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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融入自由氛围的一对一谈话

从前,我的主要工作不是教学,而是跟孩子进行一对一谈话。大多数孩子都需要心灵的关怀,不过,总有一些刚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孩子,更需要用一对一谈话来帮助他们融入我们的自由氛围。如果一个孩子的心灵被束缚,他就无法适应自由教育。

一对一谈话,往往是在围炉边的闲聊。我坐在那里,嘴里叼着烟斗;抽烟经常是打破冷场的好方法。

有一次,我邀请了一个14岁的男孩跟我谈话。他刚从一所传统的公立学校转来。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已经被尼古丁熏黄,于是拿出了我的烟盒,朝他递过去。“谢谢!”他说,“先生,我不抽烟。”

我笑眯眯地说:“拿一根吧,你这骗人的家伙。”他拿了一根。我这话有一箭双雕的作用。他从前的校长是严肃而刻板的人,所以他肯定说了不少谎话。我给他香烟表明同意他抽烟,称他为“骗人的家伙”表明我跟他是平等的。我也在打碎他心目中权威校长的形象,让他知道我不会生气。真希望当时有个相机,能拍下他脸上精彩的表情。

他是因为偷东西被以前的学校开除的。“听说你挺会骗人的,”我说,“要是骗铁路公司的钱,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先生,我从没想过去骗铁路公司的钱。”

“嘿!”我说,“那怎么行,你可一定要试试。我知道好多种方法。”然后我就说了几种。他听得目瞪口呆,以为自己进了疯人院,校长居然告诉他如何成为一个更高明的骗子。多年以后他告诉我,那次谈话给了他很大的震撼。

什么样的孩子需要个别谈话呢?我来举几个例子。

幼儿园老师露西来找我,说佩吉看起来很不开心,很不愿跟人打交道。我说:“好吧,告诉她到我这里来个一对一谈话。”

佩吉来到我的客厅。“我不想要一对一谈话,”她一边坐下,一边对我说道,“那要多傻有多傻。”

“说得不错,”我表示同意,“还浪费时间。我们才不那么干呢。”

她对我的态度挺满意的,过了一会儿说道:“要是只谈一会儿,我还是可以的。”这时候,她已经坐到了我的膝盖上。我问了些关于她爸爸妈妈的事,并着重问了她弟弟的事。她说他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小烦人精。

“肯定很烦人的。”我表示认同,又问道,“你觉得妈妈更喜欢他,而不是更喜欢你,对吗?”

“她对我俩一样喜欢,”她很快地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反正吧,她自己是这么说的。”

有时,与另一个人争吵会引发孩子不愉快的情绪,不过,更多的时候还是家里的一封信所引起的烦恼,比如信中谈及家中兄弟姐妹有了一个新布娃娃或是一辆新自行车。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佩吉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若是一个刚来夏山的新生,事情就没这么容易了。我们有个 11 岁的孩子是医生送来的。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才让他克服了说谎和恐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多数年幼的孩子不需要定期重复这样的一对一谈话。若是需要安排定期谈话,那么由孩子自己提出要求是最理想的。一般都是年龄稍大些的孩子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偶尔也有年幼的孩子提出要求。

16岁的查理觉得自己在同龄伙伴面前抬不起头。我问他,他感到最自卑是什么时候。他说是在大家洗澡时,因为他的生殖器官比其他人的要小得多。我向他解释了他对此的恐惧是怎么来的。他家里有6个姐姐,他是家中老幺,人人都比他大得多,他最小的姐姐也比他大了整整10岁。父亲已经去世,姐姐们掌控着家里一切大小事务,这个家成了一个女人得势的地方。因此,查理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女性,这样他就可以拥有强大的力量了。

经过了大约10次一对一谈话之后,查理不再来找我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来了,他高兴地答道:“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啦。我的家伙什儿已经长得跟博尔特的一样大啦。”

只不过,在这不长的心理治疗过程中,我们所触及的远不止这一点。曾有人告诉查理,如果他手淫过,那么长大之后就会患上阳痿。他对患上阳痿的恐惧已经影响了身体健康。这样的心理治疗之所以能对他起作用,还因为我们的谈话消除了他对手淫的罪恶感,以及对阳痿这愚蠢谎言的恐惧心理。一两年之后,查理离开了夏山。他如今是一个健康而快乐的人,正走在美好的生活之路上。

西尔维娅有一个十分严厉的父亲,从不肯夸赞她一句;相反,父亲整天都在批评她、指责她。她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能得到父亲的爱。她坐在我的房间里,一边讲述着她的故事,一边忍不住泪水涟涟。以她的这种情况而言,我很难帮到什么,毕竟分析她的心理并不能改变她的父亲。只能等到她长大了,可以自己独立出去了,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不过我告诫她说,如果仅仅是为了逃离父亲而把自己嫁出去,那么她很可能会嫁错了人。

她问道:“什么样的人是我嫁错了的人?”

我答道:“像你父亲这样的人,一个会虐待你的人。”

西尔维娅的案例让我十分伤感。在夏山,她是一个活跃而友善的女孩,从不冒犯任何人;可是在家里,她却被斥为恶魔。显然,需要做心理分析的是她父亲,而不是她这个做女儿的。

小弗洛伦丝的问题是另一桩我为之束手无策的事情。她是一个私生女,但她不知道。我的经验告诉我,每个私生子女都会在潜意识中知道自己是私生子女。弗洛伦丝肯定知道她的身世里面有些谜团。我告诉她母亲说,要想驱除她女儿内心的苦闷和怨恨,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她真相。

“但是,尼尔,我不敢啊。这事对我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我告诉了她,她会管不住自己的嘴的,这样的话我母亲就会把她从遗产分配名单中剔除掉了。”

唉,好吧,恐怕我们只能等到这位祖母走了之后,才能帮助小弗洛伦丝除去心病了。既然必须掩盖这么一个重要的真相,那我还真是什么也做不了。

有个20岁的大男孩回到夏山,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他要我给他来几次一对一谈话。

“可当初你在这里的时候,我给了你好几十次吧。”我说。

“我知道,”他难过地说道,“可那几十次我都没好好用过心,但是现在我真的很需要跟您谈谈。”

如今的我已经不常以这种形式对孩子进行心理治疗了。面对一个普通的孩子,只要你讲清楚了有关出生和手淫的问题,也让孩子看明白了他的家庭环境是如何催生了仇恨和嫉妒之后,你也就没多少可做的事情了。要治愈孩子的神经质问题,则需要帮助孩子释放出他的情绪来,而假如只是向孩子解释精神病学理论并告诉他说他有什么心结,那是不可能治愈他的心理疾患的。

记得有一个15岁的男孩,我曾想要帮他解开心结。一连几个星期的一对一谈话中,他都一直默默地坐在我的客厅里,最多说一个字当作回应。在又一次的一对一谈话时,我决定用激将法,对他说道:“我要告诉你今天早上我对你的看法。你是个既懒又蠢、既自以为是又满肚坏水的傻瓜蛋。”

“我?傻瓜蛋?”他气得满脸通红,张口说道,“那你呢?你以为你又是啥?”从那一刻起,他便能正常说话了,而且还总能说到点子上。

接下来是一个名叫乔治的11岁男孩。他父亲是格拉斯哥附近一个村庄里的小商人。这个男孩是由他的医生推荐过来的。乔治被一种非常强烈的恐惧感摄住了心灵。他十分害怕走出家门,即使到本村的学堂里去也不行。每当他不得不走出家门时,他总会惊恐地尖声号叫。他父亲这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弄来了夏山。他哭喊着,紧紧抱住父亲,不让父亲回家去。我于是建议他父亲先在这里住几天。

我已经从那位医生那里得知了乔治的病史。以我的眼光看来,那位医生的意见非常正确,措施也十分对症。此时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让乔治同意放父亲回家。我试图和乔治谈话,但他只顾一味地哭着说要回家去。“这里就是一座监狱。”他哭道。我决定不再理会他的哭叫,继续说下去:

“当你4岁的时候,你的弟弟被送去了医务所,然后躺在棺材里被人送回了家(哭声更厉害了)。你这么害怕离开家门,是因为你害怕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会躺在棺材里被送回家(哭得更大声了)。可这还不是重点,乔治,我的孩子,重点是你杀了你的弟弟!”

听到这里,他激烈地大声抗议,说要过来踹我。

“你没有真的杀了他,乔治,但你认为他从你母亲那里得到的爱比你得到的更多,因此有时候你很希望他能死掉。当他真的死了时,你感到了一种十分可怕的罪恶感,因为你认为是你的意念害死了他;而一旦你走出家门,上帝就会因为你的罪孽而杀了你。”

他的哭泣声止住了。第二天,他虽然在车站又哭闹了一场,但到底放他父亲回家去了。

乔治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克制住了对家乡的思念。但是,过了18个月之后,他却坚持独自一人回家去度假——就他自己,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穿越了整个伦敦,然后再这么独自一人一路辗转回到了夏山。

我越来越相信,带有心结的孩子只要能活在自由的氛围中,心理治疗就不再有必要了。只不过,以乔治这样的情形而言,仅有自由的氛围还是不够的。

以前我曾跟偷东西的孩子进行过一些一对一谈话,也的确看到了治疗效果;可是,我也遇到过不肯跟我谈话的小偷娃,在夏山度过了几年的自由生活之后,我发现他们也一样被治愈了。

在夏山,爱治愈着一切;是对孩子认可、给孩子自由、允许孩子做他自己,治愈着一切。我们的45 个在校生中,只有一小部分跟我有过一对一谈话;我也越来越相信,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好的治愈效果。因此,我让孩子更多地去做手工,去演戏,去跳舞。

需要申明的是,我跟孩子一对一谈话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孩子释放情绪。如果有孩子不开心了,我会跟他来一次谈话;但是,如果有孩子总学不会识字,或是讨厌上算术课,我是不会给他做心理分析并试图治愈他的。在不断跟孩子进行这类谈话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某个孩子之所以读不进书的根源往往在于他母亲反复敦促:“你要像你弟弟一样,做个聪明能干的好孩子”;或者,某个孩子之所以痛恨算术的根源往往在于他过去的老师给过他压力。

很自然地,在夏山所有孩子的心目中,我成了父亲的象征;我妻子则成了母亲的象征。在跟孩子交往中,我妻子的境遇比我更糟糕些,因为她得到的是女孩在潜意识中对母亲的怨恨,而我得到的却是她们的爱。男孩会把他们对母亲的爱转给我妻子,也把他们对父亲的怨恨转给我。只不过,男孩不太容易像女孩那般表达心中怨恨,是因为他们更喜欢以各种“粗暴”的动作来发泄怨气,而不是与人打交道。比如,一个生了气的男孩会朝着他的球狠狠踢来踢去,可一个生了气的女孩则会对着象征母亲的人说一大堆刻薄的话。

不过,平心而论,我必须说,女孩的这种讨嫌行为,一般来说仅限于一定的时段之内。换句话说,真正很难打交道的女孩,都是在青春期前后一两年间的孩子,但并非所有的女孩都会经历这个棘手阶段。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以前学校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她们的母亲对待权威的态度。

在谈话中,我会指出孩子对家庭和对学校的反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任何对我的指责,我都会解释为那孩子对父亲有怨气;任何对我妻子的指责,我也会让孩子明白那是他对母亲不满。我尽量只做客观层面的分析;若是进入主观的深度,这对小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做出主观的解释也是有必要的,比如简的情况就是如此。13岁的简有次在学校里四处告诉别人说我让他们去见我。

我于是有了一连串的小访客——“简说你想见我。”后来我告诉简,她之所以四处叫别人来见我,其实是因为她自己想见我。

在这种一对一谈话中,我会用些什么技巧呢?其实我没什么具体设定。有些时候,我会从提问开始,比如:“照镜子的时候,你喜欢自己的脸吗?”答案似乎从来都是否定的。

“你最讨厌脸上的哪个部位呢?”答案似乎也从来都不会变:“我的鼻子。”

成年人也会给出同样的回答。外部世界中的任何人的脸代表的是那个人。我们想到了某个人时,想到的就是他的脸;我们与某个人交谈时,我们也看着他的脸。如此一来,脸就变成了一个内在自我的外在表象。当一个孩子说他不喜欢自己的脸时,他其实指的是他不喜欢他自己。于是,我的下一个问题就会撇开他的脸,直指向他自己。

“你最讨厌自己什么地方呢?”我问。

通常,答案都跟身体各部分有关:“我的脚太大了。”“太胖了。”“太矮了。”“头发好难看。”

我从不对此给出我的评语,也就是说,从不认同他或她是太胖还是太瘦。我也不勉强孩子说什么或不说什么。如果孩子继续对身体感兴趣,我们就继续往下聊,直到再没什么可聊的,然后我们就会再次转向孩子自我本身。

我也经常从做小测试开始:“我这里写了几道问题,算是对你做的小测试吧。你给自己打上你认为合适的分数。比如,你打比赛的本事有多大,或是你有多勇敢等。按百分计,看你想给自己打多少分。”然后,小测试就开始了。

下面是对一个14岁男孩的测试内容。

长相:“不太好,大概打45分吧。”

聪明:“嗯,有60分吧。”

勇敢:“25分。”

忠诚:“我从来不让朋友对我失望,打80分。”

音乐:“0分。”

动手能力:(回答含糊不清)

心中怨恨:“这个太难了,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玩游戏:“66分。”

与人交往:“90分。”

愚蠢程度:“这个,打190分!”

当然,孩子的回答为继续谈话提供了机会。我发现最好从孩子的自我感受开始,这往往容易引起孩子的兴趣,然后再谈到他的家庭时,孩子就不难以开口了,而且很有兴趣。

跟年幼的孩子谈话时,就更需要随机应变了。我会跟着孩子的兴趣来。

下面是我跟6岁的女孩玛格丽特的第一次谈话,这样的情形非常典型。她走进我的房间说:“我想要和你谈话。”

“好的。”我答道。

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什么是一对一谈话?”她问。

“不是吃的东西,”我说,“不过,我口袋里应该有块糖,我找找。啊,在这里。”我把糖递给她,然后问道:“你为什么想要谈话呢?”

“伊芙琳和你谈过话,所以我也想要谈话。”

“好,那你开始吧。你想谈什么呢?”

“我有一个洋娃娃,(停了一下)你壁炉架上的那个东西是哪儿来的?(她显然不想等我回答,又问了下一个问题)你住进来之前,谁住在这房子里?”

她的一连串问题表明,她渴望了解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我猜想很可能是关于孩子出生的问题。

我突然问她:“小宝宝是从哪里来的?”

玛格丽特立即起身走向房门,边走边说:“我不喜欢一对一谈话。”说完就离去了。但是几天之后,她又来找我,想要跟我谈话。于是,我们慢慢展开谈话。

6岁的小汤姆也愿意跟我一对一谈话,只要我谈话时不提“粗鄙”的事情。最初3次谈话都是说着说着他就气咻咻地出去了,我知道那是为了什么。我知道其实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粗鄙”的事情。他也是“禁止手淫”的受害者之一。

许多孩子从未跟我有过一对一谈话,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孩子都是没有被父母的谎言和说教所荼毒过的健康成长的孩子。

心理治疗往往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谈话过后的一段时间内很难从孩子身上看到什么,通常要等一年左右才出成果。因此,尽管有些高年级孩子在“烘烤到半熟”时就已经离校,可我从未对他们能否在以后“熟透”感到悲观。

汤姆是一个转学生,因为他在另一所学校里表现很糟。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跟他进行了高强度的一对一谈话,可一直都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当他离开夏山时,给人的感觉是他这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但是,一年之后,他的父母来信说,他突然决定要当一名医生,而且已经进大学刻苦攻读去了。

比尔的情况当时似乎更让人绝望。我跟他的一对一谈话足足持续了3年,可是很显然,他18岁离开夏山的时候,仍是一个找不到目标的年轻人。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终于,他决定要成为一位农场主。我后来听到的所有消息都说他做得非常好,并且十分喜爱他的工作。

一对一谈话其实是一种再教育,其目的是打破所有因道德和恐惧心理造成的心结。一个像夏山这样以自由教育为宗旨的学校,哪怕没有一对一谈话,也能有不错的教育效果。这些谈话无非是推进再教育的进程,如同在夏季来临之前进行春季大扫除一样。 PPvWXicodHqsd/5jpmcqalkSJbgCs6qMxbkoogZB2nOtTXrFtRPOGjaJX+hxQV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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