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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里陈放着一些自以为比较随意或论旨不那么学术化的文字，是我们这个行业中经常被看作学问不大、价值不怎么高的篇什，也是我平时有意去少写的那类作品。
在一个比较严格的学术环境中，学者们努力去遵循学术的规范，学术论文与著作当然有其特定写作体例和言说方式。写多了，文字自然是严谨，换个说法又叫作枯燥。专业的读者可能会欣赏，非专业的读者必定会头大。我这几十年所写的那几百万字，大多是“有腔有调有规范”——学历史的人，年龄自然陡长，年轻时便做出一副老相，说话老腔老调的。而自己很少有空闲的时候，平静的心情，去写那些让人在空闲的时候、平静的心情中也能看看的文字。只有等到真的年老了，反觉得应该轻松一点，自然随和，才是读书人本来的生活态度。由此及彼，从我而扩大到“我们”这个学术团体，大多都会有点我的这种毛病。“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会去观察江河的潮汐、夕阳的西下、枝上的萌芽，不会那么注意神秘无常的天意及其带来的惊讶。“我们”已经习惯于每天打卡机式的不变程式的劳作，习惯于符合学术规范的思维与书写，习惯于应付各式各样不合理或合理的对个人教学与研究的指数性规定。或许，“我们”真应该轻声地自问，又有多长多长的时间，没有看见天上的流星……
人一时间会有许多想法，大多没有记录下来，记录下来的，有的会变，有的不变。陈放在这本小书中的绝大多数文字，写作时并没有认真的计划，也缺乏整体的谋篇布局，或仅是一些内心的感受，头脑一热便写了下来，或流露出许多真性情。此次编辑旧稿，我又发现，这些文字中的许多想法，当时就没有去深思，事后也没有去反思，比较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浅薄，尤其是“湖湘文化”与“龚自珍”两篇。这些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不应变动，不需加以粉饰。由此，我仅是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或将当时编辑的删改再改了回来），或为叙述完整而增补了一些史料，或为阅读方便而添加了一些章节的小标题。路是这样子走了过来，保留着当年的弯弯曲曲，方才显得人生的自然。还有一些文字，目前看来还不便于结集，只能等待将来。
尽管自以为这本小书里的文字（姑且容我冒称为“学术随笔集”）已经相对轻松，但话也要说回来，对于我这种长期在学术规范中生活生长生存的人，读者似也不必抱有太大的希望。这本小书中一些文字的论旨或写作方式，仍然是半学术的，或是纯学术的，仍然有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头大——“真是教书教惯了，什么时候都毁（诲）人不倦”。
最后，还需要说一下这本小书的书名。我最初编集时头脑中随即闪现的题目，叫作《那些人与那些事》，相对于本书的内容，尚属贴题且文意自然。但到临了，才突然发现，“这些”“那些”的，已是眼下的流行词语，已有多人使用当作书名或者篇名，可见我孤陋寡闻，不抬头看路。既然是撞车了，自应改个书名，创造出一点“水流云在”的意境。然也不知为什么，一直也想不出个合意的题目来。夜深人静，月亮一次次飘出云层，让我忽然有了一阵阵轻微的感动——回想起十年前也是在东京的那个夜晚，月光铺床的景色，引出了第二天的悲怆陈辞。如同智者所言，你写的“那些人与那些事”不过就是些故人旧事。岁月如风，情景不再。那么，在这个千变万化的近代中国与当代世界，还有什么是恒久不变、又可让读书人心常相守的？或许就有这眼面前 依然如旧的月色 ——多少年，多少地，多少人，所享有的，应该是同样的。
茅海建
2013年6月于永山
今天是陈旭麓先生的二十周年忌日，今天的会议说明了什么是虽死犹生。
一个人去世了二十年，大多也都在人们的记忆中消散，即便是当年惊世的誓词，也会在岁月的风雨中淡出。而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在想念他、纪念他，那就不仅是他的学问的高下，也正说明这个人的德行的大小。君子之德是偃草之风。
尽管我会经常地想念陈先生，但每次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都会不知从何说起，从何落笔。在先生身边的两年，交谈甚多也甚久，我却想不起来有什么终生受用的警句哲言。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平常，一切都很自然，而他的思想就这样悄然地进入了我的心中，影响着我的人生。
我今天体会最多的是，陈先生对诸位史家那种直接性的评说。初入史门，一切史家都会在年轻人的心中变得很大。听到了陈先生的这些话，也就不会有崇拜之感，而是直接从他们的学问进入他们的人生，从他们的人生中理解他们的学问。这也是我现在经常教学生的方法，读一本书，了解一个人，在与作者的直接交往中，理解这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我心中最为温暖的，也是我多次说过的，是我一次去陈先生家，刚入门就听到陈林林在说，爸爸，今天的西瓜太小了，茅海建来就不够了。正好我踏入门内，大家看到我，一屋子的笑声。师生之间在这笑声之中是最为接近的。
然而，我对学生谈到最多的是，我与陈先生之间经常性的争执，特别是他在京西宾馆开史学会时，我和他之间的对吵。当时的我相当激进，主张以西化东，他对此不同意，认为西化不了东。与陈先生住同一房间的先生（我已忘记其姓名）出来为我们师生劝架。现在我的年龄大了，感到了陈先生的正确，西确实也化不了东。“夷”入夏后，会有多种形态的异化。而我现在的学生却不敢跟我对吵，他们似乎很尊重我，但这种尊重之后，又是我的失落。
我也多次给我的学生讲陈先生的社会变迁与新陈代谢理论，并将这一思想作最大限度的简化：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而是伴随着许多次的后退；前进时多伴有过激，后退时亦相随反动，这种前进与后退都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也正是在此前后进退中逐渐前行。这是中国社会诸多因素的交错作用，也是新旧势力之间的较量。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深奥的学说，也是一种简单的哲理，其中有着陈先生的生命体悟。它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百一十年（1840—1949）的精准刻画，也几乎是对此后中国命运的历史谶语。陈先生相信，将来的社会，会更好一些。
我进陈门之时，很可能是陈先生脾气最好的时候。1980年，他62岁，副教授；我走的时候，1982年，他64岁，还是副教授。人到了这个年龄，大约对世道不再有更多奇想，而对人与人的关系，却守着一种天然。别人都讲陈先生脾气大，我却看到了他脾气好的一面。陈先生是当年全国独有的三级副教授，我却很少听到他的抱怨。人生悲剧性的经历，化作了精思的《随想录》。而正是如此，每当我遇到不公平或公平的对待时，就会想起他的“副教授”。今天的教授名目已经很多，北大的一些年轻教授也在那里笑谈“长江上游教授”“长江中游教授”“长江下游教授”，可又有谁寻思这些教授名目下的学问该是如何？德行又该是如何？
然而，今天我听到更多的，不仅是说陈先生的学问与品行，还有他的弟子。由于不公平的待遇，陈先生不能带博士生，“文革”前的正式研究生不多，“文革”后的硕士生也只有二十几位，私淑者尚未计数，而其中却有一些人已小有成就。正如谚语所言，看一棵树，不仅要看它的树干，同时也要看看它挂的果实。今天在座的，不少人也是老师，再过十年，他们的学生又会怎么样？现在已有一些教授在那里有意要开宗立派了，陈先生生前并无这一想法，死后也没有人去这么做，但“陈门弟子”已多为史学界所称道。学问之火也正是这样地跨越了人的生命界限，传承下去。由此，我一直很喜欢陈先生给熊月之师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
个人的生命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中，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
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要回报陈先生，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二十年过去了，人生有了许多的重复，我也从丽娃河回到了东川路。让我怀念的是当年那种天然的、不夸张的、淡淡的却又无限绵长的师生情谊，这也应当是一种人生的追求……
2008年12月1日在陈旭麓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