队远行征战，
我们心中怨怼年轻的国王，
没有派遣任何信使或骑兵，
返回波斯的都邑。（《波斯人》，第10—15行）
接着是第一幕，进场的是阿托萨（Atossa，前550—前475），前国王大流士之妻，薛西斯时期波斯的“太后”。她对战局的进展感到不安，所以来征询这些臣子的看法。她告诉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噩梦，问他们该怎么办。阿托萨最担心的是她儿子的生死：
……你们知道，
吾儿若得胜，那他会受人称羡；
他若失败，也无须承担责任；
他若能平安归来，仍然是国君。（第211—214行）
阿托萨说，不管国王薛西斯打的是胜仗还是败仗，只要回国，他都会安然无恙，就算吃了败仗，也还是会当他的国王。这几句看似随口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是剧作家埃斯库罗斯随意放在台词里的吗？当然不是。
在专制的波斯，虽然国王薛西斯在战争中溃败，整个海军毁于一旦，陆军也损失惨重，但他仍然是坐在王位上的国王。要是放在民主的雅典，失败的领导人是一定会被问责的，至少也会受到流放的惩罚。你也许会从国王薛西斯联想到清朝的慈禧太后，她让清兵输掉甲午战争，但她仍然是当时清朝的“女王”。
阿托萨正同长老们商议，这时来了一个信使，报告说波斯水军在萨拉米斯全军覆没，陆军在归途中也损失一大半。于是阿托萨退下去准备祭品。
在第二场中，阿托萨穿着乞援人的装束走了出来，叫歌队唱一支敬神歌把她丈夫大流士的幽灵从坟墓里请了出来。
在第三场中，大流士的鬼魂出现。他听了这悲惨的战争，出来责备他们不该去攻打希腊，还预言波斯人会在普拉提亚（Plataea）打败仗，因为他们亵渎神明，毁坏希腊的神殿。此外，还说他儿子愚昧的行为必遭失败。他劝告道，不要鄙弃眼前所有的幸福，贪心太多，反而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骄横暴戾的人将会受到天帝宙斯的惩罚。大流士要这些重臣用合理的劝告去警诫自己的儿子，要小心谨慎，不要那样暴躁好战，免得再犯天怒。大流士的鬼魂去了，后来的阿托萨也跟着退场。
随后，国王薛西斯郁闷地进场。他灰头土脸，只剩下半身衣衫，几乎连禁卫军都完全丧失。他同歌队互唱悲歌，最后歌队把他引入宫中。
这就是剧里的故事。埃斯库罗斯是一位戏剧家，他虽然在说一个历史故事，但那故事不同于信史。剧里的大流士是一个虔诚、知足和睿智的君王，与他冒犯神明、贪婪和愚蠢的儿子形成对比。但历史上真实的大流士却并不像歌队称颂的那样，因为最初发动希波战争的人正是他。
大流士与他儿子的强烈对比是埃斯库罗斯在这个剧里运用的一个戏剧手段，为的是强化他（埃斯库罗斯）要暗示的意思，给观众强烈的印象。他还运用了其他类似的对比手段。
戏剧是通过表演而不是阅读来展示的，舞台上令人触目惊心、难以忘怀的对比在阅读时一不留心便会被忽略。《波斯人》中的“太后”在第一场中出场时乘坐辇车，衣着华贵。但是，她在最后一场出现时，则衣着寒酸，光着双脚。此刻的她是一个向神祈求帮助的人，只求能够保住战败后残破的波斯。在衣着的对比中，观众可以体察到虚荣与谦卑的对比。同样，大流士现身时也身着华贵，头戴王冠，而他的儿子却是衣衫褴褛、痛不欲生的样子，这就烘托了全剧的一个主题：波斯先盛后衰的命运。
但是，剧中最重要的对比是在波斯和希腊之间：一边是暴君专制独裁的波斯，另一边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上的雅典；一边是给国王当臣民的波斯人，另一边是自由的希腊人。“太后”问歌队，她儿子的对手希腊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歌队告诉她，希腊人曾经给米底亚人（Medes）以沉重的军事打击，他们有银矿，善于用弓箭作战，还有近战的戈矛和盾牌。“太后”又问：“谁是他们的领袖，统帅他们的军队？”歌队答道：“他们不是他人的奴隶，不听从任何人。”“太后”不解，继续问道：“那么他们怎么能抵御外邦进攻的敌人？”她不能理解，作为自由人的希腊人怎么还能打仗。歌队答道：“他们甚至摧毁了大流士的众多精锐。”“太后”听了非常惊恐，说：“你这话令（波斯）出征士兵的父母听了恐惧。”（《波斯人》，第235—245行）用波斯人的嘴来称赞希腊人，比希腊人自我赞美更有说服力，也更有艺术效果。
自由增强了希腊人的军事力量，因为自由的人在保卫和扩张他们的城市时，由于觉得这个城市的确是“他们自己的”城市，打起仗来就格外忠心和勇敢。这是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五卷，78）中的一个观点，他解释为什么雅典人能够成功抵抗波斯帝国的优势兵力和财富。他写道，波斯人用鞭子抽打他们的士兵到战场上去，而希腊人特别是一马当先的雅典人是作为自由的人打仗的。“雅典的力量就这样增强起来，而且有不止一个，而是有许多例子证明，平等是一件好事；雅典人在暴君的统治下时，打起仗来比他们邻国的人好不了多少，但是一旦他们赶走了暴君，他们就成了最优秀的。”希罗多德补充说，在暴政之下，他们都是胆怯的，他们是“为主人工作的人，但是他们一旦获得自由，每个人就会很热心地为自己努力”。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要强调的是“东方专制制度”和希腊民主制度的差异。波斯被希腊打败后，波斯长老们哀叹：
居家亚细亚的人民，遍及
各个地点，将不再臣服于
波斯，也不会再送纳贡品，
受逼于王者的淫威；他们将
不再俯伏地上，表示
对极权的敬畏：
帝王的威势已不复存在。
人们将不再羁锁自己的舌头。
他们已获得自由，可以放心地
发表言谈，讲述自己的见解，
因为强权的轭架，它的扼制已被破灭。（第584—594行）
雅典人对自由的骄傲回响在埃斯库罗斯这一段铿锵有力的话里，一直到今天，他的话仍然是我们可以反复吟咏的自由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