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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马史诗里有多个梦境描写，梦是史诗叙事中超自然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关注《奥德赛》中的梦境，需要审视故事里人物对自身梦境体验的态度，从而大致推断古希腊人是如何看待梦和做梦的。
为此，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做梦者自己的眼睛来看待梦，从而尽可能地重建梦对他们清醒意识的意义。这个方法的当下意义就是，如果一个人对你说他做了一个梦，你不用太在意他做的是好梦或噩梦，也无须关注梦预示什么私人意义的兆头，他对做梦这件事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他对无论做什么梦都能不当一回事，一笑了之，那他可能是一个豁达、理性的人；相反，如果他做了好梦就手舞足蹈，做了坏梦便郁郁不乐，那么他很可能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当别人拿白日梦来欺骗他，撺掇他做这个梦、那个梦的时候，他也就非常容易上当受骗。
古希腊人和现代人对梦的态度是有差异的。古人缺乏科学知识，他们比今人对梦有更多的神秘感和畏惧感。这不仅表现在古人和今人在解释同一类型经验时的不同方式，而且也反映了经验本身的特征变化。除了人类普遍的焦虑梦（被追赶、逃命）和愿望实现梦（吃喝、性满足）之外，梦的内容有许多是梦者所属的文化模式决定的。现代人可能会梦见乘坐飞机旅行，而原始人则会梦见自己被老鹰叼上天。古希腊人梦到神，中国人梦到祖先。在许多原始或古代社会里，梦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或民俗的信仰模式，当这种信仰不再被接受时这种梦就会停止发生。这对理解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梦应该有启发作用。
著名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莱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在《梦与恐怖》一文中就特别关注第三帝国时代德国人在纳粹恐怖统治下的梦境结构，而这种梦境结构现在已经改变了。科塞莱克指出，“梦是对过去现实的一种证明，其方式也许是任何其他证明方式都无法超越的……梦证明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虚构的事实性，为此历史学家不应该没有它们”。 [12] 我们正需要用这样的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荷马世界里的梦。
这种视角可以反过来帮助理解现代一些极端社会里人们仍然还在做的恐怖之梦。科塞莱克分析了通过日记、访谈等方法得到的梦境叙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是关于恐怖的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恐怖本身的梦。恐怖不是简单的梦，梦本身就是恐怖的组成部分。两者都叙述了一个生动的内心真相，这个真相不仅被实现了，而且被后来第三帝国的现实不可估量地超越了。因此，这些梦中的故事不仅证明了恐怖和它的受害者，而且在当时还具有预言性的内容。”
《奥德赛》里的三个完整梦境都有预言作用，与科塞莱克关于第三帝国噩梦的分析形成互证关系。
把特定环境下许多人所做的具有共性的梦，当作一种有预言价值的虚构事实，这开拓了对极权统治研究的“微观”领域。对此，科塞莱克写道：“对于从事第三帝国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梦境的记录提供了一个最高质量的（信息）来源，这些梦境所披露的内容甚至连日记都没有涉及。所收集的梦境是恐怖浪潮渗入日常生活洼地的典范。这些梦境证明了最初是公开的，后来是隐蔽的恐怖，并预示着暴力的加剧。梦境并不属于历史学通常采用的资料来源，也许是出于方法上的谨慎，也许是因为不易得到这类资料。”
如果说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梦来窥视背后的那个经验世界，那么荷马史诗中的梦境也可以让今天的读者窥视古希腊人的经验世界和传统认识模式。
古典学者E. R. 多兹（E. R. Dodds，1893—1979）在对荷马史诗梦境的研究中发现，不仅是对梦境符号（飞机和老鹰都是“飞”的符号）的选择，而且是梦境本身，“似乎都符合一个严格的传统模式。显然，这种梦与神话密切相关，关于神话，有人说得好，它是人们的梦境思维，因为梦是个人的神话”。 [13] 荷马史诗中的梦境是公式化的，最常见的类型是“探访梦”。在这种梦中，梦被设想为一个人——通常是梦者所熟知的人——站在梦者床头传递信息。梦醒后，梦者回忆起梦中的信息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与主导现代思维的梦理论相比，荷马的梦完全外在于做梦者自身，更像是通灵的顿悟，而不是个人的心理表现。
史诗故事中的梦推动故事的发展，因为梦是神明命令做梦者采取行动的方式，梦使故事按照神明认为合适的方式展开。梦境与预言不同，梦并不总是真实的，梦的含义可能与梦看起来相反，即所谓的“反梦”。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梦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预言，因为梦给做梦者带来对未来的隐秘预报。在荷马的两部史诗中，共有五个详细的梦境，其中三个在《奥德赛》里，对《奥德赛》的叙述有明显影响。
在《伊利亚特》中，梦境总是由男性接收，并由宙斯呈现；而在《奥德赛》中，梦境总是由女神雅典娜呈现，并托梦给女性。珀涅罗珀经历了雅典娜的两个梦，分别在第四卷和第十九卷里。第一个梦是雅典娜伪装成珀涅罗珀的妹妹伊佛提墨（Iphthime），来向她保证她儿子特勒马库斯会安全远行，求婚者们伤害不了他，但这个梦拒绝谈及奥德修斯（《奥德赛》第四卷，第796—841行）。这个梦是用来安抚珀涅罗珀的，让她不要担心，也不要采取任何愚蠢的行动。
在珀涅罗珀从雅典娜那里经历的第二个梦里，她看见一只老鹰俯冲下来，杀死了在她家门口觅食的二十只鹅。这只鹰说：“这些鹅都是求婚者，而这只鸟就是我。/现在看，我不是鹰，而是你的主人回来了，/把不光彩的死亡带给他们所有人！”（《奥德赛》第十九卷，第548—550行）珀涅罗珀为这些鹅被杀死而哭泣，要求乔装打扮的奥德修斯为她解释这个梦。雅典娜所托的这个梦是为了告诉珀涅罗珀：奥德修斯实际上还活着，并已经在伊萨卡会有所行动。这是一个象征的预言，它预示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这也是荷马史诗中唯一以象征性方式解释的梦。
《奥德赛》里的第三个详细梦境是雅典娜给公主瑙西卡（Nausicaa）的，在第六卷里。雅典娜伪装成与瑙西卡同龄的女孩，说服她去河边洗衣服，说有男人会因此而想娶她。第二天瑙西卡在河边遇见了奥德修斯。雅典娜的计划是让瑙西卡给他提供一些衣服，并邀请他回到宫中。雅典娜还在奥德修斯身上施法，使他比以前更英俊，这让瑙西卡爱上了他。王后和国王也对他产生好感，并承诺派人护送他回伊萨卡的家（《奥德赛》第6章，第15—51行）。这个梦对故事情节发展很重要。
H. J. 罗斯（H. J. Rose，1883—1961）在《希腊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区分了三种关于梦的预知方式：一、“将梦境视为客观事实”；二、“假定梦……是灵魂在暂时离开身体时看到的东西，是发生在精神世界的事情，或类似的事情”；三、“用或多或少复杂的象征主义来解释它”。罗斯教授认为这是三个连续的“进展阶段”。 [14] 从逻辑上是可以这么说的，但如果读一下荷马史诗，我们就会发现，罗斯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阶段”在两部史诗中并存，没有明显的不协调意识，而第二个“阶段”却完全没有出现。
在大多数关于梦的描述中，荷马史诗都把所看到的东西当作“客观事实”来对待。形式通常是一个梦中的人物拜访一个熟睡的人。这个来到梦中探访的人物可以是神，也可以是其他超自然的灵者，或专门为这个场合创造的“形象”（eidolon）。不管是哪一种，在古人眼里，探访者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一个“梦体实在”，不是做梦者的头脑幻觉。
这个“梦体实在”独立于做梦者，它从钥匙孔进入（荷马史诗中的卧室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烟囱），它在床头站定，传递信息，完成后，它又以同样的途径离开。与此同时，做梦者几乎完全是被动的，他看到一个身影，听到一个声音，这几乎就是全部。有时，做梦者会在睡梦中回答，甚至伸出手臂拥抱梦中的探访人，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床上以外的任何地方，事实上他知道自己在床上睡觉，因为梦中的人物会不厌其烦地向他指出这一点。例如，《伊利亚特》第二卷中的“噩梦”说，“你睡着了，阿特柔斯的儿子”（第23行）；《奥德赛》第四卷里奥德修斯的“影子”说，“你睡着了，珀涅罗珀”（第804行）。
以上这些与我们自己的梦境经验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学者们倾向于把史诗里的梦当作“诗的惯例”（poetic convention）或“史诗机制”（epic machinery），是高度文学形式化的。古希腊人不会像我们一样说“做了一个梦”（have a dream），而总是说“看到一个梦”（see a dream）。我们今天把梦当作虚幻的事物，但古希腊人却把它当成一种隐秘的真实。那种客观的、能预见未来的梦不仅在古希腊文学传统中根深蒂固，而且在大众的想象中也是如此，甚至更加得到强化。见过梦中情景的人，通常会在梦境过后发现某个留下来的物件，以证明梦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就是神灵专家所称的“神证”（apports）。
《奥德赛》里的预言并不总是以梦来显示，人在醒着的时候也能得到预言，其作用似乎比梦更重要。一开始，雅典娜以人形化身出现在特勒马库斯面前，指示他航行到外国去打听他父亲的消息，但让他放心，他父亲还活着。她接着又告诉他，一旦打听到父亲的消息，就该考虑如何对付那些可恶的求婚者了。雅典娜让特勒马库斯外出打探他父亲的消息，是为了让他得到历练，远离宫廷，免遭求婚者们的伤害，这样奥德修斯回来时他就能帮助父亲打败求婚者们。
《奥德赛》里的预言并非都来自雅典娜，也可能来自先知（预言家）。当奥德修斯在第十一卷里遇到先知忒瑞西阿斯（Tiresias）时，忒瑞西阿斯告诉他，旅行可能有两种结局：第一，如果他或他的手下贪婪，那么除了他之外，所有人都会死；第二，如果他们走正义之路，所有人都会活下来，并返回伊萨卡。忒瑞西阿斯警告奥德修斯，为了报复他弄瞎了独眼巨人的眼睛，他和手下的人都将在一个小岛上搁浅。奥德修斯被告知了未来，所以他知道该期待什么。由于他知道自己和手下的人会遇到什么考验和磨难，所以能提前制订应对方案。这个预言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预兆”（omens）也是《奥德赛》里预告未来的一种方式，预兆是来自神的。例如，特勒马库斯拜访了墨涅拉俄斯，在他离开时，他们看到一只鹰用爪子抓住了一只大白鹅（《奥德赛》第15章，第180行）。这预示着奥德修斯很快就会回家，并对家里那些卑鄙的求婚者掀起一场腥风血雨。这是个来自神灵的好预兆，表明父子俩做的事是正确的，受到神灵的祝福。《奥德赛》里的梦境、预言和预兆是结合着出现的，一同创造了《奥德赛》里的故事。其中，由于古希腊人认为神灵高于一切，梦和预兆都被看作神灵与社会沟通的方式。而预言似乎最有意义，因为预言推动了故事发展、创造了悬念，也显示了人性的缺陷。
《奥德赛》中的梦服务于叙事的需要，这和真实人生中的梦是不同的。我们做的梦并不推动故事发展，而是经验的延伸。它不是人的自然经验，而是社会经验，甚至是政治经验对人心灵纠缠和压迫的心理反应。这样的梦在人沉睡时都不松开套住他潜意识的枷锁，它以一种无法超越的方式证明现实盘踞在人的意识里，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因此研究梦也就成为研究现实的一种方式。解这样的梦其实并不需要神话故事里占卜师或先知的特殊技艺，一般人动动脑也就能把梦的起因和含义解释得八九不离十。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斯拉夫文学和文化教授伊琳娜·帕佩尔诺（Irina Paperno）在《苏联经验的故事：记忆、日记和梦境》一书里记录了一个1937年的案例，其中就有一个含义明显的梦。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1888—1938）被斯大林逮捕，在他的牢房里等待审判（这将判处他死刑）。他梦见了斯大林，与绝大多数对斯大林朝思暮想的普通苏联人不同，布哈林认识斯大林，并且对他非常熟悉，这使得他的梦具有了真实的意义。布哈林在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他的梦境（这封信被保存在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档案中，解密后被刊登出来）。 [15]
布哈林对梦的讲述栩栩如生，可以与《奥德赛》里任何一个梦境媲美，“当我产生幻觉时，我看到了你几次，还有一次是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斯大林的妻子）。她走过来对我说：‘他们对你做了什么，N. I.（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会告诉约瑟夫（斯大林），让他负责保释你。’这一切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几乎跳起来开始给你写信，以便……你能保释我！在我的脑海中，现实与谵妄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的。我知道N. S.（斯大林妻子）不会相信我谋害你，所以我这个可怜的‘我’的潜意识幻化出这些谵妄的梦境并非偶然。我和你谈了好几个小时……上帝啊，要是有一种设备能让你看到我整个被撕碎和被折磨的灵魂就好了！你能看到我与你的关系是多么亲密无间……对不起。现在已经没有天使可以抵挡亚伯拉罕的剑了，所以不祥的命运将不得不实现”！ [16]
梦成为布哈林向斯大林精心告白的方式，任何“破解”对这样的梦都是多余的。布哈林受过良好教育，他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启发，运用一种混合了精神分析和基督教象征主义的语言，向斯大林提供他的梦，作为证明自己无罪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表白他对斯大林的热爱。为什么布哈林要召唤斯大林的妻子作为证明他清白的梦中证人？帕佩尔诺教授解释说，斯大林的妻子1932年自杀后，斯大林就好像被她的鬼魂纠缠着一样，要求布哈林夫妇与他交换公寓。1937年，布哈林在即将被捕前的几个月里，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大林以前的卧室里度过的。布哈林知道，斯大林不可能接受幽灵或下意识心理的证据，但他还是给斯大林写了最后的“述梦”信，以表白自己最纯粹的自我和对这位“梦中战友”的真情热爱。
在生活被彻底政治化之前，人们做的大多是“春梦”。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宾（Alain Corbin）在《私人生活史》一书里认为，法国大革命使梦的内容发生巨大的变化，政治主题侵入梦境，甚至连色情的春梦也被政治化。 [17] 如果我们了解，在远古社会中（包括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的梦境结构取决于信仰模式，那么我们也许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一些现代极权社会中（如纳粹德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一些梦境结构取决于政治模式。在远古社会里，梦与神话密切相关，神话是人们的梦境思维，梦是个人的神话。而在现代极权社会里，梦与恐怖的政治密切相关，政治恐惧成为人们的梦境思维，因为这样的政治本身就是所有人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