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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康乐园中的生活，并不美丽。知识分子属“臭老九”，非常穷。中山大学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学生宿舍是6个人一间。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也就罢了，还经常没有电，每个星期总有几个晚上停电，要用蜡烛和煤油灯。炎热的天气，让我一年中有半年都觉得头脑昏沉沉的。
蔡鸿生先生的宿舍就在我们学生宿舍前面，是老房子，应是岭南时期盖的，一间很小的房间。他那时非常瘦，头发却全白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的准确年龄，也不便去问，从精神状态来看，说他30岁也可以；从全白的头发来看，说他60岁也有人信。我们多次见他在楼道里点个煤油炉烧东西吃，大约就是下个面条之类。当时的广州，营养不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想要有点小改善，只能靠煤油炉。煤油是当时的必需品，还要用来点煤油灯，照明看书，用蜡烛会贵不少。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旧暗淡（白色的圆领汗衫，当时在广州有个很雅的名称，叫“文化衫”），大学老师穷得叮叮当当。我过去受电影、小说之影响，以为大学教授们西装革履、杯觥交错，这一感觉虽经“文革”而有所减弱，但到了中大之亲见，仍多有吃惊之处。我们最初见到蔡先生，已经4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也就在我们上学期间，他结婚了，听说娶的是湖南妹子。那时候女孩愿意嫁给这样的人，真有好眼力。谁会看得上这种人？又老又穷。
我当时是历史课的课代表，与各位任课老师的联系比较多。我时常到蔡先生宿舍去，看到煤油炉、煤油灯，还看到了北京图书馆的晒蓝复写本。
当时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仍是非常“贫困”的，没有多少书。蔡先生研究世界中世纪史，要找相关的资料，多难啊。广州的两大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和中大图书馆，又有多少俄文、英文的著作？非常可怜。
我们读书的时候，沙俄侵华史是显学，在北京、上海和东北各省，都有专门的写作组，组织一大批人翻译俄文材料。蔡先生属单打独斗，是独狼。他的关注点在边缘，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没有资料条件，就利用“馆际互借”，即通过中大图书馆向北京图书馆去借。北京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现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本来就比较好，中苏友好时期更进了一大批俄文书。蔡先生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要学俄文。他的英文估计在中小学学的，大学只能学俄文。他能看俄文书，甚至能看古俄文。但在那个时代，别说去俄罗斯了，他连北京也去不了——火车票很难买，招待所很难找，更有研究费之短缺。而“馆际互借”的手续非常多，很麻烦，书籍要保价挂号寄来寄去。他遇到中大图书馆的一个“好人”——蔡先生是认真做研究的，热心学术的图书馆员很愿意为这类“痴迷学术”的读者服务，而北图也对中大图书馆特别开恩。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服务。通过这类服务，蔡先生借到了他所需要的资料。然而，有些图书可以馆际互借，有些图书却不外借，期刊论文更无法外借，当时又没有静电复印技术，还要运用一种古老的技术——“晒蓝”。
我在他的宿舍里，看到他用晾衣服的夹子夹住几张纸，挂在墙上。一个夹子是一个文件，看上去一片蓝色。我问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叫晒蓝本。我们现在讲的“蓝图”，就是将图纸画出来，用晒蓝去复写，真的是“蓝”色的“图”。我由此第一次知道“馆际互借”，第一次知道晒蓝复写。书借不出来，期刊论文借不出来，北京图书馆就根据所需要的页码，晒蓝复印出来，再寄给读者。这样做的成本是很大的。你们现在看到的《俄罗斯馆纪事》，蔡先生就是利用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地来解决资料的难题。
我还要插入我个人的经历。我在中山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因写毕业论文，由老师写条子，可以到中大东区图书馆看书。这是供研究者使用的。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解放前的期刊论文和当时比较贵重的书，其中包括夏鼐先生关于太平天国的著名论文。我重点阅读的是《明实录》，当时全国图书馆也没有几部。我是一个“好读者”，开馆即入，闭馆方出。有时我忘记时间，馆员也不催，等我还书后再下班。我因春节长假，图书馆不开，馆员“违反”规定，将《明实录》十余册外借给我。叶显恩先生春节到我宿舍慰问，看到桌上的《明实录》大惊，称他自己都借不出来。我后来才知道这位馆员是端木正教授的夫人姜凝老师。我此后还多次在图书馆、档案馆享受过这类“优待”的服务。
《俄罗斯馆纪事》是蔡先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著述（出版会晚一点）。当时集体写作的多种《沙俄侵华史》，许多已不再耀眼，而这部书有如沙中之金，长存其价值。我多次阅读这部书，解决了我的许多思想问题——为什么俄国人可以兵不血刃地侵占中国的许多利益？为什么俄国人可以有效地控制其新占领的远东和中亚地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情报，在于学习，在于研究，在于俄罗斯的北京教士团和随教士而来在北京学习满文、汉文的俄罗斯学生，在于俄罗斯的大学、科学院的国家研究力量。这一类长期积累的知识，才是俄罗斯展开其外交手段和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由于资料条件和研究条件的限制，蔡先生的这项研究只能进展到这一程度，无法继续走下去了； 但这部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为或将会成为后一代学者研究专著的题目 。由此而显示出作者的问题意识——都是那些需要研究、需要解决的真问题。这不就是“预流”吗？
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去北京。我要看档案，档案是无法“馆际互借”的。今天的资料条件是三四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最近十多年互联网和电子书的发展，使得澳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的资料条件差距不大；今天的研究条件也是三四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我在最近的四年中去了两次蒙古国和俄罗斯。我曾坐大巴从喀尔喀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经恰克图到布里亚特蒙古的上乌金斯克（乌兰乌德）；我曾坐火车从北京经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用现代交通手段观察了“商队茶”的行走路线。我也曾到过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远东研究所）——都是十八九世纪的优秀建筑——想亲沾“王西里”等人的余泽，但未能如愿。我还专门去了喀山，看过当年著名的东方学研究重镇喀山大学。到了这些地方，我都会想到蔡先生，他没有机会来到此地。如果他有这么好的资料条件和研究条件，又能放射出何等明亮的光芒？《俄罗斯馆纪事》这部书，是蔡先生在身体与思想双重“饥渴”时期的研究成果，了解了这些背景，方知其难能可贵。
我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恰是蔡先生的“华年”，而煤油炉、晒蓝本，不就是那些“弦”、那些“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