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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陈旭麓先生的二十周年忌日，今天的会议说明了什么是虽死犹生。
一个人去世了二十年，大多也都在人们的记忆中消散，即便是当年惊世的誓词，也会在岁月的风雨中淡出。而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在想念他、纪念他，那就不仅是他的学问的高下，也正说明这个人的德行的大小。君子之德是偃草之风。
尽管我会经常地想念陈先生，但每次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都会不知从何说起，从何落笔。在先生身边的两年，交谈甚多也甚久，我却想不起来有什么终生受用的警句哲言。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平常，一切都很自然，而他的思想就这样悄然地进入了我的心中，影响着我的人生。
我今天体会最多的是，陈先生对诸位史家那种直接性的评说。初入史门，一切史家都会在年轻人的心中变得很大。听到了陈先生的这些话，也就不会有崇拜之感，而是直接从他们的学问进入他们的人生，从他们的人生中理解他们的学问。这也是我现在经常教学生的方法，读一本书，了解一个人，在与作者的直接交往中，理解这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我心中最为温暖的，也是我多次说过的，是我一次去陈先生家，刚入门就听到陈林林在说，爸爸，今天的西瓜太小了，茅海建来就不够了。正好我踏入门内，大家看到我，一屋子的笑声。师生之间在这笑声之中是最为接近的。
然而，我对学生谈到最多的是，我与陈先生之间经常性的争执，特别是他在京西宾馆开史学会时，我和他之间的对吵。当时的我相当激进，主张以西化东，他对此不同意，认为西化不了东。与陈先生住同一房间的先生（我已忘记其姓名）出来为我们师生劝架。现在我的年龄大了，感到了陈先生的正确，西确实也化不了东。“夷”入夏后，会有多种形态的异化。而我现在的学生却不敢跟我对吵，他们似乎很尊重我，但这种尊重之后，又是我的失落。
我也多次给我的学生讲陈先生的社会变迁与新陈代谢理论，并将这一思想作最大限度的简化：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而是伴随着许多次的后退；前进时多伴有过激，后退时亦相随反动，这种前进与后退都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也正是在此前后进退中逐渐前行。这是中国社会诸多因素的交错作用，也是新旧势力之间的较量。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深奥的学说，也是一种简单的哲理，其中有着陈先生的生命体悟。它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百一十年（1840—1949）的精准刻画，也几乎是对此后中国命运的历史谶语。陈先生相信，将来的社会，会更好一些。
我进陈门之时，很可能是陈先生脾气最好的时候。1980年，他62岁，副教授；我走的时候，1982年，他64岁，还是副教授。人到了这个年龄，大约对世道不再有更多奇想，而对人与人的关系，却守着一种天然。别人都讲陈先生脾气大，我却看到了他脾气好的一面。陈先生是当年全国独有的三级副教授，我却很少听到他的抱怨。人生悲剧性的经历，化作了精思的《随想录》。而正是如此，每当我遇到不公平或公平的对待时，就会想起他的“副教授”。今天的教授名目已经很多，北大的一些年轻教授也在那里笑谈“长江上游教授”“长江中游教授”“长江下游教授”，可又有谁寻思这些教授名目下的学问该是如何？德行又该是如何？
然而，今天我听到更多的，不仅是说陈先生的学问与品行，还有他的弟子。由于不公平的待遇，陈先生不能带博士生，“文革”前的正式研究生不多，“文革”后的硕士生也只有二十几位，私淑者尚未计数，而其中却有一些人已小有成就。正如谚语所言，看一棵树，不仅要看它的树干，同时也要看看它挂的果实。今天在座的，不少人也是老师，再过十年，他们的学生又会怎么样？现在已有一些教授在那里有意要开宗立派了，陈先生生前并无这一想法，死后也没有人去这么做，但“陈门弟子”已多为史学界所称道。学问之火也正是这样地跨越了人的生命界限，传承下去。由此，我一直很喜欢陈先生给熊月之师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
个人的生命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中，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
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要回报陈先生，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二十年过去了，人生有了许多的重复，我也从丽娃河回到了东川路。让我怀念的是当年那种天然的、不夸张的、淡淡的却又无限绵长的师生情谊，这也应当是一种人生的追求……
2008年12月1日在陈旭麓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