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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俄德是以“诗人”而不是“农夫”的身份写作《工作与时日》的，他在落笔之前首先要呼唤的是“善唱赞歌的缪斯神女”。在《神谱》一开始，他更是祈求诗神缪斯赐给他知识、智慧和语言的技能。他把自己的诗作归功于神恩，“当赫西俄德正在神圣的赫利孔山下放牧羊群时，缪斯教给他一支光荣的歌。也正是这些神女——神盾持有者宙斯之女，奥林波斯的缪斯，曾对我说出如下的话，我是听到这话的第一人”。
在古代希腊，正如法国希腊学专家维尔南所说，诗人保持对过去的记忆，拥有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神的启示。赫西俄德唱道，“来吧，让我们从缪斯开始。她们用歌唱齐声述说现在，将来及过去的事情，使她们住在奥林波斯的父神宙斯的伟大心灵感到高兴。从她们的嘴唇流出甜美的歌声，令人百听不厌；她们纯洁的歌声传出来，其父雷神宙斯的殿堂也听得高兴”。
诗人从神明那里接受了和占卜者不同的礼物，“占卜者通常是预言未来，而诗人则几乎完全是在吟唱过去。这里所谓的过去不是个人的经历，也不是那种与历史事件无关的笼统概念，而是内容充实、具有自身特点的‘往昔’：英雄时代或比这更遥远的远古和太初时期”。
记忆将诗人置身于过去，身临历史事件的现场。亲临过去、即时的启示、神的赐予，“所有这些都是缪斯诸神的灵感召唤，但这并不排除诗人所必须经历的艰苦训练，这是他获得预见力所需的学习阶段。诗歌中的即兴创作并不过多地排斥诗人引用代代相传的诗歌传统。相反，口头诗歌创作的规则恰恰要求诗人不仅要掌握叙述主题范围内的知识，而且要求他掌握严格的措辞技巧，其中包括习惯表达法的应用，以及既定词语和既定韵律方面的结合”。
《工作与时日》里所运用的许多谚语就是属于这种主题范围内的知识和习惯表达方式。
远古希腊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是这种知识主题的另一个方面。在赫西俄德那里，辛勤的“劳作”特指农民的劳作。劳作不仅是为了致富，更是获得美德的方式。赫西俄德是一位劝谕者，他所劝谕的当然不是让大家都去务农，向贫下中农学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而是从劳作里学会做人的道理。他要感化他的兄弟，劝他专心劳作、不要贪心，不应该同自己的兄弟争吵，更不应该无端告状。当然这一兄弟对兄弟、农夫对农夫的劝告也同样适用于君主。君主的分内职责是平息争端、裁决案件、施行正义。所以应该主持公正的判决，以此来敬奉正义。这样的好君主与贪婪的国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好君主是繁荣之父、财富的施予者，而坏君主则祸害所有人。君主是否能履行正义职责关系到全体农夫的生计好坏：或让他们安居乐业，或使他们民不聊生。
这可以说是“工作”的部分。至于“时日”，赫西俄德也有许多告诫。古希腊人有一套相当复杂的迷信体系，用以判断每个农历月的哪几天最适合做哪些事情，类似中国人的“黄历”。例如，要剪羊毛吗？赫西俄德说，那就在一个月的第11天和第12天剪吧，不过第12天更好一些。想决定哪一天让女婴出生吗？那就尽量不要在第16天，这一天是不吉利的。如果想怀上一个女孩，第13天做爱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一天也是驯服驴子和斗狗的好日子，所以可能是很忙的一天。现在，如何安排男婴的出生日呢？那就应该选择每个月的第10天。第9天是打开葡萄酒桶的最佳日子。当然，第9天不要喝得太多，以免耽误了第10天该办的事情。
《工作与时日》还向我们展示一种远古希腊农夫的田间法则，即每件事情都应当以合适的形式按时完成。当布谷鸟开始鸣叫时，播种的季节就到了，这时，农夫手握犁柄向宙斯和得墨忒耳祷告，祈求小麦成熟时能有沉甸甸的麦穗。农夫在一年的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礼数：不要在一个月上旬的第13天撒播，因为这天是移栽的日子；如果想要给猪和羊做阉割手术，那就得选一个月的第8天来做，因为这一天适宜于磨刀和动刀。知晓这些事理的农夫会不辞辛苦，努力劳作，“为了不致冒犯神，/他向神咨询，/以避免所有过错”（第826—828行）。
这听上去有点滑稽，却代表着一种古代农业社会的智慧。凡事都有该做和不该做的时间，这是顺应自然秩序。人不要跟自然秩序不一致。《旧约·传道书》里说：“天下万物都有一个季节，一个万事俱备的时间。一个出生的时间，一个死亡的时间，一个种植的时间，和一个连根拔起的时间。”（3：1—8）
在《工作与时日》里，一个好农夫的“好”，全在于他能身体力行一种与自然一致的秩序。这就要求一个好农夫不只是会种田，农夫劳作的意义也不全在于能多打粮食，多生产果蔬，为国家多做贡献。一个真正的好农夫是行天道之人，不是替君主完成生产任务的奴隶，那与牲口没有太大的区别。事实上，坏君主也总是这样对待农民的。
维尔南在《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一书的“希腊的劳动与自然”这一小节中有精彩论述。他指出，赫西俄德的农夫美德必须要被放到古希腊宗教信仰的背景中去理解。在古希腊，农民的劳动与工匠的劳动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只有农民的劳动才具备营造美德的作用。
农民的劳作是融合在细致入微的宗教礼仪观念中的。农民的保护神是得墨忒耳，她是司掌农业、谷物和母性之爱的地母神，也是奥林匹斯十二神之一。她是克罗诺斯（Kronos，古希腊神话中的第二代众神之王）和瑞亚（Rhea）的第二个女儿，是宙斯、赫拉、哈迪斯、波塞冬的姐姐。农夫的劳动又称“得墨忒耳的劳动”。
得墨忒耳是黑铁时代的神，与黄金时代的种植之神不同，她的职责与其说是分发馈赠品，不如说是通过她与人的联系来保障一种规则性的秩序：无论是在打谷场上簸扬打麦，还是在石磨中磨粉，有劳动才有收获，一滴汗水一粒禾。
农夫以自己的辛劳使小麦增收，他并不觉得是在土地上运用某种耕种技术，也不觉得他是在从事某种职业。他深信自己是在服从一种严格的人和神的关系法则。对他而言，劳动是精神生活的形式，也是一种为祈求正义而履行的宗教体验。这种体验不是在节日的盛典中激发起来的，没有热烈的场面。劳动的宗教感是通过恪尽日常劳作渗透到整个生活中。
这样的劳作者对神的正义怀有信心，这就是农事活动的内在精神。农事活动并不是一种旨在通过技术手段生产实用价值的行为，毋宁说它是新的宗教行为和体验方式。人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努力生产谷物得以与神沟通。人因为劳动而受到神的眷爱。
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雅典军事家和文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前427—前355）在他对话体的《经济论》（ Economique ）中表达类似的看法：农夫从事的不是一种“职业”，农业首先是可让人表现某种善和美德的事业，仅有才能和天赋还不行，重要的是能运用它们，只有实践才能称为美德。因此，积极的德行不可能来自懈怠、懒惰、无所用心的生活，要避免如此。积极的德行来自充沛的精力和忙碌的劳动。
为了理解农夫积极劳动的精神层面，必须把他们和工匠的劳作区分开来——农夫与工匠的劳作是对立的。工匠的活计迫使他们过一种居家的生活，待在作坊里或炉火旁。这使得他们身体衰弱、精神懈怠。农活与工匠活相反，与当兵的战斗或军事生活比较像，二者都是男儿做的事情。田野里从事劳作的人不会害怕疲劳和艰辛。波斯帝国创建者、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一位国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前600—前530）曾对人说：“我没有一次不是在战场或田间挥汗如雨之后才用餐的。”（ Economique , IV, 24）
每到战争之时，农民和工匠更是两类不同的人。农夫会以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土地，而工匠则不想战斗。由于职业环境的影响，他们会选择平静地待在家里，既不用付出什么努力，也没有什么危险。
对于干制造活的工匠来说，技术绝对重要，但是农活或打仗则正好相反。农活和打仗都要依赖于神的恩典，神的眷顾对于田间劳作和战事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出征之前若不向神献祭、不通过神谕寻求神的意向，战争便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农事活动也是如此，明智之人应向神行祭奠之礼，祈求神关照果树和谷物。
这种祭礼不是从外部附加于农业劳动之上的，因为耕种土地本就是一种地道的祭礼，一种与众神交流最恰当的形式。土地具有神性，它将正义授予那些能够懂得正义的人。耕种土地最好的人，就是行祭礼最好的人，神就赐予他最多恩典。
古希腊人对农活的看法，无法被复制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农民劳作中去。只有在古希腊的宗教背景下，农业劳动才具有特殊意义。这也就是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里说的，恪尽自己的职责，从事艰苦紧张的劳动能使人获得声望，取得自身价值，因为这些活动将劳作的人与神联系起来，身体的劳作和美德如同相互作用的纽带，就像用脑的智慧和美德是相互作用的纽带一样。
这对我们今天理解劳动，尤其是繁重的农业劳动，特别重要。一旦失去其宗教特性，农业劳动就丧失它特殊的尊贵地位，与土地打交道的农作不再被视为善和美德。一旦如此，农作也就变成一种奴役性的劳作，甚至沦落为一种人身操控的政治手段。农作所要求的无非是消耗体力，付出极大的劳动，以换取极其微薄的酬劳，又因为如此造成的贫穷，没有办法通过获得教育来改善生存处境，所以一代又一代人不得不在卖苦力和贫穷之间恶性循环。这就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宿命。
劳动甚至还会成为一种惩罚和迫害的手段，被关押在“劳动改造营”里的罪犯进行的就是奴役劳动。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1918—2008）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对这种残忍劳动惩罚的描绘触目惊心，令人恐惧。这样的劳动总是与极度的食品克扣同时进行，让劳改人大量消耗体力且得不到补充，这样才能提高体力疲劳的惩罚效应。再加上看管人员的体罚和打骂，高压下的劳动改造可以摧毁任何一个人的自尊和道德感、有效地训练奴性和奴隶，哪里还会有赫西俄德所说的善行和美德？
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在劳动观念上是分裂的。一方面我们赞美劳动的光荣，另一方面我们心里其实看不起劳动，尤其是那种吃苦流汗但报酬微薄的辛苦劳动。
《圣经》里的亚当和夏娃因为犯了错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以后，必须在劳动的重轭下求生存。上帝对他们说：“你必须以额头的汗水换取面包。”这是一种惩罚，而不是荣耀。上帝不是给他们戴上大红花，让天使们敲锣打鼓把他们从伊甸园送到下界去劳动的。
可悲的是，现代世界似乎处在一个与《圣经》时代相比，没有太多进步的时代。达林·麦马翁（Darrin M. McMahon）在《幸福的历史》一书里指出，千百年来，劳苦工作一直被视为一种惩罚，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是上帝对亚当之罪的诅咒。人们脸上的汗水是永恒的提醒，标志着上帝对人类的惩罚，那就是必须在伊甸园外布满荆棘的贫瘠大地上劳苦耕种，才得饱足”。
欧洲社会因此曾经禁止贵族用双手劳作，因为真正的上流生活是无须劳动的。一直到马克思时代，才出现了一个新的观念：人类的劳动可以带来救赎，“因此，一般人竟然会认为——甚至期望——工作能够维系他们的幸福，即工作以其自身的理由成为满足之源泉”。这并不是现实，即使不是一个谎言，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渺茫的希望。
因此，我们在把这种“劳动分工说”运用于古代世界时，必须十分谨慎。当有人将“劳动光荣说”运用于今天世界时，我们更不应该轻易就信以为真。这样的说法所包含的讽刺和欺骗掩盖了不同劳动的性质区分。今天，劳动的组织化和条理化已经十分发达，也被视为人类活动的唯一形式。但是，今天任何一个社会里都还存在一些事实上的下等群体，即便人们不公然表现出歧视，也还是会在心里瞧不起“贱业者”。
很多时候，农民被认为“贱业”中的“贱业”，它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跟种姓差不多的不变身份，世代相传，祖祖辈辈拴在土地上，永远是低人一等的劳动力。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成为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所说的农夫，他们只是君王眼里那种与马、牛、骡子、毛驴同类的生产力资源。君王对他们欺骗利用，予取予求，但从来没有把他们当真正的人来对待过。这就是农民的悲惨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