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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与时日》:农民诗人眼里的世界

赫西俄德(Hesiod)大约生活在公元前750年至前650年,与荷马是同时期的人。荷马不是用他个人的声音说话,而赫西俄德则是西方传统中第一个用他个人的“我,赫西俄德”来说话的。古代作家们称赞赫西俄德和荷马奠定了希腊的宗教习俗,而现代学者更重视赫西俄德,因为在他那里能够找到许多希腊神话、耕作技术、天文知识、计时方式以及远古经济思想的信息来源,他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

赫西俄德是一位农民诗人,日子过得很艰难,所以他对世界的看法并不乐观。今天,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di Napoli)有一尊于1754年发现的公元前1世纪晚期的罗马青铜头像,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假塞内卡(Pseudo-Seneca,Pseudo意为“假的”,人们原先以为那是古罗马著名作家塞内卡的头像)。现代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赫西俄德的头像。这个头像有一张吃苦耐劳的农民面孔,满脸布满深深浅浅的皱纹,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

对于赫西俄德的生活细节我们今天所知甚少,大多来自他的诗作《工作与时日》( Works and Days )。据他自己说,有一天他在放羊时,缪斯赐予他写诗的本领,要他写两部伟大的作品。一部写神,一部写人。关于神的那部叫《神谱》( Theogony ),讲的是诸神的谱系和他们的神奇故事。关于人的这部叫《工作与时日》,讲的是人如何生存、受苦和为什么受苦。

先看《工作与时日》。英国古典文化学者埃里克·哈维洛克(Eric A. Havelock,1903—1988)指出,赫西俄德生活在荷马口语时代和文字成熟时代之间,他用含大量套语的诗歌形式写出准哲学著作,并把这样的著作嵌入口语文化;赫西俄德就是在这样的口语文化里脱颖而出的。 [1]

沃尔特·翁则认为,套语有助于增强话语的节奏感,同时又有助于记忆,套语是固定词组,容易口耳相传。口语里套语的常见形式就是警句、格言。“这一类搭配固定、节奏平衡的表达法和其他表达法,偶尔也出现在印刷品中,实际上在收录箴言和谚语的书里,你也能够查到这样的表达法。但在口语文化里,这却不是偶尔发生的现象,套语纷至沓来,不断涌现。它们构成思想的实质。没有这些套语,大段口语的表达绝不可能成立,因为思想就寓于这些语言形式中。口语模式的思维越复杂,灵巧使用的固定表达法越成为明显的标志。”

赫西俄德的许多“名句”都属于这种从口语套语——其实就是民间谚语——中灵活变化而来的“警句”,在中国谚语中大多能找到对应说法。这些在《工作与时日》和《神谱》里比比皆是。

先举几个《工作与时日》里对应中国谚语的例子:“一个恶人,全城遭殃”(第240行)(“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没有地方像家这么甜蜜”(第365行)(“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勤劳增加辛苦的果实,懒惰永远只有损失”(第412行)(“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万事要适度,时机最重要”(第694行)(“水满自流,箍紧必炸”);“好事不如好妻子,坏事莫如坏妻子”(第702行)(“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年龄适合,娶妻回家,三十娶妻刚刚好”(第695行)(“男子三十杨柳青,女子三十老婆娘”);“最好的财富是少说话的舌头”(第719行)(“好把式不在嘴会说”)。

《神谱》中也有类似的对应:“我们可以把谎言当真话来说,也可以只说真话”(第27—28行)(“好人不说骗人话,明人不做暗事情”);“舌上流蜜,口说好话”(第82行)(“好话不背人,背人没好话”);“不可能欺骗宙斯”(第613行)(“举头三尺有神明”);“眼目对视,眼帘流出爱情”(第910行)(“眉目传情”);“少不娶妻老无照顾”(第603行)(“少年夫妻老来伴”)。

《工作与时日》是一首800多行的长诗,结构也不复杂。开始是“序曲”(Proem),这部分是献给诗神缪斯的,诗人求助于也感激诗神的眷顾。然后是“引言”(Introduction),是献给诗人的兄弟佩耳塞斯(Perses)的,诗人对他说,世界并不和谐,人世多艰。

引言之后是《工作与时日》里最著名的部分,讲述种种神话和寓言,如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潘多拉,特别是关于人类五个时代的演变。这五个时代分别是: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白银时代(the Silver Age)、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英雄时代(the Heroic Age)和黑铁时代(the Iron Age)。

赫西俄德描绘的人类时代更替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态势。据他的说法,人类经历了前面四个时代的变化,已经进入当代的黑铁时代。在黑铁时代,神惩罚人类日日夜夜地做着辛苦的劳动,而人们的性格也更为复杂,尽管混杂着善良,但更多的是邪恶。

黑铁时代的人类妄图统治一切,儿童不再信任父母,朋友不再相互信任,主人对待客人不再热情,婚姻中的人们不再相爱,誓言被视为尘埃,善良与公正也不再是人们行为的准则。由于人类的失德和暴力,神对人类失去希望,公平之神与善良之神永远离开人类。而人类只能过着饥饿而痛苦的生活,再也得不到神的庇护。赫西俄德说他自己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黑铁时代”,人类必须依靠“劳作”为生。《工作与时日》告诫读者:辛苦劳作才能带来人生中的宝贵东西。这是赫西俄德道德观的核心,也是他这首劝谕诗的主题。他说:“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增加羊群和财富,而且也只有从事劳动才能备受永生神灵的眷爱。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但是,如果你劳动致富了,懒惰者立刻就会忌羡你。”(第309—311行)善德、声誉、财富都是招人嫉恨的东西。

赫西俄德认为,如果辛勤劳动,普通农民也可以获得三大奖赏:财富、神的恩宠和好名声。这些奖赏在荷马史诗中只属于英雄人物,但赫西俄德认为,和在战场上勇敢作战一样,在农田里辛勤劳作也是一种美德。当然,乡村生活简单淳朴,因此奖赏的额度相应减少。对赫西俄德和他的邻人而言,“财富”就是在收获季节“谷仓里堆满维持生计的口粮”,不需要焦急求人;“名声”就是受到村中所有人的尊重。人们以“劳动,劳动,再劳动”为座右铭,古风时期随处可见这种实用的“劳动致富”,这是一种劳苦平民的价值观。

劳动是很辛苦的,懒惰比勤劳更接近于人的天性偏好,所以赫西俄德说,恶习容易,美德难得。普通人可以因勤劳获得美德,这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了不起的观念转变,因为美德一直被当作某些社会高等群体才具备的内在品格和素质。但是,赫西俄德认为,包括普通农夫在内的所有人都能自我完善,达到美德的境界。“干什么活都不丢脸,只有游手好闲才丢脸”,这是他的著名诗句。这听起来有点像当年号召知青下乡插队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赫西俄德还认为,实用的好建议可以帮助实现劳动致富的目标,因此他提出一些他认为有用的建议,如“农夫年历”向农夫解释一年中的每个季节该干怎样的农活(春天修剪葡萄,秋天砍木材等);“航行年历”告知出航的最好日子,需要做什么准备,如何“小心驶得万年船”等。当然还有关于家庭的建议,尤其是如何挑选妻子。

婚姻是社会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习俗体制,不同阶层对于婚姻有不同的观点。对上层阶级而言,婚姻首先是建立同盟、增加家族名望的手段。如荷马所述,贵族家庭通常寻求城邦以外对自己有利的家族结婚,待婚女子的追求者们互相比拼昂贵的聘礼,并在体育竞赛中竞相展示他们的男子气概。贵族女性的生活范围非常狭窄,但是社会地位很高,追求她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比之下,赫西俄德婚姻观里的女性地位就低得多,也比较狭隘。他对婚姻的建议反映农民阶层的观念,与贵族阶层的观念截然不同。他写道:“你应该在风华正茂的30岁左右娶妻完婚,别太早也别太迟了。这是适时的婚姻。女性在青春期之后四年才发育成熟,在第五年应娶她过门。要娶一位少女,以便你可以教会她谨慎为人。最好娶一位邻近的姑娘,但是要谨慎,免得你的婚姻成为邻居们的笑柄。娶到一位贤惠的妻子胜过获得其他任何东西,没有比娶一位品行恶劣的老婆更糟糕的了。好吃懒做,不顾丈夫死活的妻子会促使其夫过早地衰老。”(第695—707行)

赫西俄德认为,一个人的名声是最重要的。对农民而言,名声一样重要,但是农民的名声仅限于他的村庄之内。好名声不易取得,坏名声却是不请自来。要娶一位好妻子,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不能让她带来坏名声,而不是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他要娶的不能是一个贪吃的女人,或是有懒惰、不忠的毛病,因为这样他会失去别人的尊重。赫西俄德的看法代表着他那个时代对女性的轻视。

在赫西俄德的时代,以及在这之后的漫长世纪中,轻视女人是很平常的,更不用说在古风时期。古希腊的婚姻习俗是逐渐变化和发展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希腊人原来都通行买卖婚姻,妻子都是出钱买来的。有一个漂亮的女儿,犹如获得一头“母牛”那样宝贵,因为求婚者必须付出一笔代价,才能把她娶来。在古典文学时期,这种习俗完全改变,做父亲的不但不收这笔钱,相反,要给女儿备一套嫁妆。要出了钱才能把女儿嫁出去。但嫁妆是否代表待嫁女子身价的提升,这是很可疑的。

赫西俄德笔下最有代表性的女性似乎是潘多拉。潘多拉是世上第一个女人,她的故事在《神谱》(第571—612行)和《工作与时日》(第60—105行)中均有描述。据赫西俄德说,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盗火种,命令创造出这个“美丽的罪恶”(指潘多拉)。潘多拉手里有个瓶子,她一打开瓶盖,瓶子里装着的世间所有的不幸和疾病都飞散出来。所有人类都继承潘多拉“不知羞耻的心和欺诈的天性”和她的“谎言和能说会道”。诗人认为,女人靠男人生活,“其禀性就如无刺的雄蜂,只吃不做,白白浪费工蜂的劳动”,“你千万不要上当,让淫荡的妇女用甜言蜜语蒙骗了你,她们的目光盯着你的粮仓。信任女人就是信任骗子”(第373—375行)。

从时代上看,赫西俄德与荷马几乎不分前后,但他的作品与荷马史诗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荷马史诗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英雄时代,叙述的是军事首领的丰功伟绩和悲剧命运,反映的是贵族的观点。而赫西俄德是个辛勤劳作的农民,他所表达的是像他那样的农民反对大地主的感情。《工作与时日》是第一部社会抗议诗,国王和贵族地主经常是他抗议的目标,他们解决自己辖地之内农民的纠纷,但赫西奥德并不认为他们总是能公正裁决,正直可靠。他把他们称为“大把接受贿赂”和“以曲断错判来欺压同胞”的人。跟赫西俄德打官司的他的兄弟,就是因为行贿才从没理变成有理的。赫西俄德警告他们,宙斯派来的“监督人”隐身在浓雾背后,在地球上到处巡视,把他们的不法行为记录下来,由神给予报应。

和荷马的英雄史诗不同,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反映诗人生活年代的社会面貌,描述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普通人仅仅是社会背景的一部分,他们总是以集体的身份出现,如兵团或在公民大会上聚合的全体民众。农民、牧猪人、女仆、主妇、手工艺匠这些在史诗中的点缀性角色,在赫西俄德的作品中成为主角。

赫西俄德区别于荷马以及其他史诗作者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宣称诗中所写都是“我,赫西俄德”的经历。许多学者认为,这个“我”可能是赫西俄德在诗作中创作的一个“角色”(persona)。“我”是诗歌的讲述者,未必就是赫西俄德本人,其中描述的诗人的个人生活也可能是杜撰的。赫西俄德所写的是否就是他的个人经历,这无关紧要,没有人会质疑他笔下古风时期农村生活场景的真实性。

《工作与时日》里,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人物——诗人的兄弟佩耳塞斯。兄弟俩住在波奥提亚(Boeotia)的阿斯克(Asca),是底比斯(Thebes)的一个地方。父亲死后,兄弟俩在分割父亲留下的土地时产生矛盾。佩耳塞斯靠贿赂地方法官巴昔琉斯(Basileus)从赫西俄德手里骗走一部分土地。赫西俄德写道,此后,佩耳塞斯变得游手好闲,奢靡享乐,终于变穷了,于是又前来祈求他救济。

这个兄弟间争端的故事,引出一个教诲,即不要为争夺财产走入歧途。这是赫西俄德用来规劝佩耳塞斯的,所以《工作与时日》也被看成是教谕诗这种文学种类的最早典型。

教谕诗和荷马史诗大不相同,明显受到古代近东地区“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的影响。教谕诗旨在劝导、教诲和警示,其对象多为诗人子女或亲朋,后来也有以君主或世人为教谕对象的。

罗马时期最有名的教谕诗就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在谈罗马文学和思想那一册里会讲到。赫西俄德的教谕里有种种指导区分善恶的故事和俗语,表面上看是写给佩耳塞斯的,但也适用于所有的小康农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诗作某些部分是诗人站在普通农民的立场上,对统治阶层的“巴昔琉斯们”的劝谕。在底比斯城邦,执政官员和法官很可能就叫“巴昔琉斯”,不过赫西俄德在此用“巴昔琉斯”来指各地区的统治者。赫西俄德对“巴昔琉斯们”毫不恭敬,语气相当严厉。他称呼这些人为“侵吞贿赂”的“巴昔琉斯”,一针见血地指责他们肆意做出“不公正的判决”。他警告他们说,宙斯正在监视他们,宙斯有一个女儿名叫狄刻(Dike,正义女神),任何有辱正义女神的不义行为都将遭到报应。由此看来,赫西俄德已经形成最基本的公民道德观,即一个好政府的基础是通过法律实现公正。

赫西俄德是一个农夫诗人,对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和社会道德影响。他来自民间,用史诗综合并提炼古代希腊农业社会和传统的神话、信仰、习俗和民间文化,集合为作品,因此成为一位很容易让古希腊人亲近和受益的智慧先知。这是他与荷马不同的地方。他也让我们看到古风时期特殊的劳动价值观,进而思考这样的劳动价值观对我们今天是否还有意义。 pTU+fbWp/djgycBcdW0bw1uVxjnH2OSWI/KSekVoVp/dkj7z1qNvNC4tNdeizT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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