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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讲一本我们小时候念过的书，《伊索寓言》（ Aesop's Fables ）。即使没有念过全书，我们至少也会知道一些里面的故事，如《龟兔赛跑》《农夫和蛇》《酸葡萄》《狼来了》《北风和太阳》等。
作者伊索的生平没有确切的记载，据说他生活于约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伊索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史学名著《历史》的第二卷中。希罗多德，生活在公元前484年至前425年，比伊索晚大约一个半世纪，下文也会专门谈到。希罗多德推测，伊索是一个叫伊德蒙（Iadmon）的主人的奴隶。
现在一般认为，伊索来自弗里吉亚（Phrygia）或利迪亚（Lydia），曾在萨摩斯（Samos）当奴隶。传说伊索相貌丑陋且有语言障碍，但由于机智，他被主人伊德蒙释放，成为自由人。这之后，他可以参与公共事务，曾经游历希腊各城邦，有一段时间住在科林斯湾（Gulf of Corinth）。
还有传说，伊索因亵渎神灵而被判死刑；另一种说法是，一群愤怒的德尔斐人（Delphians）在他身上放了一个金碗，栽赃他偷窃，把他从悬崖上扔进海里，杀死了他。
《伊索寓言》是口语文化的产物，虽然人们一般认为是伊索创造了“寓言”这种文学形式，但早在伊索出生前一两千年，苏美尔人（Sumerians）和阿卡德人（Akkadians）就已经有了动物寓言。除动物之外，植物、工具和自然现象也是寓言故事的主角。根据目前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推测，苏美尔人的动物寓言很有可能是《伊索寓言》的原型。
伊索讲寓言故事全凭记忆，没有所谓的文稿。故事的主角多为动物，讲述动物之间的互动，如鹰和夜莺、龟和兔、蚂蚁和蚱蜢等。哲学家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约前350—约前280）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伊索寓言》，原书收有故事约两百则，但早已失传。德米特里是亚里士多德的再传弟子。
1世纪初有菲德洛斯（Phaedrus，前15—50）用拉丁文撰写的《伊索寓言》五卷。2世纪又有拔勃利乌斯（Babrius）以希腊韵文写的寓言共122则。罗马人亚微亚奴斯（Avianus，约4世纪）又以拉丁韵文写了寓言42首。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修道士普拉努得斯（Maximus Planudes，1260—1330）收集的《伊索寓言》有150则，后由巴勒斯（Bonus Accursius，？—1485）印刷出版，普拉努得斯并因此被教会迫害。教会认为普拉努得斯根本没见过《伊索寓言》，只是以伊索的名义自行编造。季羡林在《佛经故事》序里认为，《伊索寓言》故事本源出自佛经。《伊索寓言》在中国的介绍和翻译经历也值得一提：据维基百科介绍，利玛窦在著作《畸人十篇》（徐光启笔录，1608）引用过一些伊索寓言，但中国最早的《伊索寓言》译本是1625年由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口授、教友张赓笔录的《况义》（“况”指“比喻”）。该书在西安出版，共收寓言22篇，据记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两件手抄本。
1837年，广州一家教会出版了英汉对照的《伊索寓言》，名为《意拾蒙引》（“意拾”即“伊索”的另一种译法），译者署名“蒙昩先生”，共收寓言81篇，不知何故一度遭禁，但于1840年重印。此版本附有汉字的罗马化拼音，主要是供外国人学习中文之用。19世纪60年代，香港英华书院曾经翻译此书，名为《汉译伊苏普谭》，将伊索的“Aísôpos”翻译成伊苏普，“谭”即故事集（如《天方夜谭》）。1876年原书经日本翻刻，在东京出版。最早使用“伊索寓言”这个书名的是林纾，他的版本于1902年出版，由严璩（严复的长子）口授。1949年后，出版社组织了几个从古希腊语直接译出的《伊索寓言》：周作人（周启明）独力完成的译本、罗念生等多人合作的译本。
传说中伊索的长相“黝黑，高大，结实，短臂，厚唇，是典型的军人”。后来因为才学而被主人释放，成为自由人，以善讲寓言故事闻名。他曾经面会过梭伦（Solon，前630—前560）、泰勒斯（Thales，约前624—约前546）等古希腊七贤。他到雅典时，对雅典人讲了《请求国王的蛙》的寓言。
若以为伊索的故事大多是儿童读物，这就可太看低了伊索。他对雅典人说的《请求国王的蛙》就有深刻的政治哲学意味：
蛙因为自己没有元首，很不高兴，派代表到宙斯那里去，请求给他们一个国王。宙斯看出来他们的蠢笨，将一枝木橛投向那池塘里去。那些蛙最初（听了木头落下的声音）大为惊骇，都钻到池塘的底里去了。可是后来因为木头一点不动，那蛙游到水面来，终于看他（木头）不起，大家爬上去，坐到他的上面了。他们觉得有这样一个“王”很不体面，又走到宙斯面前去，请求给他们换一个国王，因为前回的一个太迟钝了。宙斯对他们生了气，便差一条水蛇往他们那里去，那些蛙就都被它抓来，吃了下去了。
为什么伊索要对雅典人讲这个故事？这得从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政治生态说起。这个故事明显地影射雅典民众在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之间的摇摆不定。
前文讲到，僭主政治是一个人独掌权力的专制独裁。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雅典出现僭政，这是雅典政治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之前，公元前594年，以睿智闻名的贵族梭伦曾受雅典人委托为雅典立法，这是雅典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梭伦写诗为他的改革正名。其中很多段落流传至今，反映其改革的基本理由。他一方面谴责有钱人为富不仁，一方面控制穷人过火的反抗行动。他认为人类生活的诸多问题来自对金钱的贪欲。他经常告诉听众：财富稍纵即逝。他说：“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穷。”他接下来又说，他不会拿自己的德行去和有钱人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
梭伦的律法铭刻在一种特殊的木板上（称为axones），置于集会（agora）场所中央公之于众。公元前6世纪初期，能识文断字的人并不多，所以这也就显得特别神圣。雅典人同意该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每一位执政官都必须宣誓，如果他违反了这些法律中的任何一条，就要在德尔斐城献立一座金像。这些都完成以后，梭伦就离开雅典四处云游了。他这样做一方面是想要游历世界各地，另一方面则是防止有人企图说服他修改法令。
梭伦并不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的改革也无意改变雅典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雅典，人们称梭伦为“民主之父”却也是有道理的。
然而，就在梭伦立法34年后，公元前560年左右，庇西特拉图通过政变，篡夺了雅典的权力，成为一位僭主，也就是一切由他说了算的独裁者。他是梭伦的一位远亲，他的支持者中有不少是贫穷的城市居民。根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记载，庇西特拉图是一位心计很深的人，懂得如何蛊惑民众。有一次，他故意弄伤自己和骑坐的骡子，然后佯称是敌党分子所为。这是我们今天早已熟悉了的苦肉计，用阴谋论和制造敌人的方式来攫取权力。1933年2月27日，德国纳粹党策划国会纵火案（焚烧柏林国会大厦）借以打击德国共产党和其他反对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使的就是这一招。
据说梭伦云游归来后，曾试图警告雅典人不要受他这位亲戚的愚弄，但丝毫没有起到作用。庇西特拉图在公民大会里安插许多自己人，之后通过公民大会选举组建卫队，并依靠这支武装力量占领雅典卫城，掌握政权。尽管如此，没有雅典民众的支持，这仍然是难以办到的。
民众总是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既向往民主，也期盼有英明领袖和政治强人为他们做主。雅典的僭政是在民众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伊索对雅典人说的这个《请求国王的蛙》的故事，是不是直接针对这样的民众心理，但用来了解和解释这样的心理却是非常贴切。
民主政治的效率比不上个人独裁，雅典人就像故事中那个池塘里的青蛙，他们需要领袖。民主领袖就像是一枝木橛，他们嫌这样的领袖没有用，要求一个强人领袖，于是便有了一个。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德国人嫌民主的魏玛政府太软弱，没有效率，成不了大事。于是，他们拥戴希特勒。希特勒就像是宙斯丢进水塘的水蛇，结果青蛙被水蛇吃掉了。这样的故事一直在人类历史中重演，能说《请求国王的蛙》不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故事吗？
当然，这样的故事儿童是听不懂的，但他们仍然会觉得有趣。即使是成人，也不一定会明白它作为政治寓言的含义。这是因为不同年龄或不同思考能力的人，阅读理解的层次和联想是不同的。这在动物寓言这种形式的文学中似乎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因为动物寓言很简短，没有多少上下文的语境，解释也就可深可浅。
有的人觉得《伊索寓言》太“浅”，只能用作儿童读物，但也有人认为它其实是“儿童不宜”的，会教坏儿童，使他们太老于世故，心术不正。钱钟书有一篇《读〈伊索寓言〉》的文章，就半真半假地表达这样的意见。其实，大人给小孩阅读《伊索寓言》或让他们自己阅读，就像阅读中国古代的成语故事。开始经常不过是讲些有趣的故事，孩子能理解的相当有限，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不少故事会在他们的记忆里发酵，理解也会逐渐加深，变得越发真切。当遇到有关的情境或事情，就会觉得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表述语言，可以用来诉说自己的情感，分享自己的感受。
例如，一个人小时候读过《农夫与蛇》或者《东郭先生》的故事，长大后成为老师。他为自己的学生付出心血，却被学生恩将仇报，告发或举报他的“罪行”。这时，那些寓言故事就会自然而然地涌上他的心头，产生一种宣泄，心情或许会因此稍有舒缓。这也是人们在抑郁苦闷的时候，独自回味历史或文学故事的心理平复和慰藉。
《伊索寓言》的英文翻译者劳拉·吉布斯（Laura Gibbs）认为，伊索寓言的儿童读物化是从1692年罗杰·莱斯特兰奇（Roger L'Estrange）的英译本开始的，该译本的“目的是‘让孩子们对他们的责任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而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伊索寓言是由成年人讲的，也是为成年人讲的，而不是儿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寓言不具有说教的目的。事实上，恰恰相反：寓言中的说教道德是该类型的最有特色的元素之一”。劳拉·吉布斯指出，虽然没有关于伊索寓言的严格定义，“但故事的寓意最能将寓言与其他类型的幽默轶事或笑话区分开来：笑话有打趣，但寓言有道德。通常情况下，故事的寓意由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在故事的最后一句话中表达出来，这与笑话的打头语所占据的位置相同。然而，与打趣话不同的是，寓言传达的是一个信息或教训。故事里宣讲道德者纠正的错误，可能是他自己的错误判断，也可能是故事中另一个人物的错误判断”。 [1]
伊索的《野驴或和驯化驴的故事》（寓言4）就是一个例子。“一头野驴看到一头家驴站在阳光下。野驴走近家驴，祝贺它身体状况良好，饮食也很好。后来，野驴看到那头家驴背上驮着东西，一个人在后面用棍子赶着它走。这时，野驴说：‘好吧，我当然不会再羡慕你的好运气了，因为你为你的好日子付出了如此高的代价！’”故事是从野驴的角度叙述的，野驴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它以为站在阳光下的家驴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就像20世纪30年代到纳粹德国旅游的西方人觉得德国人在纳粹统治下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而当时的纳粹媒体也正是这么宣传的。故事里的野驴亲眼看到，长相光鲜的家驴其实是没有自由的，不得不忍受苦役和虐待。这时野驴意识到自己错了，并在寓言的最后一句话中表达他的新认识。虽然野驴看上去是针对家驴说的（“我当然不会再羡慕你的好运气了”），但这则寓言的含义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层意思在寓言中被揭示出来，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聪明的野驴大声说出的不仅是它，而且也是千千万万现代人通过认识极权主义现实真相学到的教训。
有的寓言则是通过两个人物之间的戏剧性互动来展开的，如著名的《洞中狐狸和狮子的故事》（寓言18）。“一只狮子变得又老又弱。它假装生病，这只是一个诡计，目的是让其他动物来向它致意，它好把它们一个个吃掉。狐狸也来见狮子，但它只是在洞外问候狮子。狮子问狐狸，你为什么不进来。狐狸回答说：‘因为我看到了进去的人的足迹，但没有人出来。’”在这个故事中，狮子试图引诱狐狸犯一个致命的错误，像其他愚蠢的动物一样走进它的山洞。然而，狐狸并没有被愚弄，它在寓言的最后一句话中解释了它明智的推理。狐狸和狮子之间戏剧性的紧张关系以对狐狸有利的方式得到解决，而狮子则不得不挨饿。这则寓言提供的是一项积极的经验，那就是，跟那些行为一向凶狠残暴的家伙打交道，最好还是多留一个心眼。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伊索寓言》提供的是负面的典范，一个最好要避免的错误判断或愚蠢行为。例如，贪婪的生物在《伊索寓言》中经常落得一个坏结局。在《鹿与藤蔓的故事》（寓言80）里，“一只鹿被猎人追赶，躲在葡萄树下。猎人没有看见，走了过去。于是，鹿转过头来，开始吃葡萄树的叶子。猎人回来了，当他看到这只鹿时，他投出了他的标枪，击中了它。在它死的时候，鹿对自己呻吟道：‘这是我应得的，因为我伤害了救我的藤蔓！’”。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寓言（Fables）就被看作一种现实的隐喻，一个虚构的故事，给社会现实提供一种寓意性的参考。但Fable（寓言）并不等于Allegory（寓意）。 [2] “寓言”是一种故事形式，而“寓意”则是一种释义方式（隐喻）。寓言的虚构性来自使用虚幻的人物（会说话的动物、树等）或刻板的人物（如“旅行者”），它们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发现自己处于人类互动的情况下（如友谊、战争、辩论），并展示它们对人类在类似情况下应该遵循的行动规范的看法。希腊人倾向于将虚构故事用作传达普遍道德原则和价值观的一种有用手段。对他们来说，关键问题不是虚构，而是虚构的道德用途。寓言是“为了说明真相而编造的故事，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