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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贾伊·马尔雅点起第四根雪茄，他深吸一口，在白烟灰缸上弹了弹烟灰。那是2017年春末的一个周五下午，空气潮湿，下着小雨，街对面的摄政公园也变得朦胧。马尔雅坐在豪华的实木长桌后，面前摆着一个黄金打火机和两部手机。他看上去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活力的超级富豪，身材肥硕，穿一件红色Polo衫，左右手腕上戴着好几个金手镯，留一头灰色长发，耳朵上偌大的钻石耳钉闪闪发亮。不过，聊到生意上遇到的麻烦以及他的祖国时，他明显变得低落。“印度的血液里流淌着腐败，”他叹了口气，“任何人都没法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一点。”
我们当时坐在他家书房的奢华皮椅上。那是栋被列入英国一级建筑名单的豪宅，整条街都是连排的希腊罗马式建筑，走几步路就是贝克街地铁站。毫无疑问，这种地方只有顶级富豪买得起，房内装饰着耀眼的水晶吊灯和华丽的上等家具，天花板和楼梯上还贴满金箔。几年前，卡塔尔王室成员斥资近八千万英镑买下这排建筑尽头的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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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院停的尽是劳斯莱斯和宾利。我进马尔雅家前，就看到后门停了辆宽敞的银色迈巴赫，车牌是VJM 1
。我推开门，发现一名安保人员盯着一排监视器，突兀地坐在原本应该放置门厅柜的地方。
书房很大，镶着深色木板，和实木书桌搭配得恰到好处。马尔雅坐在椅子上跟我聊天，不时查看两部手机的信息。他一开始在面前放了一杯水，没聊多久又按下咖啡雪茄盒旁的白色按钮，向管家要了杯威士忌。后方是一面白金相间的假墙，其后藏有一个酒柜。屋内很多物件都是富豪特有的消遣，窗边的桌上摆着三本跑车杂志，旁边还有好几辆仍属于马尔雅的印度力量队一级方程式赛车的模型。采访中途，我想去洗手间，他的手下引导我走到一间金色的卫生间，从亮闪闪的马桶到水龙头和卷纸架，一切都是金色的，只有柔软的擦手巾是白色的，但上面的VJM也是用金线缝制。
豪宅的每一个细节都流露着奢华，但屋内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失落感，这与房屋主人无奈流亡海外的处境脱不了干系，《印度时报》常称呼他“流亡者维贾伊·马尔雅”。 [2] 他曾是酒业和航空业的亿万富豪，一度陶醉于自己印度“美好时光之王”的称号，这来自他旗下的翠鸟啤酒的广告语。他风光的时候称得上自己马戏团的总指挥，活得尽兴，喝得痛快，总是呼朋唤友地举办盖茨比式的盛大派对，还以不守时著称。他的手机经常响，但偌大的豪宅除他以外只有四个人：安保、私人助理、管家以及在后面打盹的司机。他的时间好像比以往充裕许多，采访只晚到一会儿，还跟我深入地聊了近三个小时，矢口否认外界对他的指控。
以流亡者的标准看，马尔雅过得够惬意了。平日，他在城内打理残存的商业业务，偶尔到附近的多尔切斯特酒店开会，周末乘车去离市区大概一小时车程的乡间庄园“淑女路”休息，据说这是他花1100万英镑从赛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的父亲手上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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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新闻三天两头就报道他的艰难处境，不是房产没收，就是跑车充公。他长期停靠在法国里维埃拉的印度女皇号也难逃厄运，这艘长达95米的豪华游艇之前就因拖欠船员数十万美元工资卷入风波，如今也被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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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标志性的鲻鱼头
一度相当高调，被解释为“前面是生意，后面是派对”，但现在看来却有些落寞，似乎已不再适合一位60多岁的失意企业家。
从书房的迹象可以看出，他还牵挂着多半回不去的家乡。桌上有一摞报纸，最上面是《亚洲时代》，头条都和新德里的欺诈丑闻有关。桌上还有个双钟面的水晶钟，右边显示英国时间，左边是印度时间。马尔雅在英国拥有两套豪宅，听上去已经不少，但他之前的房产可是有十几处之多，单单印度就有五处，在南非还有一个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在摩纳哥、加利福尼亚、纽约特朗普大厦等地也都有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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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安巴尼修建的足以俯瞰孟买的安蒂拉一样，马尔雅也在公司总部所在的班加罗尔盖了一栋豪宅。几年前，他拆除家族的老式平房，盖了一栋醒目的摩天大楼，名为翠鸟大厦。这栋楼有商业投资的成分，下面的公寓用于出售。但建在白色混凝土板上的顶层完全留给他个人使用，面积足有3700多平方米，价值2000万美元。这一空中之屋无疑是全印度最高调的“伪豪宅”
，外形和白宫有几分相像，只是离地面有30多米。不过，他现在是流亡者，能否有机会住进家乡的这栋豪宅还是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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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没有几代人的时间，很难解决腐败问题，因为它在我们体制内根深蒂固。”他耸着肩跟我解释为什么政府反腐收效甚微。他还说政府的税收部门是重灾区，他们索贿的金额是税额的数倍。“你没法根除体制内的腐败，这问题从开始就没断过。他们（税务人员）管你要十倍的税款，不交就得进监狱。”这番话对马尔雅来说绝不是与自身利益无关的担忧。几年前的他还是印度知名企业家，庞大的财富和张扬的行事风格代表着新印度的自信。2017年年初，印度当局因五年前翠鸟航空的倒闭风波向他提出腐败指控，那场商业灾难留下沉重的债务，至今还有成千上万的员工因拿不到薪水而愤怒不已。 [7]
马尔雅拨开打火机盖，点着一支小雪茄接着说：“在印度，什么荒唐事都可能发生。你懂吗，他们会直接把你扔进监狱，然后扔下句‘好好待着吧’，”他低沉沙哑的声音突然严肃起来，“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我为什么不能获得公正的审判……正因如此，我今天才会困在这儿。”
“这儿”指的是伦敦，俄罗斯寡头和印度的宝莱坞寡头遇到麻烦，就会到这儿避风头。2016年3月，马尔雅乘头等舱最后一次离开新德里。那时他断然否认自己是坐飞机出逃，但我们聊天已是一年多以后，他坦承自己一时半会儿恐怕回不去了。他曾是印度议会联邦院（即上院）议员，拥有外交护照，但事到如今护照早被注销。他拥有英国永久居留权，可以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但没有护照的他实际上是个没有国籍的人，也没法出国，现在只能告别他过去飞来飞去的声名狼藉的生活。
更惨的是我们碰面前一个月，马尔雅刚因涉嫌洗钱被英国警察逮捕，指控依然与印度针对他展开的一系列调查有关。 [8] 他申辩自己是清白的，逮捕当天就取得保释。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外，在涌上来的一堆摄像机前，他愤怒地用挑衅语气跟债主隔空喊话：“还钱？继续做梦吧。” [9] 书房里的他看起来谨慎许多。为了不被印度政府引渡回去，他现在得常年花重金聘请英国律师打官司，被带回去意味着接受债务违约和涉嫌欺诈的指控。
“这场官司何时才能结束，恐怕只有上帝知道。我想说的很简单，这完全就是一场猎巫行动。”他声称自己的案子已经在政治上引发轩然大波，回国不可能受到公正审判。他前脚落地，后脚可能就会被扔进新德里臭名昭著的提哈监狱
。“媒体也在刻意用债务违约、骗钱、马尔雅门、偷窃之类的词语煽动民众情绪。”他恼火地边说边晃动双手，以此强调自己的观点。“回国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现在回去也不理智……律师跟我明确说：‘听好了，你要是回去就愚蠢极了，等待你的是通往提哈监狱的单程票。’”
马尔雅对媒体大肆炒作的指责并非无中生有。他每跌倒一次，印度的报刊和电视访谈节目都会兴奋地第一时间跟进，铺天盖地的报道说他欠银行、供应商和员工二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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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流逝，一开始还算宽容的债主也愤怒起来，将手伸向他的房产、飞机和豪车。想当初，马尔雅也是媒体的宠儿，象征着印度充满活力的新消费市场，被称为“班加罗尔的理查德·布兰森”
，现如今他成了节目主持人口中的老赖，被描绘成无底线无原则的奸商代表。他不计后果的商业投机一方面让印度银行蒙受了巨额损失，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印度商界的声誉。他虽然还不起债主的钱和员工的工资，却在流亡伦敦后继续过高调的奢华生活，这无疑让他在公众眼中变得更加不堪。
面对外界的指控，马尔雅还是一副脸不红心不跳的无赖样，但他确实有几分可爱，讲起故事也动听，而且比他花花公子的表象更懂生意。我们交谈时，他毫不费力地报出自己的贷款违约率和过往合同的细节来批驳一些不实报道。另一方面，他显然为自己的处境深感沮丧，语气也在不服和自怜间来回摇摆，只在极偶然的瞬间闪现出过往不可一世的自信。采访次日刚好是摩纳哥大奖赛，这是每年巡回赛事的高潮，马尔雅往年总会在游艇上举行盛大晚宴庆祝，但这次只能在赫特福德郡的庄园和几位好友及五条爱犬一起看电视转播。
马尔雅的批评者最常提及的就是他“出逃”一事，仿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初步认定他有罪。媒体指控他，政界原先的朋友也批评他，称他代表印度资本主义肮脏的一面。谈到这些，他回应道：“他们很快就决定应该由我来顶雷，让我当拖欠贷款的反面典型，理由只是我的媒体曝光度最高。”马尔雅从来都不是印度最富有的商人，他前面还有不少身价更高、家业更大、生意更赚钱的人。不过，谈到印度经济繁荣期的盲目乐观主义，以及后来触目惊心的腐败和公司债务丑闻，恐怕很难选出比他更具代表性的人物。如果说穆克什·安巴尼是站在印度“亿万富豪统治”顶点的人，那么马尔雅是最知道向顶点攀爬又可耻地滑落是什么滋味的人。
采访尾声，他接到赛车圈朋友的电话，和对方就赛车手以及他们的状态聊了五分钟。电话挂断后，他准备叫醒司机，乘车去乡间庄园。临走前，他若有所思地转头跟我说：“我从1992年就开始住在这里，我妈妈和儿子也在这边，我女儿常从纽约飞过来……没错，我在这儿过得挺不错的。不能去现场看摩纳哥大奖赛确实是件憾事，但这是我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马尔雅春风得意的时候完全是个夜猫子。他经常在晚上办派对，但极少有比2005年12月18日晚上那场阵仗更大的。他为庆祝自己五十岁生日，在位于印度西海岸阳光明媚的果阿邦的翠鸟别墅连办四天盛大派对，那天是派对的第三天。宾客的车到后，首先看到的是别墅气派的大门，造型颇像佛教宝塔，柱子上刻着巨大的名字缩写VM。下车后，服务员会带他们一路穿过法拉利等名车，绕过好几个泳池（其中一个还配有水中跑步机），最终来到海边的大草坪。长腿模特、宝莱坞明星，当然还有他的富豪朋友四处走动交流，其中很多人都是乘私人飞机过来的。没有私人飞机的宾客则乘坐马尔雅专门从自己的航空公司抽调来的两架空客。派对开到后面，还有大明星莱昂纳尔·里奇友情客串，为主人献唱《祝你生日快乐》。随后，两架空客还在沙滩上表演低空飞行。 [11]
马尔雅的2005年过得很顺。那年春天，他成功收购垂涎已久的酒业竞争对手肖·华莱士公司，这让他的联合酿酒集团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酒业集团，巩固了集团在印度酒业市场的主导地位。随后，他又在5月开始正式运营翠鸟航空，这是一次大胆的商业冒险，瞄准的是印度日益增长的国内航线需求。他在那年的巴黎航展一掷千金，用30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十几架新空客，其中5架是超大型的A380，这明确表明他下一步有意涉足国际航线。 [12] 这样的野心需要大量资金，但对他的银行账户基本没有产生影响。在马尔雅50岁生日的前几周，《福布斯》公布了年度富豪榜，他的财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涨到9.5亿美元。 [13]
那年对印度来说也是个好年头。前一年大选，由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前届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提出乐观的竞选口号“印度大放光芒”，选民没有买账，转而选择由国大党主导的新联合政府，后者承诺当选后会扶持农民和穷人。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上台以来，形势确实一片大好，经济增速前所未有地高达9%，要知道印度在1991年实行自由化改革前经济增速长期保持极低的个位数，被民众讽刺地称作“印度式增长”。
整个印度弥漫着新的乐观主义，马尔雅是这一风尚的代表。过去，印度的商业精英多是低调谨慎的企业家。自由化改革前后最有冲劲的德鲁拜·安巴尼也不例外，他平日里总穿普通的白衬衫，用钱从不大手大脚，对隐私也保护得非常好。马尔雅截然不同，他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但从不遮掩。
马尔雅的崛起要从1983年父亲心脏病突发离世说起。维塔尔·马尔雅是精明低调的商人，二战刚结束，25岁的他就以低价买下联合酿酒，带领公司为英国驻军提供经济实惠的本地啤酒并打出名气，自此印度淡色艾尔啤酒不用再从英国进口。他行事周密且井井有条，有条不紊地扩大规模，收购竞争对手的啤酒厂，也建立自己的业务，并很快就学会如何应对1947年印度独立后出台的烦琐的规章制度。他去世后留下可以轻松赚得盆满钵满的生意，然而他的独子远没有做好继承家业的准备。
维贾伊·马尔雅小时候和母亲住在印度东部的加尔各答，父亲常年在南部的班加罗尔工作。他打小就行事高调，开一辆法拉利儿童车在家门口转悠，一成年就开着配有涡轮增压器的保时捷911上街。 [14] 大学毕业，他开始到家族企业上班，一开始做销售，之后到位于新泽西的美国分部短暂实习。父亲离世之前，这个年轻人和香车美女有关的花边新闻倒是不少，但并没有什么说得出口的成就。
马尔雅接手家族生意没几天，就做了许多盲目投资。他开过连锁比萨店，做过自己的可乐品牌，还投过电信设备制造厂，这些似乎都在证明那些质疑他太年轻散漫、没资格接手父亲的生意的人是对的。他妻子和孩子大多数时间都住在旧金山金门大桥对面的索萨利托，他有时也会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他还在那儿买下一座葡萄园、一个精酿啤酒厂和一家报社，老爷车也越买越多，都停在报社海景办公楼的停车场。 [15] 不过，只要他的啤酒和烈酒生意不出问题，这些都无伤大雅。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所具备的父亲没有的营销能力凸显出来以后，酒业生意更是蒸蒸日上。他慢慢认识到盲目扩张的弊端，开始主攻酒业，卖掉或关停之前拓展的医药、快餐等业务。 [16] 他最重要的一步棋就是救活奄奄一息的啤酒品牌翠鸟，将其变为印度的主导淡啤酒品牌和全球各地咖喱屋的标配。
身在伦敦的马尔雅谈起年少轻狂的时光时显得不以为意。“我的生活方式让我变成媒体的宠儿。我的派对、我的跑车，”他跟我说道，“我27岁继承家业，做的也是27岁年轻人想做的事，但他们却拿我跟德鲁拜·安巴尼比……27岁的小伙子想开红色法拉利再正常不过，但50岁的人可能对跑车不感兴趣。我只是在做那个年龄段的自己罢了。”他虽然生活奢靡，但哗众取宠背后也有清晰的商业逻辑。印度禁止酒类广告，酒商只能想方设法以其他方式吸引顾客，有的邀请顾客免费试喝，而马尔雅选择推销自己。
“我和理查德·布兰森一样，”他说，“我们将自己的生活和品牌融为一体。”报纸会报道他在翠鸟别墅举办的盛大派对，刊登当年翠鸟泳装模特日历上的照片。他进军航空业有个人喜好的因素，和布兰森一样，马尔雅很早就觉得当航空公司老板是一件非常酷的事。当然，这里面也有机会主义的成分。1993年，印度航空业放开以后确实是一块亟待开发的领域。不过他最重要的目的是逐步实现自己的长线计划，希望有朝一日翠鸟旗下可以涵盖豪华邮轮、豪华列车等各类出行方式，这明显有模仿布兰森维珍品牌矩阵的意味。马尔雅否认这一点。一些业内人士对此讽刺道：他开航空公司，会不会是一种极致的品牌延伸，他的飞机说到底不过是用于推销啤酒的昂贵展柜。还有人说这位横冲直撞的富豪和另一位酷爱自我推广的名人有几分相似之处，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写的：“马尔雅更像印度版的唐纳德·特朗普，他并不满足于做美好时光之王，还加班加点地劝说别人也选择这种张扬的生活。” [17]
齐肩长发、耳环、嗜好贵重饰物……马尔雅用这些将自己塑造成最有海盗做派的企业家，他常比宾客晚到好几个钟头，大摇大摆地在深夜走入自己的派对。手机普及以来，据传他去哪儿都会有跟班手捧一个摆着好几部手机的银盘。 [18] 他还有一架专门为他改造过的波音727，内部吧台装满了他旗下的酒水，载他穿梭于多个派对和商业会议，二者的界限对所有参与者来说也越来越模糊。马尔雅旗下一家公司的前董事会成员跟我说过：“我记着有一次是上午10点开会，我们前一晚就飞过去了，后来也确实是10点开的，但改成晚上10点……这确实有些荒唐。他出门从不带行李箱，因为他在每个国家都有房子，在每个住处都有额外的衣服……你不得不认为他后来出事与这种放纵的生活方式多少有些关系。”
马尔雅虽然过着戏剧化的生活，但这并没有耽误他赚大钱。2006年，他的身价跃过10亿美元大关，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并买下一艘世界顶级规模的豪华游艇。2007年，他用5.95亿英镑收购以生产苏格兰威士忌见长的怀特&麦凯公司。他将翠鸟一步步推向国际市场的同时，也逐渐被国外媒体注意到他的野心。《纽约时报》称：“马尔雅先生是无拘无束的企业皇帝。近半个世纪，美国大多数董事会恐怕都没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他身边时刻围着一群长期聘用的顾问，身上总戴着大量珠宝，动不动就在家中开会到凌晨5点，会朝女记者眨眼睛并炫耀企业‘美好时光’的主题。” [19]
马尔雅的行为举止如漫画般夸张，但他是个很复杂的人，也有一丝不苟和控制欲强的一面。他亲自把关公司的一线空乘招聘，飞机降落后也要第一时间给他发信息报平安。他表面上放浪不羁，实际上是虔诚的信徒，在2003年从直升机坠毁事故中死里逃生后，他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他人前喜欢出风头，但私下和灵媒走得很近，时常给寺庙捐献黄金，并且每年都会与世隔绝几周，专程去印度南方一座山上的圣地朝拜。他为翠鸟航空购买的每架新飞机，都要先飞往离东部安得拉邦的斯里·文卡兹瓦拉庙很近的寺庙小镇蒂鲁帕蒂，当地的僧侣会在停机坪上为飞机祈福。
这位大亨和印度现行体制的关系也有两面性。他热衷于破坏规则。“我生活高调……这有什么问题吗？”他曾经说过，“我做的是酒水生意，不论别人的看法如何，我都会喝酒，今后也会继续喝下去，因为我爱喝。” [20] 不少商界领袖私下里说他是跳梁小丑，放荡成性，没有廉耻心。但马尔雅也渴望认可，希望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目光远大的商界领袖形象，像他的第二故乡班加罗尔的科技巨头一样享受大家的赞誉。他虽然只是通过远程教育拿到美国高校的荣誉博士学位，但还是坚持让别人称自己为马尔雅博士。他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和苦行者甘地相去甚远，但2009年，他用近两百万美元的高价在纽约拍下圣雄甘地的不少私人物品，包括一块怀表以及甘地标志性的圆框眼镜。这一壮举将他塑造为爱国企业家，说明他愿意用自己的财富为祖国服务，值得大家尊重。
马尔雅说起话来头头是道，适合在政坛一展身手。不过，他个性张扬又渴望他人认可的矛盾，在政治上也表现得最为突出。“印度人骨子里是看不上酒的，政府官员也觉得这不是正经生意，而是走私，”他跟我说，“这门生意能否做成，跟政治关系紧密。”酒水可以给政客提供必要的税收，以及竞选所需的政治献金。尽管如此，很多政客为拉拢女选民，还是主张限制酒水甚至禁酒。国家层面也有管控酒水的措施，因此在印度做酒水生意需要庞大的关系网络。马尔雅还表示别的行业找关系要容易得多。“他们想要许可证或办什么事，只需要到德里敲负责人的门就成，但我的行业不同，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二十九个不同的国家经营着一家公司。”
印度酒业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并因酒商努力讨好有权势的政客和公务员而沦为腐败的重灾区。马尔雅的能耐让他不满足于效仿别的商人，他走得更远。他在商业上救活过奄奄一息的翠鸟啤酒，2003年在政治上故技重施，接手一个半死不活的政党，亲自挂帅，幻想竞选上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首席部长，他公司的总部就在该邦的商业中心班加罗尔。他做什么都爱出风头，这次参选更是直接在竞选舞台上挥舞起蒂普苏丹的宝剑，这把剑的主人是18世纪印度南部迈索尔王国的统治者，因多次率部和英国殖民者作战而被视作当代偶像。
卡纳塔克邦的选民并没有买马尔雅的账，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社会名流和商界大鳄都有机会获得名额的上院谋得一个席位。上院开会时他很少质询，但偶尔会在新德里的家中举办高规格晚宴，利用身份之便结交权力掮客。印度政府的一位前任部长告诉我：“他们觉得打入政客内部才能更好地跟别的政客打交道，自己是议员才能更好地跟别的议员套近乎。”他反思富豪议员日益增多的现象时表示，马尔雅只是最为耀眼的一个。即使大家对印度政界和商界的界限模糊早习以为常，但马尔雅出任民航委员会委员的消息还是引发了争议。他在这个位置上随时可以出于自己航空公司的利益，支持或反对一项法规，最好的例证是他极力促成国内航班允许提供啤酒。 [21]
他在商业版图扩张的同时，大男孩式的奢侈消费也越来越多，先是有了自己的一级方程式赛车队，随后又买下一支职业板球队参与超级板球联赛，并用自己一款名为皇家挑战者的威士忌，给板球队命名为“班加罗尔皇家挑战者”。但对生活在印度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他这种奢靡的生活方式在一个长期否认美好生活的国度，反而象征着美好的可能。年轻一代人尤其是男性，有不少都憧憬过上马尔雅那种自由自在、纵酒狂欢的生活。他们的向往在航空业体现得尤为明显，国营的印度航空给人的印象又破又脏，新兴的私营航空公司杀入市场以来，没过多久就用高标准的航空旅行服务盖过印度航空，为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提供更为体面的选择。
印度中产阶级的人数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乐观估计已经小几亿，保守估计则是5000万。 [22] 符合西方中产阶级的标准，有车、有房、有大学学历、有存款，还有常旅客卡号的人肯定很少。印度经济自由化的头几年，中产阶级更是凤毛麟角。翠鸟航空成立几年后，《连线》称：“99%的印度人没坐过飞机。” [23] 对那些没体验过飞行的人来说，马尔雅的公司让航空旅行这一全球消费阶层的重要标志第一次变得触手可及。
我头一次坐翠鸟航空是2007年从南部的喀拉拉邦飞行两小时到孟买。那时，廉价航空在西方国家早已不是新鲜事，飞机票变得便宜，乘机体验也大幅度滑坡。翠鸟航空的票价很低廉，但飞机是全新的，座椅宽敞，腿脚活动空间很大，娱乐设施非常先进。飞机起飞前，座椅前的屏幕上出现了马尔雅。“每一名机组人员都由我精心挑选，我要求他们将您视作我家中的贵宾。”他将我们乘坐的飞机称作“快乐客机”，还表示随时欢迎乘客给他的邮箱发送意见。飞机餐也很不错，飞机降落前，空乘还给我递了个免费的冰淇淋。
这个国家很难找出一条平整的高速公路，城市的街道更是坑坑洼洼，翠鸟航空却像个现代化的奇迹。美国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首次乘坐翠鸟航空就发出“我的天啊”的感叹，尤其对“管家”帮商务舱乘客拿行李这点赞不绝口。 [24] 用最低的价格提供世界级的服务，翠鸟航空做到了这件放在过去绝对是痴人说梦的事情，这让人觉得印度或许也能在短时间内华丽转身，摆脱贫困和低效，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维贾伊·马尔雅刚继承父亲家业时，印度经济由国家主导，限制很多，资本短缺。等到他开办航空公司时，那些限制都在被打破，印度经济进入蓬勃发展的时代，众人觉得国家经济复兴有望。马尔雅的航空公司发展得欣欣向荣，像那些气派的软件园一样给印度带来希望，让人觉得印度或许可以发展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国家。当时，对马尔雅和印度整个国家来说，一切仿佛都可以实现。有时候，人们会觉得美好时光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而最终，美好时光的泡沫确实破灭了。
回到我跟马尔雅在伦敦的谈话，他清楚地记得自己首次重新思考商业布局的时间，那是1991年经济危机前夕。短短几个月，印度就陷入独立以来最大的泥潭。面对国际收支危机和手上仅能维持数周的外汇储备，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曼莫汉·辛格紧急推行一系列改革，打破经济的种种枷锁，疏通外资流通的渠道。其实，早在危机爆发的前几年，计划经济就在印度走到穷途末路。当时，中国已经步入长久的经济繁荣期，甚至连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只有印度落在后面，商业巨头都在等许可证、限额和执照消失的那一天。
“我聊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末吧？因为这之前印度根本没有外国投资。”马尔雅坐在书房的椅子上跟我说。那个年代他的联合酿酒集团拥有至少三十家子公司。“我们做过汽车电池、油漆和聚合物，因此，说我们做过石油化工是没问题的。我们还做过食品，零食、比萨、软饮，你能想到的都做过，”他笑着补充道，神情好像还挺怀念年轻时那个做生意不讲章法的自己，“我挨个思考过旗下公司的经营状况，并自问我们凭什么跟雀巢还有联合利华之类的跨国公司竞争。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我的公司迟早会关门。”
1991年爆发的危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印度反抗殖民统治时就埋下了种子。1947年，也就是马尔雅父亲买下联合酿酒的那年，印度的国父们就国家的未来展开激烈辩论，一方是甘地，他希望印度可以成为农业乌托邦，到处都是没有商业剥削的富庶村庄。另一方是尼赫鲁，在1947年8月15日午夜印度独立后出任首任总理。尼赫鲁及其支持者受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不俗成就启发，认为印度应该在未来坚决地走计划经济道路，兴建大型钢铁厂和水电站。1948年，甘地遇刺身亡后不久，《经济学人》一篇文章写道：“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工业化，扫除文盲和迷信，缓解物质贫困。甘地对俭朴生活的美化在他们看来是反动的。” [25]
印度独立后走的是尼赫鲁的道路，不过，尼赫鲁和甘地虽然政见不同，但都对私企怀有戒心，觉得这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历史上，印度的传统理想并不吹捧政治和军事的胜利，视金钱更是如粪土，”尼赫鲁在自传中解释道，“现如今，印度的传统文化遇到全新的挑战，这无所不能的新势力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班尼亚文明。”他特意用了印地语中代表商人阶层的“班尼亚”（bania）一词，暗指其不诚实。 [26] 尼赫鲁的理念让印度在近半个世纪中都和自由市场绝缘。
不论印度的国父有何构想，要想在印巴分治的狂风暴雨下复苏印度经济本就充满挑战。英国殖民者迫不及待地将这片次大陆一分为二，武断地划出一条新国界，残忍地分割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和商业。他们在印度独立前一个月仓促宣布这一决定，卷起腥风血雨，社会陷入动荡和持续不断的种族冲突。 [27] 数百万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难民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漂泊，给两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印度新成立的政府艰难地筹集资金建难民营，生产粮食，控制日益猖獗的通货膨胀。为重获控制权，尼赫鲁不仅强化了继承自英国统治时期的一系列严格的国家管控措施，还在1951年推出数个苏联式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他主政期间，还引入一套新的外来理念：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不结盟；印度不做世界强权，而要做广大受压迫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奋力摆脱殖民主义遗毒。
印度经济在独立后不久就收归国有，各行各业先后变成公有制。1953年，尼赫鲁将印度原先的八家民营航空公司合并为两家国营航空公司，印度航空负责国内航线，印度国际航空则负责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才有机会乘坐的国际航线。私企可以涉足的领域也被许可证制度如迷宫般的条条框框牢牢拴住。公司能生产什么，可以使用什么技术，可以雇什么人，都有严苛的规定。腌菜、火柴、挂锁、木质家具等数百种商品，都被留给规模较小、生产力一般的小公司，这种甘地主义的遗留让印度制造成为质量低劣的代名词。大公司没有国外劲敌的挑战，效率也十分低下，因为企业家想的并非如何生产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而是如何得到政要的照顾，他们只要将关系疏通到位，就有机会扩张商业版图。也正因如此，马尔雅早期才能收购啤酒和烈酒酒商，进军石油化工和电信设备等领域。 [28]
许可证制度对酒业的冲击尤为明显。印度人买酒的地点和价格都是政府定的。酒的进口关税非常高，一瓶进口酒的价格可以买很多瓶翠鸟等国内品牌的酒。就连酿制印度朗姆酒和威士忌的基本原料糖浆也受管控，其价格和可跨国交易的量都由监管机构决定。 [29] 同时，酒厂的税额很重，各地政府也有数百种烦琐的规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尔雅等酒业大亨非要挖空心思和地方官员搞好关系。
1966年，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出任总理，国家进一步控制了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煤矿。政府管控越严，普通人能买到的商品就越有限，印度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脱钩也越严重。1947年，尼赫鲁接手的印度与世界经济联系极为紧密，但短短20年工夫，他就和女儿将印度变成极为封闭的国家。 [30] 回过头看，他们推行的政策不亚于一场国家浩劫。一味推崇国家主导换来的是40年迟缓的经济增长，直到今天，印度的大政府局面也只是略有改善。尼赫鲁对穷人境况的关心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水平。印度荒废光阴的同时，亚洲其他国家纷纷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先是日韩，中国稍晚——走出贫困，并逐步走向富裕。
今天，半数以上的印度人都在25岁以下，他们大多对过去同胞面对的条条框框没有概念。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回忆起往事，总会想起一些不便的生活细节。例如我在2013年见到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维斯瓦纳坦·阿南德，那时他43岁，书生气比较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当时马上要在一场比赛中第三次捍卫国际象棋棋王的宝座，但聊着聊着我们就跑题了。我们在他位于印度南部城市金奈一条林荫大道上的家中聊了好几个钟头，他回忆起在这座当时还叫马德拉斯
的城市成长的经历，以及印度长期闭关自守的政策给他的青春留下的烙印。
阿南德最早接触国际象棋是在英迪拉·甘地主政时期，他一开始跟着母亲学，后来被送到附近俄罗斯文化中心的俱乐部学习。俱乐部以苏联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米哈伊尔·塔尔的名字命名，这也侧面反映冷战时期新德里和莫斯科的密切关系。阿南德跟我讲：“他们（俄国人）成立俱乐部是为了推广国际象棋，我从那时起走上这条路。” [31] 再后来，他的国际象棋之路越走越宽，于1988年成为印度首位特级大师，之后又需要去欧洲打锦标赛。不过，出国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出具许可函，还得乘坐长途火车去孟买或新德里，因为国际航班都从这两座城市出发。
当时，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数量不多。票价由国家统一规定，提前几个月买和临行前一天买的价格是一样的。航空公司的客机数量也很有限，基本上每趟都是满员。此外，由于政府对外汇的限制，乘客想带钱出国并不容易。“你要获得（政府的）批准，当时的补助也很低，一天二十美元，你如果不多带点钱，就只能靠这个活……很多印度人出国只能住亲戚家，出去吃饭也都是找便宜的连锁店。”他后来想买台早期的弈棋机，却发现进口关税是机器本身价格的三倍。他付款后几个月才拿到机器，因为当时对进口电子设备有限制，请求分管的几位领导签字同意后才能拿到许可。“那个时代和今天截然不同，”他说，“我跟印度的年轻人说这些，他们也很难懂，还以为我说朝鲜呢，但当时确实是这样的。”
阿南德说到的限制在印度萎缩的消费经济中也随处可见。高额的进口关税让近乎所有进口商品都变成奢侈品，不少外国商品无法进口。商品匮乏是当时的常态，那时印度人想买小摩托，从预约到入手要小十年的时间。衣服只能买到基础款，大多是当地裁缝做的。电话是奢侈品，不送礼、不耐心等待就根本买不到。印度朋友跟我说他父亲20世纪90年代中期离世，在遗嘱中列上了家里的两部有线电话。极少有家庭拥有电视，有也只能收到一个官方频道。绝大多数印度人也没有车，车子可选的款式也只有几种，一款是外表庄严的印度大使，堪称英国莫里斯·牛津车的翻版，另一款则是板正的掀背式轿车马鲁蒂铃木800。翻看印度20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新德里和孟买空旷的街道和19世纪末变化不大。进口车就更稀罕，考虑到高昂的进口关税，像马尔雅那样买下一辆保时捷十分了不得。另一位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孟买的朋友告诉我，那时还是孩子的他基本能说出城里谁家有奔驰或宝马，因为这样的豪车拢共也没几辆。
1991年，印度在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的时刻陷入危机。前一年，印度爆发暴力抗议，反对一项将更多国有企业岗位提供给低种姓者的颇具争议的计划。数十位学生甚至用自焚表达不满。印度人民党挑头引起一系列全国性争端，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剑拔弩张。矛盾的焦点是北方邦的巴布里清真寺，抗议者声称这里是印度教神灵罗摩的出生地，并最终在1992年拆毁寺庙，这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暴乱。1991年，危机爆发一个月以前，尼赫鲁的外孙拉吉夫·甘地遇刺身亡。他是尼赫鲁家族的第三位总理，一位有改革抱负的年轻政客，他1984年当选后开始放松许可证制度的部分限制，带来一些经济复苏的希望。不过，他后来卷入和瑞典军火商博福斯有关的腐败丑闻
，未能连任。1991年，拉吉夫·甘地再度参与大选，希望当选后挽回自己的声誉。不幸的是，他的竞选之旅永远地停在金奈。他被一名与泰米尔猛虎组织
有来往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杀害，成为继他母亲在1984年遇刺身亡后第二名遇害的尼赫鲁家族成员。
国外的事件将印度危机真正推上台面。危机前的十年间，印度政府毫无节制的开支本已引发严重的财政赤字，海湾战争爆发以来，油价飞涨更加剧这一问题。通货膨胀极度恶化。印度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筹到大量应急资金，国际收支危机恐怕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印度国内由未来的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内的政治顾问和经济学家发起的思想变革也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早在十年前他们就一致认为印度需要摆脱大政府的包袱。实际上，1991年的危机反而给辛格提供了改革的理由，他让卢比贬值，并启动一项秘密计划，以避免印度滑向深渊。
1991年整个上半年，印度形势都不容乐观，最凶险的当数7月的一个上午，一支货车车队意外停在孟买公路边，差点导致辛格的救市计划夭折。道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飞驰而过的汽车不知道这些货车里装满了上午刚从央行保险库中秘密运出的金条。货车本应按计划一路向北，直接开进孟买国际机场的货运区，只有少数几位焦虑的政要知道这一消息。事关重大，不能走漏一点风声，但偏偏在最紧要的关头，货车的轮胎爆了。未来的印度央行行长雅加·维努戈帕尔·雷迪时任新德里的财政部高级官员，后来他在印度南部的海得拉巴家中向我回忆起那戏剧化的一幕。“警卫赶忙将现场团团围住，”他边说边挥手，仿佛在向我展示武装警卫匆忙到路边围住货车的情形，“孟买的大街上突然出现这样一幕，你可以想象会吸引多少双眼睛。” [32]
他们如此紧张并非杞人忧天。7月早几天，另一支承担着同样任务的车队卸货时，被一位名为尚卡尔·艾亚尔的大胆记者拍下。那是个周日下午，他收到密报后第一时间赶往孟买机场，发现一批批标有“重型货物”的托板被运上飞机。飞机按计划先飞往迪拜，而后飞往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隔天《印度快报》的头版上赫然印着“央行秘密出售黄金”几个大字，称这是一次将黄金运往国外的“最高级别秘密行动”。 [33] 一时间舆论哗然。艾亚尔后来跟我说：“这件事冲击很大，大家这才真正意识到危机的严峻性。印度这么做，无异于一个山穷水尽的家庭拿出压箱底的珠宝去典当。大家瞬间忧虑起来，因为黄金在印度相当于积蓄，如果被逼到卖金子的地步，肯定是遇到了天大的麻烦。”
从效果上看，辛格所谓的秘密行动还是成功的。他把近五十吨黄金分四批运往国外，为印度赢得宝贵的缓冲余地。7月24日，辛格在议会上提出一份满是改革举措的预算方案。进口关税和外资的市场限制被削减，数百项烦琐的许可证被废除，钢铁、电信等原本封闭的行业突然间都对私企开放了。糖浆等商品的管控亦成为历史，马尔雅等酒商也得以提高产量。欧洲倒下的是一堵摸得着的墙，印度倒下的则是将它的经济和世界隔开的政策之墙。辛格站在议会公文箱边，引用维克多·雨果的名句为改革举措辩护：“一种思想的时机一旦成熟，世间就再也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传播下去。”他声音尖细，讲到最后一句时稍微抬高音量。“我们要用响亮清晰的声音告诉世界，印度彻底苏醒了！” [34]
2016年3月1日，往常不带行李的维贾伊·马尔雅带着六七箱行李乘飞机离开新德里。 [35] 那时距离翠鸟航空开业已有十多年，时值其倒闭四年后。其间，马尔雅凭借大量贷款，一度将翠鸟做成全国最受青睐的航空公司。起初，他说自己会在十二个月内做到收支平衡。但实际上，翠鸟航空运营七年从未赢利。外界听到的是公司的各色负面消息：有的客机因为没交燃油费无法起飞；公司没有结清餐饮公司的账单，导致个别航班的乘客没有餐食；高管拿着高额奖金，普通员工的工资遥遥无期；支票被银行退回，客机订单不得不取消。2012年，油价飞涨更带来沉重打击。同年年底，翠鸟就被监管部门停飞，吊销许可证，走上末路。美好时光之王的日子就这样走到尽头。
马尔雅的商海沉浮在很多方面都是现代印度发展的缩影。他作为自由化的受益者，敏锐地嗅到国家新生的远大抱负。他曾说：“我们挣脱了保守社会主义的锁链。印度人不想再过沉闷的单调生活……年轻一代想像我一样生活。” [36] 他风头最盛的时候恰好是2005年前后的经济繁荣期。在消费经济大潮中，数百万印度人涌向市场，购买汽车和公寓，第一次坐上飞机。那时，中国市场对煤、铝土矿、铁矿石等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大幅上升，促使全球大宗商品进入所谓“超级周期”，印度的自然资源也变得抢手。股票市场大涨，造就一大批新的亿万富豪。我们很难说出一个具体日期，但在2004年曼莫汉·辛格当选到2005年马尔雅五十岁生日之间的某个时刻，印度进入属于自己的镀金时代。
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最鲜明地体现在企业上。外企投资力度大幅上涨，国内企业开始迅速向国外扩张。2006年，位居全球富豪榜第三位的印度钢铁大王拉克希米·米塔尔宣布，他打算出三百四十亿美元的天价收购卢森堡的阿塞洛集团，这意味着他将拥有全球最大的钢铁帝国。 [37] 印度最大的公司塔塔则像去商场扫荡般抢购捷豹、路虎和泰特莱等家喻户晓的英国品牌。春风得意的印度知名企业家也开始在一年一度精英云集的达沃斯论坛露面。论坛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举办，2006年会场周边的山坡上覆盖着印度政府的巨幅广告，称印度是全球“自由市场发展最快的民主国家”。穆克什·安巴尼是那一届论坛的联合主席，马尔雅等一批印度富豪也出席为他助阵。
面对印度经济奇迹般的再生，知识界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观念。时任奥巴马总统高级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用“孟买共识”取代雄踞西方思想界已久的世界发展观念“华盛顿共识”。2005年前后，全球化的明星依旧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他们采取产业保护和公共投资的手段，大力发展出口行业，等时机成熟再逐步开放国际竞争的市场。萨默斯提出，印度可以成为新型的“民主发展型国家”，其崛起依靠的将不再是制造业的蛮力，而是科技、大量年轻人口、“消费升级以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 [38] 他演讲背后暗含着更为激进的观点。在他看来，或许是印度而非中国，最后会成为新兴经济体争相效仿的对象。
印度对这些赞誉照单全收。过去几十年的屈居人下和与世隔绝似乎一下子成为历史。辛格执政初期，形势确实一片大好，他领导的政府一边大刀阔斧地推行经济改革，一边积极地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城市化加速，贫困率也逐步下降。有一小段时间，大家甚至觉得印度在改善最贫困人口生活的同时，有望在经济增速上超越中国。“我们很难理解那一段经历，因为印度自独立以来头一次遇到过剩的问题。”印度前央行行长雷迪跟我说。外资大量涌入，导致卢比不断升值。“国内大家都兴奋得要命，”他补充道，“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经济学家同行开始提两位数的增长，但我用的词是‘过热’。”
雷迪的担忧是对的，这样的势头确实长久不了。尽管印度比大多数国家更轻松地渡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但它的余波一直影响着印度经济。大宗商品的泡沫开始破裂，贪腐丑闻也接连浮出水面，许多都与经济繁荣期无节制的操作有直接关系。公众开始抗议裙带资本主义，这让新德里政局陷入停滞。辛格领导的国大党政府威望持续下滑。经济增速下降，卢比的压力加大。专家前不久还在称赞印度巨大的潜力，如今将矛头指向它的种种问题。“孟买共识”的提法也很快没了踪迹。
印度在那个时候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中就有马尔雅的致命伤：坏账。2005年前后的繁荣期，不论是工厂主，还是航空公司的老板，都可以轻易从国有银行贷到大量资金。后来经济不景气，大多数国有银行慷慨地重组贷款。马尔雅的贷款金额远算不上第一位，但他最受人瞩目。“马尔雅吃了银行国有化的不少红利，”一家大公司的老板跟我透露，“他基本上没从民营银行手上贷过款，没有国有银行，他不可能贷到那么多钱。”几年间，他为了筹集资金和不让债主找上门，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以20亿美元出售旗下的联合酒业，但刚卖出就和买家闹得不可开交。马尔雅最后还是被坏账逼到绝境，十几家银行一起找上门，让他连本带息归还10亿美元。
我在伦敦采访马尔雅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种种不幸都怪罪到外因上，比方说油价上涨到140美元一桶，再比如政府不肯下调航空燃油税和机建费。翠鸟航空想向国外航空公司求助，也因政府的严格限制行不通。他声称政府官员受制于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不断用各种补助给印度国际航空公司输血。他说：“他们对翠鸟航空见死不救，却动用3000亿卢比（36亿美元）的公款拯救印度国际航空公司。”他否认逃离印度的说法，始终对别人说他跑路的事情耿耿于怀。2016年3月，他本打算在伦敦待几天就回国。他表示自己出国前还在议会跟其他议员聊过行程。“我亲口跟他们说我隔天去伦敦，周五有个会在日内瓦，周日就飞回来，”说到这儿，他神色低落，“但这件事在他们口中变成‘他从印度飞出去，跑路了’。”
马尔雅称自己是政治的牺牲品，尤其是纳伦德拉·莫迪上台初期为了让印度摆脱接二连三的腐败丑闻，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马尔雅的冲击尤为严重。“三四年前，莫迪当选后很快意识到印度银行系统有很多坏账，国有银行更是重灾区，”马尔雅说，“他带人怒气冲冲地冲向这一问题，公开宣布不论阻力有多大，国有银行都会把钱要回来。”从那一刻起，马尔雅的命运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国有银行的上面是新德里的大人物，税务部门和警局也开始关注此事。马尔雅说自己提过许多还款方案，但都被否决。“他们会直接找上门，毁了你的生活，一进屋就不由分说地乱翻一通。翻完他们只会给你两个选择：要么立马还钱，要么被他们带走。”
乍一听好像情有可原，但归根结底，马尔雅还是要为翠鸟航空的崩溃负主要责任。部分因为他对这个行业判断失误。做酒水生意，他以声色犬马的生活变着法儿地打广告是可行的。但这招并不适用于利润空间很小的航空业。航空业要赢利，就要拼命控制成本，他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收购高估值的竞争对手，还大掏腰包购买新客机。
我采访时，他称自己贷款从没有用过坑蒙拐骗的伎俩，还说印度国有银行的领导都是清醒严肃的公职人员。“我总不能像牛仔一样冲进去，用枪指着行长，然后大喊‘把钱交出来’吧。”话虽如此，但他确实是银行大幅度重组贷款的受益者，回看他公司当初的运营状况，银行那么做也很难说得过去。这种重组贷款在当时被称作“常青”：印度银行常给无力还款的贷款人提供新贷款，以此掩盖银行本身的问题。还有人指控马尔雅的公司存在寻机性会计行为
，但他坚决否认。2017年，之前收购联合酒业的帝亚吉欧起诉马尔雅，控告他用旗下高盈利的酒业贴补自己商业版图的其他子公司。
[39]
同年早些时候，他还受到挪用资金的指控，证券监管机构为此责令他在六个月内不得交易股票。
[40]
马尔雅抱怨政府的一些小团体不顾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糟糕的财务状况，源源不断地为其输血。这番话确实有几分道理，但他自己也受过政府官员类似的恩惠，尤其是在翠鸟航空运营初期。“航空业手握重权的官僚本该是马尔雅先生潜在的敌人，却被他变为盟友，”《经济学人》2005年的一篇文章写道，“竞争对手都很想问问他是如何办成这件难事的。”酒业也一样，做得最好的几家公司背后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翠鸟大厦将倾之际，记者阿肖克·马利克写道：“搞定各邦官员；在地税和进出口税上讨价还价；获准兴建啤酒厂；游说官员拒绝给竞争对手发放许可；左右政策，促成对进口酒水征收高额税款。这就是这一行的门道。” [41]
压垮马尔雅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派对，这或许也符合他的作风。他五十岁时在果阿邦的翠鸟别墅举办场面壮观的生日派对，十年后的2015年12月再次在同一地点庆祝六十岁生日，但远没有十年前风光，也只办了短短几天。虽然如此，他还是邀请西班牙歌手恩里克·伊格莱希亚斯飞来助兴，许多报刊专栏都报道了此事，批评者更是对他口诛笔伐。几周后，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在白雪皑皑的达沃斯接受采访时评论：“你明知道自己欠银行一大笔钱，还炫耀游艇，大办生日派对，这只能说明你完全没把欠款放在心上。你陷入危机，就应该削减开支，而不是表现得毫不在乎。”
拉詹的指责标志着风向变了。长久以来，政府整治马尔雅只是做做样子。即使是2014年莫迪当选后，印度的破产法也没有发挥出实际效力，胆小怕事的银行业只是敷衍地执行没收财产的决议，这一问题在别的国家也广泛存在。不过，马尔雅出国以后，尤其是拉詹严厉批评后，政府的态度发生转变。高层决定杀一儆百，勒令他辞去议员的职务，吊销他的护照。直到那时，警方才指控他欺诈，他拒不承认，但这不能阻止政府拍卖他的私人飞机和众多豪车，果阿邦的翠鸟别墅也被债主扣押。
10月一个雾蒙蒙的早晨，马尔雅离开印度大约六个月后，我沿着沙滩边的街道走去他的别墅，看看他的娱乐天堂变成什么样子了。时间尚早，太阳只露了个头，街边货摊的店家大多刚准备营业。没多久，我看见一片窄长方形的私人领地，距离坎多林海滩一公里多。大门旁有一家歇业的酒水店，翠鸟的广告牌依旧倚靠在门窗护栏上。街上缓缓走来两头黑牛。别墅大门上马尔雅名字的缩写VM依然清晰可见，但柱身的明黄色油漆脱落不少。这里接待过许多社会名流和富豪，现在只有三名年纪不小的保安，穿着不怎么干净的蓝色制服，坐在入口处的红塑料椅上。
别墅内最大的游泳池一半都是发绿的水，池边有三个保安在巡逻。原先停满豪车的停车场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一辆孤零零的罩着白布的经典红色法拉利车，优雅的车尾露在外面。别墅尽头的沙滩上有四根高高的木旗杆，顶部破旧的翠鸟旗帜在海风中飘动。不论是通往沙滩的低调后门还是气派的大门，各个入口都贴着泛黄的白色告示，上面写着“这块地产归SBICAP受托人有限公司所有”，那是马尔雅最大的债主印度国家银行的子公司。
马尔雅的成功标志着印度某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企业凭借贷款疯狂扩张，出了问题老板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他飞往伦敦标志着这种模式走到了尽头。他最终遭遇滑铁卢，离不开商业上的盲目扩张，以及不知悔改的态度。很多巨头贷款的金额远胜于马尔雅，他们利用国有银行的巨额低息贷款建立庞大的工业帝国。有的人最后手里也落了一堆坏账，只不过他们大都知道在经济不景气时低调做人，但身为美好时光之王的他拒绝收敛。公众斥责他可耻，正是因为他在商业冒险上的野心、毫无节制、革新能力和走捷径，让他们看到当时印度的缩影。马尔雅一度依托贷款和政治人脉疯狂扩张商业版图，这也集中体现出印度在经济繁荣期的傲慢。不过，我们要记住，这样做的远不止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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