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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记录来看，那似乎是一九九三年——平成五年的夏天、八月八日的事情。那就是御手洗和我离开日本前往北欧的前一年。那时正处于特别炎热的夏天，我们房间的旧空调一天到晚开着，发出痛苦的呻吟。一想到门外的酷暑，我们连散步的兴致都没有了，他敲电脑键盘，我动笔写文章，两人一整天关在房间里。这时，有一封国际邮件塞进了房间。我记得，那信封带进来门外的暑热，把信握在手心里，感觉握着一股热气。

此刻回想起来，那时我感到兴奋，是挺不可思议的。这个事件并不是谁死了，也不是有人被诱拐了、生死迫在眉睫，特地求助于御手洗的那类刑事案件。通过这一事件，我得以一窥御手洗作为学者的一面。不过，这段经历对我而言一点也不乏味。非但如此，还让我感受到历史的秘密是那么深远、宏大、动人心魄。

我这样子坐在打字机前，回想着那个夏天一系列的事，甚至感觉到某种愤怒。那一年，历史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不是打比喻，是名副其实地改变了。当代历史书的一页，迎来了应该为之改写的事件。但在那之后，世界仍一如既往的冷淡，甚至冷眼旁观。这一事实，也是此刻我要写这本书的动机。当读者们阅毕我即将开讲的这个长篇故事时，究竟会怎样想呢？我很感兴趣。

在这个酷暑，历史性的事件始于我们居住的马车道的一个不起眼的房间。由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开始。可序曲的意味，却较之平时更隐蔽，所以我完全没有察觉，这是一个事件的开头。

寄信人是松崎利奥那。虽然是世界级大明星的来信，内容却没什么戏剧性，仅仅是盛夏的问候而已。信封里除了一张夏日问候的明信片，还有一封寄给她的、来自日本的影迷来信。利奥那是这样解释的：

（前略）洛杉矶也很热。前几天，我的前经纪人说是发现了从前我的影迷的来信，寄来给我。看邮戳，是一九八四年年底从日本寄来的，那阵子我为拍摄《花魁》刚去美国。我最早的经纪人“加斯希尔”的地址是公开的，所以信就寄往那儿了。上周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可读过之后，我感觉其内容不同寻常，你们一定会感兴趣的吧。信中内容并不涉及任何隐私，所以转给你们看一看。

我不明白为何会收到这样的信。或许是因为我在美国，日本的老人家就以为弗吉尼亚跟好莱坞紧挨着吧。

关于信上提及的、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安娜·安德森·马纳汉这个人，前几天我试着打电话去联系，但这位女士已经在一九八四年去世了，她丈夫约翰·马纳汉先生也在大前年，即一九九〇年去世了。我听说他们夫妻很怪，门前杂草丛生，不加修剪，家里有无数只猫，到处是猫粪。邻居们也没办法，极少接近他们。

期待某日与你们相遇。

你们亲爱的利奥那

影迷来信是从横滨的旭区鹤峰本町寄出的，以下为全文引用：

松崎利奥那女士：

我一直以来就十分仰慕您，是您的铁杆粉丝。从杂志采访或者电台访谈等渠道一了解到您爱用的化妆品、内衣品牌，还有您喜欢的西服品牌等，我就马上买来用。杂志只要刊登您当模特的照片，我就尽可能收集。您当主持人的电台节目，我也一期不落。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从小就长得高，做过一些模特的工作，与您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跟您完全没法比。

因此，只要朋友们说我有一点点像您，我就很高兴。希望今后您能一直这样加油下去。不过回头想想，大家写的内容也都与我大同小异吧。您读了，感觉“又是这些”，所以我就此打住吧。

其实这次给您写信，是出于很私人的原因，想来挺怪——抱歉是一个怪异的请求。这是我爷爷的遗言，所以我有义务来完成，就写了。虽然打搅了您，但请您为了我爷爷的心愿读一读好吗？因为爷爷对我真的非常好，简直超过我爸爸了，连我的朋友都感到吃惊。

我爷爷出生于明治时代，经常跟我一起收听您的节目，每个星期都乐此不疲。爷爷眼睛不行，但耳朵还不错，所以喜欢收音机比电视机多一些。爷爷也是您的铁杆粉丝。

某次，也就是定下来由您主演瓦诺文导演的《花魁》、您要前往美国之后，爷爷通过收音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一再求我“给松崎女士写封信”“打电话给松崎女士让她帮忙捎个话”。

我怎么可能轻易就给大明星利奥那女士“打个电话”呢？爷爷有时候有点痴呆，所以一开始，我也不太当回事。但他实在说了很多次，我就问他捎什么话。他说转达一句话：“对住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安娜·安德森·马纳汉女士说‘仓持很抱歉’。”

我问他：“只一句‘很抱歉’就行了？”他说，我想说“在柏林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情”。他甚至很夸张地说，不将这句话带给那个人，死也不安心。

我问他为什么，他什么也不说。似乎有什么秘密吧，他只说希望捎那么句话。我说，就那么点事情的话，自己打个电话跟安娜女士说就行了啊，可他说自己做不到。我开玩笑说，那我代您打吧，他却真的生气了，说绝对不行，你绝对不能见安娜女士。我还问，为什么得利奥那女士捎话呢？他也不说理由。也许他听了广播节目，心有所感吧。

我爷爷上个月去世了。他九十二岁高龄了，很长寿。所以我并不感到特别悲伤，只是临终之际，爷爷把我叫到枕边，这样说道：“我希望向安娜·安德森·马纳汉女士道歉，我真的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情。”他不停地说着，泪流不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爷爷流眼泪。

之后，爷爷又像说胡话似的，再三说要把挂在箱根的富士屋酒店主楼一层魔术室暖炉上方的照片给马纳汉女士看。听了这样的嘱托，我也很为难。可爷爷一再说，只要有这张照片，安娜女士就可以避免遭受迫害了，可安娜女士不知道这张照片或者是忘了。随后爷爷就去世了。

我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家酒店里真有所谓的魔术室吗？我觉得，肯定是爷爷临终之际错认我是另一个人了。可是，置之不理的话，好像挺对不起爷爷的，所以我就姑且写了这样一封信。虽然我爸爸说“没事，不用管它”，但我爱爷爷。您是大明星，肯定超忙，这样的事情不好郑重其事地拜托您，我只是尽义务，仅此一次，写这封信试试。抱歉实在是一封奇怪的信。

不过我最后说一句：爷爷从前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太平洋战争时好像是个上校。所以他不是脑子有问题的人，甚至可以说脑子很好吧。直到前不久，陆上自卫队的大人物还不时地来家里听取爷爷的意见。爷爷还写了两本书，虽然是在小出版社出版的。他说，书跟安娜女士无关，是传记，关于太平洋战争和出兵西伯利亚时的田中义一。

好了，请加油。我很期待《花魁》完成拍摄。对了，爷爷从前曾对我这样说：幕府时代末期到明治那阵子，横滨有个叫“港崎”的、非常大的红灯区。那里的名妓或嫁美国人、或做美国人的小妾，被称为“洋妾”，受尽日本人的白眼。他说，她们在路上会被小孩子扔石头，而这样的坏习惯竟然延续到昭和年代。您拍的影片，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吧。他说，这个红灯区在现今的横滨球场附近，遭遇一场大火之后，搬去了其他地方。

电影上映后，我肯定头一个去看。一出录像带或者光碟，我会马上买下来。我也关注着登在杂志上的拍摄简报。如果让爷爷也看看就好了。爷爷真是您的忠实影迷啊。不妨说，您就是爷爷的苏格兰公主。

哦，还有我爸爸也是您的忠实影迷。他说，您从前去过一次他工作的、横滨站旁的西餐厅。那小餐厅叫“MANOSU”，位于西口的江边。您大概已经记不得了。我爸爸已经六十四岁了，还热心地操劳着店里的事情。

下笔千言，说了一堆怪事，很抱歉。我觉得您是位世界级大明星，定会让全世界观众刮目相看。请加油吧。非常感谢您读完这封信，再见。

仓持百合

御手洗坐在沙发上，双手抱在胸前，两条腿搁在桌子上，不甚雅观。他定定地看着我读信，似乎在等我读完。看我读完了，他马上问我：“石冈，你感觉如何？”

于是，我从信纸上抬起头来，回答道：

“读是读过了，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有什么头绪吗？”

御手洗若有所思地说：

“没想好。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有好几种可能性。”

“怎么讲？”

“太多了，说不出来。先听听你的印象吧。”

“要说印象，什么都没有嘛。首先，这封信现在才被发现已经太迟了。即便我们有兴趣，现在开始调查的话，也为时已晚。这位老爷爷已经去世了，而他请求传话的这位安娜女士也已经死了吧？那个人的丈夫也死了。现在做什么都是徒劳的。”

“嗯，或许是这样吧。”

御手洗也说道。

“是叫马纳汉女士吧？虽然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即便这位安娜女士现在仍活着，由利奥那女士——或者不是她、我们也行，硬是将仓持小姐爷爷的话转达过去，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又不是帮了谁的大忙，只是说‘日本一位叫仓持的先生向您道歉’，对方就说‘哦，是么，谢谢’，就这样了事了吧？”

“大概也就这样。”

“我感觉，即便我们想向这名仓持百合小姐再问问情况，恐怕她知道的都已经写在信上了吧。”

我这么一说，御手洗点了点头。然后，他说道：

“恐怕是这样。其他的呢？”

“老人家痴呆了吧？他认为好莱坞挨着弗吉尼亚呢。”

“那是利奥那的意见吧。”

御手洗说道。

“不过，他这是把整个美国看成一座大城市，就像是说‘因为你在美国，就请你给美国人捎个话’；这就像对我们说‘请你给北海道的某某捎个话’是一样的吧？”

“‘在柏林’什么的，他却又说得如此准确？”

“准确？”

“这位老人说的地点范围，前后是一致的。”

“痴呆老人不是这样？”

“更加混淆不清才是。”

“可是……总之，这是一件挺乏味的事情。”

我说道。御手洗站了起来。然后，他说道：

“你读一下信封上的寄件地址。”

他随即拿起了电话。我边读，他边对着话筒复述。似乎是打给查询热线，想知道仓持百合的电话号码。好像很快就得到了电话号码，他又拨起号来。

“喂喂，请找仓持百合小姐听电话。我姓御手洗。”

然后，他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听对方说话，随即惊呼道：

“去世了？去年？因为交通事故？”

我也大吃一惊。

“那您是哪位？哦，是百合的父亲。那您就是一九八四年去世的老爷爷的儿子，对吧？原来是这样。您好，冒昧打扰了，我姓御手洗。方便请教您的姓名吗？哦？哦？汉字怎么写？明白明白……是寝室的‘寝’、无法无天的‘无’、里面的‘里’，也就是‘寝无里’——是这样的名字啊。噢……挺罕见的啊。我自己的姓也常被人说挺特别，哦，我叫御手洗洁。对对，正是，没错！”

说到这个话题，御手洗总是快刀斩乱麻。

“寝无里先生，关于百合姑娘的爷爷，您知道哪些情况呢？呵呵，完全不清楚啊。老爷爷的姓名是？平八。噢，不好意思，想问一下您太太的情况……去世了。原来是这样啊。那关于平八先生的太太……噢噢，平八先生单身了一辈子。明白了，非常感谢。”

御手洗慢慢地搁下了电话。

“全都去世了？”

我问道。

“对，除了这名父亲，全都不在了。而且，这名活着的父亲，挺会装疯卖傻。”

御手洗没有坐回沙发，来回踱起步来。

“这样的话，可就无从了解了。登场人物全都死了。唯一活下来的人，名字是瞌睡先生。”

我笑了起来。

“又有痴呆老人出场？”

“对，追加一位。”

“你刚才是不是说仓持百合的爷爷一辈子单身？”

我问道。御手洗一边背着我踱步，一边应道：

“对。”

“那怎么会有百合的父亲这个人呢？”

我笑着说，但御手洗不知何故一本正经。有事情勾起了他的心事。但是，我不明白其中的理由。

这样的案子还是头一回。没有委托人，相关人士又都死了。也就是说，无从调查事件当事人，即便查了案子，也没人获益、没人高兴。进一步说，决定性的一点：此事件本身看不出一点有趣的地方。仅仅是一个日本老人捎话给一个美国老人，丝毫没有动人之处。

“没见过如此乏味的案子。”

他也说道。

“噢噢，乏味得很，我差点打瞌睡了。”

我也说道。

“确实乏味，但是，我们此刻比这更乏味。”

御手洗一边回到沙发上坐下，一边说：

“加上外头太热，这样子的话，工作也做不下去。石冈，你不想逃离这个地面全都被石板盖住的城市吗？”

“所见略同。”

我嘴里说着，摸不清他的真实意图，盯着他的脸。

“我感觉箱根的山里或者芦之湖的湖边会凉快一点。我们带上几本书和电脑，在富士屋酒店里头工作，意下如何？”

我吃了一惊，转念觉得这提议也不错，想了想之后，回应道：

“好啊！”

很久没去箱根了。上午漫步在蝉鸣的树林里，下午在树荫下读书。只要这般遐想一下，就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假如不是那年横滨的夏天如此闷热，而御手洗又那么无聊，我觉得，这封信就会被插在厨房信袋里无人问津，就此被忘却吧。