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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霞》出版于1881年，1887年重新出版并增加了一篇前言。在著作史上，《朝霞》位于《人性的，太人性的》卷二
（1880）和《快乐的科学》（1881）之间。《朝霞》分为五卷，由长短不一的段落组成，少则一两行，多则一两页，甚至偶尔长达三页以上。该书比较详细的部分，特别是前三卷，看上去就像是随笔式的短文，但其思想风格是钩玄提要的而非巨细无遗的。在随后的部分中，特别是在第四卷中，每段要更短一些，带有圣经经文的思想风格。在寥寥几个句子甚至单独一个句子结构而成的格言中，论题得到集中和强调，好像短文被压缩了，最后只剩下精华。
在尼采于1886年秋为《朝霞》新版所写的“前言”中，随笔风格超过了格言风格。“前言”中所有的段落都比较长，在印刷形象上与此时正在酝酿形成的《善恶的彼岸》（1886）和《道德的谱系》（1887）等晚期作品一致。比外在形式上的一致更明显的是内容上的亲和性：《朝霞》初版中已经存在的副标题“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为（19世纪）80年代后半叶的道德分析和道德批判打下了基础。作于同一时期新增的“前言”强调这一联系，使《朝霞》成为随后探讨善恶的谱系学的预演。为了发掘当代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被掩埋的根源，需要井下作业，需要下降到大地深处，需要像鼹鼠一样打洞、挖沟和破坏——这就是塑造“前言”头两段风格的图像和思想。它们预示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价值考古学的开端及其工作方式。
针对发掘善恶之基础和深渊（Abgünde）的努力，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一直都有效地加以抵制——与其说凭借它权威式的残酷无情，不如说多亏它的劝说、鼓动和施魔术。它带着禁欲主义的拒绝的激情抵制一切感官和本能诱惑，其实不过表明自己才是最无耻的诱惑者。恰恰在那些打算从崇高的原则中搞出自己的合法证明的道德哲学家那里，它不利用精神上的努力，而是利用它的毒素的难以抵抗的权力。人们在道德上中毒，就好像被蝎子蜇了，又好像被毒蛇咬了，或者被喀耳刻施了魔法（前言节3）。自柏拉图以来，真理之友们就一直努力于给道德提供一个有保障的、由理性新造的基础，以便像康德那样，“为宏伟的道德大厦平整和夯实地基”（前言节3），但又一次次白费力气。于是他们事先让理性经受原则上的检验，限制其范围，以便在其外留下一块甚至不需要任何基础的飞地。对道德性（Moralität）和信仰的被圣化的狂热所进行的任何怀疑，他们都以这种方式不再给予它们以基础。无论涉及的是信仰优先于知识，还是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在每一种情况下，脱离理性都导致对那些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的东西的神化。这种两个世界的学说，自柏拉图始就统治着路德、卢梭和康德，它采取了自然与道德、认识与信仰二分的形式。尼采认为，在黑格尔关于根本矛盾性的原则中，这一学说仍然在起作用。黑格尔的原则同样是从对立双方不可调和这一悲观主义见解中成长起来的。
那么，又是什么推动“鼹鼠”穿过层层遮掩，追踪传统价值评价的可疑起源？是什么让鼹鼠不得安宁，驱使它离开被误以为踏实的地面，离开表面，下降到深处？尼采承认，仍然是道德性的毒刺，但这一次却不是为了某种确定的伦理准则，也不是为了某种真理的虚荣，而是因为某种不能止息的知识良心这样命令，某种对于不再值得承认的任何东西的否定意志这样命令——即使要否定的是一个人独特的自身和他的诸问题之间变得可疑的同一性。对于知性激进化的这种热情仍然来自悲观的道德主义，后者既不引诱人走向令人瘫痪的听天由命，也不引诱人走向理想化同时也是压抑性的升华。相反，它使人沿着勘测的迷宫幽径“快乐地”不断追寻，因为在追求知识的意志中，意愿与认识之间的分裂被扬弃了。当尼采因此夫子自道，承认“道德的自我扬弃”这一“公式”时（前言节4），其中包含着一种——不仅仅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多重的含义。首先，扬弃意味着，关于善恶的传统学说被否定了；其次，这种学说应该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一个不是更高但却更深刻的意义上，推动人们反思道德的前提条件，并因此得到了保存（扬弃）；第三，这种新型道德性甚至追求自我扬弃，因为它力图克服善与恶、此岸和彼岸以及特别是意愿和知识之间的矛盾。《朝霞》的格言式思考即由此开始。
“格言”（aphorismus）一词来自希腊文动词aphorizein，意为“划清界限”。因此，格言的使命似乎就是：做出界定，通过标出某一现象的特异之处，而将其从其所从属的一般存在中分离出来。然而，实际上，格言的目的不在于形式逻辑上的确定，而在于与迄今一直被认为真实的东西“划清界限”。对于这些一直被认为真实的东西，格言将检验它们，将它们放到新的光线下，予以批评，必要时予以纠正。与格言不同，俗语（Sprichwörter）在其应用的文本联系中起证明作用，被安排在讲话中确定的位置，经常构成某一修辞性阐述的顶点。当俗语完全结束了某一思想进程时，格言却正好刚开始某一思想运动。“烫过的孩子怕火”这样的短语建立在长期经验的基础上，其有效性被认为已经得到证明，并且还会得到大多数人的不断证明。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承认的一种真理很快就使自己成了多余的，变成了老生常谈。与此相反，格言背离习惯，打破常规，带着对习惯和常规特有的反叛推陈出新。由于格言谋求通过语言耸动视听，它看上去与小说或奇闻异事有某种共同性；而由于格言的风格咄咄逼人，它与戏剧性演讲和反驳近似。格言完全不是现成的、可以信手拿来和容易掌握的，所以对于它的听众和读者来说，格言是不轻松的，他们得经过艰苦努力才能理解。它并非易记好懂，而是要求思想者费力钻研。
从许多方面来看，格言都是颇为主观化的。如果说俗语的来源大多是无名氏，那么，格言则对抗已经确立的一致意见，来源于一个具体作者，并且决不否认作者独特而任意的思想方式以及感受方式。格言的内容不是建立在某种可以客观化的认识之上，而是建立在单个人的经验和认识之上。格言因此不是某一共同体、某一阶层、民族或文化阶段的智慧的表达。同样，它也放弃了流行的箴言和警句的那种普遍约束力。格言通过其修辞影响人，多于通过其逻辑影响人，与其说是在澄清不如说是在激发，它不是提供让人心满意足的回答，而是通过对问题的追问始终引起新的不安。正如格言并不宣布任何可以清楚证明的真理，它也不在任何牢固和清楚界定的体系中停下来。格言的目的不是构想无所不包的广泛联系，而是将某一特别方面极端突出出来，从这一特别方面出发，新的光线甚至能够照亮广大范围的问题。
格言放弃了认识整体性的联系，这经常被看作是一种危机的征兆。要么人们相信作者能力有限，最多只能在一些短小的形式方面有所创造，要么所有偏爱格言的时代都被视为深刻动荡和急剧衰落的时代。当然，在所有时代都存在着解体和转化。但除此之外，在格言的繁荣和特定历史时期之间也确实可以看到某种亲和性：这些时期不是将继续发展和总结已经取得的东西作为其目标，而是更愿意与过去划清界限，决定性地开启新的开端。每当针对传统价值和现行规范的怀疑兴起，对于过去体系的攻击往往不是表现为一个相反的新体系，而是将格言和随笔作为投枪和匕首，用它们来攻击和杀伤敌方的要害。就此而言，无论启蒙思想家（利希滕贝格），早期浪漫派（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诺瓦利斯），还是尼采，其战斗目标都是差不多的。因此，尼采在《朝霞》中呼吁：“小心体系制造者！——出现了体系制造者的表演：他们想完成一个体系并使之圆润，于是他们不得不尝试允许他们的较弱的品质出现在他们较强品质的风格中。——他们想扮演完美无缺的、独特而强大的人物。”（节318）
格言作者的个性化与格言的个别化相对应。格言是如此自成一体，并不需要先有一个广泛的脉络联系，然后才能有其意义，才能被理解。俗语和警句只有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才是合适的，并且依赖于这一语境，因为它们只有在这一语境联系中才能兑现其意义，而格言则是自为自立的。格言是个别化的，而其对读者的影响也是个别化的：格言谁都可以读，但只有少数人能理解；格言不是大众化的，而只属于有识之人。格言孤悬于文本脉络之外，并对读者有独特而苛严的要求，这与格言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排外性如出一辙。为了不成为其最凶恶敌人即陈词滥调的牺牲品，格言需要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精深的修辞造诣。单调乏味的声言，正如所有肯定的判断，都是格言要避免的。与此相反，为了出人意料地打开多重复杂和隐秘的意义维度，格言采用了所有可想象的手段：对照和反转，矛盾和悖论，令人震惊和引发感应。
尽管格言自成一体，对一个更广大的语境漠不关心，同样也不知广大读者的多数意见为何物，它却很少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常都处于更大的集合之中。一条格言总是被与其他格言一起印刷和阅读，但这并不妨碍这条格言的独立自主，因为它完全也可以不与这些其他格言一起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格言有意追求主观性，并且只是一些吉光片羽，从一个不同的立场出发继续下去或进行反驳，使其得到完善或着手相反的构思，乃成为其必需。彼此并列、经常互相争论的格言乃是一些尝试，试图通过不断更新的思考透视性地把握认识对象。不是由于某一格言作者能力不足，也不是由于某一时代丧失了创造力，而是只有很难认识的问题才要求格言风格，这意味着：格言是不断尝试接近真理的形式，因为每当它走得过近，真理马上就会重新躲开。虽然时至今日，对于启示的信仰，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的信仰，已经不再能为“整全”提供根基，知识碎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欢呼主体性的解放，但是，同时也存在一种倾向，知识试图克服其孤立的存在状态，寻找新的结合形式，但其结果不是任何归纳或演绎体系，而是一组探照灯，它们那既不是完全汇聚也不是完全弥散的光束在茫茫黑夜中搜寻着真理。
《朝霞》以“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为副题，而其500多条格言和随笔从不同角度讨论的都是：人们在自身和世界中放置进去了什么，人们使自己和世界臣属于的是什么。因此，正如前言所宣告的，它不厌其烦地讨论善和恶，讨论道德命令以及道德习俗的起源和正当性。个人服从戒律，戒律的绝对优先权对所有人普遍有效，这就是原始时代的社会风俗。与此相反，（基督教的、现代的）道德追求的是一己之出众的个体意识。在尼采看来，由此产生的最有害的就是罚的概念，甚至人的实存也被感受为一种惩罚，“似乎迄今为止支配人类教育的都是狱吏和刽子手的幻想”（节13）。要打破这样一种道德性，只能寄希望于用疯狂来对抗它；按照古人（柏拉图）的看法，疯狂可以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最好的东西。卫道士们确立的道德抗拒任何改变，抗拒任何创新，因而也恰恰抗拒更好的道德：“道德使人愚昧。”（节19）所有在其时代被作为罪犯看待的十恶不赦之人，实际上可能是善的古老道德的粉碎机，在历史进程中可能被作为解放者而宣告无罪。抢先于其晚期的著作《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在《朝霞》中，尼采就已经揭露：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例如谦卑和谦逊这样的美德理想）乃是类似动物的适应环境的需求，是文雅的残暴和压倒其他道德的工具。
按照副标题，《朝霞》承诺将批判“道德偏见”，但“道德的”在该书的论述中并不限于习惯和习俗，限于善的和恶的行动或行为，而是接近其在18世纪的词义，包括不同于非人自然存在和物理存在的全部人类存在领域。同样，“道德的”也不只是与伦理学问题有关，它也与认识论和心理学有关，与宗教和政治有关——一句话，与康德眼中可以成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切有关；这些对象被康德归纳为三个根本的哲学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在尼采关于“人类的教育”（参节13，这种教育由于受惩罚支配而堕落成了狱吏和刽子手的行当）的讽刺性评论中，随着对莱辛同名作品的影射，18世纪的一个核心概念出现了。至迟在《朝霞》第三卷中，我们得到了对于值得为之辩护的启蒙运动原则的进一步提示。尼采对19世纪前半叶做出总结，看到在德国浪漫派的时代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但它们可能不是推动进步而是走向倒退：哲学家退回到“沉思活动最古老的阶段”，历史学家和诗人则退回到往昔的或原始的文化形式，以及民族精神、民族语言等集体现象，自然科学家反对牛顿精神和伏尔泰精神，因此正好有效地和不祥地证实了德国人的反启蒙倾向：“对情感的崇拜代替了对理性的崇拜。”（节197）
然而，在尼采看来，非理性主义可能窒息知识的危险，他所处的时代却得以避免。正是那些从前经常被作为反动力量援军召唤来的精灵，参与了对这一危险的抑制：历史学，历史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新成长起来的知识热情。尼采没有提到名字，但是人们在这儿很难不想到赫尔德。赫尔德对历史个体性的重要发现，推动了19世纪历史思想的发展。在德国精神历史中，赫尔德长期被看作狂飙突进的奠基人之一和浪漫派的先驱，但是从欧洲的观点看，他又一直被看作启蒙运动观念的坚定捍卫者，《朝霞》作者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尼采的历史意识从《朝霞》的每一条格言、每一篇随笔中体现出来，他对文化、国家、价值、宗教、习俗和意见的起源与变迁的判断都充满了历史意识。对于人们变换居住地和景观的需要，对于人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性格的需要，有谁曾像尼采这样迫切地加以关注呢？在探讨人类思想、感受和行动之变迁的精神和物质（如气候、饮食等）原因时，尼采看到了启蒙运动对其时代和未来的遗愿。对此，尼采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在《朝霞》中更直言不讳：“我们现在必须继续推进这场启蒙运动。”（节197）随笔和格言，因其偏爱跌宕的转折和新奇的细微差异，而成为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合适的文学形式。
这种思想方式和描述方式完全是试探性的，它不知疲倦地关注各种经验，就像是一种检测仪器，挡在占主导地位的真理的路上，对它们进行盘问、思考和核查。新获得的认识在证明中找到了反证，在确信中发现了错误。需要不断变换开端和视角，需要多元性，因为“不存在唯一的做知识的（alleinwissendmachend）
科学方法”（节432）。“科学”那为人所着重称道的价值，归因于经验学科的多种和多样性，比如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特别是对尼采来说重要的“孤独学”（Einsamkeitslehre）（节453）。不管认识是宜人的还是令人反感的，应该使所有深入探讨的手段——无论信仰还是热情，希望还是支配，喜爱还是厌恶——都毫无保留地得到使用。各种极为不同的情感和心理状态，从善意、温柔到凶恶和暴力，都有助于认识不确定性。受其“放肆大胆的道德性”（节432）的驱使，进行认识的探险家们借助于临时的、假设的、可能的和或然性的感受、判断和推理方式，以寻找他们的道路。这导致他们不仅不停地检查人们所认为的真者，更不断考察认之为真的主管机关；不仅不断修改认识成果，更不断批评认识本身。面对某个“我们”的临时性所要求的勇气（节453、501），表明了“建立小型实验国家”的决心（节453）。目标是所有实验者的团结一致。
《朝霞》全书的最高座右铭是“思想的诚实”（Redlichkeit）这种道德甚至激情（节370），由于这种诚实，它赞扬可以想到的与自身思想相反的一切，而极少去隐藏它们。这一决心不应为任何顾虑所抑制，也不允许自己惧怕任何失败。这种期冀无所畏惧的意志类似绝对命令的强制力，尼采把它转变为对认识的责任。因此可以说，尼采完全是在启蒙运动的意义上，将道德努力的实践要求与“敢于去认识”的理论要求结合起来了。尼采因此接近了康德的要求：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跟在其他人的理性后面亦步亦趋。
然而，知识的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引诱，埋藏着滑落进理想主义的狂热之中的危险。至少可以想到的是，人们也许会将纯粹的认识热情宣布为寻求真理的动力，甚至宣布为寻求真理的法庭。因为知性的激进化禁止自身权利的绝对化，“因此，让我们人道地使用‘诚实感’”（节536）。这一自我批评的保留态度从许多来源吸收了营养：首先，可以正当地怀疑，追求诚实是否真的那么纯粹，真的没有利益在背后进行操纵和扭曲同时又隐藏和否认利益的存在；其次，也可以怀疑，要求认识者不可被收买是实际上对所认识的真理有好处，还是隐秘的愿望强加给他的；第三，也会担心，认识的无情和强硬会超出认识者的痛苦忍受能力，因此会错失人类的使命和他对幸福的要求。就此而言，即使是诚实这一诫命，本身也不是什么不可削减的原则，而同样有自我反思的责任。
纵览尼采的全部著作，可以粗略地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中，启蒙原则并非始终占优势。第一个阶段首先包括《悲剧的诞生》（1872），以及《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1876）。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追随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批评者和狂热者。尼采这时的反对意见主要指向“理论人”，指向19世纪的学术界，指向德国精神的贫困化，他怀念德国精神往日的力量、生命之充沛和创造性。第二个阶段开始于《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一直延续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虽然《快乐的科学》（1882）已经预示了一种新的转向。在这一中间时期——《朝霞》就属于这一中间时期——尼采与其说作为一个说“是”者，不如说作为一个启蒙运动意义上的怀疑者、心理学家，以及分析家。对于哲学上和科学上的寻求真理来说，最高的标准是知性的诚实，它必须禁止自己顾及任何伤害，无论是对思想者的伤害，还是对被思想者的伤害。在这个阶段，学者的身份高于艺术家，尼采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在个人关系上都越来越远离瓦格纳。艺术家可疑的此在激起了心理学上明察秋毫的批评家的不信任。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声称，艺术只具有一种中间人功能，帮助我们从宗教过渡到一种“真正具有解放作用的哲学的科学”中去。
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甚至读到：“科学人是艺术人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在以《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始的第三阶段，尼采试图克服认识的那种不计任何代价求真理的激情。“权力意志”“同一物的永恒复返”等宏大主题取代了启蒙思想者的怀疑主义。在说“是”的扎拉图斯特拉之后，价值重估开始，尼采的伟大形而上学开始。艺术重新被恢复名誉，并作为肯定性甚至唯一激发性的生命力量，获得了一种超越一切的地位。
我们刚刚勾勒了尼采思想的发展阶段。但是，如果更仔细地观察尼采的思想，我们却很难清晰地描述这些不同阶段的边界，甚至无法前后一致地描述它们。然而，在扎拉图斯特拉的演讲中，这些发展阶段却装扮成寓言显现出来。演讲一开头就这样说：“我要对你们说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狮子最后如何变成孩子。”
在寓言中，骆驼是传统之重担的不辞辛劳的负载者，是一切文化成就的保管人，细心看护和传承文化的珍宝。随后骆驼驮着珍贵的重担进入沙漠，在那里变成了食肉动物狮子，将年高德劭的戒律和价值撕个粉碎。《朝霞》扮演了类似狮子的角色，因为它冒失闯入了被视为安全的道德原则猎苑。扎拉图斯特拉说明了每一个变形阶段所取得的不同成就：“创造新价值——狮子尚无这种能力：但为着新的创造为自己创造自由——这是狮子的权力所能的。”
分析和解构是中间阶段唯一能做到的，然而它们通过其否定，有助于为新的可能性预备基础，在第三阶段上，孩子就可以抓住这些新的可能性。
食肉动物阶段激进的否定性是否与《朝霞》对启蒙的着重声明相矛盾？狮子真的会撕碎每一个猎物吗？它不会放过骆驼驮着的某一部分负荷吗——如18世纪流传下来的价值观念？尼采著作中的诸多矛盾，原则上并不是如下做法的充分理由，即清除它们以有利于一种令人安慰的单纯性，而对理性的辩护也的确与对疯狂的颂扬紧密并存。然而，如果自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张力，不是以至少暗示的方式让人看出来，那么，单纯承认矛盾也会面临被误解为听任思想中断的危险。一方面，在尼采的著作中到处都会遇到启蒙的主题和倾向，因而遇到神正论的问题（节91），遇到任何信仰都要被传唤至理性法庭面前的公设，同时也遇到了所有自由的精灵——若真正采纳不信神的呼吁（节96）就是所有自由思想者——共属一体的世界主义意识。我们一再偶然发现尼采的阅读成果，他既感谢法国启蒙思想家，但也感谢在精神上与他有亲缘关系的宗教思想家帕斯卡。尽管完全了解疯狂具有改变世界的伟大效果，他却不信任迷醉状态（节50），甚至让“理性的程度”决定创造性的力量（节291）。这种理性及其知识基础即经验，被提高为“我们
内心
的神灵”（节35），而且认识的激情（节327）似乎径直冲进了宇宙之维，甚至盼望有一天和其他星球上的居民建立联系，以共同寻求真理。因此，尽管充满怀疑和否定，《朝霞》也为启程和新开端、为启蒙运动对知识之未来的信念保存了契机。并非偶然，“朝霞”和“启蒙”都参与了光的比喻的意义范围，都有“澄-明和开-朗”（Heller-Werden）的开端和使命。此外，如果想起尼采还不断攻击流传下来但未经检验的价值评估，以及因权威而被巩固和因个人的懒惰而被包庇的各种偏见，我们就会回想起康德那劝告我们要勇敢的著名要求，甚至进一步返回去参照德国启蒙运动之“父”托马修斯（Thomasius）
的作品：《论偏见》（1689）。康德在一个世纪之后提出的作为启蒙运动的纲领的东西，托马修斯基本上已经预先认识到了，因为他探讨了偏见的两个主要来源，即权威的高压以及贪图舒服的诱惑和急躁。托马修斯已经认识到，固定不变的教条和不受控制的情感，乃是独立的认识自觉性之路上最严重的障碍。
因此，一方面，我们在《朝霞》中遇到了一个充满启蒙运动的名称、概念和价值观念的宝库；另一方面，与此相反，骆驼却又必须将自己变成狮子，而在这个食肉动物的欲望面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是安全的，哪怕是18世纪的原则。然而，谁若听从尼采后来（1886）撰写的“前言”第五节，并练习作为优秀语文学家标志的“慢”读，谁就不会错过“那些敞开的大门”（前言节5）。从前的启蒙思想，就是穿过这些大门，从其藏身的住宅中，从自然与理性、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和谐中走出来，悄悄来到了野外。在广阔无边的野外，在狮子出没的荒漠中，他们开始打猎谋生，同时又不是简单地推进启蒙运动；尽管他们允许启蒙运动为自己提供动力，但又没有仅仅止于效仿启蒙运动。他们常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追寻其道路，或者走上旁边难以通行的小路，甚至还追踪理性宗教的神灵，从后面攻击他们，指出他们的阴暗面和不真实性。
《朝霞》在形式上追随关于自觉的认识之启蒙运动假设，然而通过把这一假设上升到激进地要求智识之诚实的高度，它对启蒙运动基本原则的内容就不再有任何顾虑，而是让这些内容也重新经受了一种启蒙性批评。因此，它攻击苏格拉底已经为之辩护过的启蒙运动的根本原则：任何认识到善好的人，也必然相应善好地行动。在此，尼采用锐利的现代认识设备看到了将行动和思想彼此分离开来的鸿沟。作为鉴识灵魂的行家，尼采充分了解意志、本能和欲望的特有规律性和执拗任性。尼采在心理学上目光敏锐，超过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甚至也超过了格言作家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
——他不可能不理会，彼此不同和不断变化的各种神经刺激如何变成了表面上自主的理性之“提白员”（节119）。尼采比弗洛伊德领先很多认识到，思想如同梦的含义一样，有其心理学甚至生理学的条件：与停留在表面的清醒意识不同，梦对最隐秘的意志冲动提供了说明，由此产生了对启蒙运动的自由激情以及长期公认的因果规律的深刻怀疑。因此，面对惶恐迷惘者不安的疑问：“我在做什么，我全然不知！我应做什么，我全然不知！”尼采以知者的泰然任之回答：“你说对了，却不用怀疑：你将被做！”（节120）
和弗洛伊德一样，尼采早就认识到了身体和心灵对理性的支配，并且也和弗洛伊德一样，不是赞颂这种支配，而是以彻底的诚实辨识和承认它。对于认识的依附性和可被诱导性的这种自我折磨的认识不正是启蒙的最后胜利吗？尼采不是服务于迷醉之非理性的声明，而是服务于认识思想的界限，但也包括成就：思想甚至能够使自己那模糊的起源变得清晰起来，并由此而不无胜利感地摆脱这种起源。康德在感性和知性的规定性中看到了界限；尼采在更深的潜意识（欲望、本能等）和生理学（气候、饮食等）层次发现了这一界限。
尼采以他那既无能为力也泰然任之的供认——“你将被做”——证明自己不仅是心理分析的先驱，而且也是结构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的问题意识和反思方式的开创者。并非偶然，结构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援引尼采作为其解构尝试的主要证人。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似乎就是在继续尼采针对个人主体的同一性甚或其自主性的怀疑，当他在《神话与意义》的导言中提出如下看法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地点，上面发生了某些事情，但‘我’在上面却不是现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十字路口，在路口有各种事情发生。路口本身是完全被动的；某些东西在路口发生。”确实，“我”（Ich）之合法性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从笛卡尔开始，经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直到新康德主义和胡塞尔，源远流长。其核心问题之一是：自我（Ego）是如何在意识之流中建构自身或被建构的。在尼采、弗洛伊德那里，在解构主义中分叉的各式各样、绝非同向的潮流轨道，它们的支流早就不再是仅仅由意识来供给的。这并不意味着告别了启蒙问题，反而意味着启蒙问题的激进化。
正如《朝霞》质疑理性的统治权利，正如它使思想和行动主体的自主性甚或同一性成为问题一样，它也动摇了传统的语言理论和认识理论。相信自己可以越过自身感知的内在性，从而深入实在的对象世界，这种信心已经失落了，不单单是因为康德关于自在之物和现象的二分法——它无论如何仍然允许一种主体间的被担保的可靠知识——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个体的看和思的诠释学。为此尼采用了镜子和牢房的比喻，“我们的理智是面镜子”（节121），它永远不会向我们表明真实的关系，比如原因与结果的真实关系，而始终只表明它的图像。我们试图把握事物本身，最终留给我们的却无非是它的镜像；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将这一镜像当作可能认识的基础，那么迎面看向我们的又只有来自镜像的事物（节243）。感知对象和感知的反射表面，就像囚犯和看守一样相互依存。可以说，每一单个人类存在都呆在某一囚牢之内，囚牢的墙壁和铁窗限定了他所特有的感知视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通向实在世界的出口、逃脱通道和隐蔽的小路！”（节117）
从语言方面寻求出逃帮助是最没有希望的。因为“语词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节47）。尼采甚至察觉到了“每个语词背后的错误”（节423）。就这样，尼采从其早期作品《论道德之外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言》（1873）得出的结果就是语言批评的开端。尼采的随笔中思想风格和描述风格最深刻也最简练的这篇，其出发点是符号和所指、语词和事物、演讲艺术改换的图像与认识的正确概念之间的传统区分。尼采用另一种不同的语言观来反对这种区分。从一种非反映的艺术本能出发，人类创造了一大堆隐喻和转喻。人类根据自己的感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用这些隐喻和转喻来安排世界，以使世界适应他的需要和兴趣。因此，人已经预备好了一切，这意味着对认识的遮蔽式前理解采用了语言地和艺术地组成（或变形）的模式。诸如“理性”“科学”和“真理”等概念，都只是一种被规范性地设置的秩序的名称，这一秩序在虚构中的起源被忘记了，也由于习俗和习惯而被压抑了。没有什么能够逃出这种“道德之外意义上的谎言”，因为即使“真理”也是一种虚构。《朝霞》由此得出结论：“一切都是比喻说法。”（节119）
对事物的主体定向的和拟人化的命名方式，没有指示任何道路，以通向事物自在存在着的本质。现在看来，1873年的这篇早期作品
似乎相信，至少艺术是逃离语言的内在性魔力的一条出路。尽管艺术也使用习俗的图像和概念——它们已经是自我欺骗的结果——图式进行工作，然而它现在又在可自由动用的组合之即兴创作中改变了它们。因此，艺术重新展开了一种虚构，但却是一种二次方的虚构。这种更高程度上的谎言不仅仅是那种已经存在的伪造的一个摹写，它还满足了三方面的认识功能，即便它并没有更接近自在之物的真理。第一，它撒谎，并且知道自己在撒谎。第二，它撒谎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勇敢的意志，不是为了首先使事物处于它的支配之下，而是因为它已经是支配事物的主人。第三，因为将谎言乘方，它揭露出预先确定的一切是第一层次的非反思的谎言。通过展示一切如何能够完全地不同，艺术让人们意识到，由于重复而得到认可的概念世界已经充作真正世界的外观式变形，对真正的世界，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一种可靠的认识。
然而，艺术也没有指引走出语言之根本疑难的出路，而是和概念话语一样深深地陷入了问题之中。因为与理论认识、宗教或道德一样，艺术同样很少能够触及世界之真理。最晚从《人性的，太人性的》开始，那就是说随着尼采越来越远离瓦格纳，艺术家也显得越来越像演员，他把人类的宗教和哲学错误搬上舞台，效果显著但却是骗人的。作为不负责任的撒谎者和江湖郎中，他们就像耶稣的门徒们一样，只满足自己自私的需求，在关键时刻睡着了，而不是分担认识的苦难：“思想家能对艺术家说的最痛苦的话莫过于：‘你们连片刻也不能同我警醒吗？’”
揭穿科学概念精心编造且化为习俗的谎言，《朝霞》很少把这一任务归于艺术家，因为据尼采的构想，艺术家——自己宣布——也为生命的一切占支配地位的保存条件效劳并听从自身愿望的强制。因此，艺术所创造的，不是它
意愿
的，而是按照其生理基础的命令，按照其意志的命令
必须
创造出来的。当被追问其起源的基础和深渊时，艺术也如同语言和概念一样，必须在“侵蚀性”的启蒙之法庭前为自己辩护。
尼采一方面脱离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如他对政治就有一种精神贵族的蔑视，将其看作低等人的一种职业（节179），另一方面，当尼采对人类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少数派和受压迫者给予高度关注并为其仗义执言时，他又遵从18世纪的社会呼吁并将其激进化：他献给犹太人的辩护词（节205），只有莱辛的《纳坦》可与之匹敌。对“工厂奴隶”（节206）、工业工人，尼采发挥了大胆的改革想象，虽然它们也依然那么不现实。尼采不推荐以道德标尺看待被判决者和囚犯（节202），而将其作为生理病人来对待。在所有这些思考中，尼采都坚持忠实于其“蜕皮”意志（节573），重新思考和重新评价的意志：狮子只是撕碎，但还没有创造任何新价值；它的工作就是批评，最好的情况下是带来解放的否定。因此才出现了在书的结尾部分启程的象征与下降的象征相互结合，一首诗的焚烧成了一个新开端的前提，向西的高空飞行指向太阳沉落之处。由此，朝霞最终不也表明自己是一种晚霞？而尼采愿意让我们认识到，“它具有朝霞的某种性质”（节568）。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初版扉页中就已出现的引导全书的题词：“无数的朝霞，还没有升起。”印度最古老的著作
揭开了序幕，并将“没有”（nicht）扩展为“还没有”（noch nicht）。无论是过去的事物还是现在的事物，都无法遮蔽未来事物的微光。朝向东方的目光并不表示任何希望，但却传递出可能有机会；他不增强任何期望，但却鼓励等待。
无数的朝霞，还没有升起。
——《梨俱吠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