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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与山田辰雄老师通电话，得知卫藤沈吉先生已于去年（2007）12月15日去世，很是吃惊。上次见其面是在11月，已显得身体很不好，但未料其会离去。
我曾得到过卫藤先生的帮助。
十年前，即1998年初，卫藤先生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给了近代史所一个名额，可以派学者去日本访问半年。我因《天朝的崩溃》一书所累，也想出去了解域外的学术，便向科研处徐辉琪处长提出要求，在张海鹏所长的帮助下，得以成行。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我这次去日本，用的是亚细亚-太平洋银行的钱，是卫藤先生找的。当时卫藤先生已从亚细亚大学校长位置上退官，出任东洋英和女学院的院长。他将我访问之事，委托给其好友山田辰雄教授。山田老师那时是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长，也是我这次来日本的指导教官。我去东洋英和女学院的院长室拜访了卫藤先生，大体上是礼节性。他告诉我，每年1月2日是他家的开门日，后辈学生可前去访问。
到了日本之后，才知道卫藤先生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是战后研究中国的最初一批学人。当时他在东京大学，研究中国外交史，首先是共同阅读基础史料，《筹办夷务始末》成了他们的首选。由于他们不太了解清朝的制度与奏折术语，许多词汇不悉其意，又缺乏相应的工具书，便自己动手编写辞典，以能帮助阅读。
他们的知识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他们的研究就是这样一步步开展过来，形成独特的研究风格。知道这些，很是感慨。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日本研究，也太大而化之了，缺乏认真仔细的态度。我们很多人总是强调两国在经济上的差距：出国不容易、史料不好找。可当时日本的经济条件也是非常之差，学者也不能来中国，但他们知道研究的意义与方法，有着大的志向和小的步伐，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我还记得卫藤对我说，当时生活条件也差，在共同阅读会前能吃到一块烤红薯，都觉得很高兴。由此，我对卫藤先生生出了敬意。
1999年1月2日，我与王奇生教授去卫藤先生家拜访，他很忙，有很多电话，他的秘书也在他家中，帮助他回贺年卡。我们谈的不多，也没有太多涉及到学术。记得他提到王奇生的名字，是“奇怪的出生”。同时，我也感到他夫人的友善，给我看她新买的毛衣是“中国制”。
除了以上两次见面外，还有在庆应义塾大学召开的中国近代军事史讨论会，卫藤先生在会上提到了他60年代去美国访学遭到众多反对声音之事。后来我又参加过一次讨论会，也见到了他，他又提及此事，以示自己当年的正确。
由于我的孩子当年要考高中，我提前结束了原定半年的访问，在日本只待了两个多月。而在这两个多月中，我的收获却极大。我原本不清楚的实为最重要的概念——“学术的意义”，就是在日本学术界的刺激下，变得清晰起来。
我第一次来日本是有收获的，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看档案，搜集了不少材料，与郑匡民教授合作，写了《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后又收入《戊戌变法史事考》。在文中我都写了感谢卫藤先生之词，也将论文与著书寄给了他。他对我的工作，感到很高兴。
大约在2005年，卫藤先生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开会，事先给我写了一封信，约我在北大见面。他是一个老派的人，不用电子信。信寄到了北大，但我不是坐班制，只有上课的日子才去开信箱。结果看到信时，会议已结束，卫藤先生也已回国了。我只能急忙写信去道歉，这也是我近年很少写的文字信之一。
2007年10月，我来东京大学大学院总合文化研究科（驹场）担任客座教授，而卫藤先生曾经长期在此任教。11月，因取家中捎来的东西，在东大驹场参加了中日关系史研讨会，我又看到了卫藤先生。他坐在轮椅上，行动很不方便，吸着氧气，他的家人在旁随时照顾他。很明显，他是从医院里临时出院。这是一个很大的会议，来了日、中、美等国和台湾地区的许多学者，卫藤先生是会议的最高顾问。我到达时，已经晚了。他的发言是由别人代读的，谈到长久的日中交往，谈到了唐诗，谈到了他在宁波的感受，可以听得出来，是一位老人在倾诉衷肠。卫藤先生听着别人代读他的文章，手指着原稿，很吃力地看着。后来听说，在此之后他还曾有一次发言。上午的会议结束时，许多人前往卫藤先生处致意，我也想前去，但人很多，排不上。同时，我也看到卫藤先生的脸色很不好，也就不忍心再去打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没有说话。
人老了，总是要死的。大凡死的时候，才能感受其一生之意义。我想，卫藤先生肯定多次地回顾过其一生，他在东大及其他大学的弟子也会整理其学术。他无疑是一位在世界上留下过痕迹的学者，离开时也不会有太多遗憾。我在这里追思他，是因为十年前我在他的帮助下第一次出国，来到了日本，由此感受到学术的意义：真正的学术是平淡、平常、平和的，没有太多的华丽色彩，也无须那些枕中秘籍；有着一颗平实、平静的学术之真心，力行恒久，也就自然地出了平淡、平常、平和，而会成为不朽。
2008年3月13日于白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