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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他们的效能进行判断，因为这些判断具有功能目的。按照对能力的良好评价行动能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而按照对一个人能做什么的严重错误判断行事可能会使一个人的精神、身体和金钱付出重大代价。实际上，在失策会使身体遭受伤害或致命打击的情境中，人们必须在对他们的能力有良好评价的基础上行动，否则，他们会受到重大损伤甚至造成减少寿命的悲剧。
虽然效能信念在功能上与行动有关，但有若干因素能影响它们关系的强度。效能信念单独能使动机得到加强和维持，但如果完全缺乏为实现个人动因作用所必需的亚技能，那么效能信念不会产生新奇的行为。当然，人们不会持有空虚的效能信念而缺乏作为其基础的能力。自我效能知觉也不会只包含对亚技能的单向依赖。人们通常具有形成适应行为的许多基本亚技能。如果缺乏某些亚技能，这并不意味着效能信念不能发挥任何作用。通过效能信念在自我发展中的自发作用，潜能就转化成为能力。一个人的学习效能信念会激发并维持为发展技能所需的努力和思维。反之，无自我效能思维会延缓比较复杂的行为所依赖的亚技能的发展。因此，效能知觉对知识的习得和亚技能的发展起着作用，同时也在依靠这些知识和亚技能建构新行为型式中起着作用。
前一节分析效能信念对思维过程、动机、情感和行动的独立贡献。然而，一些条件能造成效能信念和行动间的不一致。某些不一致源自评定的缺陷，有一些产生于任务要求或行为成绩的模糊不清，另一些违背了关于思想和行动发生关系的条件的命题，还有一些则反映自我指向思维和行动的真正不一致。
大部分行为有多重决定因素。因此，评定个人效能对功能水平的全部作用需要一个关于支配活动的各种因素的良好理论。理论告诉我们目标应针对哪种形式的效能。自我效能理论常在只对行为实施部分影响的因素上进行检验。如果目标因素对某一行为表现起相对较小的作用，那么效能知觉不能作为强的预测者。因为这个因素在因果结构中只具有限的权重。控制饮食习惯的效能知觉预测减重的成功是一个普通的例子。体重决定于人们吃什么，人们锻炼的水平（这消耗热量并能加强身体的新陈代谢）和调节新陈代谢的遗传因素。因此，可改变的行为因素（即食物摄入和锻炼）只对减轻体重起部分控制作用。如果效能信念只针对饮食习惯，即使可由行为因素预测的体重减轻也是有限的。有一个体重控制计划把饮食习惯的改变和锻炼结合起来，但只测量坚持改变饮食的效能（Stotland & Zuroff，1991）。假定锻炼对体重减轻的维持起作用，那么也测一个人进行和坚持日常锻炼的能力信念，会使自我效能理论的预测性得到增强。如同这个例子所说，有多方面决定因素的行为需要多方面的自我效能预测因素。
当只测多重能力的某一功能成分的自我效能，而不是能力的整合运用的自我效能时，会产生类似的评定范围问题。这一点在前面关于驾驶的例子中已作过说明。自我效能知觉是一整合的判断，而不只是各个微成分功能的总和。在需要各种能力的复杂活动的评定中包括个人效能较多的方面会增加预测力。效能知觉对学业成就起多方面作用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从事能促进智力发展的活动受多种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随着测量的方面增多，效能知觉的预测力就加强。因此，调节学习活动的学业效能知觉、建立支持性社会关系的社会效能、抵制参加破坏学业追求的活动的自我调节效能一起与仅仅是学业效能知觉相比，可解释的学业成就变异要多得多（Bandura，Barbaranelli，Caprara & Pastorelli，1996a）。效能多方面测量的预测力得到改进在其他功能领域也得到过证实（Arch，1992a；Lent et al.，1986）。
使情况进一步复杂的是不同种类的自我效能知觉可能在某一活动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Poag-Ducharme & Brawley，1993）。因此，在某一情境中人们能从事为得到成功所需的任何活动的能力信念比仅仅某一方面的自我效能信念能较好地解释人的行为。因为人类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以及自我效能评定极少能包含所有方面，所以，在正式测验中可能低估效能信念对适应变化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对在任何研究中把自我效能知觉可解释的行为变异说成是它的最大贡献抱谨慎态度。
建立效能信念和行为的关系需要两者触及相似的能力。效能信念中测量的能力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不同于支配行为的能力，就此而言，人们不会期望效能信念和行为高度相关。它们测量的是不同类型的能力。帕贾斯和米勒（Pajares & Miller，1994b）根据在信念评定中的能力和行为中能力的一致性程度系统地比较了效能信念的预测力。效能信念在良好匹配条件下比在部分匹配条件下的预测力强。拉切曼和列夫（Lachman & Lelf，1989）晚年所进行的一项关于控制知觉和智力功能的追踪研究说明了不匹配的问题。从完成日常认知任务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知觉测量自我效能，而智力行为则按照词汇和归纳推理进行测量。虽然这些不同的活动可能包含某些重叠的认知功能，但人们可能在学习普通的认知任务时是有功效的，但却缺少广泛的词汇。
加强人类功能和幸福的努力通常受关于如何能达到所想望成就的理论指引。例如，各种理论认为掌握一般问题解决策略会改进不同领域活动中的决策。例如，独立于特定学科的元认知技能训练会提高学习成就，饮食改变会减少血浆胆固醇，肌肉放松会缓解疼痛，能使人保持清醒的对困扰性思维的控制会减轻失眠。在把使用规定手段的个人效能作为假设的因果模型的预测者时，人们不仅在测效能信念的预测力，而且在测因果模型中规定的手段对成就影响的效度，例如，假定肌肉放松并不影响疼痛，那么诱发放松的高效能感与痛的预测不会有关。如果针对的手段对所想望的成就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即使效能知觉对规定手段执行得如何具有高预测性，预测相关系数也很低。在这样的例子中，当事实上有关手段的因果模型之效度可疑时，自我效能理论的预测性会受到错误的指责。
当产生一定行为成就的手段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解或尚未充分验证时，效能信念应该在两个水平上加以测量：成功地执行规定手段的效能和用人们选择的任何手段以达到不同水平行为成就的效能。按照成就的各种等级测量的效能信念有良好的预测效度（Bandura & Cervone，1986；Wood & Bandura，1989a）。如果选出进行评定的手段只是有助于行为成就的手段的一部分，那么成就效能也比手段效能更具预测性（Mone，1994；Stotland & Zurolt，1991）。在判断成就效能时，个体能考虑可供他们使用于实行控制的所有手段。因为成就效能比手段效能较为全面，有较高的效度，所以优先考虑成就效能。在理想手段的因果模型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和能进行测量的因素数有限时，尤其如此。
为所研究的功能领域的效能信念特地编制的微观分析测量能最好地阐明因果过程。这种专门化的测量能了解到人们在不同类型的活动中和不同环境条件下效能信念的变异。我们已经看到，专门的与领域相联系的自我效能知觉测量在解释和预测力方面超过总体测量。自我效能理论的某些检验违背了效能信念系统的多维性。在有些研究中，用一个一般项目测量效能知觉；另一些研究中，把它作为一个总的特征加以评定；还有一些研究，为测与效能似乎有些相似性的其他构念而设计的总体度量代替了个人效能的特殊指标（Rebok & Balcerak，1989；Rosenbaum & Hadari，1985）。这类总体或代替性的测量会产生它们是否适用于动机和行动的自我效能控制的疑问。
日常生活活动充满着挫折、厌倦、压力和其他引起厌恶的成分，这是日常生活的部分。在许多功能领域，人们完全了解如何实行所需的行为。这里，相关效能信念关注的是自我调节能力——假定面临许多劝阻，他们是否能坚持？具有高效能感的人接受麻烦的、令人厌恶的成分，把它们作为对问题进行控制的代价的一部分。相反，那些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克服不愉快因素的人缺乏使自己通过苦难的理由。在为了得到想要的结果而必须进行的熟悉活动中，关系最密切的是自我调节效能知觉而不是活动效能知觉本身。例如，在预测对不同疾病的自我调控中，适当的效能度量不是个体是否相信他们能实行琐细的结果运作（McCaul，Sandgren，O'Neill & Hinsz，1993），而是他们是否相信其有自我调节能力，使他们能在面临干扰他们努力的条件下，每天都这样做。不重要的测量会产生提供错误信息的结果。
因果关系中的行为表现部分也必须在适当的情境条件下评定。行为表现几乎没有得到如同信度系数那样完全精确的测量。外在的情境波动、短暂的生理状态和不完善的记分使行为表现的指标不精确。测量的错误为效能信念与行为表现的相关设置了上限。因此，不应认为行为表现的度量没有错误而对相关量进行解释。
效能信念和行为表现的关系能由于行为表现测量的可靠程度，也可由于行为表现的选择而减弱。复杂的行为型式不容易评定。正确地测量这些复杂的行为需要时间、努力、资源和灵敏度。结果，有些研究依赖于这样一些有问题的代替性测量，如人们报告自己做了什么或他人的评定。即使是这类评定也常依靠总体判断，它们掩盖了要预测的行为的多样性。人们并不是总体地行动。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不是通过简化总体判断能解决的。有时，当直接测量行为时，仅仅包括了很有限的、代表性有问题的样本，因为其他测验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而且过于麻烦。自我效能知觉的总体测量或行为表现得有缺陷的评定会产生两者之间的不一致。
自我效能判断需要对任务要求的认识，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某一活动中必须达到的要求是什么，他就不能精确地判断自己是否有完成这个任务的必要能力。各个活动在困难程度和所需亚技能方面有很大不同。它们可能对认知和记忆技能、操作熟练程度、力量、持久性与处理应激的能力有不同要求。甚至同一活动也可以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涉及不同的能力。发表一个准备好的演说所需要的概括和记忆技能比自发的演讲少。听众越有知识和越重要，对处理扰乱性应激反应的情绪技能的要求越高。当任务或完成任务的环境条件模型不清时，会产生效能信念和行为表现的不一致。当行为要求不清楚时，低估任务要求产生的错误是明显的过于自信；过高估计任务要求产生保守方向的错误。两类不一致都源于任务的模糊而不是真正的个人效能的错误评价。甚至是已经充分了解了任务要求，但如果情境有相当的不可预测性，人们也不能预料到不得不克服的障碍，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障碍会产生过于自信的判断。
对认知活动的自我效能判断提出了一些特殊的问题，因为解决特定问题所需的认知操作并非总是显而易见的。当复杂的认知操作包含在表面上很容易的任务中时，表面现象可能很起误导作用，实际情况常常如此（Bandura & Schunk，1981）。而且，问题解决一般需要多重认知操作。即使这些操作很容易认识到，如果某些操作已完全掌握而其他有些操作只是部分了解，那么对某一活动的认知能力判断就复杂了。选择性地注意已掌握的成分会突出一个人的能力，而集中于没有很好了解的成分会强调一个人的短处（Cervone，1989）。甚至对任务所有方面都同样的注意也会产生个人效能判断的变异，这取决于给不同掌握程度的认知技能以多少权重。
在许多活动中，行为表现适当性的判断具有社会性，而不仅仅根据行为表现的客观性质。评价者在他们喜欢和不喜欢什么风格特征与策略特征上各不相同。体操运动员在良好的自我效能控制条件下可能产生日常的技能程序，却发现他们的成绩被一个采用独特标准的评判员贬低了。效能信念和行动间的人为不一致在行为和艺术活动的社会风格问题上也会遇到，如果行为实现者关于恰当性标准和评价成就水平的他人采用标准不同。甚至外在因素，如民族、种族和性别也能支配行为表现的评判。因此，效能信念的精确性部分取决于对判断行为表现的主观标准认识。当缺乏关于什么是良好的行为表现的一致意见时，行为的实现者必须了解评价他们行为表现的标准是什么，这样他们才能判断实现标准的效能。在受社会评价的行为表现中产生效能信念和行为成就的不一致，不是因为人们错误地判断了他们的能力，而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评价者的倾向。
最普遍的判断不一致是个人效能信念超过了行为表现。自我效能的乐观评价并不必然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意味着个体过高地看待自己的能力。这种不一致可能产生于夸大了能力，也可能产生于对任务要求或社会体系如何起作用的认识不充分。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学业准备不足和学业成就低下的贫困学生有过高的学业期望。这样的期望反映了不充分了解进入大学和在大学获得成功需要有什么样的学业成绩，而不只是高估了个人能力（Agnew & Jones，1988）。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与来自较为优越的家庭的学生相比，较少可能接受关于进入大学和实现职业志向需要掌握什么条件的信息指导，不充分的信息导致不良的学业准备，这会妨碍需要高级能力的各种活动。
道巴什（Dornbusch，1994）提供这样的证据：大部分学生都对他们将面临的学业方面的现实情况大体上表现得无知。许多学生不知道入大学时需要做什么准备。有些甚至得到了关于他们体验到成功课程的错误信息。许多有能力和努力学习的学生想进入大学，并认为自己在为此进行准备，却不为他们所知地被分派到较低的学业轨道，使他们没有资格进入四年制的大学。当评定不同民族的学生的能力时，贫困的少数民族学生较有可能被错误地分配到低的学业轨道，特别是如果这些学生表现出消极的社会行为和缺少父母对学业追求的指导。基于初等课程成绩的自我评价可能正确，但如根据较高水平的学业要求进行评价，似乎是言过其实。简言之，在许多情况下，学生据以判断他们能力的学业要求掩盖在迷雾之中。像一般所做那样，把判断错误完全归之于对能力的错误评价，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判断错误。对成功的相同的夸大判断因此可产生于不同原因。在有些情况下，个人能力的判断相当正确，但低估了任务要求。在另一些情况下夸大了能力判断而对任务要求有很好了解。还有些情况则是高估了个人能力低估了任务要求。因为，为确定人们是否夸大了对自己能力的评价，还必须测量他们认为任务要求是什么和这些看法的精确性。对成功的挑战通常不仅包括特定的任务要求。包含在公共机构实践中的大部分活动，必须由社会协调而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因此，判断一个人能获得多少成功需要充分了解社会体系如何起作用和评价一个人处理公共机构要求的能力。
和其他认知决定因素一样，效能信念在真空信息中不可能作为调节影响因素发挥作用。动机和行动的认知调节要求行为的实现者具有他们试图得到什么的观念和关于他们在干什么的信息反馈。如果他们没有任何特定的目的或他们不能监控他们的行为，他们就不知道要利用什么技能、要动员多少力量、要坚持多久，不知道何时应正确地调整他们的策略（Bandura & Cervone，1983；Cervone，Jiwani & Wood，1991）。假定有明确的目的和关于行为的反馈，效能信念就成为动机的行为成就的有影响的调节者。
当自己不能观察到某种行为的一些重要方面时，就会产生行为含糊问题。在一个人的行动结果可加观察，但行动本身在视野之外实现时，操作和运动技能的自我调节尤其如此（Crroll & Bandura，1982，1987；Feltz，1982）。在协调性技能中，如打网球和游泳动作发出者不能见到他们正在进行的许多活动，必须主要依靠动觉反馈和旁观者的言语报告。结果，他们的动作可能有缺陷，而同时又假定他们在正确地完成动作。社会行为也是如此，人们在观看他们社会行为的录像时，常常感到惊奇，因为这时他们观看的是他人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很难指导仅仅部分可加观察的行动或对不能很好监控的行为进行调整。当行为的恰当性根据含糊的标准由社会判断时，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也会产生效能信息和行动的不匹配。
关于一个人行为表现的信息可以在影响对动机和行动的认知调节的许多维度上有所差异。对提供恰当性客观指示的活动，行动者能见到他们正在做什么。但对由社会标准判断的活动，行动者必须依靠他人告诉他们活动进行得如何。行为反馈可在若干维度上有所变化。它可以由行动本身内在地产生，或者由外部提供，如网球运动员看见他们击的球落在何处或人们依靠录像或观察者的报告。它可集中于行为的不同方面如何执行或行为的最后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它可以是质的或是量的，内隐的或是外显的反馈可以以粗略的范畴形式提供，如高于或低于一个最低标准，或以精细的等级方式提供如百分位数。它可以间歇地或定期地提供，在时间上接近正在进行的行为或延迟到一个长期活动的结束。当在头脑中有某个目标，关于行为的反馈及时和精准时，效能信念较易转化成相应的行为。如一个人不知道应该走向何处或没有任何正在做什么的观念时，就缺少把努力和行动调整到适合于效能知觉的基础。
效能信念和行动表现评定的时间是另一个影响关系程度的重要因素。在日常生活进程中，人们的能力如果不是在增长，也是在重复地得到考验，这促进人们定期地对个人效能进行再评价。行为由行为进行时起作用的效能信念调节，而不是由以前持有的效能信念调节，除非在这期间它保持不变。
当效能信念和行动在时间很接近时测量，那么它们的关系就能得到最精确的揭示。时间越接近，因果检验越好。把过时的效能信念和行动联系起来会形成人为的不一致，如果人们在根据变化了的自我信念行事。例如，记忆功能的效能知觉可预测以后的记忆成绩，即使控制了以前记忆的成绩水平（Bandura，1989c；Berry，1989；Rebok & Balcerak，1989）。但效能信念和行为表现评定的长时间距离可能会歪曲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拉切曼和列夫（Rutschman & Lev，1989）总结说效能信念不影响记忆成绩，因为成绩与五年前测量的效能信念无关。由于效能信念在这长时期内有某些变化，以前的效能信念与记忆能力信念是否影响记忆成绩问题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使用比较接近的效能信念评定，相关研究显示效能信念和记忆成绩之间有双向影响（Bandura，1989c）。这些发现与其他能力领域交互因果关系的大量证据是相符的（Bandura，1986a）。
一些专题追踪研究，比较了过去效能信念和当前效能信念的相对预测性，产生了涉及长时间延迟条件下关系的解释问题。当先前信念的预测性不如当前信念时，有些作者曾下结论说当前的效能信念过高地估计了关系的强度（Krampen，1988）。这不一定是如此。效能信念在这期间已经发生变化的证据支持相反的解释，即低估了过去信念的原因作用，因为它们不再代表当前调节功能水平的效能信念。
这并不是说效能信念不能长时期地预测行为。虽然效能知觉的即时测量比以前的测量更有预测力，但效能信念也同样能在比较长的间隔条件下预测行动（Holden，1991；Holden，Moncher，Schinke & Barker，1990）。最有意义的因素不是过去的时间量本身，而是效能信念是否因中间的经验而发生了变化。效能信念的时间稳定性基本上由它们获得的方式、它们的强度和中间经验的力量决定。
效能信念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强度，它随时间上和物理上与有关行动的接近性而变化，特别是活动涉及威胁成分时。当行为时间来临时，效能强度可能发生动摇。这时任务看起来更为令人生畏，个人局限性在人的思想中会变得更为突出（Gilorich，Kerr & Medvec，1993）。重要的是自我效能梯度的高度和斜率以及对一个人的信念起作用的效能强度阈限。自我信念的这些特征受作为其基础的效能信息的可靠性和其弹性的影响。牢固建立的效能信念会持续地坚强，不论艰难的或有威胁性的活动是遥远的还是即将来临的。这类信念只有通过强制性的否定经验才能改变。因此，已经表明强效能感能预测五年后的应对行为，四年后的健康功能，并在整个长时间间隔中保持习惯的改变（Coletti，Supnick & Payne，1985；Derins & Edward，1988；Holman & Lorig，1992）相反，弱效能信念高度易变。当艰难活动临近时，会产生自我怀疑（Kent，1987；Kent & Gibbons，1987）。消极经验很容易恢复对一个人能力的不信任。
失误的严重程度也能影响自我效能判断的精确性。能力的错误判断没有带来什么后果的情境，不会激励人们去认真地评价个人效能。如果这样的判断是公开进行的，谦虚或自我夸大会优先于精确性得到考虑。关心他人会怎么想变得比关心一个无后果的活动完成得如何更为重要。当人们必须在有重要个人后果的几个行动间进行选择，或当他们必须决定消耗他们的时间、力量和资源而没有明显收益的活动继续多久时，人们会认真地对待自我评价。事情重要时，精确的自我评价是行动有价值的指导，有后果的错误判断不会长时间地不受注意或不加改变，除非它们由于顽固的偏向而视而不见。
人们可能具有完成一个任务所需的技能和能够运用这些技能的高效能感，但仍不从事活动，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激励。在这种情况下，不一致来自按照效能信念行动的抑制因素。此外，如果人们缺乏适当地进行活动的必要装备或资源，效能信念就不会表现在相应的行动中。有自我效能的手艺人和运动员不可能用不完善的设备作出优秀的表演。有自我效能的经理，如果缺乏充足的财政和物质资源，就不能完全发挥他们的才能。物质或社会制约也为人们在特定情境中能做些什么设置了限制。在行为表现受抑制因素、不充分的资源或外部制约的阻碍时，效能信念会超过实际成绩。在由对行动的制约而产生的不一致中，不是人们不了解他们的能力，而且外部障碍阻碍了他们的行为达到效能信念的水平。
人类功能的分析常涉及决定因素的多重性。某些决定因素不易经受实验变化的控制，因此，必须在现实生活条件下在它们同时和互动地发挥作用时进行研究。分析的任务是从各种决定因素的关系范式中抽取出因果结构，这种分析要求对次序进行理论论证，评价各种可能的决定因素的相对作用。例如，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具有强效能感的人为自己设置高目标，在面临困难时仍保持强烈的承诺。像假设那样，自我效能的贡献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先于目标进行评定比分析次序逆转时，其效应要大。因果优先性相反或让计算机进行决策的研究可能会低估效能信念对行为成绩的作用。
在考虑过去行为的研究中，很容易惯常地运用统计控制，但这要求适当地使用它们的谨慎的分析思维。行为不是行为的原因。以前和以后行为的相关反映它们有共同的决定因素。如果在各个时间决定因素是相似的，行为表现将会高度相关；如果决定因素随时间变化，由此产生的行为表现将会不同。在因果分析中，过去行为是将来行为的预测者的证据，使如下的观点成为一种很平常的看法：在不同时间起相似作用的未特指原因会产生相似的行为表现。统计控制不是消除过去行为的“效果”，而是消除支配过去行为的决定因素的效果。
许多动机和自我调节影响因素对行为表现水平产生作用。这个事实使人们对采用过去行为表现水平作为能力代表的普通实践产生怀疑。这样做混淆了能力和非能力因素。过去行为表现本身受个人效能信念的影响。效能信念不是只对以后的行为表现起作用，而完全不是以前行为的一个决定因素。因为效能信念通常既影响以前也影响以后的行为，使用未经调整的过去行为表现分数作为能力的代表也会消除效能信念对将来行为的某些效果。正如过去行为表现不是能力的明确指标，它也不是独立于效能决定因素而起作用的未知原因的一个明确指标。效能信念可能是一群未确定的原因中的重要部分。控制过去行为表现水平而不考虑支配它的决定因素会模糊而不是澄清调节人类行为的各个因素。理论思考应确定因素分析中控制哪些决定因素，这不同于要机器不加区分地控制决定过去行为的一切因素。为避免过度校正，自我效能对先前行为的作用应该在把先前行为引入到自我效能对以后行为的作用分析之前消除（Wood & Bandura，1989）。否则，就不仅控制了能力，而且控制了效能信念和其他动机因素对从中推论出能力的行为的先前影响。相似地，效能信念的作用必须在使用过去行为作为对未知因素的一种控制之前从过去行为中抽取出来。
在行为条件中有某些变化时，人们重新评价他们的效能并相应地引导他们的行动，现在条件和过去条件越不相似，它们包含的不确定成分越多，那么就越需要判断个人调控活动的能力或判断人们是否理解这些活动。当人们必须在同一段时间内在相似条件下一再重复相同的行动时，过去的行为表现就成为随后行为表现的一种高度夸大的预测者。如同预期的那样，在判断下一次能做什么时，人们只是从先前的行为表现水平进行推断。在这种不变条件下，自我效能知觉指导着掌握初始阶段的行为，这时行为执行者必须选择从事什么活动，组织适当的行为过程，根据行动进行得如何作出校正性调整，在面对障碍和进展缓慢时，维持他们的动机。在不变条件下，效能知觉和行为表现很快稳定下来，所以没有多少变化需要解释。邻近的行为高度相关因为它们的决定因素相似。只是证实在相同条件上一再地做许多相同的事并没有给我们关于原因的信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必须处理不仅有不同要求，而且包含许多需要判断不确定、不可预测和紧张成分的情境。在这种条件下自我效能知觉对人们从事的活动和他们对这些活动处理得如何产生影响。
在至今讨论过的许多条件下，效能的自我评价是正确的，但它们与行动有差异，因为人们不完全了解他们将要做什么，他们缺乏调节策略和努力水平的信息反馈，他们是在关于什么是良好的行为表现的不同标准（不同于评价者的标准）下工作的或者他们受外部障碍的阻碍，无法从事他们能完成的活动。此外，不一致常常产生于个人效能的错误判断而不是行为的含糊或限制。错误的自我判断可有各种不同的来源。
在新的活动中，人们只有有限的根据来评定他们自我评价的适当性。假定对新活动的熟悉程度有限，他们就部分根据在相似情境中能做些什么的了解来进行自我效能判断。然而相似或不相似的表面现象能产生误导。缺乏经验依据，自我效能判断易受最易在头脑中出现的过去有效或无效行为的事例所支配。当个人因素歪曲了自我评价时，自我效能也可能判断错误。歪曲可能发生在感受一个人的经验时，也可能发生在对经验进行认知加工期间，或在回忆与效能有关的经验期间。在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人们可能错误地理解他们行为的性质，因此，在判断效能时产生推论的错误。或者他们可能正确地理解他们的经验，但通过他们如何在认知上选择、组合和权衡可供利用的多重形式的效能信息而产生曲解。最后，与效能有关的经验和经验发生条件的记忆的错误会产生错误的自我评价。个人效能判断可由于选择性地回忆个人成功而夸大，由于选择性地记住个人失败而降低。下一章将较为详细地讨论效能信息的认知加工问题。不论曲解的来源是什么，当人们根据他们效能的错误判断行动时，他们会遭受不利后果的影响。
前面我们看到人类行为受多水平控制系统的调节。一旦技能在一再发生的情境中得到发展和常规化，人们就按照他们相信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行事，而不再有很多进一步的思考。然而，低估个人效能若导致经常轻率地逃避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活动，而这些活动能扩大个人的才能或丰富人们的生活，这时个人就要付出代价。兰格（Langer，1979）证实了当人们在使他们想起个人缺陷的情境中判断自己无能力和行为无效能时，会产生自我弱化的效应。
已发表的某一领域的研究各有所长。它一般包括某些富于想像的并巧妙地实施的研究；许多有助于这个领域进展的在概念和程序上高质量的研究；其他的有一些缺点但也有优点，足以在评论家的批评中逃生。有些在方法学上是良好的但依靠了错误的假设；还有一些则有严重缺陷但由于笔头灵巧而得到了挽救或由于编辑的失误而得以发表。前一节中已经表述的概念和程序标准使读者能自己判断已发表的作品的适当性。因此，它们是对有着测量上的缺陷或实验设计上错误的研究的宽容且详细方法学上的事后剖析。
自我评价正确性的评定一般用行为作为标准，根据这些标准对个人效能判断进行评价。自我评价超过行为表现可能反映过于自信，而未达到行为表现表示过分保守。然而，使用行为表现作为实际能力的完全指标应该非常谨慎，因为行为表现常与互相作用的动机，自我调节以及非能力的情感决定因素相混淆。因此，具有相同能力的个体的行为表现可能处于平庸、适当或显著的水平，这取决于非能力作用因素的性质和强度的波动。这些不同的成绩不仅仅由于偶然事件，而是由于起作用的自我调节影响的系统变化。行为表现对非能力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取决于技能发展水平、活动的复杂性、活动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非能力影响因素包含一定复杂性，当它们可通过自我指导和自我激励而改进以及当环境有不确定性、障碍或应激源时，非能力影响因素在行为表现中的作用最为明显。
由于行为表现有起落，确定效能判断和行动间的不一致是反映对能力的错误判断还是特定行为样本不具代表性，并非易事。当行为质量由他人的一致意见而不是客观标准测定时，评定效能评价的正确性问题就复杂起来。这类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大部分。革新成就史证实了社会舆论常常是错误的，而革新者较好地掌握他们能达到什么目标。
人们广泛地认为错误判断产生功能失调。确实，效能估计的严重错误肯定会使人陷入困境。持久地按照能控制事件的信念行事，但实际上这些事情是不可控的，是企图战胜假想的对手。然而，真实的自我评价的功能价值取决于冒险的性质。在错误的边缘地带狭小和失误会产生代价很高或伤害性后果的活动中，个人幸福最好要有高度精确的自效能评价。例如，在从事猛烈的冲浪运动时严重地错误判断游泳能力的人可能活不到下次进行比较小心的冲浪。通过言过其实地判断决策能力而使自己地位变得高于上司的管理人员会造成组织的混乱局面。许多研究目的在于设计降低过于自信的策略，这些研究出自于由错误判断产生身体危险和经济损失的担忧。
自信心低也同样会带来损失重大的后果。然而，过于保守的自我评价不会受到注意，因为若因失去机会和潜能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不利影响通常比冒险失误的影响发生得迟，并且不那么明显。采取错误行动的代价已有广泛的研究，而没有采取有希望行动的代价基本上被忽视了。但遗弃机会产生的后悔要比采取行动的后悔更为显著（Hattiangadi，Medvec & Gilovich，1995）。个人发展需要冒险。人们的后悔一般集中于遗弃受教育机会，没有追求有价值的职业生涯，没有培育人际关系，没有冒险和在形成生活道路时没有采用更强有力的手段。集中注意于乐观的自我评价的危险会促使对人的发展采取保守态度。
当完成困难的任务会产生巨大的个人或社会效益以及个人代价包含时间、精力和资源时情况就不同了。个人必须为自己决定要培养什么样的创造能力，是否要把自己精力和资源投入到难以完成的冒险中，在充满障碍和不确定的活动中忍受多少苦难。把目光转向现实是一个结果不确定的艰苦过程。社会享受着坚持者和冒险者在艺术、科学和技术上的最后成就带来的巨大效益。现实主义者利用从革新坚持者创造中涌现出来的商品化产物。把萧伯纳敏锐的观察加以释义，由于有理智的人适应世界而非理智者企图改变世界，所以人类进步依赖于非理智者。
在人们的自我评价发生错误时，一般是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在非灾难性活动中，乐观的效能评价会有益处，而真实的判断会产生自我限制。如果效能信念是仅仅反映人们日常能做什么，他们会一直坚定地执著于对自己能力的过于保守的判断，这只能产生日常习惯的行为。在谨慎的效能评价下，人们很少提出超过自己立即能达到的志向，也不会进行特别的努力以超过他们日常的行为表现。人们很容易仅仅因降低了自我信心而产生真实的判断，虽然其代价是失去通过自我挑战而达到的个人成就。实际上，在儿童因对自己能力的乐观信念而受到惩罚的社会制度中，他们的成就和对自己期望的保守观点非常一致（Little，Oettinen，Stetsenko & Baltes，1995；Oettingen，1995）。
人类现实的困难性质使乐观的自我效能成为一种适应性的判断倾向，而不是在认知上无法做到真实。越来越多的讨论显示人类成就和幸福需要乐观的个人效能感（Bandura，1986a）。这是因为，一般的社会现实通常到处是困难。生活充满着失望、障碍、苦难、失败、倒退、挫折和不平。自我怀疑能在失败或倒退后很快产生。重要的不是困难引起自我怀疑，这是自然的、立即的反应，重要的是在一个人遇到困难时效能知觉恢复的速度。有些人自信心很快得到恢复，但也有其他人对自己的能力丧失信心。知识和能力的习得一般要求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坚持努力。因此，克服许多劝阻性障碍以获得重要成就需要具有弹性的个人效能感。在布满障碍的活动中，现实主义者抛弃冒险，当产生困难时过早地放弃努力，或变得对于产生重要变化的前景玩世不恭。因此，效能的乐观信念是一种必需，不是一种性格的缺陷。对能力的乐观评价能提高人的志向和维持动机，使人们能从他们的才能中获益最多。
通往革新成就的道路与比较普通的活动相比更是充满了障碍和内在的抑制因素。革新要求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收益常常是逐渐通过具有许多挫折的长期发展提炼过程而实现的。实际上，许多革新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见不到他们劳动的成果。不仅制止革新活动的因素令人沮丧，而且对非常规思维的社会反应能很快吓倒怯懦者。革新与现存的偏爱和实践活动不相协调，并对那些维持传统方式可有既得利益的人构成威胁。因此，革新的努力比名声和财富更可能带来社会抵制。革新者还面临一个自我证实的独特问题。他们不能轻易地根据赞成常规思维和活动的他人的判断来评价自己的观点与才能。革新者常常拒绝考虑基于错误标准的批评。反之，批评者也把革新者当作顽固地追求奇异观点、寻求别人注意或自我欺骗的怪人而加以拒绝。这里不乏方向错误的强化对革新者的社会怀疑的事例。
显然，革新者必须有良好的准备以便忍受苦难和坚持不懈。怀特（John White，1982）在标题为“拒绝”的著作中评论了社会对人类创造发明的反应。他提供了生动的证明，说明了在自己的领域中获得卓越成就的人的明显特征是不可动摇的效能感和对他们正在做的事的价值之坚定信念。这种弹性的自我信念系统使人们能战胜对他们工作的早期再三抵制。
许多文学名著的作者遭受过无数的拒绝。小说家萨罗扬（Saroyan）在他第一本文学作品出版之前积累了一千个以上的拒绝。乔伊斯（Joyce）的《都柏林人》受到过22个出版公司的拒绝。斯坦因（Stein）的一首诗在最后被接受之前，把他的诗作投给编辑有20年之久。（这是不能征服的自我效能！）试着用强化理论或成本效益分析来解释这种弹性。十五个出版拒绝过卡明斯（Cummings）的一份稿件。当它最后由他慈爱的母亲出版时，他在用大写字母排印的题词上写道：不感谢，后面紧随着一系列曾拒绝过他获奖的作品的出版人的名字。
在其他创造活动中早期拒绝是一个规律，而不是例外。印象派艺术家不得不自己安排他们的艺术展览，因为他们的作品受到巴黎沙龙的拒绝。当毕加索（Picasso）询问是否可以把他的画带入巴黎沙龙以免遭雨淋时，一个巴黎商人拒绝他的躲避。凡高（van Gogh）在他生前只售出过一幅画。路丁（Rodin）遭到过美术学院三次拒绝。最著名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最初也受到过嘲笑的接待——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在最初演奏《春之祭》后被一个激怒了的听众和一些批评者赶出了城。其他许多作曲家遭受过同样的命运，特别是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卓越的建筑师赖特（Wright）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内受到广泛排斥。
现代文化中专业演员的遭遇也并不好多少。好莱坞最初排斥无与伦比的阿斯丹（Astaire），把他说成是“脱发的、皮包骨头的不能跳舞的演员”。德卡唱片公司由于非预言性的评价而拒绝和甲壳虫乐队签订录音合同，“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声调。吉他团体即将过时”。在德卡唱片公司拒绝了甲壳虫乐队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也跟着这样做。迪斯尼提出的主题公园建议受到过阿纳汉姆市的拒绝，其根据是它只能吸引屑小之徒。他（们）坚持着并最后战胜了拒绝者们。
经典科学作者的观点如果和流行的观点太不一致，他们的著作最初受到一再的拒绝，并且常常是敌意的拒绝，也是平常的事。他们的智力贡献以后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依靠。例如加西亚（Garcia）最后由于他的基本心理学发现而受人尊敬，一个评阅他常受拒绝的稿件的人曾告诉他和不可能在声似鸟叫的闹钟中找到鸟粪一样，人们也不能找到他发现的现象。科学家们常拒绝超前于他们时代的理论和技术。工作越是创新，被拒绝的危险越大。火箭研究的先驱戈达德（Goddard）的观点被他的科学伙伴以火箭在外层空间的稀薄空气中不会推进而遭受剧烈的排斥。甚至诺贝尔获得者的学术也曾面临抵制，这学术以后为他赢得令人垂涎的光荣（Gans & Shepherd，1994；Shepherd，1995），科学期刊和它们的顾问小组一般在新观点得到接受以前都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技术革命的遭遇也不比这好。当贝尔电话在为启用而奋斗时，它的拥有者以十万美元把所有权利出售给西部联盟。这受到了蔑视性的拒绝，“这个公司的电子玩具能有什么用处”。因为给大部分革新都是淡漠的待遇，所以孕育和技术实现之间的时间一般要几十年。
不应轻易地接受拒绝，把它作为个人失败的指标，这样做是自我限制。下一次你的一个观点、计划或稿件受到拒绝时，不要太绝望。要从这样的事实中寻求安慰，那些已经获得名声和财富的人曾经有过非常艰难的经历。与传统思维不相符合的革新家毕生既没有获得名声也没有获得财富。
实验室研究的发现支持自我效能信念的动机作用在人类成就中的中心地位，需要弹性的效能感以克服无数障碍来获得重要的成就。在革新家和有伟大成就的人中不会发现许多实用的现实主义者。
证据表明常常是所谓正常人的自我评价不真实，但是在积极方向上的不真实（Taylor，1989；Taylor & Brown，1988）。乐观的效能感除了有助于行为成就还有助于心理健康。曾比较过焦虑和抑郁者与没有这些负担的人的技能和自我信念，两组人在技能方面没有多少区别，但他们的效能信念差别很大。有社会焦虑的人和比较好社交的人常常有同样的社会技能，但社交积极的人对自己熟练程度的判断大大超过实际情况（Glasgow & Arkowitz，1975）。施瓦茨和高特曼（Schwartz & Gottman，1976）也同样表明谦逊的人知道怎么做，但缺乏把知识转化为果断行动的效能。
抑郁的人常表现出对自己社会才能的现实评价。但没有抑郁的人把自己看成比实际情况更机敏。随着抑郁者在治疗中取得进步，他们表现出非抑郁者所具有的自我增强倾向（Lewinsohn，Mischel，Chaplin & Barton，1980）。在实验室任务中也显示出有利的自我评价的相似范式，在这种任务中人们从事活动，产生结果，但活动对结果不进行控制。抑郁者在判断他们缺乏控制时相当现实，相反，非抑郁者则认为在这种情境中他们实行了许多控制（Alloy，Clements & Koenig，1993）。在非抑郁者形成暂时抑郁后，他们在判断个人控制时也变得现实了。使抑郁者感到快乐时，他们也高估他们进行控制的程度（Alloy，Abramson & Viscusi，1981）。因此，抑郁者表现得如同现实主义者，非抑郁者自信地歪曲事实。当然，在严重抑郁情况下，就是另一回事了。临床抑郁的人不会是现实主义的（Dobson & Pusch，1995）。责备自己造成世界的不幸，把自己看成完全无用的抑制型精神病患者不是现实主义者。
社会改革家强烈地相信他们能动员为使社会发生变化所需的集体力量（Bandura，1973；Muller，1979）。虽然他们灌输给别人的集体效能感很少完全实现，但他们坚持着收获不多的改革。完美的幸存者具有长生鸟似的能力，能在挫折后迅速恢复信心。如果社会改革家对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景完全抱现实主义态度，他们就会放弃努力或成为失望的牺牲品。现实主义者可能对现存现实适应得很好，但具有顽强效能的人则可能去改变这些现实。
已有的证据表明成功者、革新者、喜爱社交的人、不焦虑的人、非沮丧者和社会改革家对影响自己生活的事件进行控制的个人效能抱乐观看法，如果不是非现实地夸大。这种自我信念维持着为达到个人和社会成就所需的动机。
确定乐观的效能感是有利的，要关注一些重要的区别。坚决斗争的人应该和沉思的梦想家有所区别。沉思的乐观者缺乏效能力量和对经历不确定、失望和单调乏味的承诺，而这些是高成就的一部分。坚决奋斗的人充满激情地信任自己，因此，他们愿在追求梦想时发展非凡的努力和遭受无数的挫折。在考虑正常的现实时，他们遵守客观的现实主义；当考虑他们个人成功的机会时，他们就信奉主观的乐观主义。这就是在获得高成就会有艰难的问题上，他们不欺骗自己，但他们相信自己具有击败这些艰难的能力。只要主观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想要获得的成就是可能的，他们的信念就会经受得起否定事例的考验，因为这些事例并不真正说明这成就不可获得。因此，承认很少有人可达到最高水平，但坚定相信他能做到这一点的有追求的演员，比承认有很大可能性但把自己看成没有机会成功的演员，表现出更强的持久并取得更大的成就。具有双重信念，认为进入最高水平是容易的，他们达到这个水平也是容易的，这种人必定会经历猛烈的醒悟。他们没有好好地准备去忍受追求的成功率很低的许多不幸。简言之，否认现实艰难的幻想必须与承认艰难但认为它们是能够克服的坚定效能相区别。不同类型活动中效能知觉的个人变异和把人分为乐观与悲观型也应加以区别。同一个体在某些活动中可能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但在另一些活动中却自我怀疑。类型学观点支持选择的做法，这很容易误用，从而使人陷入自我限制。
过于乐观的自我评价对成就的积极效应有时被解释为反映由害怕激发的防御（Clance，1985；Phillips & Zimmerman，1990）。人们可能驱使自己去达到高成就以避免证实他们最糟的担忧：他们是无才能的江湖骗子？是否应该把间歇地蒙上自我怀疑阴影的对自己能力的乐观主义当作欺骗？甚至最有才能的人也会不时地为自我怀疑所困扰，因为没有人会永远达到不断提高的成就。追求难以实现的标准提供了挑战，使人坚持对活动的全神贯注，但也会产生周期性失望。他人看来是很优秀的成就可能会自我扫兴，如果这些成就不能达到严格个人标准。许多高成就者的存在会产生自我贬低的比较，这使积极的自我评价增加了进一步的负担。
按照积极、肯定的过程比按照源于自命“不是什么”的消极、防御性过程来分析乐观的个人效能在动机上的收益更有成效。这是来自不可动摇的自我信念的动机和来自担心被揭发为智力骗子的动机的差异。在后一情况下，人的奋斗基本上成为防御性的印象处理。本章评述的大量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乐观的效能感通过自我挑战、承诺、动机介入、非侵扰性的任务取向而不是通过害怕的自我保护促进心理健康和个人成就。
心理学分析曾主要集中于人类战胜苦难，这项工作强烈地证实了弹性效能感如何使人们忍受艰难和坚持不懈。在追求自我发展中克服丰富的物质利益的诱惑也需要强的自我调节效能感。当很容易得到一个人想要的东西，缺乏严峻的挑战，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相互竞争的引诱力时，忍受为发展个人潜能所需要的长期艰苦工作就缺乏动机。为获取成功而努力奋斗的人发现他们的孩子不太注意发展自己的才能，尽管他们有充足的资源可以利用，这是平常的事。在这种条件下成功的自我发展要求自我调节去战胜不需多少努力就可富裕的消极影响。
自我效能理论把在发展技能时和使用已形成的处理情境要求的技能时效能信念强度的影响加以区分（Bandura，1986a）。在技能的发展阶段，把自己看成在事业中高度有效能的人缺少投入许多准备性努力的动机。例如，大大低估学科要求的困难，一直乐而忘忧，没有自我怀疑的学生较可能去举行聚会而不是碰一碰书以掌握学科内容。孔子的至理名言对准备性的自我评价有过告诫。所罗门（Solomon）也提供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证据，他发现强烈地相信自己的效能的儿童对他们认为困难的教学媒体投入高度的认知努力，从它们那里学到很多，但对他们认为容易的同样信息投入较少努力，学到的东西也较少。因此，对效能的一定怀疑激励人们去获得成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然而，在运用已形成的技能时，强效能信念对动员和坚持努力非常重要，这是在困难任务中取得成功所需的。人们不可能对他所知的东西完成得很好而同时与自我怀疑进行斗争。简言之，自我怀疑产生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动力，但它妨碍已形成技能的熟练运用。准备性的效能和执行效能的社会处理是体育运动中的标准实践活动。教练们夸大他们对手的能力，强调自己队的缺点以激励他们运动员为即将来临的比赛认真训练。但在比赛时，教练不使他们的队在运动场上处于自我怀疑的状态。他们使运动员具备有效能的心理状态，以便使他们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高水平。
诺列姆和坎特（Norem & Cartor，1990）表达了似乎是矛盾的观点，即悲观的思想会产生良好的成绩。他们发现有些人采用悲观的成绩预期作为激励自己和减少失败对他们自尊的威胁的策略。预先的悲观是一种与领域相关的策略而不是一种全面的人格特征。这些发现在消极思想一般会损害行为成就的大量证据面前似乎无法立足，没有人会建议人们怀着对自己能力的强烈不信任对待任务，并预料自己的努力无效，以此作为促进成功的方式。在活动的准备和行动阶段自我怀疑的功能价值不同为这个明显的悖论提供了一个答案。
预先的悲观也部分反映迷信思想而不是真正不信任个人能力。乐观的预料突然被粉碎的例子持久地铭刻在人们心中。他们求助于预先悲观作为迷信的手段试图支配将来的结果。他们不让自己去期望最佳的结果，因为这种乐观思维会以某种神秘的方法带来失望。从兰格（Langer，1975）的研究中我们得知完全与发生的事情无关的礼仪被人视作对完全决定于机遇的结果实行控制的手段。预先的悲观思维是一种认知礼仪，在幻想控制中负有重大职责。
关于防御性悲观的研究大部分局限在成功的和学术上具有天赋的学生身上，这意味着他们的悲观是自我保护的而非现实的。当然，集中于高成就者排除了令人苦恼的、破坏行为的消极思维。对自己能力真正悲观的学生会把努力减弱，使能力不可能达到进入优秀大学的水平。成功个体的预先悲观最可能反映迷信思想而不是真正相信自己缺乏成功的能力。他们设想最坏的事态，夸大任务要求的难以达到，然后花费许多时间准备对他们面对的挑战实施控制。有些证据表明有效能的悲观者在他们早期家庭生活中缺少有结构的指导，这要求他们发展自我调控技能。然而，如果做得过分，消极思维会转化成应激源和弱化因素而不是激励因素。诺列姆和坎特报告，学术上的悲观思想最终对心理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危害。那些持续不断地竭力防止预料不幸的人，对自己的要求很高，驱使自己紧张准备而筋疲力尽，把自己弄得很苦恼，限制自己的社会活动，从自己从事的活动中很少得到满足，并开始逐渐破坏自己的成绩。长远来看，乐观主义者在心理社会健康和学术成就方面要成功得多。
包含不正确观念的不实际判断应该和强烈地承诺要实现可能性很少的成就加以区别。如同我们已见到的，伟大的革新家和成就获得者得到想像中不可能获得的成就，不是靠热情与希望，而且靠面临无数障碍时不可动摇的信念和顽强的努力。只有很少成功机会的事业要消耗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把这些时间、精力和资源应用于比较现实的活动中获益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对自己有很高期望的人在他们顽强的效能信念产生的努力无成效时，会遇到困境。他们应继续坚持最后成功的希望，还是把精力投向他处？有些人坚持对能力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但大部分人判断个人不可获得卓越成就，并到不需很大努力就可做得相当好的事业中去寻求满足。人们通常强调夸大的自我评价的代价，但在面临巨大障碍时由于坚持而产生的重要革新和社会变化，从中得到的个人和社会效益却很少受到注意。人类的进步更多由坚持者而不是由悲观者推动。自我信念并不一定保证成功，但自我怀疑肯定酿成失败。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关于不实际的学术期望的研究中已得到说明（Agnew & Jones，1988）。在根据客观基础很少有机会获得学术成功的儿童中，夸大自我评价的儿童比具有低的现实期望的儿童升入大学的可能性大得多。埃利奥特（T.S.Eliot）简明地指出：“只有那些冒险走得很远的人才有可能发现他能走多远。”
把从过去经验中得到的自我认识根据观察到的相似性概括到新活动中去的能力在成功的适应中起着根本的作用。因为情境极少完全相同，所以如果人们在每个稍有差异的情境中必须重新评价自己的效能，那么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努力浪费在不必要的重新评价上，并得不到多少成就。各种日常生活情境相互不是绝对相似或不相似，他们通常包含某些相似，也包括某些不相似，相似和不相似的各个不同方面与效能感的关系并不总是立即很明显的。它需要对新情境的某些初步经验以识别它所要求的能力和它提供的实现个人能力的机会。
积极的效能信念的适应性前摄功能在短时内可产生看似虚幻的自我信念。幸运的是，人们不像气候风向标那样不断地改变自我评价以适应从他人那里时刻接受到的任何反馈。他们的自我信念较为牢固地建立在过去掌握经验的基础之上，通过在新情境中按照由重复的经验所证实的自我信念行动，人们激发自己并以预先的前摄的方式建构行动的有效过程。人们相信自己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实行控制，但实际上没有控制，这样的证据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习惯的自我欺骗者。完全依靠变化无常的短暂经验判断个人能力会产生适应功能的严重混乱。这意味着得到证实的效能信念并不保留到新情境，即使保留也是非常脆弱以至很容易被暂时的影响否定。成功的功能需要在即时的结果不特别有助于预见的行为时，支持这种预见性行为的效能信念。因此，得到证实的效能信念在新活动中保留着它的作用，直至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有重新评价的需要。因为大部分情境都允许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所以积极的效能信念的迁移比把自我限制信念转移到新活动中更具适应性。只有在人们的自我信念对大量否定证据一直固执地不作出反应时，他们才会被说成是在根据幻想行动。
问题是没有根据的个人控制信念是否涉及自我欺骗。因为不可能同时既是一个欺骗者又是一个被欺骗者，所以不可能存在确实的自我欺骗（Bok，1980；Champlin，1977；Haight，1980）。欺骗自己使自己相信某事，而同时又告诉他这是虚假的，这在逻辑上不可能。一个人如何可能同时既是欺骗的动因，又是欺骗的对象，解决这个悖论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成功（Bandura，1986a）。这些努力通常涉及要形成分裂的自我，并使其中之一成为无意识的。分裂自我的解决方法无法说明有意识的自我如何能对无意识的自我说谎，而没有这个其他自我相信什么的某种觉知。骗人的自我为了知道如何策划欺骗，必须觉知被欺骗的自我相信什么。不同水平的觉知有时候被当作对悖论的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人们的内心深处实际上知道他们相信什么。这种重新认识分裂的自我的企图只是重新表述一个人如何能既是一个欺骗者，同时又是一个受欺骗者的悖论。当然，人们可能错误解释自己的行为表现，导致自己由于经过偏向和错误信念过滤的效能信息误入歧途，或用关于某些活动要求哪些种类能力的有缺陷的知识来判断他们的效能。然而，为一个人的偏向或无知误导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欺骗自己。
当人们要想忽视可能的否定证据时，常会发生自我欺骗。可以认为为了避免它，他们必须相信它的效度，否则他们就不会知道回避什么。但并不必然如此。有坚定自我信念的人常常不浪费时间去详细检查对他们进行的批评性的社会评价，因为他们完全相信对其进行评价的人得到了错误信息或完全有偏向性。例如，印象派艺术家没有进行自我保护式的回避或由于自我怀疑而不能自拔。当他们的绘画受到控制着美术展览馆的传统主义者拒绝时，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的创造倾向。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艺术才能的标准。在人们热情投入的活动中，当遇到反对坚定自己的自我信念的证据时，人们怀疑它的可靠性、拒绝考虑它的意义或把它曲解以符合自己的观点。然而，如果证据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大部分人最终会改变自己的自我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