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效能的因果关系

有关动机和行动认知调节的任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因果关系。效能信念是否作为人类功能的原因起作用？各种心理学理论都假定有一些中介机制，外部因素通过这些中介机制影响行为。因果性的各种经验性检验在假定的因果链中所验证的联系数量可能各不相同。最弱的检验提供这样的证据：行为与外部条件共同变化，这些外部条件被认为影响着假定的中介因素，但它们并不独立地测量中介因素。许多研究依靠关于中介的这种推定证据。条件和行动之间的共变增加了这种理论的可靠程度，但它并不能确立理论的效度，因为共变可以为能产生相似效果的其他机制所中介。

需要评定中介联系，而不仅仅是推定中介联系，这可以由内在动机的归因理论和自我知觉理论的经验性检验加以阐明。根据这一理论，儿童从他们行为的条件判断自身的动机。如果他们因从事某一活动而得到奖偿，他们就把行为表现的改进归之于外部诱因并丧失内部兴趣；如果他们没有外部诱因而行动，那么他们就判断自己受内在动机驱动，并积极从事活动。因果归因被认为是随后行为表现的中介决定因素。然而，在对这个理论的经验性检验中很少测量实际上由外部奖偿引发的归因。由于奖偿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改变行为（Bandura，1986a），所以能影响因果归因的奖偿影响着行为的证据只是一种微弱的经验性验证。激励活动和原因归属之间存在联系及归因和活动兴趣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才是对这种理论的有力验证。外在奖偿如何影响原因归属的发展分析，与假定不同，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与一个活动没有受到奖偿相比，当一个活动得到奖偿时年幼儿童实际上更多地把它归因于内在兴趣（Karniol & Ross，1976；Kun，1978）。而且，摩根（Morgan，1981）发现不管行为质量如何就给予奖偿会降低兴趣，不论认同奖偿提高兴趣的原则，还是认同奖偿减弱兴趣的原则，都是如此。这类发现向这样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对年幼儿童来说，奖偿通过减弱的归因过程而降低兴趣。控制非依随奖偿的减弱效应的中介机制尚未确定。如这个例子所示，仅仅是外部影响与活动的联系还不能确定产生效应的机制。

双重因果联系

当因果的验证依靠中介的评定而不是假定时，它的说服力就要强得多。假定的认知中介因素不是可直接观察的，但除了它所控制的行动之外，还有一些可观察的标志。就效能中介而言，人们能报告他们的信念，这一可观察的标志使人们能了解效能信念的起源和功能。一个理论最严格的检验需提供因果过程双重联系的证据——外部影响与独立测量的内部中介因素标志的变化之间存在联系，内部中介又反过来同行为存在联系。可以进行进一步检验以确定外部影响对行动的影响作用是完全还是部分地通过效能信念的中介（Judd & Kenny，1981）。如果控制了效能的变化，外部影响和行动之间没有关系了，那么外部影响就完全通过效能信念而发挥作用。由于控制了效能信念，它们之间的关系减弱而非消除，那么外部影响就是部分地通过效能信念起作用的。

效能和行动的关系可通过两条途径加以证实。第一条是通过验证效能信念和相应行动之间的微观水平关系。一致性的这种测量可通过记录个体是否判断他们自己能完成各种水平的行为，并计算自我效能判断和实际行为之间完全相符的百分比而获得。效能判断和行为之间的不匹配——把以后失败的行为判断为有效能和把成功的行动作为无效能判断——是不一致的例子。赛冯（Cervon，1985）进行了一个随机化检验，评价所获得的各种微观水平一致性的重要性程度。这种微观分析手段很适用于考察自我指向思维和行动的关系以及自我评价精确性的过程等理论问题。

前面我们谈到效能信念有强度的差异，在应用微观分析手段时，个人效能判断必须根据信念强度的某一临界值而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根据最小强度值来区分信念强度的连续度量不可避免地会丧失某些预测信息。例如，如果选择一个低效能强度值作为自我判断有效能的标准（如20），那么微弱的效能感（30）就会得到与完全自信（100）相同的对待。这样的低标准会产生人为的不相匹配。相反，如果临界标准设置在高效能强度上（如70），那么中等强度的效能（60）会被确定为低效能。这也会产生人为的不一致。理想的临界标准必须按照不同功能领域经验性地加以确定。计算随自我效能知觉强度而变化的行为成功概率是比较精炼的一致性微观分析（Bandura，1977）。这种微观水平分析保留了效能信念强度各种变化的预测价值。因为效能强度包含了效能水平以及高于阈限值的确定性等级，所以信念强度一般来说是比效能水平更为敏感、更具信息的度量。

有一些条件下，微观水平一致性方法不适合于验证效能信念的效应。在某些情况下自我效能运用的方式与效应表现的方式不同。例如，效能判断可能集中于行为应对能力，但其影响是按照焦虑和抑郁的情感反应或自主、儿茶酸胺、类鸦片活性肽或免疫系统的生理激活而加以评定的。效能判断和情感及生理反应的变化用不同的等级量表测量。在另一些情况下，效能判断是关于在规定的时间内产生一个不同种类结果的中间活动的判断。减少饱和脂肪消费的自我调节效能知觉和血浆胆固醇水平的降低之间的关系即是一个例子。在还有些情况下，判断不同行为成就的自我效能，其效应是由努力的强度和坚持性所表示的动机水平。兴趣常常在于从某一领域内各种不同的功能水平或方面评定的效能信念来预测各种各样的活动。例如调节动机和学习活动的自我效能知觉对平均学业成绩的影响。在后一例子中，自我效能知觉和随后行为成就的联系由总体的效能信念与总体学业成绩的微观水平关系加以验证。

因果关系的多种检验

有关效能信念对人类功能水平和性质之作用的研究检验了每一种假定的因果联系。为达到此目的，已使用了多种实验方法。在一种研究途径中，将自我效能知觉培养到预选好的不同水平，并测量它对行为的效应。在这样的一个实验中（Bandura，Reese & Adams，1982），自我效能知觉仅仅通过模仿，从而产生从实际上不存在到低或中等高的水平。效能诱导的这种替代方式是让恐惧患者观察示范的应对策略，但他们自己并不执行任何动作，因此，他们必须完全依靠其自身之所见来形成对自己效能的概括化的信念。研究的第二阶段，在测量了具有不同水平自我效能知觉的群体的行为后，每一个体的效能知觉提高到较高水平，再后测量他们在新水平时的行为。这种两阶段实验设计通过在恐惧患者的应对效能信念提高到各种不同水平后，他们如何行事的个体内重复，为组间比较提供了信息。

组间线表示效能信念提高到各种不同水平的恐惧组的行为成绩；被试内线表示同一些恐惧患者在他们的效能信念依次地提高到不同水平后的行为成绩（Bandura，Reese & Adams，1982）。

图2.1表明，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知觉伴随着较高的行为成就。效能与行动的关系在比较效能知觉的组间和个体内水平上的变化中得到重复。效能行动一致性的微观分析显示个体任务上的效能信念和应对行为密切相符。人们成功地完成在自我效能知觉范围之内的任务，但在超过他们能力知觉的任务上，他们回避或遭到失败。

从替代方式得到的结果特别有力地证实了效能信念对行为所起的原因作用。个体只是观察了榜样的行为表现，从示范关于自己应对效能的信息进行推论，以后就能按照他们的效能信念行动。有些个体在前测评定中恐惧到不能完成一个简单的反应，因此，他们没有治疗前的行为信息，可据此预言在观察榜样示范之后他们能做些什么。对于这样的人也存在上述效应。他们的测验前行为唯一能告诉他们的就是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

另一种检验因果关系的途径是引入一个不重要的因素，它不提供影响能力的信息，但可改变自我效能知觉。然后测量改变了的效能信念对动机的影响。锚定影响的研究表明向上或向下调整判断任意参照点能使判断有所偏向（Tversky & Kahneman，1974）。因此，例如，随意挑选的小数字作为起点与大的起点数字相比，能使人们估计体育场中的人群较少，任意的起点使判断有偏向，因为根据这点作出的调整通常是不合适的。

赛冯和皮克（Cervone & Peake，1986）采用任意的参照数来影响效能的自我评价。根据任意的高起点作出的个人效能判断提高了学生的效能知觉，而任意的低起点则降低学生的效能评价（图2.2）。测量完成不同水平活动个人效能的一系列分等级的项目，其起始水平同样可影响自我效能评价。皮克和赛冯（1989）仅仅通过让人们与逐渐上升或下降的行为成绩水平相联系来判断他们的效能，也使效能判断产生偏向。人们对上升的安排比对下降的安排，效能判断得较低。这里环境输入只是量表项目的物理安排，它既不提供关于能力的任何区分性信息，也不涉及任何社会影响。在一个进一步的研究中，赛冯（Cervone，1989）通过使认知集中于任务的不同方面，这些不同的方面可能使任务成为困难的或容易处理的，从而影响人们的效能评价。停留在非常艰难的方面减弱了人们的效能信念，集中于能做到的方面提高了他们的效能知觉。在这些实验中形成的效能信念越强，个体对困难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坚持时间越长。中介分析显示当自我效能知觉得到控制时，锚定影响和认知关注都对动机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外部影响对行为动机的效应完全由它们改变效能信念的程度中介。

已经进行过若干研究，这些研究通过与一个人的实际行为表现无关的虚假反馈，改变人们的效能信念。如同我们将看到的，人们部分通过社会比较判断他们的能力。采用这类诱导程序，威伯格、古尔德和杰克逊（Weinberg，Gould & Jackson，1979）表明竞争情境下的身体耐力受自我效能知觉的中介。通过告诉一组人他们在肌肉力量的竞争中获胜，从而提高他们的效能信念；通过告诉另一组人他们被他们竞争对手超过而降低他们的效能信念。然后在另一个测量身体耐力不是力量强度的竞争任务中测验这些参加者。身体力量的虚假信念越强，在竞争期间被试表现出的身体耐力也越持久（图2.3）。在随后的竞争中失败会激励那些具有高效能感的人，使他们作出更大的努力；而对那些效能信念已受损害的人，失败会进一步破坏他们的行为。女性虚假地得到加强的身体信念和男性虚假地减弱的效能信念会消除身体耐力方面先前存在的性别差异。

通过用于加强或减弱效能信念的社会比较进行自我评价的另一个变式依赖于虚假的标准比较。在这些研究中，使个体相信他们的行为表现处于相关的参照组中最高或最低百分位中，不管他们的实际表现如何。列特（Litt，1988）的一个关于疼痛忍耐的研究显示受虚构的标准比较影响的效能信念具有调节作用。用气压测验疼痛忍耐力之后，使各人相信与一个假称的标准组相比，他们疼痛忍耐力处于高（90）或低（37）百分位上，不管他们的实际表现如何。假造的标准信息产生了不同水平的自我效能知觉，这又伴随着疼痛忍耐力的相应变化（图2.4）。自我效能知觉的变化越大，疼痛忍耐力的变化也越大。在研究的下一阶段，虚假的标准反馈与原先提供的相反，假定反映了忍痛的持久能力。使之相信他们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人降低了自我效能知觉，而使之相信他们获得了相对优势的人则提高了忍耐疼痛的能力信念。他们以后的疼痛忍耐水平按他们效能信念改变的方向变化，涉及说成是从高到低标准位置变化的条件令人特别感到兴趣，因为作为以后行为表现的预测者，效能信念的作用超过过去的行为表现。

为进一步验证效能信念在明显不同的各功能领域中的原因作用，博法特-博查特（Bouffard-Bouchard，1990）通过与同伴标准的比较，而不管实际表现如何，诱发学生高或低的自我效能知觉。效能感得到虚假提高的学生与相信自己缺乏能力的学生相比，为自己设置较高的目标，使用较有效的解决问题策略，达到较高的智力成绩。雅各布斯（Jacobs）和他的同事们相似地证实了因与虚假的标准比较而提高的效能信念加强了解决困难问题的持久动机（Jacobs，Prentice-Dunn & Rogers，1984）。形成的虚假效能信念在集体和个体水平都发挥着原因作用。任意地给群体以他们的行为表现优于或差于一个比较标准这样的反馈改变了他们集体的能力信念（Prussia & Kinick，1996）。这种虚假反馈对群体的抱负和行为成绩的影响完全以它产生的集体效能知觉为中介。

还有一种验证因果关系的途径采用抵触性实验设计。在这种实验中，运用会破坏功能的程序，但它提高自我效能知觉。对于发生的变化形成个人效能信念的作用，如果不是超过传授特殊技能的作用，至少也和传授特殊技能的作用相同。如果人们的应对效能信念得到加强，他们会更自信地接触情境并更好地运用自身具有的技能。霍尔路特和他的同事（Holroyd et al.，1984）用张力引起头痛证实了生物反馈训练的效益可能更多来自于应对效能知觉加强，而不是肌肉练习本身。在实施生物反馈时，他们训练一组被试成为良好的放松者。另一组接受假造的反馈，每当他们拉紧肌肉时，却发出他们是在放松的信号。这样，他们很能拉紧面部肌肉，这会加剧紧张引起的头痛。不论人们是在拉紧还是放松他们的肌肉，他们对肌肉实施控制的虚假反馈会形成强的效能感，即他们能在各种紧张条件下防止头痛的发生。他们的效能知觉越强，他们体验到的头痛越弱。在治疗中得到肌肉活动变化的实际量和以后头痛的发生无关。

主要依靠诱说方式的这些实验发现，不应该被用来说明运用任意的诱说信息是形成日常生活活动强效能信念的良好方法。相反，这些研究和因果性问题有特殊的关系，因为效能信念独立于行为表现而得到改变，因此，不能把它低估为行为的副产品。它们证明了效能信念的变化调节着动机和行动。然而在实际社会活动中，通过掌握经验使人具有能力是形成弹性的强效能感的最有力的途径（Bandura，1986a，1988a）。使人具有能力是通过赋予人以知识、亚技能和实现个人控制的自我肯定经验而达到的。这并不是说像有时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如果通过提供经验或培育技能来改变信念，就不能分析效能信念的原因功能。效能信念不是子虚乌有地建立起来的，它们部分地根据一个人对知识和技能的判断而形成，但效能信念独立于实际技能或过去行为表现而对行为表现起作用。因为效能信念基于对多种来源信息的加工，实际技能常只可解释个人效能信念中相对一小部分变异。

验证效能信念对人类功能的原因作用的最后一种方式是用分层回归分析或因果模型技术检验在理论因果模型中相关决定因子和行为成绩间的多变量关系。这些分析工具表明当控制其他因子的影响时，行为表现中多少变异可用自我效能知觉加以解释。而且这些方法可表明效能信念直接和间接通过它对其他因子的影响而影响人类功能的程度。

多变量研究涉及镶嵌设计，在这种设计中，效能信念、其他可能因子和行为成绩在两个以上时间点上进行测量，以确定这些因素相互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在某些这类研究中，效能信念由于干扰期间自然发生的影响而产生改变。更为常见的是，通过适当的影响而实验地改变效能信念。在预期的行为之前效能信念的系统变化有助于消除因果关系来源和方向的模糊性。除了诱导效能改变和使效能改变发生时间在先之外，对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也进行控制。这类研究的结果显示，效能信念对动机和行为成绩通常有相当大的独立贡献（Bandura & Jourden，1991；Dzewaltowski，1989；Locke，Frederick，Lee & Bobko，1984；Ozer & Bandura，1990；Wood & Bandura，1989a）。效能信念对人类功能的原因作用在社会认知理论和其他概念模型预测力的比较检验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Dzewaltowki et al.，1990；Lent，Brown & Larkin，1987；McCaul & O'Neil & Glasgow，1988；Siegel，Galassi & Ware，1985；Wheeler，1983）。

极端的行为主义者一般挑选通过动作影响方式来改变效能信念的研究，因为这里有一个行为。他们认为自我效能知觉是先前行为表现的反映。这种主张早已失去其可信性。因为无数研究证实，当控制先前行为表现的变异后，自我效能知觉对以后行为表现有独立的作用。行为分析者广泛使用的反对认知决定因素的另一个论点是，认知是从它们试图解释的行为中推论出来的。这一陈腐的论点不适用于自我效能理论的因果检验，因为个人效能在概念和作用上不同于要解释的行为。实际上，在检验没有任何行为的条件下效能信念发生改变的原因时，没有可从中推论出个人效能的有关或具有信息的行为。

这一节中评述的多种因果检验是这样进行的：它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效能诱导方式，各种不同的人群包括儿童和成人，所有功能领域和反应系统，比较了效能知觉提高到不同水平的组群或比较了效能知觉逐渐提高到较高水平的同一些个体；对其结果进行了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分析。而且，效能信念用各种方式和与领域有关的量表加以测量，因此，结果不是为特定的工具所独有，证据相对一致地表明效能信念对动机和行为表现水平有重要作用。它们不仅预测随不同环境影响而发生的行为变化，而且预测接受相同环境影响的个体之间的行为差异，甚至预测同一个体在执行的任务和回避的任务或试图从事但失败的任务中的变异。各种不同程序在异质的功能领域产生趋同结果的证据增强了效能决定因素的解释和预测的一般性。 xVQplSIuX0iiHKr1eqYrl78ihSfQ0ZYq5K9Mw7jrbpq2X5UGrlb7xvDz34cdKo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