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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中山大学历史系陷于“最低点”，最重要的事实是，名教授们大多过世了，给我们上课的几乎全是助教。我记得，蔡鸿生先生当时也是助教。
中山大学历史系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发了大财。中国古代史就有“八大教授”，著名者即经常被提到的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刘节、杨荣国，还有一些大家现在不太熟悉，像董家遵、何竹淇、曾纪经，也都是非常好的教授。其他领域也有非常优秀的教授，如陈序经、朱杰勤、戴裔煊、陈锡祺等一大批人。一些副教授后来成为大名家，如端木正、何肇发、梁钊韬、蒋相泽……然而，从50年代开始，大学几乎停止了升职称，副教授以上基本不动，本科生毕业留校当助教，60年代才开始招收研究生。如此算起来，蔡鸿生先生从1957年毕业一直到我们1977年进校，当了20年的助教。听说60年代初蔡先生已“拟升”为讲师，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这一批升职最后没有算数。
这大约是全世界大学中水平最高的“助教”了。在给我们上课的助教中，有些人的水准不能以职称相论，今天已声名显赫。一些学生私下对他们有排名。我个人以为，第一位属蔡鸿生，第二位姜伯勤，第三位叶显恩……
当时历史学界还有一个大问题，即要“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历史学本来就是厚古薄今的学问。但五六十年代有一个政治性的口号叫“厚今薄古”。这个口号从什么专业讲都有点道理，但放在历史系会显得别扭。历史系怎样显示厚今薄古呢？结果是教学内容以近代史为主，以中国史为主，古代史、世界史的教学内容大为减少。蔡先生属世界史教研室，给我们上的课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正属于“薄”中之“薄”。大约上了一个学期，每周两节课，我记得大约是“16讲”，应当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我的笔记记得比较全，后来搬家搬多了，笔记本也找不到了。
蔡先生上课很有特点。他只带一张纸或几张卡片，拿一支粉笔。上课铃响了准时开始，讲完了正好响下课铃，也不知他是怎么计算时间的。上课时没有一句废话，板书也有自己的风格。课间休息时就到系办公室看报纸，不与人啰嗦。他后来写作也是如此，没有废话。还要说明的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课程非常少。我记得第一个学期，一共是12节课，三年6个学期，都是如此，最多时也只有14节课。这大约是教育革命的结果，而当时是六天工作制。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由“论从史出”逐渐走到“以论带史”，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作为思想指导。蔡先生上课时，先在黑板上写一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讲一下语录，然后再往下讲历史内容。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引用的语录和所讲的内容对应得这么准，可见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集读得比较熟。我也不知道这一教学方法是否为蔡先生自创，系里许多老师亦采用同样的方法。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话是比较多的。蔡先生的这一方法，有的老师想学也学不到家。姜伯勤先生用同样的方法上课，先写一条语录，然后再展开。但姜先生讲的是两汉魏晋隋唐史，他的语录总是找得不太准——马、恩、列没讲那么多与汉唐相关或相近的话，毛主席讲的也不多。叶显恩先生刚开始上课时也引用语录，后来干脆就不引了。你们在《俄罗斯馆纪事》里看到引用的经典语录，要知道是那个时代的文风。
梁碧莹教授当时从北京返回中山大学，跟我们76级一起旁听了全部历史系的课程（大多是助教上的），用她的说法叫“回炉”。据她称，这些课要比“文革”前她上的课更有内容，对蔡先生的课也很赞赏。她是有条件、有能力去比较的。
那时正是一个学术转折、走向成长的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