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朱维铮先生

朱维铮教授刚去世不久，我的学生便立即给我发了E信；而我当时的感受很难形容，虽然早听说已经病情转重，但一直没有去看他——害怕看见他的衰病虚弱相，总觉得在脑海中永远保留下他那种意气张扬、才思锐捷的记忆，会更好一些。

我第一次听到朱先生的名字，还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日子，导师陈旭麓先生言及复旦大学中年骨干，提到了朱维铮的名字，称其才思甚锐。我毕业后到北京，一次回上海见陈先生，他又谈起朱先生的新著《走出中世纪》，多有赞语，并称其书名可改为《轰出中世纪》。那本书初版的封面设计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黑色，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里面的文章也让我感到了力量。然我当时的研究兴趣，是两次鸦片战争，与朱先生的学术专攻还有较远的距离，虽感受到其才学灵敏与思考深度，但毕竟还没有学术思想上的直接共鸣。

1997年2月，我还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一次回上海，朋友刘申宁君提议一起去看朱先生。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在一所日本式的老房子里，各种书籍杂乱地摆放着，到处都是，强烈的阳光射进窗来，也只有一丝淡淡的暖意，三个人坐在很旧的沙发和小椅子上，只有他一个人在海阔天空地谈论，一副意气张扬、才思锐捷的模样。晚餐在他家附近的小餐馆，他与店主很熟，点菜时不看菜单，喝的是黄酒。他说，下午起来没多久，这一顿饭可算是早餐，也算是午餐，此后才是工作时间，由此不能喝白酒，不然又要睡去了。初次交谈有好几个小时，内容我也不太记得了，只觉得他是善谈的人，只要你提出一个问题或一个想法，然后就可以不说话，静静地听着。我当时因《天朝的崩溃》稍受小累，他也知道此事，却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善解人意地不提此事，而多次言及他对陈先生的回忆，让我感到了温暖。他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求索真文明》，我今天能那么肯定初次见面的日子，是他在那本书上题签的日期。

也就在此时，我的研究转向戊戌变法，开始阅读朱先生关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著述，也开始注意他的言论。1998年，戊戌百年的一个会议在京西卧佛寺举行，朱先生有一个长篇的即席发言，有两点我记得很清楚：其一是戊戌变法已经一百年，但这一百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到现在还搞不太清楚；其二是《康南海自编年谱》应复名为《我史》，是康有为版的《我的奋斗》。前一点我写入《戊戌变法史事考》的序言之中，后一点我在九年后曾当面向他提起，他却说已经不记得了。此后的几次见面都在北京的学术会议中，我因很少参加会议也很少相见，有一次他提起此事，称为何见面不多，我说“只闻燕飞过”。

我真正认识到朱先生的才识学力，是为康有为《我史》作注之时。也算是我的运气，2006年秋天我看到了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康有为《我史》原稿本，突然发现朱先生对于康有为《我史》原文的责疑：关于康的家世，关于康著《公理书》或《人类公理》，关于大同思想，甚至关于阅读邸报的内容、关于光绪十五年顺天府乡试之误记等细节，竟然能从《我史》的原稿本上得到完全的证明。虽说对《我史》的记载表示怀疑的学者，也有数位，但没有一个人敢像朱先生那样不加注释甚至不加说明而直截了当乃至口吐真言式地驳斥当事人自己的回忆录，真是让我敬佩。于是，我在《“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中极为感慨地写道：

“朱维铮虽非以新史料的发现者而著称，然解读史料的能力强，许多旧史料能在他的眼中识出差异与新意来。其作《康有为在十九世纪》，对康的生平多有考订，也发现康在《我史》中多处作伪。

“……我想，朱维铮、汤志钧等人看到了这些内容，自然会心而悦，他们当年睿智的校读、考证与猜测，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我在四天的阅读过程中，随读而多有随感。朱维铮、马忠文等人敢于作大胆怀疑，其研究似可在手稿本中得到相当大的支持，而当时他们的手中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这里又牵涉到应如何理解康有为的基本思路。康是一个非常之人，进入他的内心须得行非常之道，对于康说似应不能不信，不可全信，曲曲弯弯，长久读其文，长久思其意，方有可能识别康说而得心解。当然，所有的心解都不会是历史研究的最后结论，最终还需要进行证明。”

我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访问，打电话给他，也找到了他的E地址，将我的《阅读报告》发送给他。我那时才知道，王医生当了他的助理。

2007年的初夏，我回上海省亲并办理私事，在复旦大学谈完事后，去了朱先生的新家。由于是一个人去，他怕我不认识，电话中再三告诉我，位于“肺科医院”之旁。还是一个下午，还是一次长谈，人已相熟，谈锋依旧，我仍是大多数的时间在当听客，然环境却是大变，厅室光亮，桌几洁净，也显得他更精神一些。我多次提到《我史》手稿本可证明他智慧的判断，他只是轻轻说了一句，那也算不上什么。晚上是在他家吃的饭，喝的仍然是黄酒，做饭的是王医生，我是第一次见到她。由于比较熟悉了一点，我便提出什么时候可以大喝一次白酒，可按照他的工作习惯，早上三四点才睡，谁也没有办法相约在清晨来他个一醉方休。那次进门和出门时，我都看到了“肺科医院”，没有想到他的后来与这家医院会有这么大的关系。

2008年的春天，我因家事之责任而从北京大学调回华东师范大学，正值家中不幸，不愿意出门，也不愿见客。朱先生后来听说我回到上海，便向他人指责我，说我既不报告也不去看望云云。我听到这话，自然很紧张，立即给他打电话。这一年的秋天，我第三次去拜访他。又是一个下午，又是一次长谈，喝的又是黄酒，王医生给我们包了好吃的饺子。

2010年9月，我听说朱先生手术的消息，与张济顺书记一起去看望他。他出院未久，精神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依然那么健谈。那一次由于拜访病人，没有多谈，连黄酒也没有喝，但感觉他像是渡过了难关，将来的情况自然会有好转。离开朱家后，我到附近的书店去看书，却静不下心来，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坐了很久……

我算不上是与朱先生交往密切的人，两人直接交往的次数不多，而在我的记忆中，较长时间的谈话，也只是前三次拜访其家之时。可我是一个生性淡泊的人，与人交往本来就不太多，虽说只是四次拜访，但很可能是我这些年交往最多的人士——除了同门的师兄弟和近代史所、北大、华东师大的同行与领导外。我敬重他的学识与人格，我对他的一般看法，也与外间的传说有别。可举一例来说明。我有一次小心地提到，“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做得也很不错”，从此之后，我们见面时他就不怎么再谈汤先生，尤其不谈汤先生的戊戌变法史研究。这是很给我面子的。而我们交谈的内容大多是那些旧日的往事，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大学和他个人的经历，这也是我最有兴趣去了解的内容。我很希望他能写一部回忆录，他却直截了当地说，他不会去写回忆录，就让往事过去吧。

2012年3月14日，我去参加朱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听到的不是往常的哀乐，而是贝多芬的《英雄》，心也为之一动。回来之后，想了很久，想了很多，又看了许多追思他的文章。有一天早上，我突然想到：朱先生绝对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早生二十年或晚生二十年，以他的才华，会做出极其巨大的学术贡献来，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却是朱先生的学术成长期，他恰恰就是这个时期的果实，以此来推断这一颗果实在不同时期的最后生长形态，很可能只不过是寄托了一种心情罢了。我们真该要认真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史……也因为如此，我今天在此不愿更多地去说对朱先生的学术评价，只是说说那些私人交往的琐碎小事，而他那意气张扬、才思锐捷的言谈形象，伴随那天听到的《英雄》，留在脑海之中。

2012年4月22日在复旦大学朱维铮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刊于《怀真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