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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山，我们曾经有过一条校规，规定每个 12 岁以上的学生以及所有教职员工都必须每周在工地上干两个小时的活儿。薪水只是象征性的，一小时只有5分钱。如果有谁不肯干活儿，他就会被罚款1毛钱。只有包括老师在内的少数几个人愿意交罚款，而那些干活儿的人也大多边干边盯着远处的码头。劳动过程中没有半点乐趣，因此每个人都觉得十分无聊。这条校规于是被拿出来重审，孩子当即几乎以全票将其废除。
几年前，我们需要在夏山增添一间医务室，并决定由我们自己用砖头和水泥加盖出这间屋子来。我们当中没人懂怎么砌砖，但我们还是开了工。不多的几个学生过来帮忙挖地基，推倒了一些旧砖墙取砖头。但孩子要求支付工钱。我们拒绝了。最终，医务室是由老师和来访者建造完工的。这份工作对孩子来说太没意思了，而且对医务室的需求，在他们看来也太虚无缥缈了。他们不认为修建医务室能带来什么好处。但是过了一些日子之后，他们想要一个自行车棚了，于是自己动手搭建了一个，完全不需要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帮助。
我这里描写的，是孩子的本真形象，而不是我们成年人认为他们应该的样子。他们的集体意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需要等到18岁甚至更大些才能建立起来。他们只对眼前的利益感兴趣，至于以后才会出现的未来利益，他们是看不见的。
我从未见过一个懒惰的孩子。所谓的懒惰，要么是缺乏兴趣，要么是缺乏健康。一个健康的孩子是不会让自己闲着的，他必须一天到晚都做些什么才行。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但被老师宣判为懒惰的小家伙。他对数学毫无兴趣，可是学校里的课程要求他必须学习数学。他当然不乐意学了，所以他的数学老师便认定他很懒。
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如果一对爱侣出去约会的形式是每天晚上一起跳舞，那么等于他们每天晚上走了 25 英里的路。可他们并不觉得有多累，甚至完全不觉得累，因为他们整个晚上都在感受快乐——假如他们的舞步能配合默契的话。孩子也是如此。上课时像个懒虫一样的男孩，能在足球场上一口气跑个几英里。
我发现，让 17 岁的年轻人帮我种土豆和洋葱是行不通的，尽管这些小伙子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去洗车、修车，或是制作收音机。我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有一天，我在苏格兰帮我弟弟打理他的花园时，忽然领悟了其中的道理。我干这活儿一点儿也不开心，问题就在于这个花园于我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我的花园对于夏山的小伙子们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他们摆弄的自行车或收音机，对他们来说却是很有意义的东西。真正的利他主义要等到他们长大以后才能培养出来，而且其中仍然始终少不了利己的因素。
小孩子对待劳动的态度与青少年完全不同。夏山从 3 岁到 8 岁的低龄学童，会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干活儿，和水泥、运沙子、清砖头；他们任劳任怨，不计回报。因为这让他们觉得自己跟成年人一样能干，美好的幻想与现实由此融为了一体。
但是，从八九岁到十九二十岁，他们就不再愿意做枯燥无味的体力活儿了。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如此，尽管也有一些孩子从小到大都喜欢干活儿。
事实上，我们成年人支使孩子干活儿的次数太多了，诸如：“玛丽茵，把这封信投到外面的邮筒里去。”每个孩子都讨厌被父母如此支使。大多数小孩子都能隐约意识到，他吃饭穿衣都是由父母代劳了，他只管张口或伸手就行。他还觉得这样的照料是理所当然的，是他应有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他被期望着且不得不去完成好些没完没了的、无聊琐碎的、令人讨厌的、他父母自己都懒得去做的家务事儿。
我曾经读过一篇报道，说美国有一所学校是学生自己建造的。我曾经认为这是最理想的方式。然而，您一想就能明白，那不会是完全由孩子“自己”建造的，而是一定有一位风度翩翩、慈祥和蔼的绅士，充满权威地站在旁边，兴奋地大声地鼓励着他们。一旦没有了这样一个权威人物，孩子根本就不会自己修建学校。
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理性的文明社会至少不该要求18岁以下的孩子从事劳作。大多数男孩和女孩在18岁之前都会做很多事情，不过那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乐趣，很可能在父母看来是不值得去做的事情。每当我想到学生为了准备高考而必须付出极大的辛劳，我便总是倍感沮丧。据我了解，在“二战”前的布达佩斯，近 50% 的学生在完成高考之后要么生理上要么心理上陷入了崩溃。
总是不断传来夏山的毕业生们在工作岗位上获得好评的报告，人们都说他们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些男孩女孩在夏山时已经走出了不切实际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阶段。尽管还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已经能够面对生活中的现实，不必在潜意识中继续渴望孩童时代的嬉戏玩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