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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性掌握经验是最具影响力的效能信息，因为它可以就一个人是否能够调动成功所需的一切提供最可靠的证明。成功使人建立起对个人效能的健康信念，失败——特别是在效能感尚未牢固树立之前发生的失败——则会削弱它。如果人们经历的只是轻而易举的成功，他们就会急于求成，并很容易被失败所挫伤。要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克服障碍的体验才能形成一种效能恢复感。工作中遇到的某些困难和挫折可以教会人们，成功常常需要锲而不舍的努力。困难让人们有机会学会如何通过磨砺自己的能力，来更好地控制事态，转败为胜。当人们相信自己具备成功所需的条件时，面对困难会坚持不懈，遭遇挫折也会很快走出低谷。咬牙挺过难关，人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而有力。埃尔德和莱克（Elder & Liker，1982）就大萧条的艰难岁月对女性生活产生的持久影响所作的解释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拥有一些适应资源的女性中，早期经济困难使她们比那些一帆风顺的人更加自我肯定和随机应变。但对于那些缺乏应对不良事件准备的女性，严重的经济困难则使她们后来缺乏机智，并有严重的无力和顺从感。
研究者曾就有指导的动作性掌握经验在建立和加强效能信念中的相对力量，同其他形式的影响——如策略示范、成功行为表现的认知模拟以及个别指导等——进行了比较（Bandura et al.，1977；Biran & Wilson，1981；Feltz，Landers & Raeder，1979；Gist，1989；Gist，Schwoerer & Rosen，1989），发现比起单纯依靠替代经验、认知模拟或言语指导等的影响模式，动作性掌握经验能够产生更强、更普遍化的效能信念。
复杂的行为表现既非意志行为的产物，也非外部奖赏和惩罚经验注入后的简单产物，而是很大程度上受认知及其他自我调节亚技能组织和控制的建构。通过掌握经验以建立个人效能感，并不是一件可以按部就班的事。它包括获取认知、行为和自我调节工具，来创立和执行有效的行为过程，以控制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通过动作性经验得到发展的效能信念，从认知和自我调节两方面为有效行为表现创设了便利。随后几章我们将会看到，以特别有利于获取生成技能的方式组织掌握经验，是获得这一发展的最佳途径（Bandura，1986a）。了解了建构有效行为过程的规则和策略，人们就有办法应对日常生活的要求。将复杂技能分解为易于掌握的亚技能并按等级进行组织，可以促进人类能力的认知基础之发展。
人们不仅需要有效的规则和策略，而且还需要相信如果能一贯坚持运用这些规则和策略，就能实施更好的控制。前面我们看到，如果人们具备知识和技能而缺乏用好它们的自信的话，就不会有很高的成就。的确，受损的机能更多是源自对认知技能的废弃不用而非缺乏（Flavell，1970）。对策略训练的好处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舒恩克及其同事教给存在严重学习问题的儿童，面对认知任务如何审度要求、构思答案、监控适当性以及在发生错误的时候能予以纠正（Schunk & Rice，1987）。对认知策略的指导以及运用它们进行的实践，既没能提高儿童的个人效能感，也没有改善他们的学业成绩。即便是持续的成功反馈也无济于事。但当提醒他们通过运用策略更好地控制了学业任务，并以成功反馈证明他们策略运用得很好时，就可以根本提高儿童的效能信念及其后继的智力成就。他们的个人效能信念提高得越多，行为表现也越好。因此，对那些为自己的能力深表疑虑的个体来说，单纯的技能传授和成功反馈收效甚微，而技能传授伴随对个人效能的社会确认则可以使他们获益匪浅。如果在技能发展中强调个人运用这些技能产生特定结果的力量，功能的改善也更可能持久。
人们根据自己的效能信念行事，并从设法赢得的成就中确定自我评价的恰当性。行为表现成功一般能提高个人的效能信念，反复失败则会使之降低。特别当失败发生在事情的早期阶段，又反映不出是缺乏努力还是环境不利而导致失败的时候，更是如此。虽然行为表现成功具有强劲的说服力，但不一定提高效能信念，同样，失败也不一定降低效能信念。效能知觉的变化源自于对行为表现所传递的有关能力诊断信息的认知加工，而不是行为表现本身。因此，行为表现的成绩对效能信念的影响有赖于对那些行为表现的了解。相同水平的成功，既可能提高，也可能不影响，或是降低知觉到的自我效能，这要视人们对各种个人和情境因素的不同解释与权重而定（Bandura，1982a）。一次小小的成功，如果能让个体相信自己具备了成功所需的条件，往往能使他们超越现在的行为表现成绩达成更高的成就，甚至会在新活动中或在新条件下取得成功（Bandura，1978b；Bandura et al.，1980；Williams et al.，1989）。
由于许多与能力无关的因素会影响行为表现，所以单单行为表现不足以用来判断个体的能力水平。因此，行为表现与自我效能知觉间不能简单地等同。个人效能评估是一个推理过程，需要对影响成败的各种能力和非能力因素的相对作用进行权衡。人们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行为经验改变其效能知觉，有赖于他们对自己能力的预见、对任务难度的知觉、他们所花费的努力、所接受的外部帮助、完成任务时的环境、其成败的时间模式以及这些动作性经验在记忆中被认知组织和重建的方式与其他一些因素。这样，就很难确定单独的行为表现可以传递多少有关个人能力的信息。在不确定的状况下，自我效能知觉往往比过去的行为表现具有更好的预测力，因为效能判断包含有更多的信息，而并不只是完成了的行动。认为效能信念只反映过去行为表现的简单化的观点经不起实证检查。了解了各种因素如何影响对行为表现信息的认知加工，就可以弄清楚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从其掌握经验中获益最多。
自我认识的发展是一种认知建构，而非对自身行为表现的简单、机械的审查。人们不会完全不借助对自己或周围世界的概念处理任务。凭借交往经验，人们发展了一个结构化的自我系统和一套丰富的语义网络系统。这些个人效能的自我图式影响人们期待什么、如何解释和组织应对环境时产生的效能信息以及在作效能判断时记起的是什么。有些事务提供的信息对个人效能来说是老调重弹，不会改变人们的自我评价。许多事项则产生混合的关于时空的证据，为解释偏向发挥作用留有余地。人们赋予新经验多大的权重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记忆重组，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必须将它们整合进去的自我信念之性质和强度（Bandura，1992c）。因此，效能信念既是经验的产物，又是其构建者。
由预先存在的、有关效能信息认知加工的自我图式所产生的偏向，有助于其稳定性。将冗余指标看成对个人效能的进一步证明，并以自我肯定的方式解释混合的效能指标，就可以加强个体已经持有的效能信念。记忆重组时，人们会将与自我信念不一致的经验降至最低限度、贬低或是遗忘。相反，对那些与自我信念相一致的经验则容易被注意、赋予重要的意义并牢记在心。因此，怀疑自己效能的人，较可能将不断的成功视为是艰苦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对自己能力的证明；而自我肯定的人在取得同样的成功之后，会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Alden，1987）。
随意地告诉人们他们在一项新活动中行为表现好或者不好，从而提高或降低其效能信念的有关研究，清楚地表明了已有效能信念在降低不一致效能信息影响上所具有的力量（Ross，Lepper & Hubbard，1975）。他们持续坚持逐渐建立起来的虚构效能信念，甚至当这些信念的说服基础已经完全不具权威性时仍然如此。随意建立起来的效能信念会让与其相抵触的行为经验残存一段时间（Cervone & Palmer，1990）。劳伦斯（Lawrence，1988）提供的证据表明，由虚构成功产生的效能信念会通过自我劝导的认知过程得到加强。根据被告知的所谓成就，人们会从以往的成功经验中搜罗支持性的证据，并由此说服自己有从事该活动的能力。稍后，相反的说服证据不会根除他们已经确立的自我信念。如果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表现是否恰当时有很大的主观性——比如在社会能力方面，那么，即便行为表现反复表明个体所具有的能力，人们仍会保持虚构建立起来的低效能感（Newman & Coldfried，1987）。要想驱除低的个人效能感，就需有明确的、迫人的反馈，来有力地反驳个体预先存在的对自身能力的不信任。
虽然注意和解释偏向会把人引入歧途，但也为个体的自我概念提供了必要的连续性。没有其稳定作用，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会随一时的成败而不断变化。如果稳定的自我图式是有利的，就会很好地服务于人。凭借反复成功建立起强烈的效能感之后，人们不会因偶尔的失败或挫折削弱对自己能力的信念。效能感高的人，倾向于把环境阻碍因素、努力不够或策略糟糕看作行为表现有缺陷的可能原因。当人们把糟糕的行为表现归因为策略失误而不是自己无能时，面对失败反而会让他们相信，只要采用好的策略未来就会取得成功，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效能（Anderson & Jennings，1980）。自我加强的肯定偏向可能会在行为成就中获得回报，而人们若固执地不肯相信自身的能力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确信自己无效能的偏向会产生糟糕的行为表现，这又会进一步削弱个人的效能感。
成败对个人效能判断所具有的自我诊断价值，有赖于对任务难度的知觉。在容易任务上取得成功在个体是料之所及，因此也不会引起任何效能重估。而掌握困难任务则为提高个体的能力信念传递了新的信息。在行动中，人们不仅对自己，而且对任务都会有新的发现。这些发现有时会产生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效果，即成功降低自我效能知觉。比如，若是在完成挑战任务的过程中，行为者发现任务本身可能具有某些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自己的应对方式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那么，即便行为成功其效能知觉也会降低（Bandura，1982a）。这种情况下，异常的成功反令他们动摇而不是受到鼓舞。
人们往往不完全了解大部分新而复杂的任务的难度。另外，复杂活动需要各种重要程度和发展水平不同的亚技能。推断任务难度就不能仅根据任务特征，还有赖于对当前任务与难度及技能要求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其他任务的相似性的知觉（Trope，1983）。任务要求的模糊性增加了人们从动作性经验评估个人效能的不确定性。在评估任务难度时，人们常常求助于其他从事过该项活动者的成功率这一标准信息。对任务难度估计的变化，会使人们从行为成就中产生不同的个人效能评估。
行为表现发生的背景往往包含有一组因素：对成就或是阻碍或是促进。这些背景因素有：情境障碍、他人提供的帮助、可加利用的资源或设备是否充分以及执行行为的条件等。在外部帮助下获得的成功，由于可能被归功于外部帮助而非个人能力，因而所具有的效能价值很小。同样，不利条件下的不完美行为表现，也比发生在最佳条件下寓含的效能意义小得多。对行为表现产生作用的非能力因素越多，人们越少将行为表现推断为个人能力的结果。但判断某一行为表现多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个体的效能，则受人们注意到多少非能力因素以及赋予它们的权重如何的影响。支配这一评价过程的是人们对特定活动领域中决定行为成就的因素所持有的直观因果模式（Trope，1983）。
摈弃多年来发挥保护功能的自我信念也非一朝一夕之事。怀疑自己应对效能的人较可能不相信自己的成功经历，而不会冒险对抗自认为不能充分控制的威胁。当经验同根深蒂固的效能不足的信念相冲突时，人们只要能找到贬低成功经验之推断价值的理由，就会拒绝改变对于自己的看法。这种情况下，要想使个体效能产生持久、普遍的变化，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经验来证实，其中人们在各种条件下能够成功应对的任务要求，远远超过日常生活中通常会碰到的问题（Bandura，1988b）。他们以一种暂时状态持有效能信念，要在判断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之前，检验自己新近获得的知识和技能。随着预测和处理可能威胁的能力日益增长，他们发展出强有力的效能感，使其能更好地掌握新的挑战。
一定程度上，行为成就决定于个体在特定活动中的努力程度。因此，付出努力的大小影响人们根据行为表现作出的能力推断。尼科尔斯和米勒（Nicholls & Miller，1984）报告，努力对儿童和成人有不同的能力含义。在幼儿看来，高度努力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能力；成人则认为，如果做成某事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就意味着能力低下。由于能力和努力被人们视作相互依赖的决定行为表现因素，所以付出努力的量影响到人们从行为成就得到多少效能知觉。但另有研究者发现，虽然有些人认为努力可以弥补能力的局限，但也有许多成人相信通过努力能够提高能力（Surber，1985）。所以，坚实的努力究竟意味着能力高或低，是一种个体间差异，而非年龄群体间差异。
从任务表现判断基本能力的推论规则，除努力水平外，可能还包括对任务和环境之标准难度的知觉。如果个体在他人认为困难的任务上花费很小的努力就能取得成功，表明他具有较高的能力；而若取得同样的成就需经过艰难的奋斗，则暗示其能力较低，因此，也不太会提高其自我效能感。即便没有有关他人行为表现如何的信息，通过坚苦卓绝的努力才取得的成功也会降低人们再次集结同水平努力的效能信念（Bandura & Cervone，1986）。
根据失败进行效能自我评价时，努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Trope，1983）。微弱的努力使人们无法用失败来推断个人能力，即没有真正努力而导致行为表现糟糕，并不能表明一个人究竟能做什么。个体如果在有利于取得高成绩的条件下付出大量努力，却仍然在高或中等难度的任务上失败的话，就比较强烈地证明了其基本能力如何。艰苦努力若在最佳条件下以失败告终意味着个体能力有限。当然，这样条件下若在已知相对简单的任务上失利，对个人效能知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有关努力和任务难度的原因判断如何影响行为表现，归因框架下开展的研究（Frieze，1980；Weiner，1986）已对此进行过考察。归因系统挑选了两个因果维度：因果控制点及其时间稳定性。分析过程通常限于四类信息，代表能力、努力、任务难度和运气。能力被视为稳定的内部原因，任务难度则是一个稳定的外部原因，努力被看作不稳定的内部原因，而运气则是不稳定的外部因素。归因理论激发了相当多的对因果判断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基于对假设情境的判断，而没有多少阐述因果归因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这种研究途径还引起许多概念和方法论的问题。在概念方面，它倾向于将判断因素当作分离的实体，而事实上它们从关系中获得其重要性。例如，任务难度不是一个稳定的外部原因，而是一种关系特性，涉及知觉到的能力和任务要求间的匹配。同样的算术题，对一位成就卓越的数学家来说是小菜一碟，而对于一个缺乏基本算术技能的人而言则具有一定难度。同样，能力也不一定是一种稳定的内部特性，因为能力是可变的。甚至连努力也不是归因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轻易可控。人们常常怀疑自己是否有效能去增加和维持艰难尝试中成功所需的高度努力。许多失败反映了人们调节自身动机时的无能，而不是缺乏知识或是基本技能。人们控制自己努力水平的效能感越弱，其行为动机也越低（Bandura & Cervone，1986）。努力的可控性和能力的增长，都深深根植于一种牢固的自我调节效能感（Bandura，1991b，1993）。
归因理论通常只包含若干类与个人效能判断相关的信息。以社会认知的观点来分析，这几类因素只是效能信息的传递者，而非行为原因的种类。而且，除知觉到的努力、任务难度和运气之外的其他因果因素，对人们判断能力也很重要，如情境条件、身体和情绪状态、背景影响以及成就表现的时间模式等。此外，人们形成自己的个人效能信念时所用的信息，既有来自于行为经验的，也有从示范、社会比较和社会评价中获取的。因此，要想更好地阐明支配效能自我评价的推论过程，就应该分析人们如何选择与整合多维度的效能信息，而不是让他们对几个预先选定的因素权轻度重。效能信念会使人们对归因理论家挑选出的因素子集的注意和权衡产生偏向性。因此，效能感高的人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为努力不足或环境不利，而那些自认为无效能的人则认为失败源自能力低下（Alden，1986；Grove，1993；McAuley，Duncan & McElroy，1989；Silver，Mitchell & Gist，1995）。对努力、任务难度和环境等因素进行权衡，不是塑造效能信息的归因问题，而是运用与效能有关的信息评价个体的个人效能问题。
效能信念的形成，是整合各种可用以判断个人能力的信息来源的过程，而不是整合社会认知理论及归因理论的问题。社会认知理论支持对判断过程进行动力整合的方法，而非有限的范畴方法。因此，归因与信息整合两种方法的区别，不仅在于所包含判断因素的数量，还在于采用什么分析方法决定人们进行效能判断时使用哪些因素以及赋予它们的权重如何。归因法依靠个体对权重的自我报告，仅仅要他们评定能力、努力、任务难度和运气对自己行为表现的相对贡献。让人们重新构建判断过程与让他们辨别出反映在其实际判断中的判断过程，是绝然不同的。这不仅关系到人们能否洞察自己判断过程的问题。回溯报告不能确定，究竟反映的是个体对自身某种程度上行为表现的原因判断，还是对此的社会嘉许的解释（Covington & Omelich，1979）。信息整合法支持采用方差分析、多元回归技术或能够揭示简明判断中认知整合过程的代数模型进行的推论性加权（Anderson，1981；Surber，1984）。行为表现情境中有许多因素可以传递效能信息。人们选择哪些因素以及如何权衡与联合它们，通过不同的诊断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能够解释的效能判断的变异量可予以揭示。这一程序明确了人们形成效能判断时真正使用的判断规则。本章的结论部分将更加详尽地讨论，决定人们如何整合多种效能信息、达成个人效能信念的分析方法。
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归因理论家挑选的因素对行为表现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个人效能信念的干预得以实现的。例如，只有当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成功时，将行为表现不良归因为努力不足才可以提高动机；那些不相信自己效能的人则预期增加努力也徒劳无用。由于形成效能信念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考虑归因因素之外的更多因素，所以，自我效能知觉具有更大的预测力。
自我效能知觉不仅受人们对行为表现成败解释的影响，而且还受人们对行为本身进行自我监控时存在的偏向的影响。每种努力都涉及行为性质的某些变化。许多因素都对这种可变性起作用，例如，注意的、身体的和情绪状态的起伏以及思维过程、背景影响和情境要求的改变。在发展的早、中阶段，技能尚未得到充分的组织和提炼，行为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影响。人们观察得最仔细、记忆得最好的是自己良好的或是糟糕的行为表现，具有很大的可变性。选择性地注意和回想自己较差行为表现的人，虽然可能对所记内容加工正确，但还是会低估自己的效能。这种情况下，问题出在注意和记忆过程的偏差，而非对自己成败原因的推论判断。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成功给予特别的关注和记忆，选择性的自我监控就能够提高个人效能信念。有关自我模仿的研究表明，可以通过选择性地关注个人成就来提高效能。研究中，被试观看反映自己成功行为表现的录像，过失和有外部帮助的部分则被剪辑掉。这些有关效能的自我描绘并未就改善真实技能传达任何新的事实信息（Dowrick，1983；Schunk & Hanson，1989a）。但人们在观看了剪辑过的关于自己成功的录像之后，效能知觉和行为表现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大多能力的发展都旷日持久。复杂能力的获得，更需要人们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既可能改进特定行为表现，也可能损毁它们——习得、整合并依等级组织不同的亚技能。许多相互作用的过程决定着人们取得的成就，所以通往精熟的道路上有冲刺、挫折，也有进步了或一无进步的时期。技能习得的不同阶段进步速率各不相同。初期很容易取得进步，但后期则很难获得迅速的提高，因为这时候显而易见的错误已经消除，所需要的技能也比早、中期更为复杂。高原期时则花费许多时间也收获甚少。
成就随时间的变化带有效能含义。人们将自己成就的速度和模式作为个人效能的指标。那些虽然经历一个时期的失败但仍然不断进步的人，比起那些虽然取得成功但看到自己的进步速度日不如前的人，更易于提高自己的效能感。如果人们将一时的高原期解释成正在接近自己能力的极限，就不会对自己的特定活动抱更多期望，也就不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去获取更高的熟练水平。
累积经验对效能自评的影响方式，有赖于人们对这些经验的认知表征，包括对成败的相对频数、时间范式以及发生情境等的记忆。正如邦奇（Bunge，1980）的简明概括：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新建构，而非简单再现。人们对那些在时间、空间上散布广泛的经验加以整合的能力将会随发展而变化。幼儿认知整合能力的发展不及成人，所以很难根据时间跨度较大的经验评价自己的效能。越是近期的经验越容易被人们记起，所以也越重要。如果这些经验不能充分代表个人的能力，就为自我评价提供了一个有偏向的信息基础。随经验而发展的记忆技能，使得人们可以更好地重新建构长久以来的成败模式及其得以发生的可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