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我对象性的思维在当代大多数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当然，自我概念具有不同的方面。虽然它们都是与自我有关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与个人效能有关，同时这也成为文献中一些困惑的根源。甚至是明确谈到个人效能问题的理论，在它们如何看待效能信念的性质、来源、它们所具有的效果、它们的可变性以及它们影响社会心理功能的干预过程等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各种关于自我的理论不仅在概念取向上，而且在全面性上有所不同。各种理论观点很少能包括效能信念的所有重要方面。由各种理论所产生的许多研究与控制感的多个方面相关联并致力于探索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对个人因果关系的完全理解需要一种综合性的理论，它能在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中解释效能信念的起源、它们的结构和功能、它们产生各种效果的过程和它们的可变性。自我效能理论既在个体水平又在集体水平上论述所有这些亚过程。
关于自我效能知觉的起源和功能的社会认知理论具有另外某些分析和操作的优势。它详细说明了集合性的自我系统的其他方面，包括个人抱负、结果期待、对机会结构和限制的知觉、个人效能的概念。对于这些构成因素如何协同工作及它们对适应和改变的相对作用的分析提供了关于自我的综合观点（Bandura，1986a）。这些社会认知决定因素是以大量关于它们激发和调节行为机制的经验性证据为基础的。其他决定因素与自我效能知觉之间的概念性和经验性联系加深了对人类如何引导并影响自身命运的理解。通过将自我效能信念系统放入到一个统一的社会认知框架中，该理论能综合不同的功能领域中的各种发现。
理论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它产生的方法影响改变的力量来判断。自我效能理论为如何使人们对他们怎样生活施加影响提供明确的指导。能用来提高人类效能的理论比仅仅能提供与控制感相关但对如何促进期待发生的改变没有意义的理论更有社会价值。以下的部分将要回顾有关个人效能的其他概念以及有时错误地与自我效能组合在一起的概念，这些概念实际上关注不同的现象，但似乎彼此相似。
自我评价常常根据自我概念进行分析（Rogers，1959；Wylie，1974）。自我概念是一种关于自己的复合性的观点。它被假定是通过直接经验和来自重要他人的评价形成的。自我概念是通过让人们评定各种不同特性的描述性陈述是否适用于自己来测定的。自我概念对个人功能的作用可以通过复合性自我概念、或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不一致、与适应、态度和行为的各种指标间的相关进行测定。
根据自我概念来考察自我指向过程有助于人们对自己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如何影响人们对生活的一般看法的理解。然而，这种类型的理论有几个特征损坏了它们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的能力。这些理论在极大程度上都关注整体性的自我意象。将各种特质结合成单一指标会造成到底被测量的是什么以及某一特质在概括性判断中到底有多大作用的困惑。即使整体性的自我概念与功能的特定领域相联系，也不可能适当处理在活动的不同领域之间、在不同难度水平的同一活动领域中及在不同的环境中发生改变的效能信念的复杂性。自我意象的不同成分之间具有微弱的相关性，但这不能以某种准确度预测行为的广泛变动，这种变动一般发生在某一活动领域中的不同条件下。这些理论不能解释相同的自我概念如何导致不同类型的行为。在对预测能力的差异检验中，效能信念对行为具有高度的预测能力，而自我概念的预测效力是较弱的和不肯定的（Pajares & Kranzler，1995；Pajares & Miller，1994a，1995）。当效能知觉的影响作用被分离出去时，自我概念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失去了大部分的预测力。这一结果说明自我概念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对自己个人效能的信念。
自尊和自我效能知觉的概念常常互换使用，就好像他们代表相同的现象。事实上，它们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事物。自我效能知觉与对个人能力的判断有关，而自尊与自我价值的判断有关。在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信念和他是否喜欢自己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关系。个体可以判断自己在某一行动上效率很低，但没有遭受任何自尊的损害，因为他们没有赋予活动以自我价值。我承认我在舞厅中跳舞完全无能并不会使我经常发生自我贬低。相反，一个人可以认为自己在某一活动上具有较高的效能但却并不以这一活动完成得好为骄傲。陷入困境的家族把房产抵押出去，熟练地取消抵押赎回权的人不可能因熟练地将此家族赶出他们的家而感到自豪。然而，人们确实会尝试培养能带给自己自我价值感的活动能力。如果经验性的分析仅限于人们赋以自我价值感的行动，这会夸大自我效能与自尊之间的相关，因为这种分析忽视了两个功能领域：一种是人们判断自己无用但却不能不在意；另一种是人们感受到较高的效能但因为它造成了对社会有害的结果，所以并没有因为很好地完成活动而感到自豪。
在某些活动中人们要获得出色的表现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水平的自尊。许多成功者对自己要求严格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标准，而另一些人因为对自己要求不高或者是从其他资源而不是从个人成就获得尊重，也能享有高水平的自尊。结果，自我欣赏并不一定导致成绩的提高。它们是辛苦地自我约束努力的产物。人们需要对他们效能的坚定信心以发动和保持成功所需的努力。因此，在正在处理的事务中，个人效能知觉可以预测人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和他们获得的成绩，而自尊既不影响个人目标也不影响成绩（Mone，Baker & Jeffries，1995）。
将自尊不恰当地等同为自我效能知觉是方法学和概念上的原因造成的。一些设计用来测量自尊的工具不但包括对于自我价值的自我评价，也包括对个人效能的自我评价，这样一来，就将本来应该分开的因素混在一起（Coopersmith，1967）。一些作者错误地将自尊作为自我效能知觉的概括形式。例如，哈特（Harter，1990）将对自我价值和个人能力的判断看作是代表了同一现象中概括性的不同水平。自我价值被说成是整体性的，能力知觉则被说成是领域特殊性的。整体性的自我价值不仅仅被看作是领域特殊性的能力总和的上位特性。对整体性的自我价值感的评定与在不同程度上对一个人的自豪感和自我厌烦感起作用的特定的功能领域相脱离。也就是说，询问人们他们多么喜爱或不喜爱自己，而不考虑什么是他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对于自我价值的非情境性测量和对能力知觉的领域特殊性的测量可能将一维观和多维观结合成自我评价的层次模型。
正如前面提到的，对自我价值和个人效能的判断代表不同的现象，而不是同一现象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且，自尊与效能知觉一样是多维的。人们从工作、家庭生活、社区和社会生活与娱乐活动中获得不同程度的自我价值感。例如，一些学生会为学业成就感到骄傲，但对自己的社交能力评价不高；拼命工作的总经理对自己的职业追求评价很高，但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与领域相联系的自我价值的测量揭示了人类自尊的模式和自我贬低的易感性领域。不存在整体性地解释自我价值的概念性或经验性的理由。自尊也不是特殊效能信念的一般体现。
以下是自尊或自我价值的几个来源（Bandura，1986a）。自尊来自基于个人能力或拥有在文化上带有积极或消极价值特质的自我评价。当人们从个人能力中获得自尊，他们会因实现价值标准而感到骄傲。他们在工作圆满完成时会体验到自我满足，但在没能达到价值标准时会不愉快。提供获得有价值成就方法的个人能力为自尊提供了真正的基础。自我评价的这种来源使人们通过发展从个人成功中带来自我满足的潜能，从而对自己的自尊施加影响。
人们常常会表达反映出对他人所拥有特质的喜好与否的评价，而不是根据他人的成就进行判断。在这些情况下，社会评价是与个人特征、社会地位，而不是与个人能力相联系的。例如，在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会受到蔑视；在充满冲突的家庭中，父母会轻视拥有与他们不喜欢的配偶相似特质的子孙。社会评价会影响接受者如何评价他们自己的自我价值感。而且，当人们不能遵守他人强加在自身的观点和抱负标准时，常常会受到批评或反对。由于采取了苛刻的标准，若不能达到，他们大多数成就将只能带来自我贬低。自尊发展过程中个人能力和社会评价所起的作用得到库柏史密斯（Coopersmith，1967）所做研究的支持。他发现那些表现出高自尊的孩子的父母是接纳性的，为孩子提供的是明确的、可达到的标准，他们为孩子提供相当多的支持和自由度以使孩子获得能为自己服务的能力。
文化性刻板印象是评价性社会判断标准影响自我价值感的另外一种方式。人们常常在种族、性别和身体特征的基础上被划分为有价值群体和无价值群体。然后，他们不是在真实个性的基础上却是根据社会刻板印象却受到不同的对待。在强调刻板印象的情况下，那些刻板印象的受害者遭受到自尊的损伤（Steele，1996）。贬值性的社会实践常常穿着有正当的社会理由外衣，挑剔不喜欢群体的缺点，为粗暴地对待他们进行辩护。有理由的贬低会比公认的反感对自我价值的判断产生更大的破坏作用。当过错的责任被有说服力地归咎于受贬低群体时，群体中的许多成员最终会相信他们自己具有丧失体面的特征（Hallie，1971）。歧视性的社会实践会产生一些弱点，这些弱点可用来作为贬低的理由。因此，相对于不企图为自己进行辩护的非人道行为而言，对非人道行为的辩护更可能使受歧视群体出现自我贬低。那些具有受社会歧视特征以及接受了来自他人的定型化消极评价的人不论自己的才能如何，对自己的尊重程度都将会很低。
由于自尊有许多来源，不存在单一的治疗低自尊问题的办法。那些能力有限、自我评价标准严格以及具有受社会轻视特征的人最可能怀有普遍性的无价值感。自我贬低的不同来源要求不同的矫正性措施。无能力所导致的自我贬低需要培养能力以实现带来自我满足感的个人成就。判断自己不能达到过高标准而遭受自我贬低的人在得到帮助而采用更为现实的成就标准后，变得较为自我接受和自我奖励（Jackson，1972；Rehm，1982）。由于低社会评价所导致的自我贬低需要他人肯定其自我价值的人道主义的对待。来源于对特征的歧视性贬低的自我贬低需要在这些特征上给予自豪感的示范和奖励。少数民族为自己灌输种族特征自豪感的努力（例如，“黑人漂亮”）就体现了这种倾向。当自我贬低由多种原因引起时，就需要多种矫正性措施：例如，培养对自己特征的自豪感，并培养能产生对个人成就的高水平的和有弹性的个人效能感的能力。
怀特（White，1959，1960）在研究探索性行为的动机时，假定存在指向效果的动机。这种动机被定义为有效应对环境的内在需要。通过探索性活动产生的效果可以建立起能力，同时凭它自身也能令人满足。指向效果的动机可能是在控制环境的过程中通过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性获得发展起来的。在这些概念性的论述中，怀特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一个以非生物性驱力为基础的人类发展能力模型。之所以会继续从事行为，是因为得到源自行为的效能感。然而，怀特仅仅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概念框架，而不是能进行验证性推断的特定理论。效果动机是如何通过与环境的有效作用引起的却从没有得到研究。失败努力的打击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却没有提到。有效行动的内在奖励的性质也没有提及。哈特（Harter，1981）将怀特的阐述完善成为内在掌握性动机的发展模型。
要证明指向效果的或掌握动机的存在比较困难，因为这种动机是从可能导致它的探索性行为中推断而来。这引起循环论证的问题。没有对于动机力量的独立测量，就不能确定人们对事件进行探索和操纵，是因为能力动机的驱动，还是为了从活动中得到的满足和对满足的期待。由内在的效果动机驱动和由期待的后果所驱动具有显著的差别。我们将在第六章探讨这个问题，第六章对内在动机提供了一个社会认知理论框架中的概念性解释。
许多年过去了，理论家们已经对是由于厌烦和忧虑的推动还是由于新奇事物的推动引起机体的探索行为进行了探讨（Berlyne，1960；Brown，1953；Harlow，1953；Mowrer，1960b）。探索性驱力的评论家已能够通过其产生的后果而无须求助于基本的驱力解释和改变一些形式的探索性行为（Fowler，1971）。然而，单纯关注外在激励和对行为的即时奖励的理论强调要解释当实时的情境性诱因很微弱、缺乏或甚至是否定时，行为在长时期内的指向性和坚持性。这种持久性的行为卷入需要先行运作的自我调节能力。效能信念在动机的自我调节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将在以后作阐述。
效果动机理论还没有详细、系统地得到陈述，因而不能进行广泛的理论比较。不过，效果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在几个论点上明显不同。在社会认知观看来，选择性行为、努力和持久性是由个人效能信念而不是由效果驱力所调节。由于效能信念是以与行为表现相独立的方式被定义和测量的，它们为预测行为的发生、普遍性和持久性提供了基础。与此不同的是，根据总体的内在动机驱力解释人类行为的变异性是困难的（Bandura，1991b）。人们会在他们能力感范围之内去处理、探索和试图操纵情境，但是如果不受到外在强制，他们总会回避与他们认为超出自身应对能力之外的环境中的一些事物打交道。
这些观点在它们如何解释个人效能的起源上也有所不同。在效果理论中，效果动机是通过与环境的长期相互作用发展起来的。因而，这一理论几乎唯一地集中于探索性行为，将探索行为作为效用的来源。社会认知理论则认为，效能信念不仅仅通过直接的掌握经验，而且可以通过替代性经验、重要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生理状态的改变或如何解释它们来发展和改变。这些理论方向上的差异对于一个人如何创造出较强的效能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个人效能信念不能作为与情境性因素无关的性格决定因素来发挥作用。一些情境需要比其他情境更高的自我调节技能及更艰苦的行动。效能信念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于是，举个例子来说，公开发表演讲的自我效能的水平和强度将根据演讲的问题、演讲是即兴的还是有准备的、听众的评价标准而不同，这些只是几个条件性因素。因而，对效能信念影响行为的分析依赖于微观分析性标准而不是根据人格特质或效果动机的整体指标。用笼统的术语谈及自我效能，并不比谈论非特异性的社会行为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在效果理论中，对环境的影响能激发效能感和愉快的情绪。虽然这些感受可以来自于活动上的成就，但成就并不一定能提高自我效能知觉。成就可能提高、降低自我效能感或使其保持不变，这依赖于这些成就由什么构成。成功地运用个人效能也不一定带来愉快或提高自尊，它依赖于获得的成就是否符合内在的标准。如果所实现的效能水平达不到奖赏的个人标准，实际上，成功可能使人对自己不满意。具有严格学业标准的学生不会在对他们很重要的学业活动中因为一点点进步就沾沾自喜。行为被掌握的速度剧烈地改变自我评价性反应（Simon，1979a）。超越以往成就的成功会带来持续的自我满足感，但是人们几乎不能从较小的成功中得到满足，或者甚至在取得较大进步后仍对它们进行贬低。早期反映熟练能力的巨大成功甚至在遇到连续的成功时也会助长以后的自我不满。如果行为偶然得到贬低性评价时，活动中的高自我效能也不会提高自我满意。当能力被用于非人道的目的时，实行者会在凯旋时体验到自我效能，但因为自己造成的悲伤仍旧不愉快。
个人的成功和自我满足之间的关系显然比效果理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更复杂得多。效果理论必须考虑个人标准和对成功的认知评价在人们对自己成绩的情绪反应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是决定行为的成功会带来快乐还是不快的一些机制。内在标准和效能信念作为个人动因与情感的自我反应相互联系的机制而运行的方式在下一章探讨。
效果动机被看作是只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White，1959），而在将这一理论过度扩展到关于行为的更广的范围时往往被忽视。效果动机被认为是机体在其他方面空闲无事或仅仅是被机体驱力微弱地刺激时激起的。用怀特（White，1960）的话讲，效果促进了“余暇行为”。社会认知理论认为，效能信念变得常规化并成为习惯性的模式时，才会调节所有种类的活动。虽然效果动机理论缺乏可证明的细节，但相当多的研究对它的两个基本前提提出疑义：人是由内在驱力所驱动对环境进行控制，控制的结果是内在的自我满足（Bandura，1986a；Rodin，Rennert & Solomon，1980）。后面我们将对内在动机的话题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
亚荣和他的同事用较为可验证的形式对效果动机进行改动（Yarrow et al.，1983）。他们称其为掌握动机并将其作为力求获得能力的努力，反过来，它又被定义为在处理环境时的有效行为。掌握动机是在注意、探索行为和坚持进行指向目标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个假定的动机系统的性质和关系的发展性检测得到的是不确定的结果。掌握动机的各行为指标之间仅存在微弱的相关，随着被试年龄的增加，变得更加异质。不能结合在一起的掌握动机导致了概念上的问题。同一个掌握动机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仍然表现出很小的一致性，反映出了令人惊奇的不稳定性。而且，掌握动机的各个指标与实际能力不存在一致的联系。然而，作者却对这一多方面的不相关联进行了积极的解释。掌握动机仅仅具有经验性发现的形式。支持者认为在同一动机的不同指标之间的微弱相关可以作为说明掌握动机是多维度的证据。不断增加的异质性说明动机随年龄而越来越分化。缺乏行为的连续性表明动机进行着发展性的改变。掌握动机和真实的能力之间的不一致的关系被人作为二者相互生成的证据，虽然我们可能期待存在交互性的因果关系会产生强的关系。
由无关联性所得出的比较可能的结论是为能力而进行的努力并不是由总括性的掌握动机所驱动，而是由所能胜任的行为的各种利益所驱动。能胜任的功能随着时间、社会环境、社会标准和活动领域的变化而变化。能力需要适当的学习经验，它不能自发产生。因此，人们依赖于效能信念与环境要求的匹配和对成果的期待发展出不同模式的能力并有选择地使用它们。对力求胜任所进行的功能性分析比人们根据总括性的掌握性动机进行思考，前者能更好地解释人类能力模式的变化。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个人控制使一个人能预期事件并使其成为所期待的样子。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为个人效能的实施是由先天的控制驱力所推动，还是由所期待的利益所驱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驱力推动行为，期待性的诱因吸引行为（Bolles，1975a）。例如，许多人被吸引看电视，并将无数时间花在看电视上，为的是获得快乐，但不能说看电视是由内在驱力所推动。被剥夺看电视不会导致形成观看电视节目的驱动压力。控制驱力是从假设由驱力导致的行为中推断出来的，这一理论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果驱力的测量独立于假设由它们激发的行为，驱力理论就变得可以验证。如果行为控制的变化被作为控制驱力强度变化的证据，循环论证就剥夺了理论的任何解释和预测价值。除非驱力强度与它假定的效果分离测量，否则起因于驱力的功能性质在经验上是不能证明的。
有些理论家认为力求控制是内在驱力的外在表现（Deci & Ryan，1985；White，1959）。对于其他人来说，力求控制用基本驱力的语言来描述而没有明确指出它就是内驱力。这样，它就成为“生命的内在需要”（Adler，1956）、“基本的动机性倾向”（DeCharms，1978）、推动机体的“动机系统”（Harter，1981）、对能力的普遍性“先天愿望”（Skinner，1995），诸如此类。这些特性描述在控制动机是习得的倾向性还是遗传所赋予的这一问题上存在相当大的含混不清。在社会认知理论中，人们对他们所获得的利益进行控制。这些利益中的一部分包括生物性的满足，但力求控制本身不是一种驱力。关于控制知觉和控制行为的论文大多强调控制内在价值的重要性。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控制不总会带来令人愉快的结果。很多时候，人们会回避控制；这一事实对先天驱力理论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它与激励性动机理论相一致。
顺利地运用个人控制，并因此而有效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要求时，这个结果是我们所期望的。事实上，在实验室研究中人们可以不需多少技术、努力和冒险，就能通过简单行动控制令人反感的事件，个人控制无疑是受喜欢的（Miller，1979）。然而，个人控制既不是普遍欲求的，也不是按常规进行的。个人控制所具有的艰巨性一面使人们很快失去控制的兴趣。个人效能的自我发展需要在长期繁重的工作中掌握知识和技能，这要求牺牲许多喜悦心情。而且，保持对一个人事业的精通，其中许多时候需要不断在快速的社会和技能进步中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这要求连续不断的时间、努力和资源上的投资。一个著名的作曲家简洁地概括道：“获得成功所需要的最困难的事是一直做一个成功者。”
除了不断进行艰苦的自我发展外，在许多情况下，实施自我控制需要负责任和冒险。例如，管理者被认为具有相当高的控制力，但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决定和行为结果负责，其中一些具有广泛的影响。常常是最具自我效能的个体担任需要承受更高的潜在压力和负荷的领导职位。他们负责任但必须依靠他人工作才能把事情完成。如果他们不得不统辖相互冲突的社会期望、压力和要求，生活会是很难受的（Kahn，Wolfe，Quinn & Snoek，1964）。个人控制的这些烦人的方面会减少自我控制的吸引力。因而需要有吸引力的刺激、特权和令人兴奋的社会奖励使人们能够追求对包括复杂的技能、艰巨的责任感和繁重的冒险的控制。
人们常常会愿意放弃控制影响其生活的事件，从而将自己从控制所带来的各种要求和危险中解脱出来。不是努力争取直接控制，他们通过代理性控制获得健康和安全。在控制的这一社会中介模式中，人们尝试使那些实施影响和行使权利的人代表他们行事以实现他们所期待的变化。儿童对父母施加压力从而获得想要的东西；职员通过各种媒介来改变组织实践；公民通过影响政府代表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行动塑造社会的前景。有效的代理性控制需要高度的个人效能感来影响媒介物，这又可以作为期望得到进步的施动者起作用。
在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个体不能对变革的各种制度、机制进行直接控制，因而必须求助于代理性控制使生活得以改善。然而，通常人们会在他们能具有一定直接控制的领域中放弃对各种媒介的控制。他们并不选择进行直接控制，是因为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相信别人会做得更好，或者他们并不想把个人控制所包含的繁重责任担在自己肩上。代理性控制的部分代价在于它的可靠性脆弱，要依赖于他人能力、力量和喜爱。
低效能感会促进对代理控制的依赖，这进一步减少了建立效能行为所需技能的机会。在代理控制中比较性效能评价的作用由米勒和其同事们的研究所揭示（Miller，1980）。那些认为自己具有较强应对能力的人靠自己解决令人反感的问题，而那些认为自己缺乏能力的人会通过控制他人来应对令人厌恶的环境。具有依赖性的个体喜爱没有工作要求和随之而来压力的保护性利益，而控制者努力工作并因繁重的工作要求和承受失败的冒险而遭受苦恼。
习惯于进行个人控制的人不喜欢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甚至当这样做对他们有利时亦如此。具有竞争性、A型性格的个体为了掌握任务的要求不断奋斗，他们具有时间紧迫感（Glass & Carver，1980）。米勒、莱克和阿斯罗夫（Miller，Lack & Asroff，1985）发现具有A型应对方式的人宁愿遭受令人厌烦的体验也不会放弃控制能更好地控制情境的他人。B型的人比较放松、懒散，在相似的条件下更容易放弃控制。具有A型性格的女性如果能够随意改变的话，她们会暂时放弃对较有能力者的控制；但是许多A型男性甚至不会暂时放弃控制。
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因素破坏着人们对所拥有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使用，结果却是他们不能对完全处于其能力范围内的事件进行个人控制。在关于错觉性无能的研究中，兰格（Langer，1979）使我们了解了人们如何根据经验进行不正确的推理或由于不经意的行为而放弃个人控制。当作出某一行为时，人们并没有感到他们是在放弃控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可能阻碍将来能力的发展。因为这种自我弱化大部分没有被注意到，所以也就没有抵制它的理由。
人们常常会通过自己的行动放弃个人控制，因为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兰格（Langer，1979）对有可能放弃自我控制的各种条件进行了描述。有时，掌握某一行动的努力似乎会压倒知觉到的潜在利益。有时，当人们通过要他人为自己做事而较为容易地获得收益时，就会产生自我引起的依赖性。个体自己偶尔成绩不佳的场景会激发出无能感，这会破坏将来在这些特定情境中的活动。运动员的运动成绩能很好地说明低效能感的情境性激活。获胜的运动员如果经常在某些情况下负于比他差的对手，他们会由于过去的不安经历而期待困难的出现。对手仅仅表现出高自信就会破坏他技能的正常发挥。专注于新任务中的新奇之处，而不是注意他们已习惯和处于自身能力之中的方面也同样会阻碍技能的有效运用。呆板的心理定势阻碍知识和技能在新情境中的创造性运用。当人们扮演从属角色或者给他们一个低等的称呼，其中含有他们能力有限的意味时，他们原来很熟练的行为会比没有处于从属地位或消极称呼时要差。种族和性别刻板印象也会破坏认知技能的有效运用（Steele，1996）。在大学标准化入学考试中被要求写明种族时，非裔美国学生要比没有要求填写种族身份的学生的成绩差。女学生在以对性别差异敏感为特征的数学测验上成绩不如男生，但如果她们被描述为对性别不敏感时，她们在同一个测验中的成绩与男性一样好。提供不必要的帮助也会减弱能力感从而破坏技能的执行。
兰格和帕克（Langer & Park，1990）假设不注意是错觉性无能的基础。当不再认真考虑常规性情境时，使人联想到个人缺陷的环境线索被看作是导致低成绩的原因。毋庸置疑，一些技能运用能力的缺乏通常反映的是对行动的常规化情境性控制。但情境影响也会激发损害有效运用技能的其他过程，这会降低技能的有效运用。如果中介过程得到测定而不是仅仅假定为在起作用，解释机制的验证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对不注意的假定性调节作用可以这样检验：评定人们思考他们情境条件的程度是否能解释他们的行为表现有多少受使人想起个人缺陷情境的影响。活动中的注意卷入程度也会发生系统变化，它对已存在技能的有效运用具有影响。
从其他研究中我们获悉产生错觉性无能的情境条件会降低自我效能知觉，同时对选择行为、动机、应激和自我弱化观念都有一定作用。例如，看起来令人生畏的对手会比印象不深刻的对手引起较低的效能知觉（Weinberg，Yukelson & Jackson，1980）。与对手有关的个人效能的错觉性信念加强会提高竞赛成绩和复原力，而因为错觉而减弱的效能信念则会降低竞赛成绩并增加对失败的有害效果的易感性（Weinberg，Gould & Jackson，1979）。效能信念削弱得越多，成绩下降得越厉害。
暂时性的情境因素、缺乏影响能力的信息都会影响效能信念（Cervone & Peake，1986；Peake & Carvone，1989）。错觉性效能信念对活动的动机水平具有很强的作用。脑子里一直想着任务难以克服的方面会减弱人们的效能信念，但是关注于同一任务切实可行的方面会提高自我效能信念（Carvone，1989）。效能信念越强，人们在重复的失败面前坚持的时间越长。在各种实验中，自我效能知觉的变化可预测相同条件下和不同条件之间的动机变化。有偏向性的外部影响通过对效能信念的影响而非直接地损害行为表现。一旦人们发展出关于某一情境的效能的心理定势，他们会按照已建立起的自我信念行事而不必对自己的能力进行进一步评价。
随着行为的认知理论占据优势，期待的概念在解释人类机能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假定期待影响行为的心理学理论几乎都关注后果期待。爱尔文（Irwin，1971）的动机和有意行为理论是根据活动—后果期待进行系统陈述的。鲍利斯（Bolles，1975b）认为学习在本质上来讲包括获得特定的情境事件或行为将产生特定结果这样的期待。罗特（Rotter，1966）的概念性图式关注于行为与后果之间关系的因果信念。谢里格曼（Seligman，1975）具有相同的思路，认为当人们获得这样的期待，即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后果时，人们的行为会变得很顺从。根据期待—效价理论，活动是由特定方式的行为将导致特定后果的期待和对该后果的满意共同影响的（Atkinson，1964；Feather，1982；Vroom，1964）。
对后果期待的着重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应追溯到这一理论体系的本源——托尔曼（Tolman）的研究。当相互对抗的心理学理论试图通过观察动物如何学会走迷津来解决关于学习的争论时，托尔曼提出了他的概念体系。当时流行的理论将学习主要看作是习惯的习得（Hull，1943；Spence，1956）。托尔曼（Tolman，1932，1951）将学习解释为行为将产生某种后果的期待的发展。当然，在动物是否具有达成目的的能力这一问题上，从来没有争论过。动物完全具有为通过前面路径所需的平凡的行为技能。因此，动物所期待在目标盒中发现的东西被看作是选择性行为的决定因素。在动机和行动的调节中，自我指向性思维的影响作用自然就不予关注，因为动物没有自我反省，它们不能根据自己能或不能做什么的自我信念组织生活中不多的选择。相反，自我指向的信念系统是人类适应性机能的基础。人的效能信念几乎影响人所做的一切事：思考、自我激励、情感和行为。
一些与后果控制能力有关的理论有时喜好效能知觉的观念。根据罗特（Rotter，1966）提出的人格理论，行为受一般性的期待所影响，后果既决定于一个人的行动，也决定于超出个人控制能力之外的外在力量。这种对行为的工具价值的期待被认为主要是一个人强化历史的产物。这一传统下的大多数研究关注在多大程度上行为能由倾向于把后果看作是由个人还是外在因素决定的个体差异所预测（Lefcourt，1976，1979；Phares，1976；Rotter，Chance & Phares，1972）。总之，认为后果由行为决定的人比持宿命论的观点看待后果的人更加积极一些。
外在的因果关系常按照后果依赖于偶然性因素的信念加以考察。古林（Gurin）和她的同事主张个人控制的缺乏常常不是由机遇或奇想而应看作是由于社会系统的不敏感以及它们建立起来以保护既得利益和现状的壁垒所引起的（Gurin & Brim，1984；Gurin，Gurin & Morrison，1978）。社会系统可能是不敏感的，因为还没有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然而，这常常是因为他们对某些阶层有消极的倾向性但对所偏好的成员的能力有所鼓励和奖励。制度上的偏向或者妨碍了获得机会，或者对尝试获得有价值成果的受冷待群体的成员强加了更高的能力要求。提出更高水平的能力要求在关于组织中管理角色的社会习俗变化中得到了说明。一度，管理职位对少数民族和女人是关闭的，而无论他们多么有才能。后来，具有非凡才能的人才能做较低等级的领导工作。更后来，不同的能力要求在低等级的工作中大多被取消，而在上层管理人员水平上仍然发挥作用。
自我效能知觉和控制点有时被错误地看作在不同水平上测量的本质上相同的现象。而事实上，他们代表的完全是不同的现象。对一个人是否能够产生特定行动的信念（自我效能知觉）不能被看作是与行动能否影响后果的信念（控制点）一样的东西。这一概念上的区别可以由实验所验证（Bandura，1991b）。下一章中的一些证据表明自我效能知觉与控制点之间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关于两者与行为的相互关系，自我效能知觉是各种形式行为的良好预测者，而控制点通常是同样这些行为的微弱或不一致的预测者。这并不是说后果预期对行为没有影响。如果与产生他们的行动联系起来进行详细说明和评价的话，后果期待也会影响行为。社会认知理论确认了期待后果的不同类别，同时以与处于情境中活动相联系的有区别方式而不是以一般性的去情境化的方法进行测量。
个人行为决定后果的信念引起效能感和力量，而无论一个人如何做后果都会发生的信念则会产生冷漠，这一观点已得到广泛的采纳。然而应该提到的是罗特（Rotter，1968）的概念图式主要关注的是行为和后果之间关系的因果信念而不是个人效能。对后果因果关系的控制点的信念必须与个人效能的信念相区别。后果由一个人自己的行为所决定的信念既可以是令人泄气的，也可以是能促进实现的，这依赖于一个人是否相信自己能做出所需要的行为。一个将后果看作由个人决定但又缺乏必需技能的人会体验到较低的效能感并带着无用感看待行动。因此，举例来说，那些不能理解数学概念并认为学业成绩完全依赖于他们数学活动质量的儿童有理由陷入混乱的境地。当人们有把事做好的效能，那么后果依赖于行动的信念将会产生能力感。
图1.2 不同模式的效能信念和行动后果期待对行为和情绪状态的作用。
加号和减号代表效能信念和后果期待的积极和消极性质。
人类行为和情绪状态可以通过某一社会系统中效能信念与所期待活动后果的类型的联合影响而得到最好的预测。关系特别密切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质关注其提供的机会和他们所强加的限制。如图1.2所示，不同类型的效能信念和后果预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和情绪效应。处在奖励有价值的成果的敏感环境中的高个人效能感将会培育出抱负、活动的积极性和使命感。正是这些条件使人们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实质性的控制。
下面考虑一下高个人效能与低环境应答相结合的方式。高效能个体通过个人的努力不能获得有价值的后果时，他们不一定会停止尝试、而那些低效能知觉的人当自身努力不能达成所需结果时会很快放弃。但是高自我效能个体会加强他们的努力，并且如果必须，则会试图改变不公正的社会惯例。能力没有得到奖励或受到惩罚的模式强调对两种不同水平控制进行区分的需要：一种是对成功所带来的成果的控制；另一种是控制社会系统的，社会系统规定了特定的努力会实现什么样的结果。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可以通过自己付出的努力控制自己的收入，但不能对系统所设定的单位工资率进行控制。古林和布里姆（Gurin & Brim，1984）以及拉西（Lacey，1979a）谈到过对社会系统的控制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控制能力的心理学分析中很少受到关注。高个人效能和环境的无应答结合起来的条件会产生怨恨、抗议和改变现有制度的群体性努力（Bandura，1973；Short & Wolfgang，1972）。如果改革难以实现的话，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人们放弃对其努力无应答的环境而到他处从事他们的活动。
效能信念与后果期待的联合性影响为区分助长冷漠和可能驱使人们同失望抗争的条件提供了基础。当人们具有低的个人效能感且他们自己或和他们相似的人的大量努力也不能产生有价值的结果时，他们会变得冷漠并陷入阴郁的生活。如果没有人能够成功，人们开始怀疑他们无能力改善人的生存条件。结果是他们不会投入多少努力以产生变化。
人们认为自己是无能力的，但将与自己相似的他人看作是能享受成功的努力带来的利益，这种模式会导致自我贬低和抑郁。与自己相似的他人获得成功将很难避免他们进行自我批评。在对个人效能和他人成功形成不同信念的研究中，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获得与自己处于相同环境中的他人很容易获得的有价值结果的信念最能助长抑郁情绪和行为的认知性退化（Bloom，Yates & Brosvic，1984；Davis & Yates，1982）。
后果是由行动引起的。一个人如何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体验到的结果，行动是先于后果发生的。与之相似，人们所期待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对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做得如何的判断。正如一些作家所言（Eastman & Marzillier，1984），人们设想后果并从想像的结果中推断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人们会获得一个逆向因果关系的特殊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来自于行动的后果先于行动发生。人们不会在跳入深水中之后才判断自己会被淹死，并且推断自己一定不会游泳；判断自己不会游泳的人会设想到如果自己跳进深水中会被淹死。个人效能信念与后果期待之间的因果关系请参考图1.3。自我效能知觉是对一个人组织和执行某些行为的能力的判断，而后果期待是对这些行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可能后果的判断。
图1.3 效能信念与后果期待之间的条件性关系。
在某些功能领域，效能信念在水平、力量和普遍性上发生改变。来自于某一行动进程的后果可以采取积极或消极的身体、社会和自我评价效应的形式。
后果期待有三种主要形式（Bandura，1986a）。在每种形式中，积极的期待是诱因，而消极的期待具有阻碍作用。一种独特的后果是伴随行为的积极和消极身体效应。它们包括属于积极形式的愉快感觉经验和躯体上的快乐，还包括厌恶的感觉体验、疼痛和身体不适等消极形式。人类的行为部分由它所激发的社会反应调节。积极和消极的社会效应形成第二种重要后果。在积极的方面，包括他人的社会反应，如兴趣的表达、赞扬和社会接纳、金钱补偿和地位、权利的授予；消极的方面则包括无兴趣、不赞同、社会排斥、指责、剥夺特权和惩罚。
社会认知理论反对认为行为仅仅由外在奖励和惩罚所调节的粗糙的功能主义观点。如果人们仅仅是因为期待外在奖励或惩罚才执行某种行为，他们只能不断转换方向来服从随时变化的作用于他们的任何影响，就像风向标一样。而实际上，人们在面对各方影响时表现出相当大的自我指向性。任何想把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和平主义者改变为残暴的侵略者或把宗教信徒变为无神论者的人都将很快体验到在调节人类行为中的自我反应性影响的力量。一旦人们采用个人标准，他们会通过自我约束调节自己的行为。他们会做那些能带给他们自我满足、自豪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事，而回避做那些会产生自我不满、自我贬低和自我指责的事。第三种重要后果为对自身行为的积极和消极的自我评价性反应。用一个运动员的例子来说明，在运动比赛中能跳7英尺高的信念是一个自我效能判断，而不是对后果的期待。而如果这一成绩代表较高的水平，个体会期待社会认同、表扬、物质奖励、胜利感和自我满意，但如果这一成绩代表低水平发挥，会引起个体产生失望、失去物质奖励和自我批评的期望，这些就是后果期待。综合性的功能主义观点包括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后果。
在传统的定义中，成绩是成就；而后果是与其相伴而生的某种东西。简言之，后果是成绩的结果，而不是成绩本身。当成绩被错误地看作是它自己的后果时，比如跳了7英尺被看作是跳高的后果，这无疑会产生严重的概念性问题。成绩必须由描述性的标志来详细说明，如跳高可以跳5、6或7英尺。去掉指定的标志，人的行动则难以描述。由于将成绩的不同水平的标志错误地解释为行动的后果，文献中就曾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Eastman & Marzillier，1984）。下面看一个成功领域中的例子，A、B、C、D和F标志成绩的不同水平而不是后果，成绩水平不一定产生某一固定的后果。A水平的成绩在看重学业成就的环境中会带来自我满足并得到社会赞许，而在认为学业成绩无用并嘲笑、折磨和排斥高学业成就的同辈群体中，A则会带来社会责难（Ogbu，1990；Solomon，1992）。
不同成绩水平的标志随不同的机能领域而有所不同。在学业成绩中，标志是字母等级或百分等级；在与健康相关的行为中，标志是体重变化的量、运动、吸烟或营养习惯；在恐惧行为中，则以所处理的威胁水平为标志；在运动领域中，是活动的速度和准确性；在组织机能中，是群体生产力的大小。但是不同成绩水平的标记无论如何都不是对后果的期待。当然，所期待后果的动机性潜力基本上由给予它们的主观价值所决定。两个人可以相信某一行为成就会产生特定的后果，但对后果吸引力的评价却很不相同。
将成绩指标误解为后果的人会陷入无止境的回归之中。以跳高为例，6英尺高度是以前肌肉活动模式的后果，反过来它又成为调节肌肉活动的先前行动所产生的后果，这接下来又变成动因先前所做的其他事带来的后果，这样一直无穷无尽地持续下去使得每一个成就成为前身的后果，这又成为其前身的后果。与之相似，A水平的学业成绩成为某一水平的学习行为的后果，但而后学习行为本身成为学生为使其发生而做的其他事的后果。
由将一系列成绩的一部分转换成后果所导致的概念上的混淆可以用其他方式进行阐述。行为及其所带来的效应属于事件的不同种类，可以用后者来影响前者。也就是说，行为可以由它所产生的后果来改变，这些后果可以是生理的、社会的或自我评价性的效应。当要求一个人通过对后果的使用将学业成绩提高到A时，将标志重新命名为后果会产生逻辑上和过程上不可能的困境。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使用A水平的成绩（所谓的后果）来产生A水平的成绩！将成绩错误地解释为它本身的后果以及所导致的无限回归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关注于由特定行为成绩所产生的生理、社会和自我评价后果的调查来回避。
将成绩和后果进行概念与操作上的区别可以用一个减肥的例子来说明。人们并不仅仅为了降低体重而减肥。他们减肥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其中包括身体健康、社会利益和自我评价性的利益。如果减肥没有身体上的效果，如果别人不在意自己胖还是瘦，如果体重与自己的满意与否没有关系，人们不会仅仅为了减肥而无休止地使自己挨饿。这样减肥和节食工业将快速破产。这就是由于错误地将成绩的指标解释为后果所产生的概念性混乱。如果研究者将成绩的指标解释为后果，这一解释就成为他们要捍卫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自我效能理论反对的后果观不应该强加于自我效能理论上，而后又把它描述为在把成绩与后果分离开来时自我效能理论的问题所在。
自我效能理论区别通过个人的方法实行控制的能力等级。控制能力影响着效能信念决定后果期待的程度，并影响着后果期待逐渐增加对成绩的预测力程度。在效能信念和后果期待之间不存在单一的关系。它依赖于在某一特定的功能领域中行动和后果之间在内在或社会上建立多么紧密的联系。在后果与行为的性质高度相关的活动中，人们所期待的后果类型主要依赖于他们认为自己在某一情境中能做得多好。例如，学习不好的学生不会期待得到学业上的荣誉；承认自己不能战胜难以对付的对手的运动员不会期望获得冠军。在大部分社会、智力和体育活动中，那些将自己判断为有高效能的人将会期待良好的后果，而认为自己成绩差的人呈现于脑际的是消极的后果。
在行为决定后果的地方，效能信念可解释所期待的后果中绝大多数变异。当效能信念上的差异被控制起来，某一行为所期待的后果对预测行为很少或根本没有独立的作用。在各种机能领域中都是这样，其中包括学业成就（Barling & Abel，1983；Lent，Lopez & Bieschke，1991；Shell，Murphy & Bruning，1989）、社会行为（Gresham，Evans & Elliott，1988）、体重调节（Shannon et al.，1990）、健康习惯（Carey，Kabra，Carey，Halperin & Richards，1993；Godding & Glasgow，1985）、疼痛处理（Jensen，Turner & Romano，1991；Lackner，Carosella & Feuerstein，1996；Williams & Kinney，1991）、恐怖行为（Lee，1984a，b；Williams & Watson，1985）、过早退出咨询（Longo，Lent & Brown，1992）、职业表现（Barling & Beattie，1983）、选择从事职业活动的文化环境（Singer，1993）。
缺乏独立的预测能力并不意味着后果期待对人类行为不重要。相反，如果效能信念预言了期待的后果，后果就变成多余的预测因素。然而，预测因素多余不能错误地解释为对所期待的后果不重要。学生的学业效能知觉决定他们是否期待得到学业上的奖励，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学业奖励无价值或他们不能被奖励所激励。由于人们将后果看作是随他们行为表现的适当性而变化，并关心这些后果，所以他们依靠效能信念决定追求什么行为并持续多长时间。他们避免追求自己认为不能成功和预期可能带来麻烦的事，但是他们积极地从事自己判断为可以获得成功并确认能得到有价值奖励的行为。简言之，当人们具有效能信念和使努力有价值的后果期待时会采取行动。他们期待某些行为能产生所希望的后果并相信自己能胜任这些行动。
当后果并不完全由成绩的性质所控制时，效能信念只能部分说明所期待后果的变化。当与成绩性质无关的因素也影响后果或当后果与最低水平的成绩相联系时，会出现这种部分分离，因而在标准之上的成绩性质进一步变化不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例如，裁判员授予骑手奖赏可能会受马的外在形象和骑手的技能影响。在工作情境中，酬劳常常由一些行为标准确定，但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不会使人得到更多的工资。相信自己能达到要求的信念比认为自己不能达到标准的效能信念产生较好的期待性后果，然而，认为自己能超过最低标准的信念将不会产生不同的期待性后果。认为自己不能达到最低标准的信念会产生失业的期待。
当相关联因素受到限制性安排，因而不论某一群体的能力水平如何都不可能产生期望的后果时，期待的后果就独立于效能信念。在严格地按性别、种族、年龄或其他因素分离的活动中，这种独立性就会出现。在这种环境下，排除在外群体中的成员都期待消极的后果，而无论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在职业运动被严格地按种族划分的时代，少数种族棒球运动员不能进入主要球队，无论他们的球技多高，不能进行赢利性活动。在社会障碍被取消后，效能知觉能很好地说明期待性后果了。
马库斯（Markus）和她的同事提出了自我概念的动因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想像的可能自我具有有力的调节功能（Markus & Nurius，1986）。按这种观点，人们能对将来的成功和失败产生特定的自我意象。这些可能自我是从个人经验、大量的真实和象征性榜样与塑造生活追求的社会文化影响中建构起来的。清晰的可能自我有几种功能：为解释我们的经验提供了概念框架；影响我们思考潜能和选择的方式；指引行动过程、激发对所选择目标的追求。当自我意象被精细化而包括为实现期待的将来而做出相关计划和程序性策略时，自我意象能很好地执行这一功能。含糊的可能自我也保持下来，但它是没有用处的幻想。不确定的自我具有非规定性，这一特点可以用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来描述，这个角色从没有设法有条理地工作（Wagner，1987）。沉浸在她不现实的抱负中导致她明确地洞悉其中的道理：“在我的一生我总想成为某个人。但我现在明白我应该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人。”
在这一概念图式中，个人的全部储存包含各种可能自我，它反映每个人的希望和恐惧。积极的自我激发和引导人们实现愿望。恐惧性的不需要的自我会阻碍行动或使人回避自己担心害怕的事件发生。然而，如果它们与积极的意象结合起来，可以作为附加的动力，它能避免不期望出现的结果出现或为应付它作好准备。由于这种附加的动机效应，积极和消极的可能自我之间的平衡在塑造理想自我上比单纯的积极的想像自我或消极的想像自我影响更大。社会环境会激发可能自我中的某些成分，反过来，它又提高了能产生所期望的自我的行为模式。
马库斯和她的同事将期待性的认知模拟看作是自我意象转变为行为能力的关键性机制（Markus，Cross & Wurf，1990）。按照知觉、意象和行动具有平行结构特性的假设，他们认为认知模拟可以协调知觉和行动图式。然而从社会认知观点看来，应该是个体而不是神经生理结构的相似性，通过努力将思维和行动相联系。如果结构上的相似性使认知图式自动转化为行动图式，能力的发展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只需要将技能设想一下就能使其表现在行为上。而事实上，精通通常需要长期、艰巨的过程才能实现，特别是包含复杂的技能时。根据知觉和行动图式的跨通道协同活动进行的解释不能解释认知转换成流畅的行动的机制。
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针对转换问题的解决方法依赖于双重知识系统：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Anderson，1980）。陈述性知识提供了适当的事实信息；程序性知识提供了产生式系统，这种产生式包含了任务解决中的决定规则。从事实性和程序性知识的角度来说，解释能力的获得非常适合认知性的问题解决，因为问题解决是在认知上产生的，其中没有行为参与或行动非常简单。然而，一个人必须能区分知识和活动技能。如果教给新手如何滑雪的事实性知识和整套程序性规则，然后让他从山顶向下滑雪，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躺在整形外科或地区医院的重病特别护理病房里。单纯的程序性知识并不能使新手变成小提琴家、能迷惑人的演说家或幽雅的芭蕾舞演员。需要建构和执行复杂技能的活动要求另外的机制使知识结构转化为熟练活动。程序性知识和认知技能是胜任某一行为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在社会认知理论中（Bandura，1986a），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机制是通过概念匹配过程实现的。技能的概念可以作为发展能力的指南和提高能力的内在标准。在最初尝试的过程中概念很少能转化为适当的行为而没有错误。熟练行为通常是根据引导性概念不断地纠正调整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技能不断地在行为水平上建构和改善（Carroll & Bandura，1987，1990）。观察一个人的动作为检验和修正概念与行动之间的不匹配提供了信息。如果人们不监控他们的行为，执行一个良好概念的努力将不会产生熟练行为。
多重自我理论将一个人抛入了哲学的海洋。它需要将自我回归到统帅性的超级自我，超级自我对一组可能自我进行选择和处理使之适应特定的目的。实际上，只有一个自我能想像期望和不期望的未来，并选择一定的行动以获得所珍视的未来，逃避令人恐怖的事件。行动是由人调控的，而不是由一簇进行选择和引导的自我调控的。所期待的未来自我与长远的生活目标很相似，而且较近运作中的自我概念类似于短期的亚目标，通过它长期的抱负得以实现。抱负与对能力的自我评价结合起来影响生活。人的个人效能信念决定他们排除的人生追求，和他们选择的人生追求以及兴趣水平、持久力水平和自身的成功（Lent & Hackett，1981）。
把自我分成几个部分产生了另外的概念性问题，因为一旦开始分解自我，到何处才能停止呢？例如，一个运动员的自我可以分为网球自我和高尔夫自我。这些分离的自我，还具有它们的亚自我。高尔夫自我又被分为运动能力的不同方面，包括抽球自我、平坦球道自我、沙土障碍自我和击球自我。一个人如何决定到什么地方停止分解自我呢？而且，只有一种自我能鼓舞个体完成想像的多方面的追求所包含的不同的亚技能。多样性不是来自于各个动因性自我的集合而是来自于由一个或相同的动因性自我所考虑的不同选择。
努力实现想像的自我的人通过一套自我调节机制引导和激发自己的努力。这些机制受人们对不同活动中的个人能力的评价、与导致抱负的最近亚目标结合在一起的长期抱负、对不同的生活道路的积极和消极的后果期待、展望性后果的价值及所知觉到的环境限制和机会结构的调控。它们代表了一些对生活进程有影响力的社会和认知因素。同一个人会在不同的活动领域和不同社会情境中有差别地运用这些自我影响因素。
关于自我意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适应模式上存在差别的个体，他们的积极和消极可能自我如何混合，他们的想像自我如何影响信息的加工和意象的充实上。那些应对能力良好的人具有平衡的可能自我意象，而表现出适应性问题的人以消极性自我占优势。目前，想像自我与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关注。核心问题是除了前面提到的社会认知因素所提供的预测作用外，对可能自我的评定是否也对将来行为的预测起作用。社会认知研究详细说明了它如何影响及如何预测人生的问题。
控制事件包括使用某种手段导致活动成功从而产生各种后果的动因力量。斯金纳和她的同事为控制知觉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她们将这一四重序列分为三个部分（Skinner，1991；Skinner，Chapman & Baltes，1988）。这一切分的结果是产生了三套关于控制执行的信念。动因信念指一个人是否具有或已经使用了适当的手段。手段中包括努力、能力、运气和重要他人的影响或不可知的因素。手段—目的信念指的是这些手段在产生期望的事件或阻止不情愿事件发生时是否有效。控制信念指一个人是否能产生期望的事件或避免不情愿事件的发生而与任何手段无关。这一控制知觉的观点在归因理论所指出的标准原因性因素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行动者。正如前面已提及的，缺乏控制可能来自于个人的无能或与后果相关联的社会结构。这两种不同的控制点在社会认知理论中是加以区分的，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动机、情感和行为效果，同时表明是否需要个人或社会的补救方法。
由三部分构成的图式导致了对于控制的不同方面及其来源的一些概念性的迷惑。首先，图式中只包括控制执行中的四个基本要素的三个方面。所缺乏的要素的性质依赖于“目标”如何被概念化。如果积极和消极的事件代表来自于行为成果的奖励和惩罚性后果，行动就被从三成分图式中遗忘了。手段不能直接作用于后果，相反，手段会引起某些行动而后产生后果。努力不是产生图书版税的手段，而是由努力制造出的小说带来版税。我几乎不能向我的出版商要求版税，因为我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并没有生产出一本书来。如果积极或消极的目标代表行为成就中的变异，那么三成分图式中就少了后果。行为是不能在没有目的的条件下产生和执行的。人们努力进行行为控制为的是保护有价值的后果并阻止或逃避不喜欢的后果。在三成分图式中，积极和消极的目标要根据学业成就水平的变化来测量。正如前面提到的，不管是高分还是低分都只是所获成绩的标志，而不是后果。某一学业成绩会根据行动者和参照群体赞同的价值系统的不同带来奖励或惩罚性的后果。
除了在控制的过程中忽视后果外，也存在手段上的问题。斯金纳认为有些手段是人们能做的（努力），另一些是人们所可能具有的（能力），还有些手段是施加非特指影响的外在力量，如有威望的他人和运气。或者它们只是某些未知的决定因素。把偶然性看作是供人使用的产生某一行为成就或后果的方法引起了概念性问题。运气可以被看作影响事件的力量，但好运气和坏运气不是一个人能控制的手段。因此，运气使动因对自己的经验失去个人控制。后果是通过难以言传的好运气或坏运气而不是目的性行为发生的。动因必须根据行动而不是经历来确定（Thalberg，1972）。
社会认知理论赞同一种关于手段的更加动力性的概念和一种操作性动因的观点。操作性动因不仅包含拥有三成分图式所认为的不同种类的手段。手段不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固定实体。控制的有效运用需要知识、亚技能、资源的协同活动以处理变化的情境。手段不仅包含认知和行为技能，而且包含情绪性和动机性的自我调节技能，它们谋取支持性动机并处理破坏性的情绪激起。而且，人们产生的后果依赖于他们使用可利用的手段的程度和这些手段的潜在效用，其起工具作用的方面是动因的必须组成部分。具有相同手段的个体在艰难的条件下可能表现出适应性的行为，也可能表现很差，因为他们的效能信念影响了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如何使用手段（Bandura，1990a）。在以上例子中，问题不在于缺乏手段，而在于人们不能充分地应用它。控制的操作方面与传统上把动因定义为产生后果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拥有一套手段相一致。
控制信念还存在重要的概念问题。被剥夺了一切手段的动因如何能进行对后果的控制呢？这可能与纯洁的想法相类似。当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手段，而被问及是否能得到期望的后果时，他们毫无疑问会考虑他们在进行判断时可使用的手段。简言之，他们将手段附加到动因的运用上。人们通过两种基本方法执行控制：通过直接个人控制和通过社会中介的代理性控制。在直接的个人控制中，人们动员他们掌握的技能和资源以产生保证所期望的后果的行为，在代理性控制条件下，他们对能使其达到目标的人施加影响。通过中介得到的后果包括动因的运用，正如动因在直接控制中的作用一样，而代理性控制则主要依赖劝说或社会强制。虽然控制的两种形式需要不同类型的手段，但两者都是动因性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将发生，或是偶然性地发生或是通过掌握权利的人、神或其他至高无上的力量。但是这些事件是否包括控制信念要依赖于人们将后果看作是独立于他们的行为而发生的还是由他们对操纵动因的作用所影响的。有些人尝试对他们信仰的超自然动因施加影响，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向神灵企求、举行宗教仪式、向他们提供祭品、按自己以为的能避免神的惩罚和带来尘世的奖赏或幸福的来世的方式行事。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断通过自身行动产生各种效应。由于他们使所有的事件都产生在与他们直接相关的环境中，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行动将不断对所遇到的新情况至少施加一些作用。兰格（Langer，1983）发现人们会被轻易地误导，相信他们甚至对完全由偶然事件决定的后果进行控制，如果行动中包含能提高成功机会的要素。例如，如果给个体一个选择机会或允许他们积极参加和实践一个偶然性的工作，虽然这对会发生什么毫无影响，但会产生认知上的心向，在这一心向中，执行这些技能程序将会对偶然性后果产生某种程度的控制。很显然，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感受到自信，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事件施加一定的影响。然而，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对发生的事件没有实施影响，他们就不会将情境看作是包含个人动因的。
总之，在三成分的评定体系中，当要求人们判断自己对生活事件的控制力，但不提及各种手段时，他们无疑会提供在能进行直接控制的情境中自己的手段，在不得不依赖中介物才能获得想要的东西时，激活代理性控制，或者在对动因的幻想中进行操作。他们必须将动因与手段结合；否则，控制信念会产生这样的如意算盘，好事情会在没有任何原因性影响的作用下发生。
在预测力的检验中，动因信念预测了儿童的学业成绩，而控制信念和手段—目的信念与成绩很少或没有关系（Chapman，Skinner & Balts，1990；Little，Lopez，Oettingen & Bales，1995）。动因信念与成绩之间的关系强度随年龄提高而增大。这些研究发现与其他证据相一致，共同支持这样的结论——效能信念的预测作用大于后果期待。如果个体对他们能在充满困难的情境中发展出所需要的手段或熟练地使用这些手段充满怀疑，那么，特定类型手段的有效性信念不驱使人去获取成功。同样，个体不会在自己没有任何努力或智谋时单纯因为看到良好的事态而驱动自己趋向成功。
威茨和凯默伦（Weisz & Cameron，1985）通常将控制过程分解为两个成分：能力知觉和行动—后果期待。他们研究了控制的概念如何由这两个信念系统的联合作用而发生变化。年幼儿童在区分由偶然事件所决定的后果和由个人控制所带来的后果时存在困难。当他们获得了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时，他们会不断认识到行动可能而不是一定影响后果，因为后果常常是随时间、地点和环境而不断改变的交互作用性因素的产物。随着自我知识和推断能力的发展，儿童在分析与机遇事件相反的动机和技能而非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对后果的控制能力上越来越好。在对自己能力的判断上，随着自己的成熟，儿童从夸大自己的能力感变为对自己的能力具有比较合理的看法。
对儿童判断自己能力的正确性的发展倾向进行解释时需要谨慎。研究常常会混淆两个因素的影响：能力的自我评价和任务要求的知识。能力知觉会胜过实际的成绩，原因有三：儿童由于会高估能力因而表现出过高的成绩期待，他们能正确判断自己的能力但低估任务要求，或者他们怀有两种错误判断；随着儿童不断成长，他们越来越熟悉任务要求的水平和任务所需要技能的类型以及关于自身能力的知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会越来越现实，因为他们更清楚地理解环境的复杂性，而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万能感。这也是我们后面要详细讨论的部分。
人们会使用效能去适应或改变环境。一些理论家将改变现实条件的努力作为初级控制，而将对现实的适应作为次级控制（Rothbaum，Weisz & Snyder，1982）。次级控制包括两个方面：适应当前现实和改善现实带来的烦恼。对个人适应和社会改变进行区分是十分有必要的，但两者不是相互排斥的。也不应该赋予它们不同的固有地位，正如初级和次级的术语似乎暗含的意义一样。在双重观点中，人们首先尝试改变环境；当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他们放弃并使自己进行适应。威茨（Weisz）和他的同事将这一概念上的区分与皮亚杰（Piaget，1970）的认知发展理论——其中的认知不和谐是通过同化和顺应来解决的——相比拟。在同化过程中，人们按照适合他们头脑中已存在的信念解释现实；在顺应过程中，他们改变原有的信念以符合现实环境。在双重概念图式中，控制的不同形式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和情绪结果。在初级控制中，人们可能会体验成功的满足感；在次级控制中，他们尝试充分利用不可改变的现实并减少挫败带来的消极情绪影响。
对初级和次级控制的传统区分并不是不存在问题。对于适应性控制的描述是很刻板、局限的，适应和社会改变的情绪后果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同时皮亚杰式的类比也是不合适的。在皮亚杰的认知适应的两种形式中，人们尝试通过重新解释现实或改变自己的观点使自己适应于所知觉到的不一致的现实。在这两个过程中个体都没有改变生理或社会环境本身。相反，在运用所谓的初级控制时，人们实际上改变了环境的特征而不仅仅是区别性地看待环境。在内在的精神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差异。
适应不一定是从属性地默认，也不一定是环境的巨大变化。次级控制的概念将对现实的适应描述为战胜失败的默认性适应。但默认只是对现实适应的一种形式。实现生活追求的角色和任务要求的许多努力代表对社会系统适应，这些努力是由抱负所激发的，并通过能力的提高和圆满完成工作的满足得到奖励。为自我发展服务的适应不是安慰性的退却策略。适应和环境改变都需要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和自我调节效能。如果一个人已经拥有完成环境系统要求的能力，适应主要是运用能力的过程。然而，如果一个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当完成新职业要求时，适应是一个自我发展的长期、复杂的过程。对现实的有效适应需要对现实的要求进行控制而不是放弃控制。例如，航空飞行员在适应了固定的角色、路线和时间表后，必须谨慎地进行控制。因此，需要掌握新能力的适应加强了自我发展，角色的成功扮演提供了个人成就感。事实上，一个人的兴趣与技能和某一职业中那些最高成就者越接近，他或她对所选职业的满意度越高（Holland，1985）。正如适应不局限在不愉快的默许一样，环境改变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成功。结局的错误预见所产生的变化会比要纠正的变化产生更多的问题和困扰。甚至是有益的社会变化也不是不存在问题的。
我们能够区分对现实要求的控制和对现实的情绪影响的控制。但这是被控制的是什么的不同，而不是在个人适应和社会改变之间的差异。变革社会的努力要求较高的自我效能感用以调控受干扰的情绪，因为改变环境特征的道路常常受到制度的阻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极度抵制甚至是压制性的威胁和惩罚。一般来说，相对于适应当前环境的人来说，那些试图改变未来现实条件的人不得不驾驭更为严重的个人烦恼——这是由对他们的变革努力的社会反应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者在面对障碍和社会抵制时必须努力克服挫折感、忧虑、不确定性、自我怀疑和失望。改造者不是仅仅偶尔有些失望地平静改变环境，适应者也不是不断地平定自己的苦恼以适应周围环境。进一步使问题复杂化的是，人们必须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大多数的社会变革，而不是试图通过个人力量来实现它。社会变革中的尝试所带来的最终后果是高度不确定的，因而不必经历很多的困苦就可以使人们相信进一步努力是徒劳的。虽然个人适应和社会变革包括许多共同的过程，但改变已经形成的环境需要另一些形式的个人效能。
次级控制中所包含的许多问题与对个人思想进行影响有关，通过这种影响可以减少对被认为非常难以改变的生活情境的厌恶。改善应激的认知策略有各种形式（Pearlin & Schooler，1978）。其中包括减少抱负、降低期望、通过寻找积极因素利用现实条件、将自己的困境与他人的情况相比较、将当前的生活环境看作是在过去基础上获得了改善或者作为美好未来的前兆、重新组织优先考虑的问题、或对未来生活保持乐观的信念。对烦恼情绪的自我调节不局限在对惨淡现实的积极重新评价或逃避现实的权宜之计。生活是多侧面的，甚至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也是可以进行个人控制的。对能给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事件进行行为控制是调节情绪状态的有效方法。有价值变革的成功带来满足感，一个人可控制的问题的减少会带来应激和失望的减轻。关注生活中的可控制的方面使不可控制的事件变得较可忍耐。
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是交互决定的而非相互独立的（Bandura，1986a）。他们相互形成。人的行为产生了不同水平的交互作用和力量的平衡。如果人们默许了环境的支配作用，他们就会放弃权力的力量从而使制度性环境更加强有力。沉默即同意。在艾德默德·伯克（Edmund Burke）的理论看来，暴君成功所必需的只是要人民无所事事。因为适应包括两方面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自主环境的个人适应，所以甚至在默许时人群也在改变环境，虽然他们显然没有意图这样做。再者，绝对不会有两个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同一客观环境进行适应，他们可能会勉强地、冷淡地、愉快地或迫切地适应。不同的适应风格产生不同的环境。
简言之，人类的机能作用不能简单地区分为改变环境或改变自身，个人变化也不必然是社会变革失败后的退却。不能只是把人们分成适应者或变革者两种，因为环境是多层面的而不是统一的总体。人们在寻求改变环境的过程中，努力适应他们喜欢的方面，同时尝试着改变他们不期望出现的方面。在对社会变化进行影响时，人们必须通过发展信念和技能改变自己，并且驾驭由与他们的努力相对抗所产生的厌恶性情绪效应。因此，人类适应和变革可以用不同应对策略的动力性的相互影响来更好地进行解释，这比用把策略分成不同类型并将类型与特定的适应后果联系起来好得多。这种类别性研究的产物是各种类型学的分类，并对哪一个是最佳进行的争论。我们将在分析问题指向应对与情绪指向应对的区别时再次讨论这一问题。
人们生活在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些社会环境具有不同的共享价值、社会实践和机会结构。个人主义取向的文化崇尚自我进取、追求自我利益，而集体主义取向的人将群体利益和共有的责任放在高于自我利益的位置上（Triandis，1995）。然而，这种笼统的分类掩盖了多样性和可变性。二元文化比较，将单一的集体主义文化与单纯的个体主义文化进行比较，会产生许多误导性的概括。首先，文化二分法依据有问题的一致性假设。虽然集体主义制度，如在儒家文化和佛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亚社会赞成公有的道德规范，但他们在特定的价值观、内涵和风俗上彼此有显著差别（Kim，Triandis，Kãğitcibasi，Choi & Yoon，1994）。所谓的个体主义文化同样也不是统一的模式。美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个人主义有不同的特点。甚至在一个个人主义取向的文化中，如在美国，新英格兰式的个人主义与加利福尼亚式的或南部区域的个人主义又有所不同。除了在同一类别中的文化内和文化间存在多样性外，甚至同一民族文化中的各个成员也会根据社会环境采用不同的取向。因而，如集体主义取向社会中的成员在同一群体内是高度共同的，而与群体外成员在一起则不是这样。但是在制裁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骑车人的时候，人们变得与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们一样与旁观者具有共同性（Yamagisshi，1988）。因此，人们是条件性地而不是不变地表现他们的文化取向。行为方式的文化内和情境性变异都强调需要详细说明文化影响发挥作用的机制。文化取向在探索效能信念如何在相互独立与相互依存的社会系统中调节人的机能上应被看作是多侧面的动力性影响。在任何社会中，人们既不是完全自主也不是完全相互依赖地生活。他们独立地做许多事但也必须协同工作以得到期待的结果。相互依赖并不能抹去一个人自我的作用。自我概念体现了个人和集体两个方面，虽然他们强调的重点会随着人们生长的文化类型而改变。效能信念具有相似的多侧面特性。
一些作者认为在心理学理论中凡是涉及到“自我”就是具有致命的个人主义的偏向，就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在这种有偏见的观点中，个人控制的运用被看作是自我纵容的表现。例如，谢里格曼（Seligman，1990）第一个将这一所谓的自我中心特征称为“加州自我”。就事实而论，个人效能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许多自我效能使自我利益服从于他人的利益。甘地提供了一个运用个人效能而做出自我牺牲的显著例子，他通过不停的非暴力抵抗战胜了暴虐的规则并通过对生命产生威胁的绝食来迫使统治阶级让步。他是禁欲主义者，不会自我放纵。如果不具有有弹性的自我感，人们在通过群体努力提高群体生活的尝试中很容易会被苦难所压倒。
由于效能信念包含自我指向过程，自我效能有时会被不适合地完全等同于个人主义（Schooler，1990）。但是高个人效能感对群体指向和对自我指向来说同样重要。在集体主义取向的制度中，人们协同工作生产出所需求的利益。群体追求同个人追求一样需要个人效能。同样，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相互依存地工作的人与个体主义社会中的个体一样期待在他们所做的特定工作中是高效能的。个人效能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崇敬个人主义，而是因为无论人们是通过个人努力而成功还是由于群体成员使他们的个人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高个人效能感对成功地适应和改变都至关重要。对群体的忠诚使人们产生很强的个人责任感，尽可能有效地完成群体追求中自己的工作。群体中的成员会因为对群体成就所作的个人贡献而受到尊重。效能信念是以复杂的、多层面的方式起作用的，然而文化追求是由社会所组织的。在过分简单化的跨文化比较过程中，复杂性和敏感性常常会丧失掉。
群体成就和社会变革植根于自我效能。厄利（Earley，1993，1994）的研究证明了效能信念功能价值的文化普遍性。普遍性并不意味着与文化无关。在所有文化中，对一个人的能力能产生期望效果的信念都会导致成功。但文化价值和实践影响效能信念如何发展、设定什么目标和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此，在跨文化的分析中，效能信念对无论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生产能力都起作用。当人们自己能处理事物时，个人主义者最有效和多产，而在人们共同工作时，集体主义者更有效一些。然而集体主义者倾向于对外人谨慎，而且因此不总是群体定向的。事实上，集体主义者在种族混合的群体中具有低效能感，并且行为表现不佳。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对行为表现的影响主要通过个人效能信念、群体效能信念和他们的动机性影响发挥作用。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常忽略文化内的重要差异，这种差异常常至少与文化间的差异同样有趣。效能信念对于个人主义社会中的集体主义者和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者有调节作用，而无论这种取向是在文化水平还是在个体水平进行分析。厄利的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暴露了认为效能信念是西方个人主义特有的简单化的观点。当个人和群体效能知觉的影响作用没有考虑进去时，社会结构化的方式则不能很好地说明它的成员如何活动。
效能信念的适应机能的跨文化普遍性在情绪状态、动机和行动上都很明显。低应对效能感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与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一样会导致工作退化和应激（Matsui & Onglatco，1992）。受自我怀疑折磨的人不会成为社会改革者或鼓舞人的良师益友、领导和社会革新家。因为社会改革者遇到相当多的抵制和报复性的威胁，他们必须具有坚定的信念，相信他们有能力通过集体的努力使社会发生变革。如果他们不相信自己，他们就不可能使他人相信他们能成功地面对和改变那些对生活产生有害影响的条件。对群体或社会系统中的其他成员而言，这同样是正确的。顽固的自我怀疑者不易组织成集体的效能力量。的确，如果一个集体主义社会，其成员对自身能力持完全的自我怀疑态度，而且他们对塑造未来的任何努力都没有期望，这样的社会会是一个阴沉的存在。
有些作家表达出一种矛盾的观点，认为人们因为害怕他们会因自己的问题受到责备而对生活作出原因性的贡献（Myers，1990）。当然，受害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有必要对其进行关注。然而，承认人类效能会导致受害的信念根据的是增添一些道德色彩的因果过程的简单观点。自我效能关注人类使能（enablement）而不是道德判断。如果人们怀有自我阻碍的信念，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就完全出在个体身上，解决办法只能依赖于个人改变。
人类行为是由人与环境影响的交互作用多维决定的。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施加原因性作用，但他们不是命运的唯一原因。其他的大量影响——社会的、地理的和制度的——也对生活过程发生作用。人的生活道路由多重影响所决定。在多重因果关系中，人们能通过在他们具有一些控制能力的领域产生影响改善生活。人们对影响其生活的可改变条件施加的影响越多，他们对自己的将来的作用就越大。反对承认行为是由个人和社会影响的动力性相互作用协同决定的观念是自我挫败式的。
人们为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不仅可以通过自我发展，而且可以通过联合起来改变不利的制度条件。如果社会系统的实践阻碍或破坏了社会某些部门的个人发展，那么大部分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运用集体效能改变社会系统的不良实践。人们为了塑造自己的社会未来，必须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重要的社会变革，虽然变革很少是轻而易举的。用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话来讲，“使事情在社会上解决不是简短的游戏”。无论努力是指向个人还是社会的改良，自我效能理论的主要信息是为人提供条件而不是个人责备。个人和社会变革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竞争性的，目的是提高生活的质量。因为社会变革是一个缓慢的、曲折的过程，人们不能停止对生活中可以改变事件的控制，直到社会变革最终实现。否认人们对自己生活道路具有因果作用的观点使人感到沮丧，因为它认为人们没有能力对生活中的个人改变施加影响。这是对冷漠和失望的保护性处方。
区分社会认知理论和这一理论中的自我效能成分非常重要。自我效能与理论中的其他决定因素一起共同调控人的思想、动机和行为。社会认知理论提供了一个多层面的因果关系结构，它关心能力的发展和行为调节两方面（Bandura，1986a）。决定因素和中介机制的不同种类在这里只是简要地概括，因为在后面的章节中要详细讨论。表现有效行动的规则和策略的知识结构是建构复杂行为方式的认知指导。这些知识结构是从观察学习、探索活动、言语指导和已习得知识的革新性认知综合的结果中形成的。知识结构通过转换和产生性操作变成熟练的行动。认知模式可以作为产生熟练行动的指导，也可作为在发展行为熟练性过程中进行纠正性调整的内在标准。人们必须面对的情境很少是完全相同的。执行一种技能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并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因而适应性功能需要产生性理解以使个体能以各种不同方式而不是以刻板的固定的方式执行技能。
认知指导在技能发展的早期和中期具有特别的影响作用。知识结构详细说明了适当的亚技能如何被选择、综合并按顺序排列使之适应特定的目的。经过不断地实践，技能得到整合并能轻易执行。人类行动是由控制的多水平系统调节的。一旦熟练的行为方式变得程序化，他们就不再需要更高水平的认知控制。在处理重复发生的任务要求时他们的行为大部分由较低水平的感觉运动系统进行调节，除非出现一些错误。实际上，在行为达到熟练之后，注意于行为的构成有可能干扰熟练的行动。
思维从熟练行动中部分分离出来具有相当大的功能价值。在重复发生的情境中执行每一熟练行动之前，思考其细节会消耗掉一个人大部分宝贵的注意和认知资源，同时使人的内心活动变得单调厌烦。在人们发展出处理按规律出现的情境的适当方法后，他们能在不需要连续的指向性思维或反省思维条件下按照效能知觉行事。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在人们正在形成驾驶技能时，他们依赖效能知觉来选择进入什么样的交通状况。但在他们已经将驾驶技能形成惯例后，如果他们每次在常经过的路线上开车时还要重新评价自己的驾驶效能，这将对认知资源造成相当大的浪费。这并不意味着效能信念对技能发展很重要，而在技能形成后就不太重要了。正相反，只要人们一直相信他们有能力执行某一行为，他们就习惯性地按照信念行事，而不必回忆信念本身；如果他们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行为会变得很不相同。如果任务要求或情境性环境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个人效能在已改变了的条件下会被迅速重新评价并作为行动的引导。
当已习得的技能是最理想的并在各种环境中都保持为最适宜的，惯例化就很有帮助。然而当人们对需要差别性运用适应能力的情境以固定的方式作出反应时，惯例化会损坏个人能力的运用。当人们在对效能的自我怀疑基础上解决低水平问题，而且不再重新评价自己的能力或提高对自己的评价时，按惯例办事也有自我限制的作用。
当惯例行为重复地不能产生所期待的后果时，认知控制系统将重新发挥作用。人们会对行为和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进行监控以确认问题的来源。新的方法被思考和检验。当发现了新的方式并成为习惯性的方式后，控制系统的控制又降低。
社会认知理论包括大量因素，这些因素可以作为已建立的认知、社会与行为技能的调节者和动力。这些因素通过预先思考的期待机制进行操作。对于所期待的未来的工具性思考有助于促进可能导致其现实的那些行为类型。预先思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关于如果特定事件出现时可能发生什么情况的预期性知识会促使计划性和前瞻性适应的形成。而对行动进程中的可能后果进行展望的能力是对人类动机和适应作出贡献的期待性机制的另一表现形式。这些后果期待可能以行为所产生的外在后果的形式，或者以所观察到的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代价和收益中的替代性后果的形式，还可能以对自身行为的自我评价反应的形式存在。这些不同种类的后果协同影响人类行动的进程。植根于价值体系中的目的和内在标准的认识，进一步产生自我激励并通过自我调节引导行动。
因为自我效能知觉对其他决定因素产生作用，因此，它在社会认知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影响行为的选择和动机水平，个人效能信念对作为技能基础的知识结构获得具有重要作用。确定的效能感支持有效的分析性思维，使人能从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某一结果的因果不明确的复杂环境中找到预期性知识。个人效能信念也通过塑造抱负和对某个人的努力进行后果期待的方式调节动机。能力与对它的执行几乎是一样的。个体对对待和处理困难任务的自我确信决定他们是否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能力。隐含的自我怀疑会轻易地对绝大部分技能产生影响。虽然本书集中于个人效能信念，但这些信念是在一个多重因果联系的大系统中运行的。下一章着重讨论效能信念的基本特征及其在因果性结构中所起到有影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