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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里陈放着一些自以为比较随意或论旨不那么学术化的文字，是我们这个行业中经常被看作学问不大、价值不怎么高的篇什，也是我平时有意去少写的那类作品。
在一个比较严格的学术环境中，学者们努力去遵循学术的规范，学术论文与著作当然有其特定写作体例和言说方式。写多了，文字自然是严谨，换个说法又叫作枯燥。专业的读者可能会欣赏，非专业的读者必定会头大。我这几十年所写的那几百万字，大多是“有腔有调有规范”——学历史的人，年龄自然陡长，年轻时便做出一副老相，说话老腔老调的。而自己很少有空闲的时候，平静的心情，去写那些让人在空闲的时候、平静的心情中也能看看的文字。只有等到真的年老了，反觉得应该轻松一点，自然随和，才是读书人本来的生活态度。由此及彼，从我而扩大到“我们”这个学术团体，大多都会有点我的这种毛病。“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会去观察江河的潮汐、夕阳的西下、枝上的萌芽，不会那么注意神秘无常的天意及其带来的惊讶。“我们”已经习惯于每天打卡机式的不变程式的劳作，习惯于符合学术规范的思维与书写，习惯于应付各式各样不合理或合理的对个人教学与研究的指数性规定。或许，“我们”真应该轻声地自问，又有多长多长的时间，没有看见天上的流星……
人一时间会有许多想法，大多没有记录下来，记录下来的，有的会变，有的不变。陈放在这本小书中的绝大多数文字，写作时并没有认真的计划，也缺乏整体的谋篇布局，或仅是一些内心的感受，头脑一热便写了下来，或流露出许多真性情。此次编辑旧稿，我又发现，这些文字中的许多想法，当时就没有去深思，事后也没有去反思，比较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浅薄，尤其是“湖湘文化”与“龚自珍”两篇。这些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不应变动，不需加以粉饰。由此，我仅是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或将当时编辑的删改再改了回来），或为叙述完整而增补了一些史料，或为阅读方便而添加了一些章节的小标题。路是这样子走了过来，保留着当年的弯弯曲曲，方才显得人生的自然。还有一些文字，目前看来还不便于结集，只能等待将来。
尽管自以为这本小书里的文字（姑且容我冒称为“学术随笔集”）已经相对轻松，但话也要说回来，对于我这种长期在学术规范中生活生长生存的人，读者似也不必抱有太大的希望。这本小书中一些文字的论旨或写作方式，仍然是半学术的，或是纯学术的，仍然有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头大——“真是教书教惯了，什么时候都毁（诲）人不倦”。
最后，还需要说一下这本小书的书名。我最初编集时头脑中随即闪现的题目，叫作《那些人与那些事》，相对于本书的内容，尚属贴题且文意自然。但到临了，才突然发现，“这些”“那些”的，已是眼下的流行词语，已有多人使用当作书名或者篇名，可见我孤陋寡闻，不抬头看路。既然是撞车了，自应改个书名，创造出一点“水流云在”的意境。然也不知为什么，一直也想不出个合意的题目来。夜深人静，月亮一次次飘出云层，让我忽然有了一阵阵轻微的感动——回想起十年前也是在东京的那个夜晚，月光铺床的景色，引出了第二天的悲怆陈辞。如同智者所言，你写的“那些人与那些事”不过就是些故人旧事。岁月如风，情景不再。那么，在这个千变万化的近代中国与当代世界，还有什么是恒久不变、又可让读书人心常相守的？或许就有这眼面前 依然如旧的月色 ——多少年，多少地，多少人，所享有的，应该是同样的。
茅海建
2013年6月于永山
今天是陈旭麓先生的二十周年忌日，今天的会议说明了什么是虽死犹生。
一个人去世了二十年，大多也都在人们的记忆中消散，即便是当年惊世的誓词，也会在岁月的风雨中淡出。而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在想念他、纪念他，那就不仅是他的学问的高下，也正说明这个人的德行的大小。君子之德是偃草之风。
尽管我会经常地想念陈先生，但每次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都会不知从何说起，从何落笔。在先生身边的两年，交谈甚多也甚久，我却想不起来有什么终生受用的警句哲言。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平常，一切都很自然，而他的思想就这样悄然地进入了我的心中，影响着我的人生。
我今天体会最多的是，陈先生对诸位史家那种直接性的评说。初入史门，一切史家都会在年轻人的心中变得很大。听到了陈先生的这些话，也就不会有崇拜之感，而是直接从他们的学问进入他们的人生，从他们的人生中理解他们的学问。这也是我现在经常教学生的方法，读一本书，了解一个人，在与作者的直接交往中，理解这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我心中最为温暖的，也是我多次说过的，是我一次去陈先生家，刚入门就听到陈林林在说，爸爸，今天的西瓜太小了，茅海建来就不够了。正好我踏入门内，大家看到我，一屋子的笑声。师生之间在这笑声之中是最为接近的。
然而，我对学生谈到最多的是，我与陈先生之间经常性的争执，特别是他在京西宾馆开史学会时，我和他之间的对吵。当时的我相当激进，主张以西化东，他对此不同意，认为西化不了东。与陈先生住同一房间的先生（我已忘记其姓名）出来为我们师生劝架。现在我的年龄大了，感到了陈先生的正确，西确实也化不了东。“夷”入夏后，会有多种形态的异化。而我现在的学生却不敢跟我对吵，他们似乎很尊重我，但这种尊重之后，又是我的失落。
我也多次给我的学生讲陈先生的社会变迁与新陈代谢理论，并将这一思想作最大限度的简化：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而是伴随着许多次的后退；前进时多伴有过激，后退时亦相随反动，这种前进与后退都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也正是在此前后进退中逐渐前行。这是中国社会诸多因素的交错作用，也是新旧势力之间的较量。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深奥的学说，也是一种简单的哲理，其中有着陈先生的生命体悟。它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百一十年（1840—1949）的精准刻画，也几乎是对此后中国命运的历史谶语。陈先生相信，将来的社会，会更好一些。
我进陈门之时，很可能是陈先生脾气最好的时候。1980年，他62岁，副教授；我走的时候，1982年，他64岁，还是副教授。人到了这个年龄，大约对世道不再有更多奇想，而对人与人的关系，却守着一种天然。别人都讲陈先生脾气大，我却看到了他脾气好的一面。陈先生是当年全国独有的三级副教授，我却很少听到他的抱怨。人生悲剧性的经历，化作了精思的《随想录》。而正是如此，每当我遇到不公平或公平的对待时，就会想起他的“副教授”。今天的教授名目已经很多，北大的一些年轻教授也在那里笑谈“长江上游教授”“长江中游教授”“长江下游教授”，可又有谁寻思这些教授名目下的学问该是如何？德行又该是如何？
然而，今天我听到更多的，不仅是说陈先生的学问与品行，还有他的弟子。由于不公平的待遇，陈先生不能带博士生，“文革”前的正式研究生不多，“文革”后的硕士生也只有二十几位，私淑者尚未计数，而其中却有一些人已小有成就。正如谚语所言，看一棵树，不仅要看它的树干，同时也要看看它挂的果实。今天在座的，不少人也是老师，再过十年，他们的学生又会怎么样？现在已有一些教授在那里有意要开宗立派了，陈先生生前并无这一想法，死后也没有人去这么做，但“陈门弟子”已多为史学界所称道。学问之火也正是这样地跨越了人的生命界限，传承下去。由此，我一直很喜欢陈先生给熊月之师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
个人的生命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中，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
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要回报陈先生，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二十年过去了，人生有了许多的重复，我也从丽娃河回到了东川路。让我怀念的是当年那种天然的、不夸张的、淡淡的却又无限绵长的师生情谊，这也应当是一种人生的追求……
2008年12月1日在陈旭麓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2月25日
黄彰健先生已于去年（2009）12月28日去世了，我是最近由我的学生告知的。天天躲在郊外的小房间里面，做一点点自己才有兴趣的事情，外面的春秋，真是知道得太少了。
黄彰健，生于1919年2月，湖南浏阳人，台北“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有着许多学术贡献。以上我试图用最简短的文字，来介绍这位大陆读者可能还不太熟悉的学者，但觉得其中不可省略的要素是籍贯。他有着湖南人天生倔强的性格。人活到了91岁，可谓长寿，且有相当的学术成就，惠泽后学，算是对得起自己的人生。
我一直认为，黄先生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我开始注意他，是进入戊戌变法研究领域之后。他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有着两项了不起的贡献：其一，他发现康有为在宣统三年（1911）发表的《戊戌奏稿》中作伪，该书所录之奏稿，全是康后来之作。而他最重要的证据，竟然是1958年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这一部大陆出版的史料集，大陆学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认真利用，反被他占了先。他由此预言，康有为另有其“真奏议”，并自编一册《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刊，1974年）。到了1981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为他这一预言作了近乎完美的证明：该《汇录》所抄录康有为18篇奏议，与《戊戌奏稿》无一相同。这真是史学研究中的经典案例，我也经常在课堂讲述这一从“假设”到“证明”的故事。其二，他认为戊戌政变并非起因于袁世凯告密，但袁世凯告密又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当我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中查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晚上约八九点，慈禧太后下旨第二天从颐和园返回城内，也证明了他的判断。因为此时谭嗣同还在袁世凯住所，一直到半夜才离开。慈禧太后决定回宫在前，袁若真告密，也只能在其后。
黄先生的这些论文，在台湾的杂志上发表，后结成文集《戊戌变法史研究》，作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于1970年出版。由于当时大陆正处于“文革”高峰期，黄先生的这部大作，大陆许多大学及公共图书馆都没有收藏，即有收藏者，也因该书属“港台书”仅供“内部参考”而不能外借，使用极不方便。大陆一些研究者因不了解该著作而选择了相同的研究题目，结论也大体相同，造成了重复劳动。1999年，我因无处购买，请人复印一册，成为我手头的常用书。2000年，我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以查阅相关史料，所住学术活动中心的书店有存书，赶紧再买一册。记得那次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看书，谢国兴先生指着匆匆而过的一人，告我是黄彰健院士，我正在看清朝末年的北京地图，抬头看了一眼，没有敢去打扰。2002年，我发表《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一文，专门写了一段话：
我在这里还要向黄彰健先生表示个人的敬意。这一方面是他提出的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起、袁告密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的判断，具有经典性，且是在未看到北京所藏档案的情况下作出的，三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光芒不灭；另一方面是我于2000年初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查档，企图有所斩获，一个多星期的工作后，我意识到，有关戊戌政变的档案已被黄先生悉数扫尽，一点汤都没有给我留下。
2005年1月我出版论文集《戊戌变法史事考》，收录了该文，寄呈黄先生一册，敬请批评。
2005年10月，我参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以补充查阅相关的史料。黄彰健先生听说我要来，与当时的所长王汎森先生相约，一起见面吃个饭。王先生事先向我介绍了黄先生的性情，特别指出了湖南人、高血压两点。那一天的午饭根据黄先生的要求，在学术中心的西餐厅，他告诉我说自助餐有较多的蔬菜。
这是我与黄先生唯一一次会面，主要是黄先生说，我在听。他大体讲了两条意见。其一，他强调自己最重要的发现是康有为、梁启超原本要行革命，1897年秋康、梁在上海相约，由梁到湖南宣传革命，而康到北京见机行事，后来有了机会，便改以君权行变法。黄先生的大作对此已进行了全面的论证，我认为他所讲的证据，尚难以定论，于是没有说话。黄先生很可能认为我对他的结论不以为然，声音便雄壮起来。其二，他认为湖南举人曾廉弹劾康、梁反对朝廷的条陈已经递送慈禧太后，并认为我在论文中引用七月二十七日《早事档》中的记录“都察院封奏一件，奉旨：‘留’”，是光绪帝对曾廉条陈“留中”的谕旨。我见他对《早事档》的用语理解有误，便简单介绍：《早事档》是记录参加早朝的各机构提出的奏折及交到内奏事处在早朝时提交的奏折，“留”是指早朝后“留下”由光绪帝及军机处再处理，不是“留中”之意；“都察院封奏”指该日都察院代奏10人共计14件条陈、附图等件的奏折。黄先生随即又指出，孔祥吉根据《随手登记档》称曾廉的条陈进呈了慈禧太后。我则告之这几天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都是全的，我是一天天对照比较看的，不会遗留，孔祥吉称进呈，我不记得了，没有看到。但《随手登记档》中绝没有曾廉条陈进呈慈禧太后的记录。于是两人便争执起来，双方都有点面赤。王先生连忙转圜，并提醒千万注意血压。我知道，黄先生两点意见完全是针对拙著《戊戌变法史事考》的，书中没有提到他发现康、梁原本是革命党的贡献，并就曾廉条陈是否进呈慈禧太后一事，对他提出了批评。
我此时才想起王汎森先生提醒我湖南人、血压高之真意，细密周到。他大约事先知道黄对我不满，怕我真会吵起来。我还记得在餐桌上，黄先生指出：如果他年轻时有机会来北京查档，“你们这点事情我老黄一个人全做了”（大意）。王先生听了此话，有点紧张，认为我会反感。实际上我心里对此是赞同的：如果黄先生当时真能来北京查档，如果当时政治气候允许做学术，按黄先生的才华，这点事情他还真能全做了，不必有后人来接手；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当时政治气候允许大家看档案、做研究，也许黄先生的这点工作，大陆学者都做了，也不必劳黄先生大驾了。我心里这么想，嘴上仅说了前半，后半部分没有说出来。类似黄先生的话，孔祥吉先生后来也对我当面说过。此时我看着黄先生，心想过去称“老黄忠”真是落伍，那才七十多岁，面前这位“老黄”已经八十多岁了。2006年10月，我又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以能查阅最后的史料，考虑到上次见面的争执，我只拜访了王先生，未敢去打扰黄先生。
就在那次的见面中，我提出大作《戊戌变法史研究》在大陆收藏太少，我带回两本以分送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馆，请他签名，他照办了。我还提议将其大作出一大陆版，以能让更多的读者看到，并请他写一授权书给我，以便联络出版。等我回到北京后，授权书久久未到，只能再写信催促。他后来寄来授权书，并同时寄来另外的4篇论文，要求一并出版。
黄先生的这部大作，最合适的大陆出版社当然是中华书局，但当时中华的兴趣似不在此，我也没有去联络；而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好出版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和研究著作，我觉得更为合适。我不认识完颜绍元先生，便请《历史研究》杂志社的马忠文先生代为介绍。完颜先生听到消息，立即答应，当我提出没有出版补贴时，完颜先生在电话的那头笑了。大约在一年后，黄先生的大作已是看校样了，完颜先生告马先生，称我的序言一直未到，我不记得曾答应写序，从辈分及对戊戌变法的基本看法，有着许多差异，于是我告马先生，如果光说好话我不愿意，如果提出批评我也太不合适。2007年3月，黄先生的著作《戊戌变法史研究》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厚厚两大册，总计75万字。我听到学界对该书的好评时，心里很高兴。此后不久，黄先生又寄来他的大作《“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我因对此题目较为生疏，没有细看，也没有回信。
2009年5月，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出版，立即给他寄去一册，再次请他批评。大约在9月，我收到了他的回信，整整四页，字迹清晰有力，一点都不像是90岁老人写的。在信中，黄先生对拙著提出了五点意见。我看完这封信，不禁笑了起来，真是一个天生倔强的老人，而且是一个倔强的湖南老人，可敬而且有点可爱！2005年在台北“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西餐厅的那场争论，至此还没有结束。当时他提出的两点，分别是该信中的第一点和第五点；此外，他又增加了三点，政变后朱批朱谕，康有为的上书，阔普通武奏折的作者。
然而，对于该信如何回复，我却有点犯难。我当然不同意他的五点意见，私心以为黄先生特擅于思，稍逊于证，但直接对抗仍有犯“高血压”之虞。于是，我想，似可以稍晚一点回信，言辞似可委婉些，并将他的来信及我的回信放在学术刊物上一并发表，以让后来的学者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我当时算了一下，如果简单回复加上史料，约有万字，需要一点时间。恰当时手头上事务太多，一时抽不出空，便搁置下来。一拖，便是几个月过去了，手头缓慢及作风拖拉，由此造成遗憾。
一听到黄先生辞世的消息，我立即想起了这封信。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生前最后一封信，但很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封关于学术争论的信，不能因此而湮没了。我与他之间的学术争论本应早早进行，现在对手已经离场，所言只能望着天空，再多的雄辩也都没有必要去说了，由此生出了许多怅然。许多原本以为忘记的旧事自然潜入于脑间，悼念逝人之意悄然弥漫于心间。对于一名学者之哀，当致以学术的悼词。于是我便写下了这篇文字，并附上他的这封信。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在必要处加上一些注释。
以上我对黄先生的学术认识，仅是关于戊戌变法的；他在其他方面的学术贡献，当另由专家来评价。
我个人还以为，黄彰健先生是做完许多事情之后才离开人世的，应当说是没有太多遗憾的。这又是我内心所羡慕的。
2010年2月21日于东川路
刊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