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我常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研究，比起自然科学来说要难得多。因为自然科学是寻求自然规律的学科，自然规律本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只要我们的工具得当、思路得当，就不难发现宇宙中的自然规律。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不一样，虽说也有规律可循，但其规律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被反复证明、反复重现。因为人文世界比自然世界复杂得多，以至于人类当前所建立的任何一个孤立的学科都难以对其进行通透的认识与全面系统的理解。

基于人文世界的复杂性，人文学科的研究比起自然科学来说也就难得多，人类学的研究则更难，因为人类学所需要了解的文化事实都是一个个复杂的社会规范总和，包含着历史脉络、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天文节律、经济生活、人际交往、人生礼仪、民间习俗、语言称谓、伦理道德、心理思想、价值理想、宗教信仰、符号象征等等。最为关键的不只是对这些文化现象的深描与解读，而且要对其如何形成、如何变化，以及是怎样的轨迹进行研究。需要厘清这一文化事实体系中文化要素的相互关系，需要了解各文化要素在生境中的应对、调适与变迁；需要了解文化持有者在社会中的个人价值与集体意识；还需要理解这些现象呈现出来的动机以及背后的缘由；更要对这些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网络展开研究，也即是要研究“文化之网”是如何编织起来的；而更为深刻的，是要阐述人在“文化之网”的经线、纬线与结点的位置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可见，人类学研究不止于对这个文化事实体系的某些文化要素的分析，而且需要对文化事实体系的社会规范总和进行研究。

人类学要开展这样的研究，即使在一个比较小的社区聚落里展开研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组织研究队伍，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花费精力、时间和经费等。若要从整体上去研究一个聚落社会的文化事实体系，哪怕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博士、教授，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博士、教授也不可能具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懂历史又懂文化的全能素养。因此，对聚落社会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需要多学科的配合，需要生物学、地理学、气象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进行合作，才能完成调查研究任务。

在田野调查中，对环境的把握比自然科学困难得多。调查人需要通过谈话、举止、表情、社会活动的参与等，给自己的调查对象形成一种刺激，诱导他们按照其文化规约下的规范做出反应。然后根据所获得的这些信息反映，去探索所调查者文化的特征与实质。当然，能够做出信息反映的调查合作者不是一台机器，也不是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的实验对象──能够被自然科学的实验者进行有效的控制，或者被设定在一定的环境下观察其各种变化。也就是说，这些被自然科学家置入实验室的调查对象是完全在环境控制下而被进行观察的。然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象是无法被人类学家所控制的。他们不仅不受控制，而且会对调查者做反向的调查。他们想知道人类学家的调查意图，也想摸清调查人的底细，即使完全弄清了调查人的企图后，也不会百分之百地顺从调查者的意愿，无条件地满足调查人的要求。人类学调查者面对的是活的社会人和有机体，调查者有能力制约研究对象、诱导调查对象，但不能指挥和操纵调查对象。社会科学的实验对象远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活的社会体系，既不能将他们的活动停顿下来以利于研究者的观察，也不能使研究的对象高度纯化。倘若按自然科学的实验来要求，研究对象则不是活着的社会人，仅是活着的生物机体。因此，在田野调查中，不是要调查研究对象服从自己需要的问题，而是要争取与调查对象合作的问题。可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不是研究者对研究环境的控制，而是研究者既不能避开，也不能改变它，只能主动去适应，并在不违反它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对它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图在友好合作、相互信任的环境中开展田野研究。要完成这样的研究任务，不仅需要掌握人类学的基础理论，而且必须具备田野调查的专业技能，以及耐心、合作精神、协调能力和有科学的献身精神。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西方人类学的经验告诉我们，田野调查需要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时间，此外还需要习得田野点民众的语言，这样算下来至少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做这样的田野作业所需付出的努力，是其他学科所难以企及的。

首先，人类学家要在田野里待上至少一年半的时间来参与观察，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人类学家需要不间断地在田野里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要在这“四同”中观察一个农业周期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事实体系。而这一文化事实体系中的各要素并不一定是依次出现，有时是同时出现。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隐性的，有时是相互交织的，也就是说，人类学家即使“在场”，也避免不了某种“缺席”，尚需辅之以访谈等手段而达到田野调查的目的。这样的工作量是巨大的。

其次，在田野调查中，要学会当地人的语言，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只是学一些日常用语，这并不难；难的是要学会用当地的语言进行交流，能够在不经意、非特别安排的场景中听懂当地人“在说话”。我们知道，在熟人社会的语言交流中，其使用的掌故、俚语、谚语、指代、音调、眼神、肢体、响声等都能够表达出特定的含义。这就意味着即使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也不一定能够知晓当地人在“说什么话”。可见，作为一名人类学家要学会当地人的语言十分困难，要听懂当地人的交流则更难，而要能够运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交流就难上加难了。如果真要做到这些，是需要付出常人所难及的努力与代价的。

正是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间长、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合作，以及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等原因，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人员投入经费要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多得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田野点，不需要像自然科学那样去建设，也就是说不需要投入那么多硬件设备，而只需要电脑、摄像机、地理遥感设备、录音笔、微型无人机等。这些设备的投入不是很大，但人员经费的投入却是巨大的开支，不仅有研究者、合作者和翻译者的经费，还有当地人的误工费、各类活动的参与费，等等。

在田野调查中，被调查者在其文化规约下，总会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按照自己的准则去做出相应的回答，或直说，或规避，或公开，或隐瞒，不可能完全按照田野调查者的意愿来回答。人类学家需要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野去获得研究资料，这并非易事。

在面对人类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时，自然科学主张从“外部”出发去加以认知与研究，而人类学研究则坚持（坚信）从“内部”的本地人视角出发。自然科学家使用的分析工具、提出的问题、使用的分析范畴等，都是通过一套外在于被研究者的话语来定义的；而人类学家则是试图将被研究者或被研究人群自身的认知工具作为分析基础。人类学家的这些工具必然与被研究者所处的特定时空有关，且为其所形塑；而自然科学家的分析工具则立足于研究者所处的现实条件与意图。自然科学家以为自己争取的是所谓完全的外部视角，其实不然，因为自然科学家也是要去理解真实的人类在栖居世界中的行为，而这个世界只存在于历史的过程中。此乃人类物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因此，自然科学家在其研究中，就算是他的“外部”视角，也无可奈何地带有“内部”视野。人类学家正是在其训练有素的理论基础上，以其独特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野去获得研究资料，并在“内部”视野与“外部”视野的互动中展开研究，以期对所调查对象的文化获得接近真实的解读。

总而言之，田野调查是一项特殊的科研活动，是人类学学科得以安身立命的前提与基础。田野调查伴随着人类学的创建、形成与发展，随着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其调查方法也在不断地演替。田野调查的历史过程贯穿着三条主线：第一条发展主线是从古典进化论出发，发展到历史批判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进而形成新进化论，强调地方性知识的关注与深描；第二条发展主线是从法兰西学派到新结构主义，进而形成符号论，注重所指与能指的文化信息的收集与解读；第三条发展主线是从德奥播化学派出发而发展起来的人类学博物馆研究团体，长期致力于田野考古，热衷于食物标本的搜集、陈列与标形研究。

有关田野调查的论著与教材也在日益增多。国内已经出版的相关论著主要有宋蜀华、白振声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它主要介绍了20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人类学理论、当前的西方人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民族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民族学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和跨学科结合研究方法。汪宁生的《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该书以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的经验和教训为基础，介绍了有关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本常识，田野工作者走向少数民族地区或内地的偏僻农村或乡镇，应该如何开展工作、如何观察和询问，以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同时，对此书出版之前中国近四十年来的民族调查或社会调查进行了评价。何星亮的《文化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方法》，是第一部综合论述文化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方法的专著，该书分析了田野调查的特点与功能、形成与发展、基本原则和类型及田野调查报告的撰写等，讨论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类型、选题与设计、理论与概念的构建、假设构建、范式构建和各类研究方法。

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还翻译了大量相关的西方著作，如《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通过对田野概念的恰当分解与聚合，对过去和现在的田野思想进行了深刻而有启发性的研究与探讨，从学科与实践的理论叙述到广泛的田野实践，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价值。指出了人类学作为一个概念和一个成长中的学科所要努力的方向。《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一书以人类学这一包罗万象的专业研究为切入点，系统介绍了民族研究的实地调查方法。第一篇是“体质人类学”，主要叙述了人体测量的方法与技术，包括如何选择测量部位、采集血样和鉴别血型，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第二篇是“社会人类学”，叙述了人类学学者进入田野前的基本准备工作，进入田野后如何选择居住地和报道人，接着在社会结构、个体的社会生活、政治组织、经济、仪式与信仰、知识和传统以及语言这七大方面，共列出了1265个问题，涵盖了人口调查、个体的家庭生活、社会组织等共45个小点；第三篇是“物质文化”，共27节，涉及衣食住行、工艺美术和音乐、娱乐游戏以及矿产资源等，共列出了986个问题；第四篇是“田野中收集古法的基本方法”，包括技术设备、发现有价值的古物、地表遗物、岩画和地质特点五大方面的内容；最后的附录部分主要是基于19—20世纪的普通光学摄影技术，提供了冲印照片、包装易碎物品、对大型笨重物体表面进行纸张压模的技术，以及对田野中采集的样品进行分类的基本方法等。《参与观察法》一书对参与观察的方法论，研究的问题，参与观察者进入研究现场及参与到日常生活中，建立和维持师弟关系，观察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制作笔记、记录及档案，对资料进行分析和理论化，以及最后撤离现场等事项进行了分析，提供了大量实用、有趣、新鲜、富于启发的信息。《田野工作的艺术》一书从田野工作的背景、田野工作的“在现场”、作为心智工作的田野工作、作为个人的田野工作四个方面行文，重点在于区分有序的数据采集工作和田野工作之外的一切其他工作。沃尔科特强调，在做田野工作时既要有科学家的系统做法，同样也需要拥有与艺术家充满想象力、创造性的工作相关联的素质，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田野工作的效率。《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一书分别从民族志研究的实用性、民族志研究的理论模型建构以及运用模型阐明研究的相关内容等方面逐一展开，让读者了解到民族志学者，是在发现人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之后，进而阐释赋予人们行为和信仰的意义之所在。《田野调查技术手册》一书是一部精英荟萃、历久弥新的工具书。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自己或同行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的经历，按照学科观察和准确记录的要求，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田野调查策略》一书以在三个大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经验性调查为基础，深入各个角落和领域，从威尼斯的街区到新喀里多尼亚村庄、从精神病诊所到道德稽查队、从机场外国人扣押区到巴黎排外政治会议，向研究人员提出了很多问题：调查者的性别、偏见、情感、承担的任务等是怎样影响人们对所研究社会及其结构的理解的，被调查者的期待、需求及所持的观念是如何改变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认知的，等等。

总而言之，不论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如何实施，最根本的就是要求人类学学者在田野里建立起文化的整体观与文化间的比较视野。文化整体观既是人类学学科的追求，也是其内生的特质。整体观是将人类看作一种具有生物与文化双重属性的存在，既生活在历史中又生活在当下，既有人类的个人行为也有群体行为。文化整体观强调的是整体，而非各个部分的叠加与组合。因此，人类学家就需要在田野调查中建立起文化整体观的观念与视角。而在田野中建立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则是人类学家努力使文化整体观的视角成为可能的尝试，即在人类所有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复杂系统中，寻找其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使人类学家得以在人类文化的比较中去理解人类生活发展至今的一般趋势，更好地把握人类文化的本质。

罗康隆
202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