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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送走了何芳川先生，回来的时候觉得心里难受，于是约了老友郭润涛教授来陪我喝酒。在北大南门外的“九头鸟”，要了一瓶“白云边”，我一下子喝了半斤，醉了。
我的年龄也不小了，送走别人时也常常牵带上联想自己。该写点东西了，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记下来。何芳川先生多惠于我，更是不能不记。
1997年底，我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小有受累，心情不好，有意移位，通过郭润涛教授找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天有教授。记得是在1998年春，在北大二院一零八会议室，我们三个人的谈话。谈完之后，王天有教授便找了何芳川先生，他当时是北大负责文科的副校长，由他们两人定计，决定调我入北大。可是消息传出之后，各种告状也来了，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王春梅与王天有主任也有点压力，两位系领导之所以能这么做，也与何先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所有这些，我当时并不知道。到了后来，杨奎松教授再调入北大历史学系，王主任的接任者牛大勇主任为此又多花了许多的力气。
1999年春到了北大之后，我已听说何芳川先生为了调我是出了力的，但我当时还不认识他。以我的习惯与经验，人家是校领导，最好能躲远一点，在下位不援上。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人是对不上号的。
2000年4月，《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召开一个会议，谈西方学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主编曾业英教授约我去，嘱我多发言。那是一个下午，牛大勇教授打电话给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当我说明情况后，牛教授通知我两点，一是不要参加任何会议，二是不要发表任何演说。他还隐隐约约地说了一些话。十五分钟后，正轮到我发言，于是我便言不及义地谈了十分钟。桑兵教授当时便称：“茅海建说话听不懂。”回到北京后，听说是在某个会议的一份文件点了几个人名，其中有我，并称茅海建调到北大后得以重用，升为教授。据郭润涛教授告我，何芳川先生知道此事后，即以北大党委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据说是王天有起草的），称此事是搞错了。何先生还吩咐牛大勇，此事不要对茅海建说，以免增加他的压力。
也就在此事后不久，北京大学召开“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在吴家花园的国务院招待所进行。我记得最后一天的大会，各小组在汇报，我却在会场外的食堂里看到了他。只见他一个人静静坐着，似在思考，看见我，对我笑了一笑。没过几分钟后，会议进行闭幕式，由他来做整个大会的总结。听了何先生的发言，我简直大吃一惊——他用六七十年代对于“五四”的标准话语，批判了八九十年代以后对“五四”的各种否定或赞扬意见。我想，若是如此按照何先生的话来办理，“五四”可以不要再研究了。我也一下子记住了他的相貌。会后我听说，当时校方的压力非常大，在会上也有各种各样不必或不该参加这次学术会议的人，如果这次会议被政治化，北大的处境会不太好。于是，我又看到了另一个面相的何先生。
虽说从此互相认识，但我和他之间并无交流，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2004年1月，我为《戊戌变法史事考》作自序，其中写了一段话：
感谢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两个机构服务时关心照顾我的诸多前辈，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王庆成教授、曾业英教授、朱东安教授、何芳川教授，而何教授，我几乎从未与他说过话。
后来我与罗志田教授谈起2000年4月的事情，他立即联想起这一句话，问我是否为此事而感言。
我与何先生交谈最长的一次，也不到五分钟，那是2005年北大历史系在杏林宾馆举行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集中学习，牛大勇主任将会议改造成为学用结合、创办一流历史系的大讨论。那一天晚上，何先生准备回家，在大堂里我与他坐了一会儿，只是听他山高水阔地说，发现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甚至激情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为人谦和的人。
我与何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5月，我与罗志田教授从系里回家，就在静园的路上，我们看见了他。他先看见了罗志田，便打趣说，要在学术上“追随在罗教授之后”。后又看见了我，也说了同样打趣的话。三个人都笑了，谁又能想到这会是最后一面呢。
得知何先生生病的消息，我立即打电话给牛大勇教授，言语已无伦次，称牛教授为“何老师”了。我还想起，一次系里请林毓生先生吃饭，我坐在何先生旁边，他与我谈何兹全老先生能吃饭的事，更谈他爱吃炒鸡蛋，尤其是蛋炒饭，但在家里受到了限制等等。他的身体很好，家族又有长寿的纪录。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谁又能想得到呢。
今天的送别仪式上，我看见了王天有教授，他对我感慨地说：“好人不长命啊。”王先生的身体也有点问题，我只能提醒他，不要再出事了。
2006年7月5日于大屯
2013年3月29日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