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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学中，寓言几乎从来不是作为一个故事本身来讲述的，不是为了叙事而叙事，而总是作为寓言作者（或言说者）想要提倡或指责的特定道德态度的说明，称为“典范”（exemplum）。寓言经常是带着或明或暗的目的来讲述的，经常也被插入更大的文本之中，用来补充文本中阐述的思想。任何一则寓言，它之所以流行，之所以成为一个人们都知道或应该知道的故事，是因为它联系着普通人的经验。正是这种与现实的联系，赋予寓言虚构故事及其典范信息一种可贵的真实保证。
所谓“典范”，经常是一个简短或延伸的、真实或虚构的道德轶事，用来说明一个观点。“典范”说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行为或事迹，如中国文化里的孔融让梨、孟母三迁、韩信受胯下之辱、刘备三顾茅庐等。虽然可以把这些当有趣的故事来讲和听，但这些并不只是有趣的故事。
在西方古代作品里，典范故事不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故事类别，有论者指出，“古典时代的书面寓言只存在于一个背景中，而不是讲述的目的”。 [4] 而且，寓言的应用几乎总是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需要。寓言只是用来说明当下的某种情况，而不是普遍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伊索寓言》似乎是古典寓言的一个例外，因为它恰恰不需要故事有一个具体的背景，而是表达某种普遍意义。
在具体背景下用寓言故事来有效地表达意思，这在古代希腊作品中是常见的，希罗多德的《历史》（I. 141）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具体的背景是这样的：“在波斯人征服了利迪亚人之后，伊奥尼亚和爱奥里斯的希腊人立刻派遣使节到撒尔迪斯的居鲁士那里去，请求他以与克洛伊索斯相同的条件接受他们为自己的臣民。居鲁士倾听他们的建议并且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作为回答。”
居鲁士说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有一次一个吹笛的人在海边看到了鱼，于是他便对鱼儿吹起笛子来，以为这样鱼儿就会到岸上他所在的地方来。但是当他最后发现自己的希望落空的时候，他便撒下了一张网，而在收网之后打上了一大批鱼来；他看到鱼在网里跳得很欢，就说：‘我向你们吹笛子的时候，你们既然不出来跳，现在你们也就最好不要再跳了’”。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吃罚酒的时候，就太迟了。
希罗多德写道，“居鲁士之所以这样答复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是因为当他派使者到他们那里去敦促他们背叛克洛伊索斯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但现在，当他已经大功告成的时候，他们却又来表示归顺之意。他在回答他们的时候是很生气的。伊奥尼亚人听到这番话之后，就各自着手防御自己的城壁”。他们听懂了居鲁士寓言的意思，知道厄运在等待着他们，所以赶紧回去想办法做准备。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里，寓言只是作为一种说服性的修辞手段，《伊索寓言》虽然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说服性的修辞手段（经常被用在演说里），但对象和环境都没有限制，因此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阐述可能。这可以从挪威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对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的精彩解读中清楚地看到。
故事是这样的：在饥饿的驱使下，一只狐狸试图够到高挂在葡萄藤上的一些葡萄。虽然它用尽全身力气跳跃，但还是没能够到葡萄。狐狸离开时说：“哦，你还没有成熟呢！我不需要酸葡萄。我不需要任何酸葡萄。” [5]
那些对自己达不到的东西说三道四的人，最好把这个有启发性的小故事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这个寓言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家喻户晓的“酸葡萄”说法——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乔恩·埃尔斯特在《酸葡萄》（ Sour Grapes: 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 ）一书中用“酸葡萄”来代表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人为了适应逆境中的条件限制，会做出非自愿的选择，并把这种选择当作他的自由，进而自愿抛弃自己先前的理性选择。
这也就是我们在故事里看到的：狐狸本来是想吃葡萄的，但由于条件不允许，就选择不吃了。不仅如此，它还否定了自己先前想吃葡萄的合理愿望。
当一个人在“想要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之间出现紧张关系的时候，就会出现心理上的不协调。 [6] 为了降低和消除这种不协调，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调整选择，这样才能适应“不能做什么”的现实。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所以调适了选择：“我不要了。”狐狸不只是“不要”，还给自己一个“应该不要”的理由：“葡萄是酸的，不好吃”，把本来不得已的事情，当作自己的自由选择。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调适比狐狸的复杂得多。人的选择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地精准调适，经常会变成“过度调适”（over-adaptation）。例如，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有出版物的审查制度，许多作家担任审查的工作，审查其他作家的作品。他们经常比国王或教会委派的审查官更加严厉，因为他们当作家时先已经培养出一种“自我审查”的心理习惯。审查成为他们的适应性选择，他们所做的经常是过度自我审查，因为他们不知道恰当的审查尺度到底在哪里。在审查其他作家的作品时，他们会把一件本来是不得已才做的事当成一件应该去做的事，不仅应该去做，而且应该做好。埃尔斯特指出，拉丁语中有“Amor fati”（爱上命运）的说法，英语中有“making a virtue of necessity”（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自愿做的）的说法，指的都是过度调适。
“酸葡萄”的反面是“禁果甜”或“甜柠檬”。前者指的是，越是得不到的就越好，与“得不到的就不好”正好相反。这在中文里的说法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在英语里叫“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篱笆那边的草更绿）。“甜柠檬”指的是，既然只有糟糕的选择，那就把糟糕的选择变成好的选择。
“酸葡萄”与“甜柠檬”经常是同时存在的：我得不到葡萄，所以不管甜不甜，都是酸的；柠檬是我自己的，所以不管酸不酸，都是甜的。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辜鸿铭就是一个“甜柠檬”的大家，他为“妇女裹小脚”和男人纳妾制度辩护，因为那是他所认同的中国文化的国粹。文化或政治上的排外主义与民族自大经常成双成对，这是“酸葡萄”和“甜柠檬”的相互搭配。
法国文化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对“酸葡萄”的政治见解是：“酸葡萄很容易让臣民赞美统治者。”这里有两个心理过程：第一，臣民因为得不到自由而嫌弃自由；第二，他们因为无法摆脱专制而转向拥护专制。这个转化过程把被迫的奴隶变成心甘情愿的奴才。奴隶是一种身份，奴才是一种心态。主子不给你自由，你被迫成为他的奴隶；但如果你不但不憎恨主子，反而对他爱戴有加，歌功颂德，那么你也就从奴隶沦落为奴才。奴才是心理变态、人格扭曲的奴隶，而奴隶并不都会变成这样的奴才。
事实上，如果奴隶不愿意，主子并没有办法把奴隶变成奴才。奴隶是不得已的，奴才是自己选择的。奴隶憎恨主子，只有当他选择敬爱主子，他才变成奴才。主子可以压迫奴隶，但无法强迫奴隶从心底里敬爱自己（当然可以装装样子）。敬爱主子必须是奴才自愿的选择。
臣民敬爱暴君也是同样性质的适应性选择。他们在得不到“葡萄”的情况下，为自己编造“柠檬甜”的神话。在奴性臣民的“柠檬甜”神话里，压迫不再是压迫，而是变成了“爱护”“关怀”“保护”。他们靠主人过日子，吃主人的饭，就要懂得感恩，就不能“砸主人的锅”。埃尔斯特认为，这是对主奴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理解，归根结底，造成这种意识形态的是主子的压迫，而不是奴隶的适应。他对此指出：“被压迫者（奴隶）也许自动编造了压迫的合理性，但这不等于说压迫是他们发明的。” [7]
在奴隶不得不接受压迫的情况下，较仁慈的主子比残暴的主子要好。因此，奴隶经常会对较仁慈的主子（往往是在残暴主子的对比之下）报以热爱和歌颂。有一首诗叫《奴性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天抽了他100鞭子
他很愤怒，但没敢说
第二天抽了他80鞭子
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第三天抽了他50鞭子
他夸抽他的人进步了
第四天抽了他30鞭子
他跪下感动流涕
第五天抽了他20鞭子
他感恩戴德
第六、第七天他已经习惯在感动中挨鞭子
并开始用鞭子抽那些同情他的人
这是一种酸葡萄机制的“操控”（manipulation）效果，埃尔斯特指出：“酸葡萄可以让人们满足于自己所能得到的那一点点东西。”
[8]
生活在专制下的人们很容易满足于统治者给予他们的恩惠，尤其是物质享受和提供安全感的稳定。有了这些“好东西”，他们对得不到的其他好东西变得不再那么有兴趣，甚至把有些好东西当成坏东西来加以排斥。例如，他们会告诉自己，那些他们得不到的东西——自由、权利、尊严——原本就是不值得希求，甚至是有害的价值观。这也就是埃尔斯特所说的：“故意给人们一些选择，目的是排除他们对另一些可能选择的向往。”
政治和社会学家斯蒂芬·鲁克斯（Steven Lukes）在《激进权力观》（ Power: A Radical View ）一书里说：“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动用权力，逼他做不肯做的事情，但也可以利用权力来影响他，让他自己觉得愿意这么做。让别人愿你所愿，通过控制他们的思想和愿望来让他们听你使唤，这不是更高明的权力手法吗？……思想控制可以用更加日常生活化的手段来实现，如控制媒体消息和对个体的社会化。”对鲁克斯的这番话，埃尔斯特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统治者改变被统治者的想法，使之与自己的统治需要相一致，这是统治者在被统治者的头脑里装进他们原来没有的想法（洗脑的结果），还是在利用他们头脑里原本就已经有了的某些想法？
统治者并不能把民众从来没有的想法、情绪和思维方式强行植入到他们的头脑中。统治者必须巧妙利用民众头脑里原有的东西，使之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服务。例如，一些老百姓本来就盼望有“好皇帝”和“父母官”的保护，这种想法对统治者有好处，所以统治者就把自己装扮成慈父和大救星。所以埃尔斯特说：“酸葡萄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因作用，而不能用外因来解释。臣民习惯于听天由命，这对统治者是有利的，但是，要让臣民能够听天由命……则需要他们觉得听天由命对自己是最有利（最好）的选择。” [9]
专制统治制度在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里最为有效，也最能保持稳定。这是因为，那里的人民从来就不知道自由究竟为何物。所以最可能以一种怀疑、抵触的态度对待自由。让人民不爱自由的最佳方法不是批倒、批臭自由，只要让他们怀疑自由就可以。从未享有过自由的人民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自由”这回事，也不是不知道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民珍爱自由，而是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由于他们从来没有亲身体会过自由的好处，他们很容易就会相信，他们所没有的自由是不好的（酸的），而他们目前的处境要比有自由好得多（是甜的）。
“酸葡萄”是一种不自由状态下民众与权力的特殊关系，其适应性选择趋向于过度调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已经注意到法国人有“一做奴隶，就会争取做超级奴隶”的现象，埃尔斯特认为，这是一种人类普遍现象。
他指出，“酸葡萄”的过度调适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旦如此，便欲罢不能。但是，这种欲罢不能与普通的“上瘾”又有所不同。上瘾只是无法摆脱，而适应性选择的欲罢不能，则是因为这一选择包含已付出的代价。这就像结了婚的人，离婚后重新选择会有许多现实的障碍；另做选择也意味着浪费已付出的代价，因此无法回头另做其他选择。
[10]
许多人入了帮派或政党，即便后来极度失望，也再难退出，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了贼船”。他们只得硬着头皮，打肿脸充胖子，声称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这种“硬着头皮”的选择效应会对他人有欺骗和误导的作用。更有甚者，人一旦做出某种不理想的选择，即使是无奈的，也经常趋向于夸大这种选择的好处，竭力向别人表明自己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最好的。
哪怕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错误的之后，他也仍然可能死不认错，变本加厉地为自己的选择辩护。埃尔斯特说：“‘酸葡萄’会导致对未选择的可能竭力贬低。因为自己选择了，所以把自己的选择看成或说成是特别重要的。”
在中国，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当过知青，或许有小部分人，一辈子庸庸碌碌，到头来却偏偏说自己“青春无悔”，这不只是欺骗自己，而且也是误导他人。当然，这很可能并不是有意识的欺骗，而是一种对选择的评估机能失调。
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1919—1989）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种评估机能失调。费斯汀格心理研究观察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芝加哥一个叫“追求者”（Seekers）的地方教会，教会首领向教众宣布，1955年12月25日，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追求者”们为世界末日做好一切准备，辞去工作、变卖家产，甚至把裤子上的铜拉链都剪掉，以免妨碍飞碟的电子通信。结果，当那一天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按理说，这些做出错误选择的人应该清醒了，但完全出乎预料的是，这些付出重大代价的信徒不但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反而更加相信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认为，世界没有按原计划毁灭，是因为他们迎接死亡的虔诚态度感动上帝。预言失败不仅不是坏事，还是好事；不仅是坏事变好事，而且是幸亏有坏事，帮助他们坚定自己的信仰。
几千年来，人类的心理并没有产生根本的变化。《伊索寓言》多以人类心理的弱点和缺陷为素材，故事主角虽然是动物，但讲的其实是人的故事。今天，我们可以把《伊索寓言》当古代的智慧之书来读。之所以智慧，因为真实，因此有用，对孩子对成人都是这样。智慧的种子播撒在孩子心头，就会随着他们长大而渐渐增长。但是，智慧的增长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珍惜智慧，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接近智慧的机会。阅读《伊索寓言》或中国的先秦寓言都是这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