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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理论沿着前面已指出的路线详细说明适当的测量模式。效能信念应该按照特殊的能力判断加以测量，这种能力判断在不同活动领域中、在某一活动领域内不同水平的任务要求下、在不同的情境条件下可能不同。个人效能不是由一个混合测验测试出来的一个无情境的总体素质。它是一个多方面的现象，在一个活动领域的高效能感不一定伴随着另一领域的高自我效能。因此，为取得解释力和预测力，个人效能的测量必须针对功能领域，必须表现出这些领域内任务要求的逐渐变化。这需要对所研究的活动领域有明确的定义，对它的不同方面、它所需要的能力类型和这些能力可以在其中应用的情境范围进行充分的概念分析。
效能信念在具有重要行为含义的几个维度上各不相同。首先，它有水平的不同，不同个体的个人效能知觉可能局限于某一特殊功能领域内的简单任务要求，可能扩大至中等困难要求，或者包括最艰巨的行为要求。某一个人能力知觉的范围是根据任务要求水平来测量的，这些任务要求的水平代表着对成功行为不同程度的挑战和阻碍。如果没有要克服的障碍，活动就易于完成，每一个人都一致对它具有高自我效能知觉。例如，在测量跳高效能时，运动员们判断他们能越过设置在不同高度的横竿的信念强度。可以使效能信念的评定更加精炼。通过把对行为施加挑战或阻碍的情境条件包括进来而加强其预测性。效能信念不是一个去情景化特征，情景条件对它产生影响。情境条件也不“决定”效能信念。继续跳高的例子，横竿不断升高的任务要求并不是效能信念的“决定者”。情境条件是行为要求，根据这种行为要求进行效能知觉的判断。
在形成效能量表时，研究者必须依靠概念分析和某一活动中为成功而必须的专门知识（Bandura，1995c）。用访谈、开放式调查和结构化问卷来补充这种信息以确定对成功执行所需活动进行的挑战水平和阻碍。根据其进行个人效能判断的挑战性质各不相同，这取决于活动的领域。挑战可按照新颖性、努力程度、精确性、生产性、威胁程度或所需的自我调节而分成等级，这只是行为要求的少数几个维度。许多功能领域主要关注引导和激励自己完成知道如何做的事情的自我调节效能。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是否能偶然地做这些事，而是他是否有效能使自己在面对不同劝阻条件时一贯地完成这些事情，例如考虑一下坚持促进健康的日常锻炼的自我效能测量。个体判断他们能在各种不同的障碍条件下有规律地进行锻炼的程度，如在工作有压力、疲劳或抑郁时，在恶劣天气时，或者有其他承诺或有更有趣的事做时。在建构自我调节效能量表的初步调查时，要求人们描述使其难以有规则地完成所要求活动的因素。在正式量表中参加者判断他们克服各种障碍的能力，应该把足够的障碍和挑战编入效能项目以避免天花板效应。缺乏基本技能时，调节动机和学习活动的效能知觉为掌握所需技能提供了动机支持。
效能信念在普遍性上也有差异。人们可能判断自己在各种各样的活动领域中都有效，或者只在某一些功能领域中有效。普遍性可以在几个不同维度上表现出差别，包括活动相似性程度、能力表现的形式（行为、认知、情感）、情境的特征和行为指向的人的特征。与活动领域及情境相联的评定可揭示人们效能信念普遍性的范型和程度。在效能信念网络内，有些效能信念比其他的重要。最基本的自我信念是人们用以组织自己生活的那些自我信念。
此外，效能信念在强度上各有差别，微弱的效能信念易被经验否定；而对自己能力具有坚强信念的人尽管有无数困难和障碍，也会坚持努力，他们不容易为不利条件压倒。自我效能知觉强度不一定与行为选择有线性关系（Bandura，1977）。自我确信的一定阈限是企图进行一个活动所必需的，但较高的自我效能的强度会产生同样的努力。个人效能感越强，坚持性就越强，所选活动成功完成的可能性越大。
在测量效能信念的标准方法中，向个体呈现描述各种不同水平任务要求的项目，他们评定自己执行这些活动的能力信念的强度。各个项目用“能做”而不是“要做”的词汇表达。“能”是对能力的判断，“要”是对意图的陈述。自我效能知觉是意图的主要决定因素，但这两个构念在概念和经验上是可分离的（Ajxen & Madden，1986；Arch，1992b；Devries & Backbier，1994；Dzewaltowski et al.，1990；Kok et al.，1991；Wulfery & Wan，1995）。效能信念既直接又通过影响意图而影响行为表现。效能信念就是意图的观点在概念上是前后矛盾的，在经验上是有争论的。
在标准方法中，个体在一个100点量表上报告他们信念的强度，每个间隔为10，从0（“不能做”），经中等程度的确信50（“适度肯定能做”），到完全确信100（“肯定能做”）。效能量表是单极的，从0到最强。它不包括负数因为没有比完全不能的判断（0）更低的等级了。有些研究者保留了同样的量表结构和描述，但使用从0到10单一的单位间隔。只有少数几个步子的量表应该避免，因为它敏感性和可靠性较差（Streiner & Norman，1989）。包括太少步子会丧失分化信息，因为如果包括中间步子，使用相同的反应类别的人会得到区分。
开始的指导语应该建立适当的判断定向。要求人们判断他们现在的操作能力，不是潜能或期望将来的能力，在自我调节效能情况下，人们判断对他们能在整个指定的时期按时完成活动的确信程度。例如，已复原的酗酒者判断他们在指定的时间间隔中戒酒的能力知觉。实际活动的项目，如举起不断增加重量的各个物体，有助于使反应者熟悉判断效能信念强度的量表，并显示出关于如何使用量表的误解。
可以用两种形式测量自我效能强度。在双重判断形式中，个体首先判断自己是否能完成某一活动。对他们判断为能的任务，然后用效能强度量表评定他们效能知觉的强度。在单一判断形式中，他们仅评定一个活动领域中每一个项目从0到100或从0到10的效能知觉强度。单一判断形式基本上能提供同样的信息，且使用起来比较容易、方便。效能强度分数加起来除以项目总数，表示该活动领域自我效能知觉的强度。效能水平的测量可以通过选择一个临界值推断出来，低于这个值人们会判断自己不能完成这个活动。
效能量表的结构随某一功能领域中能力形式和能力分等的不同而不同。有些量表整个都排序，如当教师评定他们使学生掌握特定学科内容的效能知觉时，各个项目表示掌握百分比的不断增加。其他有些量表在较低部分排序但在量表的上面区域不排。例如，测量恐惧蛇的应对效能知觉时，接近、能摸和拿着一条蛇是排定等级的，但在一个人能抚弄这个爬虫后，再高水平的活动就不再有固有的次序了。还有一些量表包括一组异质活动，它们没有一定的次序。在测量酗酒者抵制喝酒渴望的效能知觉时，各效能项目代表各种各样刺激喝酒的情境和情绪因素。这些情境对各个个体自我调节能力要求的程度各不相同，对一个人来说是可以调控的，另一个人可能就不能控制。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自我效能量表应该测量人们对我们所研究的心理领域内完成各种不同水平的任务要求之能力的信念。许多任务要求可确定人们能力信念的上限和低于此上限的自我效能知觉强度的逐渐变化。有些研究者依靠评定单一水平任务要求的一个项目的测量。这种测量不仅只得到范围有限的分数，而且往往不能区分事实上个人效能信念不同的个体。例如，一个项目的测量不能区分这样两个个体，他们同样判断自己不能实现一个困难的任务要求，但他们对较低要求的效能知觉是不同的。与此类似，表示相对较易的任务要求的单一项目，不能区分判断自己完全有效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在完成较难任务的自我效能知觉上有差异的两个个体。缩减的分布会降低相关的大小。在一个效能测量的比较中，李和鲍柯（Lee & Bobko，1994）发现一个项目的效能测量不仅与实现各种等级任务要求的效能复合性测量只有微弱的相关，而且预测价值也较低。
自我效能评定的精确性和全面性上的差别在关于记忆效能信念对记忆成绩的影响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Bandura，1989a）。在单一项目的测量中，只要求人们判断他们对中等或高难度记忆任务的效能或者判断他们相信自己能回忆多少材料。与这种测量不同，贝利、威斯特和戴尼黑（Berry，West & Dennehey，1989）设计过一些很符合自我效能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原则的多维自我效能量表。各种自我量表旨在用于各种不同的记忆类型。它们的相互关系证实这组量表表现了一个共同领域，但涉及记忆的不同方面。这些量表测量的是对不同等级记忆要求的自我效能强度而不只是是否能完成某一水平记忆活动的范畴式判断。它们高度可信，并可解释记忆成绩中相当部分的变异。这种量表形式可容易地扩展到用于其他类型的记忆。
效能信念并没有人格特质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征。这就提出了关于某些以特质为基础的评价自我效能的心理测量程序的合适性问题。考虑一下由时间的不变性所估计的信度问题，效能信念并不必然在各个时间保持不变。这些信念在可变性方面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以后考察的因素。虽然效能信念通常相当持久，但自我效能知觉的精确测量并不一定要求时间的稳定性。自我效能量表包括逐渐变化的能力要求，所以对能力没有什么要求的项目和有艰巨的能力要求的项目不能相互交换。
效能信念涉及不同类型的能力，如思想、情感、行动和动机的调控，某些活动可能比其他活动更依靠效能知觉的某些方面。而且，在掌握发展期间起作用的效能知觉的一些方面与进行行为自我调节所需的那些方面可能不同。把多方面的效能信念作为支配所有功能的单一特质牺牲了内部一致性的效度。限制在彼此高度相关的项目结果会产生只测量效能信念的一部分，且可能是一个狭小部分的自我效能量表。如果建构效能项目时由一个良好的概念图式指导，因素分析可有助于验证效能信念的多侧面结构。
自我效能量表的项目内容必须表述产生一定行为水平的个人能力信念，不应该包括其他特征。信念没有绝对的指标，不能根据这样一个绝对指标来测量用于评定信念的某一测量的精确性。然而，自我效能测量的合适性可独立地由这样的证据来进行评价：它们测量的是意欲测量的东西，测量的特异性水平以及测量所包含的任务要求范围。不确定的项目和那些只包含少数任务难度水平的项目是效能知觉相对并不敏感的测量。自我效能测量的精确性也可使用这样的程序给以加强，这种程序使对个人自我评价可能会有什么样社会反应的担心降低到最小程度。效度证据主要依赖于构想效度分析。自我效能知觉的根据是自我效能信念影响人类功能的不同方式的理论。自我效能测量效度来自成功地预测到社会认知理论所说明的效果。这种理论预测在思想、情感、行动和动机上的各种各样的效果。因此，没有单一的效度系数。本书中所考察的大量研究说到的是构想效度。
在能随意志而产生的简单行动中，陈述效能判断的本身可以影响行为表现。然而，大部分活动如果要得到意欲得到的成绩，都包含了要求努力、机智和持久性的各种障碍。仅仅用言语表述可能并不反映一个真正信念的效能判断，不会立即产生行为上的成绩。如果仅仅报告一个效能水平就会达到这个水平，那么个人的变化就会非常容易。人们常常认为自己会有伟大的成就。尽管如此，还是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效能判断是否会产生某些动机引发作用，增进自我判断和行为表现之间的一致程度。
认知一致性理论假定信念和知觉到的行为之间的差距是令人不愉快的，因此，它促使人们去减少体验到的差距（Abelson et al.，1968；Festinger，1957）。虽然常常会引发出一致性驱动，但已经证明它在经验搜集中难以捉摸。而且，有证据表明，当人们的自我判断错误时，他们的效能信念一般是超过他们的行为。
这个证据说明，与定向于仅仅维持信念和行为的一致相比，效能信念更定向于自我挑战。然而，自我评定可以有必须排除的其他反应效应。
测量个人效能信念的标准程序包括一些预防，以便使自我评定的任何可能的动机效应降至最低。自我效能判断是私人报告的，不必关心要减少社会评价。人们对一个活动领域内所有各种任务要求的效能进行多重判断，而不是在每个行为之前即时进行每个判断。效能知觉和行为的评定在不同的场合及由不同的评定者进行，以消除一个因素评定上的社会影响延续到另一个因素评定。最后，自我评定的指导语强调坦率判断的重要性。
关于自我评定反应效应的许多研究表明，不管人们有没有进行先前的效能判断，人们的情感反应和行为成绩都是相同的。自我效能评定的无反应性在各种活动中都得到证实，包括应对行为和焦虑激起（Bandura，Adams，Hardy & Howells，1980）、动机的调节（Bandura & Cervone，1983，1986；Cervone，1989）、疼痛忍耐（Thomas，1993）、认知成绩（Brown & Inouye，1978）、心脏手术后的功能恢复（Thomas，1993）以及坚持锻炼（Lyons，Harrell & Blair，1990）。人们私下或是公开进行效能判断也不影响行为表现（Gauthier & Ladouceur，1981；Weinberg et al.，1980）。效能判断也不受要想得到社会赞许的反应偏向的影响，不论活动领域涉及性行为、喝酒、吸烟、饮食活动，还是糖尿病的自我处理（Grossmsn，Brink & Hauser，1987；Seltenreich，1989，1990；Velicer et al.，1990；Stotland & Zurott，1991；Wulfert & Wan，1992）。
私下报告效能判断可能会减少对受到评价的担心和一致性要求，但可能有人认为它们并未完全消除。就人们假定他们的私人报告会在以后得到评价而言，他们可能会保留对受到评价的某些担忧。特尔奇（Telch）和其同事们提供了进行效能判断并不增强效能知觉和行为间一致性的最有力证据（Telch，Bandura，Vinciguerra，Agras & Stout，1982）。恐怖病患者或者在对一致性有高社会要求条件下或者在相信他们的效能判断不会被任何人知道条件下进行效能判断，因为他们的效能判断是在保守秘密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消除了一致性的社会压力。然而，不为后一种参加者知道在一张白的复写纸上留下他们的效能判断。与一致性理论不同，高社会要求减少而不是增加了效能判断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在高社会监视和评价威胁条件下，人们的效能评价变得较为保存，并在行为上超过他们的自我评价。要是行动受一致性驱动的支配，那么在他们的行为表现和效能判断相符合后，行动就会中止，这样就很容易达到高度一致。但是他们继续进行另外的任务。在威胁的确切性质和要完成的任务模糊不清时，对社会评价的担心会产生自我评价的保守主义。在人们获得有关这些问题的某些信息后，他们就依赖其自我了解，不让外部的评价因素侵入他们的自我评价。结果，他们的行动就和他们所陈述的效能信念非常相近。
自我效能的评定不应和有效的行为方式的教授相混淆。阿列松、布鲁切和海姆伯格（Arisohn，Bruch & Heimberg，1988）的一个关于拒绝不合理要求的效能知觉的研究阐明了这种混淆。每一个测验项目提供一组有效的拒绝反应，这些反应适用于各个不合理要求情境，要求人们判断自己作出这些反应的效能。因此，在评定自我效能这方面来说向个体传授了他们以前不知道的各种各样有效的拒绝策略。言语策略特别易于用语言教授，毫不奇怪，这样的效能评定提高了拒绝无正当理由要求的效能知觉。给予人们有效的策略越多，他们的效能感提高得越多。这是教授效应的例子，不是自我评定的反应效应。非混淆的评定是在没有教授人们有效方法条件下要他们判断拒绝不合理要求的效能。
自我效能量表常按照提高任务要求的方式有等级地组织起来。一系列项目的最初参照点可能对效能判断有锚定影响（Peake & Cervone，1989）。由于每组项目必须在某一地方开始，较好的形式应把锚定影响降至最小。贝莉（Berry）和她的同事们发现，把项目按任务要求从最困难到最容易的次序排列会比按要求提高或任意排列的方式产生稍高一些的自我效能评价，而后两种排列方式没有差异（Berry et al.，1989）。但由于要求增高的呈现次序并没有产生自我效能判断的偏向，所以要求增高或任意的排列似乎是较好的形式。
许多研究曾比较了与领域相关的效能知觉测量的预测力和综合的控制点量表的预测力。证据相对一致地表明自我效能知觉是良好的预测者，而控制点或者是微弱的预测者或者没有预测力。这类发现在各种不同活动中都得到重复，看一下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效能信念可预测学业成绩、焦虑倾向、疼病忍耐力、糖尿病的代谢控制和政治参与，而控制点则不能（Grossman，Brink & Hauser，1987；Manning & Wright，1983；McCarthy，Meier & Rinderer，1985；Smith，1989；Taylor & Popma，1990；Wollman & Stouder，1991）。较为限定的但仍是一般的控制点测量并没有好得多。较为具体的健康控制点知觉测量（Wallston，Wallston & Devellis，1978）曾用于某些比较研究。它测定人们相信健康主要由自己控制、由机遇因素还是由健康专业人员控制。效能信念可预测预防牙病活动的采用、肺功能的改进、有效的胸部自我检查检测损伤、健康的营养和锻炼习惯的采用、吸烟的治疗和长期保持戒烟，而人们能控制自己健康的一般信念不能预测任何这些健康行为（Alagna & Reddy，1984；Beck & Lund，1981；Brod & Hall，1984；Kaplan，Atkins & Reinsch，1984；Sallis et al.，1988；Walker & Franzini，1983）。考虑到人们能坚持预防牙病的日常活动但抵制吸烟渴望却很困难，所以没有多少理由可预期关于个人控制健康能力的一般项目在预测其中一个或两个行为上会有很大成功。
个人控制知觉的其他综合测量也只有相似的低预测性。例如，控制知觉的一般测量不能揭示随年龄增加而发生的变化，而较为敏感的与领域有关的测量却可以（Lachman & Lelt，1989）。与此类似，适用于不同领域的效能知觉测量比成败的内部归因（Collins，1982）、自我控制能力知觉（Barrios，1985）、能力的自我概念（Pajares & Miller，1994a）的综合测量有好得多的预测力。关于预测性的这些不同的比较检验证明了控制知觉的模糊的特征似的测量并不能恰当地检验自我效能理论。自我效能总体测量的不利之处还不仅仅在于与所研究的功能领域关系的不确定和不可靠。它们一般包括混淆的混合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评定人们对他们能力的信念，而且评定效能信念的情绪和动机效应及对过去行为的报告。基/鉴于这个原因，本书不采用混淆的总体测量的研究材料。
哈特（Harter，1981）采用了能力知觉评定的多维途径，测量能力知觉的三个一般领域——认知、社会和身体。区分各个主要种类的活动并与多维方法的某些特征结合起来。然而，这些领域过于广泛，项目过于一般，不能公平对待人类能力的各种不同方式。随着人们通过选择性活动发展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能力信念变得越来越分化。这种多样性需要各主要活动领域内的区分。以学业能力知觉为例，中学生认为自己在数学、物理科学、文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上有才能的程度常有不同。在哈特的认知能力知觉测验的一个项目中，要求学生通过评定他们是否善于学业活动来判断其学业能力。因为学科是不具体说明的。他们必须从判断时刻跃入脑海的学业活动或猜想评定者头脑中的学业活动来提出有关他们能力的单一判断。否则，他们必须对各种各样的学科进行主观的权重和总计。因为对各种不同类型“学业活动”的学业效能知觉的范型可能各个学生有所不同，所以相同的能力知觉分数可能有不同意义。
与主要活动领域相联系的一般项目是对综合测量的一种改进，综合测量与确定的活动情境因素无关。但是不确定的项目仍牺牲了解释力与预测，即使它们可能与某一指定的领域相关联。对人类能力的多样性敏感的微观分析途径能较好地阐述自我信念如何影响人类的思想、动机、情感和行动，比较性检验能揭示自我效能测量是否比哈特的半综合测量有较大的预测效力。
有些研究者曾编制过一个自我效能知觉的全面测量和社会及身体自我效能的一般测量（Ryckman et al.，1982；Sherer et al.，1982）。这种工具违反了自我效能信念多维性的基本假定。它们不是检验自我效能理论的适当的测量，也没有很大的预测效力。这些一般的测量不能说明人类动机或行为的变异。而领域的自我效能测量是良好的预测者（Earley & Lituchy，1991；Eden & Zuk，1995；Laguardia & Labbe，1993；Mcauley & Gill，1983）。有时候有这样的证据：总体测量不能很好地预测特定行为，但作为对行为的总体评定却比较好，其含义是总体和多维测量可能是互补的。这类发现最可能反映的是效能测量模糊性与行为表现测量模糊性的关系，而不是互补。把综合测量作为用不确定的项目测量许多功能领域的粗略样本比把它作为对自我信念一般性的全面测定较为准确。根据相对重要性进行加权，把从多维测量得来的分数综合起来是全面的功能水平的比较敏感的综合预测者。对自我信念一般性的这类综合研究途径既包括评定的深度，又包括评定的广度问题。预测合成行为的一个重大关系的问题不是测量的具体性对总体性问题，而是模糊的综合测量对整合的多维测量问题。
一般把自我效能误认为仅仅关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行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描述。领域特殊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行为特殊性。可以把评定的一般性区分为三种水平：最具体的水平测量在特定条件下特殊行为表现的自我效能知觉；中间水平测量在共同具有某些特点的一类条件下同一活动领域内一类行为表现的自我效能知觉；最后，最一般和总括的水平测量既没有明确什么活动，也没有明确活动必须在其中完成的条件时的个人效能信念。
我们已经见到，作为一条规律，不分化的、无情境的个人信念测量只有微弱的预测价值。评定自我效能最理想的一般性水平随人们要想预测什么和事先对情境要求的了解程度而不同。如果目的是解释和预测在某一情境中一个特定水平的行为表现，那么高特殊性的效能测量是最恰当的。例如，要评价一个团队的效能感对他们在冠军决赛中行为表现的影响，应该测量根据运动员应对特定对手时他们完成比赛的各个不同方面活动效能知觉，而不是根据联赛的整个团队或某些不明确的对手。相似地，在检验关于效能信念影响行动特定过程的理论命题时，必须考察特定活动水平上的微观关系。
在许多情境中，自我效能理论企图解释在某些一般或典型场合内某些种类的行为表现。为此目的，人们用中间水平一般性的项目判断在某一功能领域内对全部各种各样任务要求的效能。考虑一下广场恐怖病患者驾驶能力损坏的临床事例。当评定他们在这个功能领域的效能知觉时，他们判断在多种普通情境中驾驶汽车的效能，从居住区驾驶到近郊商业区、繁忙的高速公路上、市中心和弯曲的山路上驾驶（Bandura et al.，1980）。市中心情境则明确为在城市交通中而不是在高度特殊的情境，如在旧金山星期五交通高峰时间的倾盆大雨中在缆车后上Nob山时驾驶。
某一个一般情境内的变化在代表性程度上有所差异。就市区驾驶的一般情境而言，与险峻的山路相比，平路是比较典型的道路。特定功能领域的自我效能通常用中间水平的一般性加以评定，因为在某些特殊场合的自我调节要求不能代表人们通常完成活动时条件的要求。继续讨论我们驾车者的例子，攀登旧金山险峻的山路比在平坦的城市街道上行驶要求有大得多的自我调节效能。因此，在非典型的陡峭道路情境中的效能知觉，与平坦街道一般情境中的效能相比，对整个城市驾驶情境的预测性要差。
当人们对可能遇到的情境不全了解时，人们从普通情境的效能知觉比从独特情境的效能知觉能得到更好的预测。然而应该指出，共同条件的效能预测性的获得，同时是对在同一一般情境内具有较少共同特征条件的预测性之降低。如果任务是预测在旧金山开车的危险性，那么自我效能探查应该与在旧金山险峻道路上驾驶的个人效能有关，而不是与较为平常的平坦城市地带有关。有些情境变异不能事先确定，即使它们是已知的，评定一个一般情境中一切变异条件下的效能知觉可能很花费时间。因此，实际上，中间水平一般性的效能项目扩大了预测性范围。简言之，效能信念是多方面的和情境性的，但某一功能领域内效能项目的一般性水平随任务要求的情境相似性和可预见性程度不同而不同。但不管一般性水平如何，效能项目不会与情境及任务要求水平无关。
不管怎样，研究策略常决定自我效能评定的深度与广度。旨在阐明支配人类动机和行动特定机制的研究不同于另一些研究，前者企图使由对行为起作用的一组因素解释的行为变异百分比增至最大。目的主要在于证实效能知觉和动机及行动的因果作用的研究，系统地改变效能信念，而其他决定因素通过随机化或评定和统计方法加以控制。因为研究高度集中于阐明效能信念如何对人类功能产生作用，所以相当详细地测量效能知觉。
把行为中加以说明的变异百分比最大化的大规模努力通常包括相当大的一组决定因素。因为人们的时间和耐心是有限的，所以研究者常常不得不把简短的总体测验应用于每个不同因素。有些情况下，效能知觉用一个项目加以评定，它所产生的分数在有效范围上有严重局限性，且信度可疑。此外，由于使用一般的简短测量，可能牺牲了精确性，这些测量在判断自我效能的任务要求上变动范围较小，并去除了进行活动的情境。由于非分化的无情境的测量缺乏良好追踪记录，这样一种研究策略可能牺牲对操作可行性的预测力。用不太理想的测量得到的关系网络可能低估或实际上歪曲了某些因素的因果作用。在人类功能测量充分地反映所预测行为的多样性时，特殊的、多项目测量的优越性最为明显。然而，在使用人类功能混合的不明确的测量时，敏感的预测者的解释和预测优点就丧失了。
多维途径并不意味着没有结构或效能信念的概括性。如果效能信念绝对不存在各种活动与场合之间的迁移，那么能力的发展和实现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人们就必须对每一个与熟悉的活动有一个不相似因素的活动重新建立效能感。这种极端的特殊性是不具备适应性的，效能信念没有区分地迁移也没有适应性。如果是这样，那么具有低效能感的人会避免所有新的追求，或即使试图从事新的活动，他们的努力也会很快受到损害。相反，带着无约束的信念探索每一个新活动，极其愉快地摆脱任何个人限制感的人，必定会经历许多猛烈的激动。极端的特殊或无区分地概括都不会对人有什么好处，适应功能需要效能信念有区别的概括。
效能信念是由经验和反思性思维组织而成的，它不仅仅是各个高度特殊的自我信念互相分离的集合。至少有五个过程，通过这些过程掌握经验能产生个人信念的某些概括。当不同种类的活动由相似的亚技能控制时，某一种过程就发生了。因此，经理们对他们经营一个公司和主办社区资金筹集运动的能力会有相似的信心，因为这些活动主要依赖相似的组织和问题解决技能。当然，对任务要求相似性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的建构，它不只是由客观的共同特征的数量所支配，很少活动是完全新的。大部分包含熟悉方面和新方面的各种混合。集中关注新活动的熟悉方面的人比集中注意较新特征的人会更加表现出自我效能知觉较大的迁移（Cervone，1989）。
效能知觉的概括化曾被作为各种活动质的特征相似性程度和它们所需技能的相似性程度的函数以进行研究。通过应对技能的发展而获得个人效能知觉的加强会在同一活动领域内各种不同应激源间概括（Bandura，Adams & Beyer，1977）。然而，活动的相似性越小，效能知觉的概括性也越小。因此，如掌握高危险的身体活动提高了概括至其他类型的身体应激源的效能知觉，但不会概括到很不相似的社会和认知应激源（Brody，Hatfield & Spalding，1988）。
共同发展是建立概括性的另一过程。即使不同的活动领域不受益于共同的亚技能，如果能力发展是由社会组织的，不同领域中的技能因此一起获得，那么也会产生效能知觉的某些概括。例如，如果对学生的语言和数学教学进行得同样恰当，这两个学科的效能知觉水平会有正相关，即使它们依赖不同的认知技能。这样，在优秀的学校中，学生可能对这些不同的学科领域形成相对较高的效能知觉，但在无效率的学校中形成较低的效能知觉，这样的效能知觉不会促进任何学科的学习。埃瓦特和他的同事们提供了亚技能的共同性与共同发展变化两者都促进效能知觉概括的证据（Ewart et al.，1986），这个研究也证实了与领域相关的效能测量在预测上的优越性。
各种效能信念的重要性有很大不同。某些效能比其他效能对人的生活追求更为重要。生活追求是围绕着各种角色而组织的，这些角色一般要求有必须共同发展的多种技能，而不是依靠单一的分离技能。大部分人都努力工作以掌握他们职业不同方面的技能。因此，角色要求群部分地决定效能信念在某一生活追求中如何组织。因为不同角色的结构特征有很大差异，所以领域特殊的各个效能信念的关系在各种生活追求中也会不同。
熟练的行为不只是行为技能的一种机械表现。它要求由较高级的自我调节技能所支配的选择性及协调的亚技能。这些亚技能包括判断任务要求、建构和评价各种行动过程，设置近期目标以引导人们的努力，形成自我激励以坚持艰难的活动和处理压力以及弱化侵入性思维的一般技能。这样一些可概括的自我调节技能使人们能改进在多种活动中的行为表现（Meichenbaum & Asarnow，1979；Zimmerman，1989）。在一种活动领域学得的能广泛应用的元策略可用于其他活动领域（Bandura，Jeffery & Gajdos，1975）。此外，人们学习能力的信念影响着他们如何对待新的挑战。掌握了某些新的技能，人们就能够发展在其他生活情境中学习的比较一般的效能感。就人们在自我评价中会考虑其自我调节能力而言，他们至少会表现出在不同活动中个人效能感的某些一般性。但调节的某些共同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能力有不同要求的各种任务的效能知觉高度一致。
多维测量可揭示人们个人效能感的一般性范型和程度。有些人判断自己在多种多样功能领域中都高度有效。他们相信能在自己从事的大部分事情上都取得成功。其他有些人为强烈的自我怀疑所困扰，预料不论他们尝试什么，都会出现问题。但大部分人判断自己在已培养了能力的领域中比较有效能，在他们不大精通的领域中有效，在严重超越他们能力的活动领域中无效。因此，个人动因结构的社会认知研究途径提供了多种功能领域中效能信念的几个侧面，而不是通过使用一般的测验回避人类信念系统的不同范型。人们能从多维量表推断出效能知觉的一般性程度，但无法从不明确的混合的测验中得出效能知觉的范型。
掌握取向的治疗方式通过培育能使人们对多种威胁进行控制的可概括的应对技能而竭力扩大成功经验对效能信念的积极影响。让我们考虑一些例子，如果教会女性强有力的身体技能使身体和性的袭击者无计可施，在各种各样潜在的威胁情境发生作用以前，她们会表现出控制这些情境的个人效能的增强。结果，她们会过上比较安全、主动、丰富的生活（Ozer & Bandura，1990）。对个人效能的影响是广泛的，因为自我防护技能可高度概括至不同个体、不同场合和不同的活动。妇女一般身体力量的加强使自我效能提高也在其他一些生活领域的个人效能上有积极的后果，这些领域中身体能力使人们能对社会情境进行较好的控制（Holloway，Beuter & Duda，1988），当教会恐怖症患者可概括的应对技能时，他们加强了的自我效能和应对行为就超越了这些技能得到发展的特定威胁情境（Bandura，et al.，1975；Williams，Kinney & Falbo，1989）。相似地，掌握可用于各种活动领域的处理紧张的技能会产生效能知觉的普遍加强（Smith，1989）。
成功经验对效能信念的影响也能因强调活动的共同性而得以概括化。在这一过程中，概括性是通过在认知上组织各种各样活动的共同性而达到的。结构的建立形成了各活动之间的自我效能联系（Cervone，1989）。举一个效能信念的广泛概括性的例子，有轻微心脏病的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心脏有永久性的损伤，所以常过着不必要的贫乏生活。通过掌握踏车的重工作负荷而提高他们对心脏能力的信念，可以帮助这些病人中的某些人重新开始积极的、有效率的生活（Tylor，Bandura，Ewart，Miller & Debuck，1985）。他们在踏车上的成绩被解释为他们心血管能力的一般指标，他们相信在踏车上自己的心脏能经受得住的紧张超过了他们日常活动中可能遇到的紧张。通过强调各种活动要求心血管强健的共同性，踏车的经验不仅提高了病人对心血管能力的信念，而且提高了他们恢复涉及身体和情绪紧张的各种各样活动的效能信念。其心血管效能知觉越强，其心血管功能的恢复也越明显。如果踏车只是被当作一个孤立的运动任务，特定活动之外的效能知觉就不可能受这种经验的很大影响。
有些强有力的掌握经验能明显地证明一个人具有影响个人变化的能力，这样的掌握经验也能产生表现在各种功能领域效能信念的转换重构。这种个人成就有利于经验的转换。概括的是一个人能调动自己的努力以求在各种不同事业中得到成功的信念。实际上，我最初对人类适应和变化的效能信念因果作用的研究是另一条研究路线的无意产物。我们启动了一系列研究以扩大、以掌握为基础的处理方式的心理影响和减少对恐惧威胁的消极经验的易感性，如果威胁要在将来发生的话。我们推论，这些附加的收益可通过使恐惧患者在他们的应对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之后追求对各种不同形式的恐惧威胁的自我指导性掌握经验而得到（Bandura et al.，1975）。对各种各样威胁进行控制的多重经验可进一步加强和概括他们的应对能力。大量的积极经验会弱化任何随后消极经验的影响。大部分时间过着抑制和痛苦生活的严重蛇恐惧者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治疗就永久地摆脱了恐惧的行为、沉思的畏惧、焦虑的苦恼和反复发生的噩梦。快速地对长期无能进行控制有转换效果，它使参加者能较好地控制生活的个人效能信念发生深刻变化。他们自己也很惊奇，在使自己经受克服其他困难的考验并在享受成功的乐趣。
在追踪评定中，我们发现参加者在与受治疗障碍完全无关的其他领域的功能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显著地控制住对蛇的恐惧会减少社交胆怯，提高自我表现力以及增加对个人能力冒险性的自我检验：“在克服了对蛇的害怕后，我体验到的成就感给了我克服害怕在公众场合讲话的信心。”“我比以前总的来说较少胆怯了。”“治疗的成功对我最大的益处是感到如果我能打蛇，我就能打任何东西。它给了我也能成功地对付其他某些个人问题的信心。”个人效能的这种概括化的增强并不是沿着任何物理或语义共同性的梯度进行的。爬虫不是良好的交谈者，也不提供练习演说技能的机会。刺激概括性的梯度不能说明为什么克服了对蛇的恐惧会使人成为敢冒险的演说者。在所举的例子中，效能的概括主要源自人们对自我改变的动因力量信念的元认知变化，而不是源自技能共同性、认知建构的相似性、时间上的协同发展或策略迁移。
问题不在于效能信念是否能概括到一定程度，而是概括发生的过程是什么及它如何测量。这需要一个关于概括的结构和过程的理论与个人效能的特殊测量。前面的讨论确定了效能信念在功能领域间进行概括的五种过程。过程取向的研究途径在评定上的含义能够用通过使用自我调节技能而达到自我效能的概括加以阐明。对个人效能起作用的这个因素可以用对活动的计划和组织；谋求需要的资源，通过近期的挑战和自我激励对动机的调节；对障碍、挫折和应激的情绪及认知破坏效应的调控这样一些自我调节效能知觉的多因素量表进行评定。各种活动领域的效能信念各不相同的经验性证据应该淡化心理学上对概括性的追求。继续以自我调节作为例子，高自我调节效能有助于不同领域的行为表现，但各种活动在所需的特殊能力上各不相同，生活某些方面的改变比其他方面要困难得多。某一领域效能的自我评价无疑部分地基于人们对一般自我调节能力的判断。因此，一般的和领域的自我效能不是完全独立的。概括性的过程研究途径还有这样的优点：它可以为如何组织个人变化的方案以加强它们对个人效能的一般信念的影响提供有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