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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性因果关系的讨论引发了决定论和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一定控制的自由这一基本问题的争论。 决定论 这一术语用在这里表示的是事件效果的产生而不是在教条的意义上意味着行为完全决定于独立于个体的先前一系列原因。因为大多数行为是由许多交互作用地运作的因素协同决定的，某一事件只是有可能产生效果而不是在交互作用的决定系统中必然地产生效果。
自由往往被认为对立于决定论。从社会认知的观点看，自由和决定论之间不是不相容的。自由不能被消极地理解成社会影响或情境限制的例外。它应被积极地定义为达成所期望的结果而进行的自我影响。这种动因性因果关系非常依赖认知上的自我调节。它通过反省思维、创造性使用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选择和执行行动所需的其他自我影响方法来实现。自我影响以与外部影响相同的方式决定性地对行为起作用。假设在相同环境条件下，有能力进行各种选择并调节自己动机和行为的人比那些只具有有限的个人动因手段的人更具有使事件发生的自由。之所以某种程度的自由是可能的，是因为自我影响决定性地对行动起作用。
从各种可能的对象中进行行动选择并不是完全和偶然地由环境事件所决定的。做出选择需要反省思维的帮助，通过反省思维，自我影响充分发挥作用。人们可以通过思考其他的选择、如何预见和权衡包括他们自己的自我评价反应的具体后果以及如何评价执行自己的选择的能力，对自己所做的事件施加影响。思维引导行动这种说法只是方便的简化描述，而不是把动因授予思维。不是个体产生思维而后成为行动的动因。认知活动构成自我影响的过程，它对采取的行动进程施加影响。因此，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可能在有效和无效的精神状态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但是，个体仍是思维、努力、行动的动因。省略性的表达不应被错误地理解为动因从个人转移到思想。
动因性因果关系包含着以不同于环境力量规定的方式行动，而不是必须屈从于它们的能力。在吸引人的和强制性的条件下，个人动因表现为抑制力。人们建立起用以指导、激发和调节自己行为的个人标准（Bandura，1986a；1991b）。对符合个人标准的行动的预见性自尊和对违反个人标准的行动的自我指责起着调节性的影响作用。人们总是倾向于做那些能给予他们自我满足和自我价值感的事情。他们避免做违反个人标准的事，因为这会带来自我谴责。在自我反应能力发展起来后，行为通常会产生两种结果——外在的结果和自我评价反应——它们可以对行为产生赞美的或反对的影响。有的人深信自己的自我价值以至能忍受长期的错误对待而不去同意他们所认为是不公正或不道德的事，这是常见的现象。托玛斯·莫尔（Thomas More）就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例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会遇到各种不得不为自尊而放弃期待和物质利益的困境。
自我影响不仅影响所做的选择，而且决定所执行的选定行动是否能够成功。对个体动因机制的心理学分析表明人们通过认知上的指导和自我激励以及选择并建构适合自己目的的环境对实现所预期的未来发挥作用（Bandura，1986a）。作为可习得的技能，深谋远虑、熟练和自我影响手段越高明，一个人越有可能获得成功。由于具有自我影响的能力，人们至少是自己命运的部分建设者。不是决定论法则应该受到怀疑，而是决定论应被看作是单向还是双向过程的问题。假设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决定论并不含有人只是外部力量的工具这样的宿命论观点。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控制和对自我定向设定限制的机会。
反对思维和其他自我影响方法的原因性效能的论点常常会引起原因的选择性回归。在操作性观点中（Skinner，1974），人仅仅是过去刺激的储藏室和外部刺激的渠道——他们不能对行动施加任何影响。通过耍概念花招，人类行动的决定因素退回到环境中的“始动原因”。于是，人类的思想完全是从外部移植的、非原因的和多余的。对这一概念图式的详细批评在其他地方另外进行（Bandura，1996）。很显然，思想部分受经验的影响，但思想不完全由过去的刺激输入所塑造。操作主义的分析强调人类的判断和行动如何由环境因素决定，但否认了环境本身部分由人类的行动决定这一事实。环境与行为一样，也是有原因的。人类通过自身的行动创造、改变并破坏着环境。这一交互因果关系的社会认知分析并没有引起原因的无限度的回归，因为个体根据经验和反省思维产生行动而不仅仅是经历作为过去的移植的行动。突然出现的创造不能还原为环境输入。例如，巴赫的杰作，满满六十卷富有创造力的成果，不能还原为他的先前所受的作曲技术教育、前辈的音乐作品和他的日常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事件。既然没有赋予巴赫以布莱登伯格管弦协奏曲和数百支教堂合唱曲，环境的强化是从哪个宝库中选择到这些艺术精品的呢？强化不能选择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当然，一个人可以等待随机变化产生一些近似的元素去奖赏创造出的新反应。但要创作出像巴赫这样丰富的作品，人们不得不等待无尽的时间通过对随机变化的选择性强化形成像他的作品那样的创作，如果它可以通过缓慢的、费力的过程实现的话。虽然人类的创造力结合了过去经验的一些方面，但人们改变它、为其增加新的特征并因此创造出某些不仅仅是过去的复制或组合的东西。简言之，人类行为是由一些因素决定的，但它部分由个体决定而不单纯由环境决定。我们不能通过将其归因于过去的环境来解释举世无双的音乐作品。作曲应该是一项新出现的创作。
对自由的旷日持久的争论由于斯金纳（Skinner，1971）的理论观点的提出又活跃起来，他认为排除了遗传的作用，人类的行为是由环境的偶然性影响和控制的。这一类分析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将人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描述为由自主性的环境所进行的单向控制。在斯金纳看来，自由是一种幻想。并不是个人和环境影响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从没被这一观点的提倡者所承认。实际上，斯金纳（Skinner，1971）常常谈及人们反控制的能力。然而，反控制的观点将环境描述为个体能对其作出反应的刺激者。实际上，人是事先活动的，而不单纯是反作用的。由单向论者的含糊其辞进一步产生了概念上的模糊。斯金纳（Skinner，1971）在承认双向影响的现实后，通过再次主张由环境对行为进行卓越控制而否定了它：“一个人并不对世界产生作用，而世界能对人起作用。”因此，环境作为自动地选择、影响和控制行为的自主力量重新出现。无论将双向影响暗指为什么，在这种现实观中，环境规则都很显然作为起支配作用的隐喻出现。
行使着由自由制度所保证的权利的人们将自由贬为幻想，这真是一件讽刺的事。在历史进程中，无数人为了创造和维护阻止统治者强迫人们顺从于未经认可的命令的自由制度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为自由而战的目的是建立使某些行为形式免受强迫和惩罚性的控制的制度性保护。在某一活动范围内社会控制越少，自我影响对这一领域中行动选择的原因性作用越大。当保护性法律在社会系统中建立起来后，针对那些挑战传统价值观或既得利益，有些事社会也许就不会去做了，无论它可能有多么多。对未经许可的社会控制进行合法禁止产生了个人自由，这是现实而不是幻觉性的抽象。不同的社会在公民权制度和正式免除惩罚性控制的活动的数量和类型上有所不同。例如，保护新闻记者免于因批评政府公务员及其活动而受刑事制裁的社会系统比允许用权威力量压制批评或其表达工具的社会更为自由。司法部独立于其他政府机构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能保证社会自由。
当社会发生变革时，彻底的环境决定论者强烈地倡导人们具有通过应用提倡者的心理技术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例如，斯金纳耗费后半生的大量精力，怀着传教士般的热诚将操作技术作为针对世界上的不幸的治疗方法。甚至是适度应用操作条件反射的人都会感到其理论的缺点，更不用说要它提供万灵药治疗不断增加的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了。要人们去改变狂热的环境决定论者有趣地具有自我否定特点，因为它与环境论学说的基本前提相矛盾。如果人类实际上不能作为原因性动因，他们能描述在对环境指示作出反应时经历的改变，但他们既不能根据理性的计划和对结果的预见选择行动，也不能有意图地使渴望的事件发生。他们可以是环境力量的渠道，但他们自己不会是环境变化计划的创建者。波林（Boring，1957）提供了一个对于“自我中心困境”的颇有创见的分析，环境决定论的鼓吹者通过将自己比作是自我指导性动因，把其他人看作是由外因决定的，而使自己陷入困境。环境决定论的鼓吹者使自己免受压倒性的环境控制，而这个控制指导着其他人。否则，这些鼓吹者自己的观念仅仅是由他们与世隔绝的环境所造成的，因此，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然而，如果大众中的成员采用了鼓吹者的技术，他们就会突然之间转变成为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规划自己将来的有意性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