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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节起，我将从三个有趣的文化主题谈谈“荷马世界”以及古代和现代文化概念的区别与参照问题：疯癫、做梦和羞耻。在《奥德赛》（当然还有《伊利亚特》）里有许多这样的文化主题，可以参考科琳娜·帕什（Corinne Ondine Pache）等人编撰的《剑桥荷马指南》（ The Cambridge Guide to Homer ），这三个文化主题仅仅是一些例子，其他的可能性还有待大家自己发现。
“荷马世界”（the Homeric world）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当然是与荷马史诗中人物生活和行动有关的世界——一个由英雄传说、神话或想象构成的世界。第二个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公元前8世纪的远古希腊，一个实际存在于历史中的世界，荷马史诗可能与这个历史上的世界相关。这两个“荷马世界”都是我们在阅读荷马时会遇到的。
首先是英雄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荷马和其他诗人在一次又一次的英雄故事讲述中创造和重塑出来的，它在多个层次上激励后人深入研究荷马史诗，以进一步理解其中的诗歌特征、叙事艺术和人物行为。例如英雄和他们的动机：阿伽门农该不该拿亲生女儿的年轻生命为神献祭？阿喀琉斯为什么发怒？奥德修斯为什么选择回到妻子珀涅罗珀身边并面对最终的死亡，而不是与女神卡吕普索一起在她的神仙岛上永生？
要回答这些问题以及诗中提出的许多其他问题，需要了解史诗人物所处的文化世界，许多在现代人看来“古怪”的英雄行为都需要放回那个世界里去理解，否则便难以明白指导他们行动的原则。例如，我们需要知道，荷马史诗中呈现的是一种非常态的战士社群，并不等于真实历史中常态的部落社群。《伊利亚特》中希腊人生活在特洛伊海岸的战营里，特洛伊城则被他们团团围住；《奥德赛》中虽有不同性质的社群，但主要还是非常态的，例如独眼巨人和海仙、海妖的社群，还有在伊萨卡向奥德修斯妻子珀涅罗珀疯狂求婚者的社群。
因此，我们在认识和理解荷马史诗的文化主题时，还需要把它们放回远古希腊的真实世界里去——这个世界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向我们揭示的，其真实的程度在不断被修正。他们向我们揭示了古希腊人的信仰方式：古希腊人相信，一个人疯癫是因为被神灵侵犯，或因为被恶神附体。这不是简单的迷信或愚昧，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理解人类与神灵的互动的，而这样的理解则决定了他们会以什么方式讲述他们看到的事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古典学教授珍妮·施特劳斯·克莱（Jenny Strauss Clay）指出，我们可以从史诗叙述者和故事中的人物所宣称的事情中看出一种相当有凝聚力的“荷马神学”。荷马史诗所创造的这种神学在古代世界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因为古希腊人认为是“诗人”，而不是任何宗教权威，奠定了希腊宗教的基础。虽然史诗确实不是“神学论文”，然而诗人对古希腊人宗教想象的影响是巨大的。 [9]
荷马史诗因此也被称为名副其实的“古希腊人的宗教”，这也是为什么荷马史诗里的故事，包括疯癫故事，被当作真实的故事流传下来。
“埃阿斯（Ajax）的癫狂”就是这样的故事。他是希腊联合远征军的主将之一，作战勇猛。有一次，他因为没有得到自认为应得的战利品，就想去把主持战利品分配的奥德修斯砍成碎片。奥德修斯的保护神雅典娜使埃阿斯发狂，他在癫狂中把羊群当作希腊军左砍右杀。清醒后他明白过来，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全军的笑柄，所以就拔剑自刎了。在神话世界里，埃阿斯是神灵附身；在真实世界里，那不过是“气得发疯”，与神力附体无关。这是我们今天区分两个“荷马世界”后的看法，但在古希腊人那里，这两个世界是相通的，神话造就了他们看待现实的方式。
在古希腊，“疯癫”（Madness）被视为女性的特征。当她处于狂热或狂暴的愤怒中时，则被称为“丽萨”（Lyssa）。在希腊神话中，丽萨指疯狂的愤怒、狂热和动物狂犬病的灵魂，她与梅妮（Maniae）密切相关，后者是疯狂和精神错乱的精灵。作为一个人物，她在欧里庇得斯的《疯狂的赫拉克勒斯》（ The Madness of Heracles ）中亮相。在神话里，丽萨与恶魔（Daimon）和神（Theos）经常可以互换，因为“恶魔”也是一种神灵力量，能够影响人类（甚至是神）的思想、情感、言语和行动。无论好坏，作为一个恶魔，疯狂是一种强大的魔力，能使人癫狂，甚至还能使神因冲动（如狂怒）而失去自我把持，被非理性的激情控制。
疯癫被古希腊人想象为一种原始的，在地球上有人类之前，就早已有的存在。人类没有发明疯癫，但疯癫制造了疯子。疯子在人类中是常见的，他们的灵魂破碎、不安、混乱，全是因为有外力的疯癫在作祟。当恶魔神灵降临在某个人身上时，他就会丢失魂魄，别人认不出他来，他也认不得自己。他五迷三道、失魂落魄，一旦清醒过来，自己都会感到惊恐万分，奇怪“我居然做了这个”。因此，疯子会拒绝为自己的疯狂承担任何责任。当疯狂造成危害他人的恶果时，疯子非但没有内疚，反而会把自己也当作受害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对疯狂的理解虽然可笑，其实并没有完全离我们远去。
神和神灵控制人的例子，在荷马史诗里比比皆是。在《伊利亚特》的故事里，特洛伊战争是因为神而不是人才没完没了地打下去的。为了打破阿凯亚人（Achaeans）和特洛伊人（Troians）之间的休战，女神雅典娜施展神力，引诱潘达鲁斯（Pandarus），“趁他愚蠢之机，说服了他的心”（《伊利亚特》第四卷，第104行），向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射出一箭。潘达鲁斯是著名的弓箭手，是利卡翁（Lycaon）的儿子，他在特洛伊战争中站在特洛伊一边，并带领一支来自泽雷亚（Zeleia）的队伍，首次出现在《伊利亚特》第二卷里。在第四卷中，他被雅典娜欺骗，用箭射伤了墨涅拉俄斯，破坏了本来有可能导致海伦（Helen）回归斯巴达的休战协议。
在《奥德赛》第二十三卷中，老保姆欧丽克蕾雅（Eurycleia）告诉珀涅罗珀，她丈夫奥德修斯已经回来。珀涅罗珀觉得难以置信，认为这位老保姆一定是被神灵逼疯了，因为他们可以“把混乱放到最清晰的脑袋里，或者把一个疯子带到人间”（《奥德赛》第二十三卷，第12—13行）。神话世界里的人并不受自己的自由意志支配，出现亲人归来的幻觉，不是因为当事人日思夜盼，而是因为受到外界力量的入侵；个人的精神痛苦不是源于他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而是源于神灵侵犯；疯癫更是人自己无法控制的，全然是因为神灵附体，这才表现出突发性的愤怒和恶意……这在古希腊文学中相当常见，是古希腊人对精神疾病的前理性理解。
前理性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非理性”，古希腊人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不能用我们今天的医学知识来衡量。荷马史诗中经常描述人阵发性的狂躁和沮丧的爆发，这种爆发在今天可以被认定为精神疾病发作，但作为精神疾病的“疯狂”，这个概念在荷马时代并不存在。事实上，疯狂有时是受到尊重的，甚至被认为可能是有益的。狂怒也是自然的，神和凡人都会毫无羞耻地沉溺其中。古代的疯狂并不像今天这样被污名化，相反，它是最高和最受尊敬的权力的一个特征。神明因怒不可遏做出普通人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才显示出神明的权威。
在冲突不断、注重荣誉的荷马世界里，英雄和神灵都需要这种狂怒来获得成功，这符合逻辑，也顺理成章。毕竟，正是通过战争能力和经常异常残酷的冲突，英雄战士们才获得超人的威严和威名。因此，在荷马的作品中，最伟大的英雄总是最容易发怒，因怒而狂的，按照现代的定义，是最有精神问题的。希特勒和其他极权独裁者就是这种性质的“神经病患者”，只是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没有人敢对他们说出这个真相。
荷马史诗里首次出现了在现象上可识别的疯狂，虽然对它的成因解释是前理性的，但对现象的观察和描述却是客观的：疯癫是一种改变人常态的非正常精神状态。谁坠入这种非正常的精神状态，谁就完全被某些外部力量（“一些神”）掌控和驱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被外力蛊惑、洗脑和煽动，陷入狂热而盲目的冲动。这种冲动成为进入人体内的精神力量，就像风进入肺部、温暖进入皮肤、声音进入耳朵、光进入眼睛一样。
在古希腊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冲动到来时，人就被照亮或蒙蔽；当冲动离开他时，他的思想和感觉又会恢复。然而，不管他是快乐还是痛苦，勇敢还是懦弱，同情还是残忍，都是不稳定的，因为下一阵疯狂冲动随时还可能袭来。史诗和悲剧里充满了这种悲惨的景象和哀鸣，例如：阿尔戈斯（Argos）城的长老们对预言家卡珊德拉（Cassandra）说：“你的灵魂很狂热，被某个神附身了。”（《阿伽门农》，第1140行）特罗森（Troezen）的妇女们问痴情的菲德拉（Phaedra）：“亲爱的姑娘，有什么神附在你身上吗？”（《希波吕托斯》，第141行）克瑞翁（Creon）在造成他的家庭毁灭之后感叹道：“我想，某个神用压迫性的重量敲打我的头，把我赶到了野蛮的道路上。”（《安提戈涅》，第1272行）
无论是毁灭性的错误还是明智的决定，古希腊人都将其视为被外部力量左右的结果。这些力量本身被人格化为神灵，它们甚至能入侵众神，连宙斯都不能例外。宙斯把自己的盲目发誓归罪于阿特（Aite）——阿特是一个神灵化身，代表妄想或盲目的愚蠢——宙斯说自己是因为上了阿特的当。阿伽门农同样也承认：“我也是如此……不能忘记阿特，我起初是为了他才失明的。但看到我被弄瞎了，而宙斯又夺走了我的智慧。现在我准备弥补。”（《伊利亚特》第19章，第135行）由于外力神灵的入侵，人会一反常态，对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动感到陌生，像在旁观另外一个人似的。
荷马并没有把史诗里的人物就此写成神手里简单、被动的提线木偶。史诗里的人物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独立行动，与干预他们的神互相配合。《奥德赛》里就有这样的情节：传令官告诉珀涅罗珀说，那些心怀叵测的求婚者正在对她儿子特勒马库斯发动阴谋，而特勒马库斯并没有坐以待毙，她说“我不知道是否有神在催促他，还是他自己的心被打动了，他去了皮洛斯”（《奥德赛》第4章，第802—803行）。其实女神雅典娜已经在暗中帮助特勒马库斯，她伪装成一名酋长，拜访特勒马库斯，敦促他去探寻他父亲的消息，于是特勒马库斯采取了配合的行动，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行动决心的。
希腊悲剧比荷马史诗要晚三四个世纪，虽然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悲剧中经常有人说到那种来自神灵的“疯癫”（当然是出于戏剧表现的真实需要），但在雅典已经出现了对疯癫的理性看法，这说明前理性时代已经开始向理性时代转移。这表现在人们越来越频繁地用人的情绪而不是神的词汇来谈论疯癫。大卫·巴特洛姆（David Bartolome）指出，“随着历史从荷马向前发展，雅典进入公元前5世纪，用于描述情绪的词汇的丰富程度急剧加深；在前5世纪的雅典，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有相对大量的表示愤怒的希腊名词可供选择（以拉丁文的标准来看）。像‘orge、cholos、thumos’这样的词语已经取代荷马史诗中的词汇，不仅代表强烈的愤怒，而且代表一般的强烈情绪”。
这类关于人的情绪的词汇证明雅典人开始有了心理学的认识，而且还对人的心理特征有了内省思考。这是雅典时代与荷马时代一个重要的区别。虽然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经常表达他们自己的心情或感受，但他们并不像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那样全神贯注地内省。雅典时代的希腊悲剧有了对人的心理健康和道德的深度思考，正是因为出现了有意识的自觉内省。
不只是雅典悲剧，雅典的哲学和政治冲突也都是促使“疯癫”“狂怒”等观念从荷马时代向新时代转化的重要因素。公元前4世纪，雅典在哲学和文学方面蓬勃发展，并产生了一些西方传统中影响最持久的知识作品。哲学变得越来越丰富，它试图用一种普遍的、理性的自然概念，而不是用神灵来描述世界。这些学科与那个时代动荡的政治交织在一起，例如希腊——波斯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僭主专制和灾难性的改革。 [10] 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主题，那就是人的自控和自我克制。这对认识疯癫和狂怒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孕育了现代的疾病概念：疯癫是一种心理的和精神的疾病。
随着雅典社会越来越强的政治自由意识和利益斗争需要，希腊人对愤怒的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发怒，尤其是暴怒或狂怒，不再被视为自然的、有益的或必要的情感。这一转变开始使希腊脱离在史诗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可敬的愤怒”概念。不幸的是，这种“可敬”和“正当”愤怒的概念，至今仍然在现代世界的一些地方驱使着人类各种疯狂的暴力行为——从纳粹屠犹、恐怖分子杀戮平民，到革命暴力和延续内战仇恨的集体报复与残害。
随着理性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克制暴怒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而一发怒就肆意残害他人更是一种疯狂的行为。著名希腊、罗马专家威廉·哈里斯（William V. Harris）指出，在这一时期，雅典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内化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当他们能够限制自己的激情，特别是包括自己的愤怒（thumos）时，他们的自由才能生存下去……如果有太多的愤怒，可怕的内部冲突（停滞）就可能是一个后果”。 [11]
希腊医学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对疯癫有了朝科学方向的认识发展。从公元前5世纪末开始，希腊医学对疾病的生理和神性原因进行了推测。医生作者（如希波克拉底）深入描述了精神疾病的身体和生理迹象，有些人将疯狂归咎于手上的血迹，有些人则用复杂的体液理论研究身体。这些理论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疯病的身体来源越来越感兴趣，然而这并不是说神灵的解释已经完全失去影响力。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还是常听人说，“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虽然这是在比喻的意义上的说法，但也包含着对疯狂的神灵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