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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来说说夏山的一天通常是怎么过的。早餐时间是8点15到 9 点。教职员工和学生要将早餐从厨房端到饭堂去。第一堂课从9点半开始，在此之前床铺应该已经整理完毕。
每个学期一开始，我们就会公布一份课程表。因此，实验室的德里克的课程安排也许是星期一上第一堂课，星期二上第二堂课，诸如此类。我也有类似的课程表，负责英语和数学的教学；莫里斯教的是地理和历史。年幼的孩子（7岁到9岁）通常早上大部分时间都和他们的班主任待在一起，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去科学课或艺术课的教室。
没有学生会被迫上课。但是，假如吉米星期一来上了英语课，不过后来连续缺席，直到星期五才再次露面，那么，其他孩子当然会嫌弃他跟不上进度，因此很有可能因为他拖了大家的后腿而将他赶出去。
课堂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不过，学前班和低年级的学生会在 11点半吃午饭。食堂用餐必须分两拨进行，因此，教职员工和年龄大些的学生则是在下午1点半享用午饭。
整个下午都是自由活动时间。我不知道别人会在下午做些什么，不过我自己会在花园里劳作，很少见孩子。我看到小孩子在玩“黑帮”游戏。有些少年忙于制作电机、收音机和绘画。天气好的时候，大孩子会打打比赛。还有些孩子则在工作坊里忙碌，修理他们的自行车、造船或是玩具手枪。
下午茶在下午4点供应。下午5点，各种晚间活动开始。年纪小的学生喜欢听人读书。少年组的喜欢到艺术室去——绘画、切割油毡、做皮革制品、编制篮子。陶艺室里总有一群忙碌的人；事实上，几乎不论早晚做陶艺似乎都是孩子的最爱。高年级的孩子从下午5点开始工作。木工房和金属作坊每晚都人满为患。
星期一晚上，学生用家里给的钱去当地的电影院。星期四电影院换片子时，那些不缺钱的孩子就会再去一趟。
星期二晚上，教职工和大孩子会来参加我的心理学讲座。与此同时，年龄更小的孩子则有不同的阅读小组。星期三晚上是舞蹈之夜。舞曲可从一大堆的唱片中挑选。孩子都是很出色的舞蹈家，有些访客甚至说跟孩子一起跳舞会自惭形秽。星期四的晚上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大孩子一般会去莱斯顿或奥尔德堡看电影。星期五留给各种特别活动，比如排练戏剧什么的。
星期六晚上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晚上，因为这是学校全体会议之夜。会后紧接着就是舞会。到了冬季，星期天晚上是戏剧表演之夜。
做手工是没有课程表的。做木工也没有一定的课程。孩子只管做他们想做的东西。他们做的几乎都是玩具手枪、长枪、小船或是风筝。他们对燕尾榫之类的精细拼接兴趣并不大，即使是年龄大些的男孩也不喜欢做精致复杂的木工。没有多少孩子能对我的爱好感兴趣——锤打黄铜制作东西——毕竟，要做一个黄铜碗的话，你实在很难有多大的想象空间。
天气好的时候，夏山的男孩“黑帮”们很可能会跑得不见踪影，也许在最远的角落里专心致志地“干坏事”。但你能看到女孩总是待在屋里或房门附近，从不远离成年人。
你会经常发现艺术室里挤满了女孩，她们在那里画画，或是用织物做些漂亮的东西。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小男孩往往更有创造力，至少，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男孩说他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感到无聊，可有时我会听到女孩这样说。
让我觉得男孩比女孩更有创造力的原因，有可能是夏山也许更适合男孩而不是女孩吧。女孩到了10岁之后就很少再去金属作坊或木工房。她们不喜欢玩马达，也很难被电子组件或者无线电所吸引。她们有自己的工艺作坊，包括制作陶器、切割油毡、绘画以及缝纫，但对有些女孩来说这些还不够。男孩会和女孩一样热衷于烹饪。男孩女孩还会自己编写和排演他们的戏剧，连表演时的服装和布景也都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一般来说，孩子的表演都相当有水平，天赋颇高，因为他们的表演纯真而不卖弄。
女孩似乎也和男孩一样喜欢经常光顾化学实验室。工作坊是唯一一个不再吸引9岁以上女孩的地方。
与男孩相比，女孩在学校各种集会上的参与度要低一些，对此我拿不出很好的解释来。
直到几年前，来夏山的女孩年龄都往往偏大一些，我们收了不少来自修道院和女子学校的“问题儿童”。我从不认为这样的孩子会是自由教育的果实。这些等出了问题才把孩子送来夏山的父母，通常都是不认同孩子应该有自由的人，否则的话他们的女儿就不会出问题了。然后，当他们看到自己女儿身上的特殊问题已经在夏山得到修复之后，就又会将她送去“一所可以给她更好教育的学校”。好在近年来，我们能不断地接收真正相信夏山教育的女孩。这些女孩也是一群非常优秀的孩子，充满了活力、独创性和主动性。
我们偶尔会遇到因为经济原因而离去的女孩，比如，家里有哥哥或弟弟需要去昂贵的私立学校上学时，她就会被迫辍学，重男轻女的老观念实在是很难转变。我们也遇到过父母因为对孩子的占有欲和对夏山的嫉妒心而让女儿或儿子辍学的，他们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可能把对家庭的忠诚转移到夏山身上。
夏山一直以来都在艰难中跋涉。很少有父母能有这份耐心和信心，把孩子送来我们这所可以尽情玩耍而非努力攻读的学校。只要一想到等他们的孩子满了21岁之后便可能无法独自谋生，家长就忍不住满心不安。
到了今天，夏山的学生大多是父母希望他们能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这是最值得庆幸的情况了，毕竟以前我们接收的学生总是因为家里的顽固父母实在拿自家孩子没办法之后，才会在绝望中把孩子送到我身边来。这样的父母对孩子是否有自由一点兴趣都没有，暗地里恐怕也不过是把我们当作一群疯子。要向那些榆木脑袋解释清楚我们的理念，实在是不可能的。
我不由得想起一位想把他9岁的儿子送来夏山的军官先生。
“这个地方看来还不错，”他说，“但我有一个担心。我担心我儿子可能会在这里学会手淫。”
我问他为什么担心这一点。他道：“这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啊。”我很轻松地答道：“可这对你我都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对吧？”他听罢立即带着儿子转身离去。
还有一次，一位很有钱的母亲，在向我提了一个小时的问题之后，转头看向她的丈夫，说道：“我还是不能确定是否该把玛娇丽送到这里来。”我打断了她的话：“您就别发愁了吧，我已经替您做了决定。我是不会收她的。”
她不解，我只好向她解释说：“您并不真正相信自由教育。如果玛娇丽来了，我就不得不浪费大半的精力，向您反复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到了最后你肯定仍然不能信服。可这结果对玛娇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她将一直活在非常痛苦的两难之中：到底是该听从家里的，还是该听从学校的？”
最理想的是那些父母来看过之后这么对我说的家庭：“夏山是我家孩子的理想之地，没有哪所学校可以跟夏山媲美。”
我们学校创办之初，曾有过一段格外艰难的日子。我们只能收取中等家庭条件以上的孩子，否则整个学校就无法维持下去，毕竟我们身后并没有什么投资人。建校初期，曾有一位坚持不肯透露姓名的慈善家帮助我们度过了一两次的困难；稍后，一位学生的家长慷慨解囊，给我们送来了珍贵的礼物——一个新厨房、一台收音机、我们小木屋旁一个加盖的新侧间以及一个新工作坊。他是一个真正的慈善家，完全没有为此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不求任何回报。他只是简单地说了这么一句：“夏山给了我家吉米我最想给他的教育。”他叫詹姆斯·尚德，是儿童自由教育的真诚信奉者。
但是我们一直没能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这很遗憾，为此我们的研究对象只能局限于中等家庭以上的孩子。有时候，如果孩子拥有太多的金钱、太多的昂贵衣服，您很难看出这孩子潜藏的真正天性。假如一个女孩知道在她满21岁生日时就能获得一笔可观的财富，那么要探究她的本真天性并不容易。好在幸运的是，夏山从过去到现在出去的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被金钱宠坏。他们都知道离开学校后必须自己谋生。
在夏山，我们有来自镇上的女佣工为我们提供全天服务，只不过晚上她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中。她们都是非常努力的年轻女孩。在夏山的自由氛围中，没人会对她们吆来喝去，可她们总是比有人监管的女佣工干得更努力，工作完成得更好。她们真是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好女孩。在这些因为出身贫寒而不得不努力工作的女孩面前，我总是为自己深感羞愧，毕竟是我宠坏了好些来自富裕家庭的、“没有精力”收拾自己床铺的女孩。我也必须承认，我自己就很讨厌整理床铺。我找的蹩脚借口是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可孩子对此并不买账，他们嘲笑我说，“是啊是啊，大材不能小用”。
我不止一次地表示，夏山的成年人并不是孩子的道德典范。我们和任何人一样都是普通人，人性的弱点经常与我们所持的理论相冲突。在普通家庭中，如果孩子打碎了盘子，父亲或母亲就会大呼小叫——盘子变得比孩子更重要。在夏山，如果某个女佣或孩子打碎了一摞盘子，我什么也不说，我妻子也是什么也不说。不小心而已，不算什么事。可是，假如有个孩子借了一本书，却把它放外面淋了雨，我妻子就会很生气，因为书对她来说很重要。可这事在我这里却仍然不算个事，因为书对我来说没多少价值。但是，若有人弄坏了我的一把凿子，我肯定会大发脾气，而我妻子则不以为意。我很在乎自己的工具，但工具对她来说却意义不大。
在夏山，我们的生活永远是在“给予”。访客会比孩子更让我们疲惫，因为他们也希望我们能“给予”些什么。虽然给予可能比接受更有福，但无疑也更累。
星期六晚上的学校全体会议，总能显露出孩子与成年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这个群体中有大大小小的孩子，假如每个成人都为孩子牺牲自己的一切，那一定会彻底宠坏了这群孩子。比如，会上有成年人抱怨几个大孩子，因为他们在晚上熄灯时间过后还在大声说笑，让人实在无法入睡。哈利抱怨说他花了一个小时加工出了一块大门镶板，然后去吃午饭，可回来后却发现比利已经把那块镶板改造成了一个书架。我指责了几个借了我的焊接工具使用后没有还给我的男孩。我的妻子也表示了她的气恼，因为有3个小孩子晚饭后来找她，说他们还饿，她给了他们一些面包和果酱，可第二天早上她却发现走廊里躺着块面包。彼得满是伤心地控诉一伙坏家伙在陶艺房里干坏事，拿他最珍爱的黏土互相砸来砸去。如此这般，成年人的出发点和孩子的少不更事不断地发生着碰撞。但这样的争执永远是对事不对人，没有谁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人身攻击。这样的矛盾冲突反而让夏山充满活力。这里永远有事情发生，一年当中没有哪一天是索然无味的。
幸运的是，我们的教职工们都没有多少小心眼儿，虽然我承认我对自己的东西很有些小心眼儿。比如，我花了每加仑3英镑的高价买了一罐特质油漆，却发现那罐宝贝被一个女孩拿去给一个破旧床架上了漆，我真的心疼坏了。我对我的汽车、我的打字机、我的作坊工具都看得很紧。但是，我对人却大方得多。如果你对人心眼儿不够大，你就不应该去当校长。
东西损耗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想要遏止这一点只能靠引进恐惧。心力的损耗却不同，哪怕引进恐惧也无法遏止，因为一旦孩子提出了要求，我们就必须予以回应。我书房的门每天会被孩子敲开至少50次，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今晚是电影之夜吗？”“为什么不给我上一对一的课？”“你见过帕姆吗？”“伊娜在哪里？”这些都是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当时我并不会觉得有多累，尽管我们因此没有了真正的个人生活——原因之一也是这所房子的确不适合做学校，至少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毕竟小孩子都住在我们楼上；不过，到学期结束时，我和我的妻子总是累得筋疲力尽。
一个值得赞赏的事实是，我们的员工很少发脾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我们的孩子和员工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真的，那都是些令人愉快的孩子，我们都很少有机会发脾气。假如一个孩子能自由自在地表达他自己，他往往不再做些恼人的事情；他不再觉得故意招惹一个成年人发脾气有什么乐趣。
我们有一位对批评过于敏感的女老师，女孩便会故意逗弄她，可她们却从不去逗弄任何其他教职员工，因为除了这位女老师以外再没有谁会对她们做出反应。你只能去逗弄那些一戳就跳的人。
夏山的孩子也会表现出普通学校里孩子常有的争强好斗吗？呃，这么说吧，每个孩子在他的人生路上跋涉之时，都必须带上些争强好斗的劲头才行。我们在没有自由的孩子身上所看到的过度的争强好斗，其实是他们对来自周围的憎恶所表现出的过度的反抗。在夏山，没有孩子觉得自己被成年人憎恶，因此也就不必再去争去拼了。夏山但凡出了个好斗的孩子，必定是来自那些没人给予他爱和理解的家庭。
我小时候是在乡村学校里上的学，流鼻血的事情至少每星期有一次。以打架为形式的争强好斗是因为怨恨；满心怨恨的少年当然需要打架。当孩子处于没有什么可怨恨的氛围中时，他们就不再需要发泄。
我认为，弗洛伊德之所以强调人的侵略性，是因为他的观察对象本就是充满了侵略性的家庭和学校。你不可能通过观察拴着链子的猎犬来研究犬类心理学。同样，当人类被一条由一代代的人用怨恨塑造出的粗大链条拴住时，我们也不可能据此教条地“总结”出人类心理学来。我发现，在夏山的自由氛围中，完全没有像在严格的学校中孩子所表现出的那种狠劲儿。
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漠视生活常识。在夏山，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保障学生的安全。比如，只有每6个孩子有一名救生员在场的时候，孩子才能下水游泳；或者，11岁以下的孩子不得独自在大街上骑自行车。这些规定都是由孩子自己在学校全体会议上以投票形式定下来的。
但是，我们没有不许爬树的规定。爬树是生活教育的一部分；禁止一切有危险的行为只会使孩子成为懦夫。当然了，我们禁止爬房顶，禁止玩气枪，以及其他可能造成伤害的武器。在木剑课堂上每当孩子热血上头时，我总是很焦虑，坚持要用橡胶或布条把木剑的尖给缠起来，而且总是等到下课时我才能大松一口气。要在有道理的谨慎和没道理的焦虑之间划分出清晰的界限来，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学校里从没有哪个孩子算是我的“得意门生”。虽然我心底里难免对某些孩子有所偏爱，但我总能好好把这一点掩藏起来。也许，夏山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孩子觉得他们都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同等的尊重。我总是刻意避免以其他学校那种喜怒形于色的态度来对待学生。人们很容易因为自己的偏爱而把一只灰鹅捧成一只天鹅，把一个喜欢泼洒颜料的孩子当作是毕加索再世。
在我教过的大多数学校里，员工办公室总是一个充满了算计、仇怨和嫉妒的地狱之角。可我们夏山的员工办公室却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没有那些在其他地方经常会看到的恶意。在自由的氛围下，成年人也和孩子一样享受着快乐和善意。有时候，一名新来的员工对自由的反应也跟新来的孩子一样。他也许不刮胡子、早上赖床，甚至违反学校的规定。不过幸运的是，与小孩子相比，成年人适应新环境的时间总是短得多。
每隔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会给年幼的孩子讲述以他们自己为主角的冒险故事。我已经这么做了很多年了。我会把他们带去遥远的非洲、海洋的深处、云上的天空。不久以前，我让自己在故事中死掉了。夏山被一个名叫穆金斯的人接管了。他很严厉，课程被改成了必修课，如果有人敢说个“去你的”都会挨顿板子。我描述了他们如何顺从了穆金斯的命令。
此时，那帮3岁到8岁的小孩子对我的这番描述非常生气：“我们才不会！我们肯定都跑掉了！我们会用锤子锤死他！你以为我们受得了那样的人吗？”
最后，我不得不在故事中让自己活了过来，狠狠地把穆金斯踢出了门，才总算让那帮孩子心满意足。这些大多是从未经历过学校严苛管教的小孩子，他们的愤怒反应是自发的、自然的。当校长的居然不站在自己这一边，这样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极其可怕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夏山的亲身经历，也因为他们在自己家里的体验，毕竟妈妈和爸爸都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有一位美国来的访客，一位心理学教授，批评我们的学校是一座孤岛，太不合群，完全没有融入周围的社区。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我要在一个小镇上建立一所尽量与当地社区相融合的学校，那会是什么结果呢？在一百个家长中，能认同孩子可以自由选择上课的比例有多少？能认同孩子手淫权利的又有多少？不用说，很快我就只能放弃我的信念，做出各种让步了。
夏山是一座孤岛。它也只能是一座孤岛，因为孩子和家长往往住在离得很远的城镇里，甚至是海外。既然我们不可能只招收家在萨福克郡莱斯顿小镇的孩子，夏山也就不可能成为莱斯顿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我还需要赶紧补充一句：夏山其实也不是莱斯顿小镇中的孤岛。我们与当地人有很多接触，双方的关系十分友好。只不过从根本上说，我们不算是社区的一部分。我从来都没想过让当地报纸发表有关我们夏山毕业生的成功故事。
我们也会和镇上的孩子玩游戏，但我们的教育目标却与他们的家庭相去甚远。我们也不信奉宗教，与镇上的宗教团体没有任何联系。假如夏山是小镇社区中心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必须承担起向学生进行宗教教育的义务。
我深感那位美国朋友没有意识到他的批评意味着什么；可我却觉得这背后的意味是：尼尔是一个反社会的人；他的教育无助于将社会融合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无助于改变整个社会对儿童心理学的无知状况，无助于消弭横亘在生命与反生命、学校与家庭之间的鸿沟。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不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改革者，我只能向社会高呼驱除仇恨、惩罚与迷信的必要性。虽然我将自己对社会的想法写了下来、说了出来，但是，假如我试图以具体的行动来改造这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像驱除公害一样将我驱除。
假如我试图建立一个青少年可以自由享受性与爱的社区，那么我会被当作一个诱骗孩子不道德的教唆犯，要么被囚禁，要么被干掉。我讨厌妥协，可在这里我不得不妥协，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主要工作不是改造这个社会，而是帮助少数几个孩子去追求幸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