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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有先生去世了，我听到消息很突然。那天下午我正好在北大历史系参加一个小会，听到了传言，还不太相信。直到晚上郭润涛教授给我发短信，我才敢确认。在那个晚上，我的头脑有点乱。
我之所以将这篇纪念文章放在《记何芳川先生》一文之后，是我那天参加何芳川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说要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何先生。王天有先生听到后，立即说：“小茅，等我死了以后，你也要给我写一篇的。”我当时口头上答应了，心中并不以为然。说什么呢，这还早着呢。
答应了，就是要写的，但我几次开头，都不想再写下去，心情比较沉重——毕竟只有68岁，比我只大十岁，在现代社会中、在北京的医疗条件下，这个岁数离去，早了一点。
我在前文中已经谈到，王天有先生是对我多有帮助的人，是不能忘记的。在我和他初次接触后不久，便同意我到北大的调动。过了一段时间，他让系里管人事的刘隐霞老师，去近代史所外调。又过了一段时间，他通知我，北大升职称须得考计算机，那时我对计算机还不太灵光，于是1998年夏天在北大计算中心学习两个星期——尽管我还不是北大的正式员工，而且学的是WPS操作系统。
从近代史所调往北大的过程，稍稍长了一点。其中的原委，说出来都不会有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方面提出，一、可以评完职称再走；二、可以用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身份去日本庆应大学访问。而在这段时间，北大一直对我开放着，我随时可以去报到。到了1999年4月，我从日本回来、在社科院评完研究员职称，再到北大去报到，见到了王天有先生。他当时对我说的话，说出来也不会有人信：北大实行内部管理制度，工资只发百分之七十，剩下的须经过考核再发，由此我第一月收到的只有八百多元。他让我看了工资卡后说千万别急，还有百分之三十以后会发的。
我在北大的九年，是人生中最为愉快、最有成效的一段生活。当时我刚刚换了研究课题，一连三年没有发表论文，系里的领导没有人来说我。我因为在北京事务太多，没有时间写作，便经常跑到海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以致罗志田教授一见面就讽我为“国际学者”“境际学者”，系里的领导没有人来说我。我上课、培养研究生完全照着自己意图来，不太去理会各种规定（当时的规定好像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系里的领导没有人来说我。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个人的学术事业是开展的，是向上的，今天回过头来看也是富有成效的。一所好大学的本质，也由此表现出来。我离开北大后，外间有一些传言，多为不确。我回上海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照顾父母。也正是北大期间的这种愉快与效率，使我一直对引我入彼的王天有先生心存感激。每年春节，我若在北京，必会拜访两人，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我与王天有先生、郭润涛教授曾多次愉快地喝酒。
王天有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没有去参加，一方面是我当时已经回上海，另一方面也有点怕见旧人。参加了朱维铮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后，我已经不太想再参加此类活动，一次次地告别，似乎也意味着在彼岸的重聚。
王天有先生的为人、行事与学术，当由对他更为熟悉的人来写，这里所写的只是他对我的私惠。这些年来，我写了一些去世的人，多为记录私惠和私谊，而不敢去做什么“盖棺定论”式的评价。看来以后此类私惠和私谊的话，似也应少说一些。有人也由此称我所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死去的人。活着的人，我也写过一些，说过一些，但更不方便多写多说了。
2013年3月29日于东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